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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我对高校公共基础课——“大一语文”的浅见
【时间:2010/9/18 】 【来源:文史知识 2005年第01期 】 【作者: 吴小如】 【已经浏览3386 次】

一、缘起

    2004年11月的一天,《文史知识》两位编辑同志造访寒斋,谈到当前高等院校所开设的“大一语文”,这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据云,有人认为,“大一语文”应不同于高中语文,它不是高三语文课的继续,从而征询我对这门课的看法。我上过大学,教过中学,后来在大学教了一辈子的书,当然也教过这门课。说“看法”带有评判的意思,不敢当;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见闻和我教这门课的肤浅经验,供关心高等教育事业的读者们参考。这只是个人一隅之见,未必适用于今天的现状,有欠妥之处,还请读者和专家们指教。

    “大一语文”在1949年以前称作“大一国文”,后来从中学到大学,课程中凡称“国文”者一律改称“语文”,于是乃有“大学语文”之名。我是1949年才迈出大学门槛,然后又走进大学门槛的。1941年我初读大学时读的是商学院会计财政系,那时读的“大一国文”纯粹是公共基础课,从学校领导到学生本身,对它都不够重视,只是为凑必修课的学分而已。尽管如此,教这门课的老师是朱星先生,他是无锡国专的学生,曾受业于陈垣先生。他教过多年中学,后来担任河北北京师院和天津师院的领导,学术上有成就,也有知名度。可见在当时,尽管“大一国文”不受重视,教这门课的老师还是有学问的。1949年我开始教大学时,这门课改称“现代文选及习作”,仍是一门公共基础课。顾名思义,它的内容已把古典文学作品排除在外,而重点移到了“习作”上。久而久之,这门课愈来愈不受自然科学各科系的重视,有很长一段时间竟完全被取消。只有文科某些系还设置这门课,而且愈来愈倾斜于“习作”,其性质与旧时的“大一国文”已不大相同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大一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才又渐渐提上日程,出现在各院系的课程表上。因此要谈这门课的内容,必须先了解上述这门课设置的历史背景。但无论是“大一国文”,还是“现代文选及习作”以至于今天的“大一语文”,有两点还是共同的。一、它是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不专为中文系学生开设,但师资却由中文系提供;二、尽管课程内容有所侧重(如由古今并重到有今无古,由“知”与“能”并重到只强调习作,即实践能力),但“知”和“能”二者原是辩证关系,要想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必须不断给学生“充电”,因为学生不是“作文机器”,在他们的头脑里倘不储存着大量的知识库藏,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即讲授这门课的师资力量是否过硬。

二、“大一国文”的两种模式

    据我所知,当年西南联大开设的“大一国文”,模式是十分特殊的。由于西南联大是把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名牌大学合并到一处,师资力量之雄厚可以说无与伦比。“大一国文”既是公共基础课,于是便把所有一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到一起上大课。而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又是大师、名家如林,数都数不过来,好像一个阵容无比强大的剧团,每一位都是独当一面“挂头牌”的人物。这些名教授一人担任一讲,轮番给学生上“大一国文”。全体学生在上这一门课时,可以把所有中文系的“老师大儒”的拿手杰作都品尝欣赏一遍。讲授者自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人都有展示自己“绝活儿”的机会,而听众却得到最高水平的学术享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分头复原,这种模式的“大一国文”也就不可能再现。但得到实惠的是那时在校的学生。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为例,他从科学家的视角,以批判眼光来评论《周易》,可见他在国学方面的造诣,恐怕比眼下文史哲各系从事专业研究的硕士、博士们要高出几倍。而我们从这一模式中却可以看出至少有两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是当时校方的领导者、决策者对“大一国文”这一类公共基础课是重视的,不然就不会采取这样的安排。二是这些知名度相当高的教授(如清华的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诸先生;北大的罗庸、游国恩、沈从文诸先生)都无条件地投入“大一国文”的教学中去,这无疑就大大提高了课程本身的质量,尽管这一模式后来没有再形成,但还是值得借鉴的。

    1946年,我以商科二年级肄业的资历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做插班生,没有再读“大一国文”,故情况不详。但根据清华的要求,一个本科生必须修完学校指定的公共基础课。当时我应补修的课程不少,这些课程的设置完全可以作为当时“大一国文”的参照系数。我选修了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张岱年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专讲西方哲学),吴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和李继侗先生(他是生物学界权威,后来担任过内蒙古大学校长)的大一生物学。这些课都体现了我前面说的两点,即校方对这些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十分重视,和由知名度很高的教授担任。而且从这两点,实际上也反映出学校办学的总方针和知名教授们对讲授公共基础课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这些课程都是全校各系科学生必修的大课,讲起来很吃力,但学生却从中受益匪浅。从我个人来说,一生中能听到这些大师讲课,是极难得的机遇,这使我感到骄傲和幸福。这些课虽不同于西南联大所开设的“大一国文”的模式,但它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1947年我转学到北大中文系。我曾受俞平伯先生、废名(冯文炳)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亲炙,但同时也知道,这些名教授都各教一班“大一国文”,并配备助手批改习作课卷(如俞先生的助手是吕德申先生,他们合作了一学年),是分小班上课的。这种模式一直保持到1949年以后,即使改称“现代文选及习作”,模式也没有变,只是任课教师大都是年轻人,自然不再配备助手,批改作文课卷也全由教师自己包办了。我从1951年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北大中文系,直到1954年始终担任“现代文选及习作”的教学工作,除中文系外,还先后教过东语、哲学两个系的一年级新生。当时我并未感到任何负担,也没有感到时间上浪费和影响自己的进修,对改作文也未觉得厌倦。因为我是中学教员出身,知道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跨过这一磴台阶。当初我读初中时,曾在南开中学教国文的何其芳、陶光、华粹深、孟志孙诸先生,以及读高中时曾在工商附中教国文的朱经畲、朱星两位先生,后来都成为大学教授。可见教中学语文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是教大学的一条必经之路。如果没有中学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那我后来读大学中文系,乃至在大学中文系教书,说不定还没有今天这点资本。

三、我教基础课的点滴经验

    我教“现代文选及习作”时年龄不过三十上下,没有什么学问,经验也谈不上,不过教得比较认真而已。教东语系一年级时,有过这样一件事,班上的同学不够团结,好像对班主任也有些意见。我是从学生的作文中察觉的,那时并没有人让我怎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请示,只是感到有责任把学生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于是分头找个别同学谈话,并在批改文卷时提出个人意见,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最后矛盾解决,学生们心情也舒畅了,仍是从作文中反映出来的。事后有同学向我表示感谢,认为我教书不忘育人。我这才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上来,反而一度有些惴惴然,感到自己教书教出了圈儿。最终认定,我所做的事并没有错,而且这样做是一个教员分内的工作,不能说“出圈儿”。我给哲学系学生也教过一年“习作”,自以为成绩平平。若干年后,有一次同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闲谈,他说他问过留在系里工作的一位教员,读一年级时上“习作”课有没有用。那位同志答:“也有用也没有用,要看是谁教课。”而他则认为这门课对他还是有用的。张先生问他那一年的“习作”课是谁教的,他答道:“是吴小如先生。”我听后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深幸自己没有失职。看来一个教师只要黾勉敬业,学生们是不会忘掉自己的。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类似“大一语文”这样的课程我还教过两门。一门是1959年为北大中文系文献专业第一班入学新生开设了一学年的“古文选读”,另一门是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的“历代散文选”。由于文献专业强调学生的知识面要宽,我便采取了由浅入深的进程。开学之初,我选讲的教材有《齐民要术》(农业)、《天工开物》(工业)、《梦溪笔谈》(自然科学)和《世说新语》(文学)等,学生们听了不觉吃力。然后循序渐进,到学年快结束时,我讲了司马迁《报任安书》、王充《论衡·自纪》、刘知几《史通·自叙》和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大块文章。中间有些文章已见于中学语文课本,如《兰亭集序》、《醉翁亭记》等,学生不想听,我说你们不妨听一听,试试看。结果学生说,同样一篇文章,就是同中学听讲时感受不一样。可惜这门课我一生只讲过这一次,没有积累下更多的经验。

    “历代散文选”我讲过不止一次,多半是“分片包干”讲的,只讲“一条龙”中间的一个片段。而从先秦讲到近代由我一个人讲完,这一生也只有一回。我在讲作品前先用几节课简略地讲一遍中国散文史(有的老师反对这样讲,其实在中国文学史课堂上讲散文史的比重极小,学生并没有感到重复),给学生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印象,然后再按朝代顺序讲作品,学生便不致感到零散琐碎。可惜中国文学史这门课与作品选时分时合,时至今日,因课时愈来愈少,学生已无接触多少作品的机会,甚至连中国文学史也不能完整地讲完,于是连“大一语文”的作用也起不到了。

四、小小总结

    归根结底,“大一语文”毕竟是一门公共基础课。要想让全体学生重视,首先要学校领导人和决策人对公共基础课重视,这是同一座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紧密相关的。所以要开设“大一语文”这门课,关键在于领导人和决策人如何对待它。如果重视不够,这门课不如不开。其次,给全体学生上公共基础课,并引起学生重视,必须有过硬的师资,也就是说,请知名度高、具有权威性的教授来讲课。第三,任课的教师必须具有奉献精神,任劳任怨,黾勉敬业,并且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既对学生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学生实践的能力。有了这几条,不愁学生对这样的课程不感兴趣。我很快就八十三周岁了,年老体衰,只能纸上谈兵,追溯一点过去教书的印象。如果倒退二十年,我真想主动请缨,再给学生讲一次“大一语文”。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后起之秀了。

    2004年11月

    (何二元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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