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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永: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时间:2009/12/21 】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32期 】 【作者: 张雪永】 【已经浏览3879 次】

    内容提要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作为近代著名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的管理者试图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但最终国文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化,由“道”转变成了“术”。

    关键词  知识系统 转型 工科大学 国文教育 道术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人表达和交流的基本工具。无论古今中外,语文教育总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其中母语教育又具有首要地位。但在近代中国,在西潮的冲击下,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应该如何进行母语教育却成了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困惑的问题。

 

    考察缘由,盖因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大量西方观念涌入,却一时无法找到适当的中文词汇来表达。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赖以思想、言说的语汇和概念,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还或者刚刚产生,或者闻所未闻[1]。在知识系统转型中,传统的知识体系“四部之学”逐步演化成现代的“七科之学”[2]。从“四部”到“七科”的变化是巨大的:在知识内涵和外延上,“七科”中自然科学的部分在“四部”中或者没有,或者数量很少,处在边缘,其学科建构主要依赖外来输入,亦即这些学科知识首先是其他语言和文字承载的。原本作为知识基本载体的本国语文,反倒成了专门的学问。但中国人毕竟要说中国话,中文——按当时的叫法为国文——教育仍要进行。但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显然出现了分裂和对立。这种分裂和对立,从纵向看,教育程度越高越明显,最明显的在高等教育阶段;从横向看,越是传统中国缺乏的学科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工科。所以,近代国文教育最大的断裂代在工科大学。因此,考察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可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近代知识转型的理解和认知。

 

    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的,后隶属和校名几经变迁,在清朝先后隶属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到民国时期,先后隶属交通部和铁道部。用过南洋公学、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等校名。1920年,交通部把部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传习所、北京邮电学校合组为交通大学,不久又分立为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1928年再次组建交通大学,直到抗战之后[3]。考察交通大学的历史,庶几可以勾勒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轨迹。

 

    本文即以交通大学为中心,考察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所经历的演变。

 

一、以“国学”为取向的国文教育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自鸦片战争之后即被中国士人感知。随着西学更多地涌入,感知也越发真切,危机感便也越发强烈。西学不能弃之不用,中学也要得到保留,“中体西用”自然成了大多数中国士人的选择。表现在教育上,不得不逐步废科举,兴学堂,创立近代教育系统,并在学堂中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系统讲授西学,同时又设置相应课程以传承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4]

 

    交通大学即是如此。盛宣怀想把南洋公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在他所拟的《南洋公学章程》中说的很清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再传授“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5]1907年,学校改隶邮传部后,把学科主要方向定位于工科,但办学宗旨仍袭前制:“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6]

 

    唐文治掌校的十几年中,这个方针得到了认真实施和进一步的加强。

 

唐文治(1865-1954),江苏太仓人,1892年进士。先后在户部、总理衙门、外务部、商部、农工商部任职,于19069月署理农工商部尚书。12月,丁母忧,并由此退出政坛。次年秋,出掌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直到1920年卸任,凡14年。唐文治1901-1902年两次出洋,考察了日、英、法、比、美诸国。出国所见所闻,使唐文治大开眼界,深受触动[7]。科甲正途出身,在多个部门任职,加上出国游历,这份经历决定了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既“着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8],又注重实学,大胆学习西方同类高校的制度和措施。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各科国文课程表


 

 

 

资料来源:《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8页。原表土木、电机二科表中“国文”误为“法文”,航海一科课表无国文之名,《人伦道德》和《中国文学》是内容和国文最近者。

 

    就“极意注重中文,保存国粹”一面说,首先体现在各科的课程设置中,国文比重很高。从上表可见,铁路、电机两科,国文贯通学生入学到毕业始终,总学时达到18学时,而两科总课程不过18门和14门,国文占了总学时的9%

 

除此之外,唐文治还组织了星期日的课外国文教学,并亲自授课。1908年后,又每年举办国文大会,经层层评选,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发给奖牌、奖品,并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这些措施直至1920年,未曾间断[9]

 

唐文治还亲自编订国文讲义,并向交通部推荐:“本校长……爰就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并于公余之暇,辑有高等国文讲义全部。首论国文大义,次及古人论文,并采取本原及乎阴阳刚柔各义,虽未敢信为足以问世,而就本校行之数年,固以略著成效。查是项国文讲义前年印刷之初,业经先后咨送大部在案。方今民国代兴,政体改革,学制更新……是项讲义似将不适于用,然就目前国文程度而言,以之饷大学生徒,恰为合宜。”[10]

 

由于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交通大学的国文教育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学校师生对本校的国文教育也颇感自得,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这段时期时认为,“本校国文一科在昔注重精研,故能成绩斐然,为他校冠。”[11]

 

二、国文教育的危机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交大的国文教育出现了问题。首先表现在学生对国文课程的轻视甚至排斥。遇到国文课,学生或者逃课,或者打瞌睡,或者看流行小说[12]。这种情况看来不止交大一家独有,同时期清华的学生也采类似的态度对待国文课程[13]

 

交通大学的管理者也觉察到国文教学和学生的国文水平在下滑,并试图谋求补救。校方分析了国文教学问题的状况和原因,认为:“自改组大学(按指1920年交通部将部署四所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以来,科学程度提高,功课渐繁,遂致国文成绩不如往昔。年来毕业学生离校之后,多感文学肤浅,应用上不能愉快。”[14]

 

校方把国文教育水准下滑的原因归纳为科学程度提高和功课繁重两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却不是在1920年之后,可以追溯到更早。在1913年,学校遵教育部指示,铁路科改为土木科,电机科改为电气机械科,同时大幅度地修订了课程计划,铁路科的18门增到土木科的28门,电机科的14门增到电气机械科的23门。在课程结构上,专业课比例大幅上升,公共课相应大幅下降[15]。国文课停开。1918年,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才恢复国文课,但学时数为一年级每周2节课,二至四年级每周1节课,总共10节课,只比原来三年制时18节课的一半略多[16]1920年,交通大学组建,国文课再度取消[17]。至少从学时上看,国文课时的减少在1913年就发生了,中间虽小有补救,但已不复当年盛况。

 

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当然是专业课的增多,亦即校方所说的“科学程度提高”和“功课日繁”。这个趋势实属正常。中国新式教育产生之初,最大的问题即在于师资的严重不足,在工程教育方面尤显突出。很多应开的课程因为教师缺乏无法开出,只好用其他课程顶替。交通大学早期国文课程偏多,固有教育宗旨的原因,也有基于实际情况的无奈。民国以后,由于新式学堂的多年积累,留学人员渐次回国,师资问题渐渐缓解,课程设置自然要大幅调整。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表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专业课程的讲授方式。唐文治之所以弃官从教,原因之一就是痛感中国教育的落后和科技人才的缺乏,他对学校的期许就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要成为一流,自然要取法乎上。在唐文治长校期间,在教师聘任上,讲授专业课程以外籍人士为主,先后达到十几人[18]。为使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准,各专业课程的教材也直接购自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很自然地,课程授课也是用英语讲授。据凌鸿勋回忆:“唐先生对办理学校提出‘求实学、务实业’的口号。他聘请第一流的教员,其中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包括英、美、德等国。……我进此校后,除国文外,大部分都是直接用英文听讲。”[19]

 

由于学生来自各省市,英语基础不一定能达到要求,所以学校采用了各种办法加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在课程设置上,与国文课取消或减少课时相对照,英文课时却开始设立。在1913年之前,课程表上尚无英文课程,到1913年,伴随国文课的取消,规定了6学时的英文,此后一直持续。课外的英文学习活动也丰富多彩。早在1910年,唐文治就规定,于正课以后添设西文补习课:“现在上、中院各生班次益多,外国文一科,除英文外尚有德文、法文,程度或未能一律,而学生之努力想学者也愿于正课钟点之外加功补习洋文。本校每日正课均于下午四点三十分为止,现定正课完毕之后添设西文补习课,以一点钟为率。……计分英文为一科,德文、法文各一科,程度尤高者,并设拉丁文一科。”[20]同时决定设立学生社团英文会,以“会话、演讲、背诵为主”。和自愿参加的学生社团不同,规定“本校全体学生一律为会员。”这其实已意味英文非正式地进入了课内学习。而且英文会不仅全校设立总会,还以各般为分会,并每周举行活动。因故不参加需请假,并有严格的惩戒制度:“会员有临时不能到会者,须先期致函书记员请假,如有故意规避或不预行告假者,每次罚银一角。在英文课及用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次者,专科生罚铜元两枚,二、三、四、五年级生各罚铜元一枚。”对比星期日的国文补习,重视程度殊别立见。每学期在大会堂举行一次大规模活动,校长亲自参加,对于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21]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文和学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文则似乎可有可无,学生自然重视英文而忽视国文的学习了。尽管1922年后,国文课程再次恢复,但收效似乎甚微。

 

科学教育和国文教育的冲突,唐文治其实也早有觉察。“自西学东渐,恂愗之士,颖异标新,以为从事科学我国文字即可置之无足轻重之数,用是十余年来各处学校国文一科,大都摭拾陈腐,日就肤浅,苟长此因循,我国固有之国粹行将荡焉无存。再历十余年,将求一能文者而不可得。……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22]但欲求中国富强需求科学发达,科学最发达地为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是用英语表达的,不习英语则无法学好科学。唐文治虽意识到科学教育必然挤压国文教育,使国文教育边缘化,也仍然回天乏力。

 

三、走向工具化的国文教育

 

面对国文教育的不振,尽管一时想不出根本的办法,但总要力所能及,寻求补救。校方提出三条解决办法:改进教材;改进教学法;恢复唐文治掌校时的旧例,举行国文比赛。

 

国文教育不受学生喜欢,在学校各学科中日益边缘,比起学校的管理者,教师们自然是觉察更早,也更有切身的危机感。教学内容的改进,教师们在稍早已经开始探索。例如选择和专业更相接近的教学内容,多从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选取,但效果似仍不佳。

 

对于国文比赛,针对学生缺乏兴趣,除通常的奖品、证书外,学校还采用半强制的办法,即把国文比赛和国文课程的成绩挂钩,获优胜可以加分,不参加则要罚分[23]

 

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学生并不十分买账,认为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位学生评价说:

 

“我们觉得我校国文教授上的效率已是等于零,难副教务当局和社会上老前辈的厚望。概括说,一,内容陈旧;二,和中学重复。四五年前新潮杂志上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翻起上海的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一看,里面说工业的占不到五分之一,连篇累牍都是什么大学中庸的序,题校园红叶的诗。若是不看封面,我几乎以为是一本国粹学报。难道这就是工业专门学校所应当表示的成绩么?’”[24]

 

尽管对学校和教师的努力几乎全盘否定,但在判断国文教育效果的标准上,和管理者的认知是一致的:“不能适应需求叫低落,学工业的学经济的不能把所学的充分地用中文表现出来,这种自我表现力的薄弱叫做国文程度的低落。”[25]前引校方对学生国文水平下降的认知中提到:“年来毕业学生离校之后,多感文学肤浅,应用上不能愉快。”都把能否流畅地表达作为国文教育效果的标尺。

 

在提出的对策上,和学校所提也有相类之处:

 

“第一审定我们所要求的是怎样的一种语文?第二统计程度,全校几百同学之中到底有几分之几是优美的,几分之几是通顺的,几分之几是低劣的?第三,选择教材,根据第一项的程度,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教材?第四,改聘师资,根据第一项的标准,第三项的教材,聘请相当的人才到这里着实整顿一番。”

 

对国文水平标准认知的变化,提示着国文在现代知识系统中微妙然而巨大的地位变化。

 

在唐文治看来,国文决不仅仅只是表达的工具,它承载着民族文化。国文教育水准关乎文化传承和民族兴亡。他论证说:“窃维国家之强弱,人类之存灭,其维一之根源在文野之判。旷观世界各国,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乎!存乎!否则,其国家其人类弱乎!灭乎!”进而谈到文字和文化的关系:“我国文化胚胎独早,溯自书契之造,以迄孔子缵修删定,微言大义阐发靡遗,二千年来历代相承,皆得奉为依归者,悉赖此文字之递嬗不息。是以圣门受教首文,而孔子自言,文不在兹,厥谊可证。”[26]

 

南洋公学的首任总教习福开森也回忆说:

 

“何梅生[27]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不管这些学生对其它学科掌握得多好,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上海学校)总的目的与北洋大学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学习汉语。……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培养文人的子女懂现代学科,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规范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北洋大学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像装附在中国文化表面的一层饰品,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规范的语言表达新思想的人们,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变成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28]

 

这个目标看起来立意高远,令人期待,但其实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道”和“术”的区分,前者是实践智慧的最高境界,主要表现为伦理纲常,后者指各种具体的操作途径或方法。道为本,术为末,在二者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以道驭术”。在交通大学的办学目标中,一方面提出保存国粹,另一方面要讲求实学,虽然重申了“以道驭术”的意图,但其实同时提升了“术”的地位,隐含了“术”从“道”中分离的可能。

 

在科学教育蓬勃发展中,国文也并非绝对受到学生的排斥。1924年以后,清华大学学生对国文兴趣上升,表现为图书馆中文图书出借率上升和学生课程调查排名第五位。调查者给出的原因是受到五四运动和爱国思潮的影响及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家的鼓励[29]。但对国文教育目标的认知却大不相同了。当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都认为,能否流畅地表达是国文水平的最高标准时,对国文的掌握已经和传承民族文化无关,而是与测量、矿冶一样,变成了一门技术。

 

我们试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的变化稍做分析,因为入学试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学生国文水平要求的范围和深度。笔者所找到的有1924192519261931年四个年度的试题。

 

1924年试题为:(一)集众思广众益论;(二)孟子论性善,扬子论性恶,荀子论性无善恶,韩非子论性有上中下三品,各有所见,究以何说为是,试详论之。(任选一题)

 

1925年为:(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说。(二)名耻教战论[30]

 

1926年为:(一)国事扰攘,内战不息,实业衰颓,民生憔悴,言救国者或主急进,或主渐进,或议改革政治,或倡振兴实业,诸生志愿来此,对于求学目标救国方法究具何种见解,试各详言之。(二)唐宣公奏议为世推重其佳处何在,试约举之。(三)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文字之衰有何影响,试略推举以微宏识。(四)有宋文学大家欧苏曾王外何人可入大家,试略论之。(五)文与字如何区别[31]

 

1931年各学院不同,科学学院及工程学院为作文两道:(一)古代称百官为百工论;()论我国工业不兴之原因。国学常识五道:(一)何为四科;(二)何为九流十家试举其名;(三)以下诸人生在何朝代:司马迁刘勰王充孙诒让王念孙;(四)试举汉唐宋元明五朝之文章大家各二人;(五)翻译古文(原文较长,从略——引者)。

 

管理学院也是作文两道:(一)我国古代重农轻商说;(二)论商业与农工之关系。国学常识五道:(一)孔子弟子中谁最重视商业谁最重文学;(二)何谓十三经请举其名;(三)何谓六艺与六义;(四)以下诸书何人所著: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史通义陆宣公奏议;(五)翻译(即古文今译,原文较长,从略——引者)[32]

 

1924年、1925年试题似乎是改良的科举策论,和现时代毫无关联。1926年和1931年分别有救国方法的探究、工业不兴的探讨、农工商关系的议论等题目,已经向现实靠拢。1931年针对理工和管理不同考试分别命题,更显示了考察的针对性。但和同时期其它大学相比,又可有进一步的认识。下面试比较1929年交通大学和其它几所大学的国文入学试题。

 

交通大学上海工程学院试题:作文(选一题):试各述立身之大本及为学之方针;交通事业与国家之关系。

 

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试题:论絜矩为平天下之要道;吾国交通亟需整理应以何务为先。

 

国立劳动大学试题:中国劳动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略述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优劣;复句有几种并各举一例;唐宋元三代之文学有何特点。

 

复试题为:我的人生观;唯物史观述评;现在中国学术以何种为最急需,能略言之欤;对于革命前途的观察。

 

国立清华大学本科一年级试题:作文(任选一题):北平印象记;上海印象记;我的朋友;男女同学。本科二年级为:文学与科学;人生;信仰与怀疑

 

国立中山大学为:作文任选一题:(一)荀卿曰“:伦类不通,不足为善学”。《学记》亦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试释其立言之旨趣。(二)中土学术,恒因外学之输入而创蹊途。试就六朝唐代之印度思想,晚明以来之欧洲学术论列其影响。

 

国立中央大学为:善政不如善教说;太史公传游侠,其意何在,试推论之;节葬论(任选一题,用文言。)[33]

 

五所大学(交大两院视为一所)中,劳动大学和清华大学试题最为“现代”,但侧重又有不同:前者重在考察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后者则纯粹从日常生活着眼,恐怕最受学生欢迎,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大学的产生和成长背景。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从出身看应是最“革命”的大学,其试题却颇有古风,尤其中央大学,竟明言用文言,让人深思。交通大学介乎二者之间,古今兼顾,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从清末中学与西学对立和融合背景下走来的工科学府左右顾盼的心境。

 

1930年,交通大学聘陈柱为系主任,明确把国文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应用上:“盖本校同学,是研究铁道管理或工程者,将来毕业后,无非服务于铁路工厂及其他关系交通及工业之机关。最大需要中,未免有文字表现之一格。表现于文字,不能出技术行政问题之外。而余之施政方针,即肆力于此。”并具体分析说,“(一)关于技术者。谋各种技术之发展(尤其工程方面交通管理方面)贵在参观考察,以资比较。然后效彼所长,革吾所短。庶几事业蒸蒸日上。而参观考察之时,端赖文墨之助,或随时随地速记,或作报告。苟文字不能清顺畅达,端不能书写自如,动人耳目,故现在宜积极操练。(二)关于行政者。将来同学中苟身为厂长、铁路局长,或建设厅长,有所晓谕,自能下笔千言,不特自由,抑且恺切。而此等文字,不特清畅醒目为是,且须不失体制,不落褒贬。故非熟谙此等文笔,不克如意也。”[34]这意味着,交通大学的国文教育彻底完成了由“道”到“术”的转变。

 

从学生角度看,似乎不太能感觉到变化,因为“工程学生,大家读英文和国文,一定不能像念数理化那么起劲。”只是“文字仍然是一种工具,我们仍不能拆它的烂污。”[35]由于学校和教师不断地劝导,似乎也逐渐理解了教师的困境和苦心,加上必须通过课程的压力,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注释

 

[1] 代表性的论述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载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2004年版。也有学者认为四部是图书分类而非知识分类,参见黄晏纾:《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成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 参见《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竢实扬华自强不息——西南交通大学校史》,〔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在叙述具体史实时用当时的名称,在总体叙述和评价时用交通大学的名称。

 

[4]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5][6][8][10][11][14][15][20][21][22][26][28]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第201页,第224页,第163页,第539页,第540页,第232-233页,第186-187页,第188页,第162-163页,第163页,第9-10页。

 

[7] 有关唐文治生平,详见余子侠:《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16] 《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第75页。

 

[12] 曾有学生以诙谐口吻记述大一国文课情形,颇为传神,大略引述如下:“(同学)有的拿了各种小说如《星期六》、《半月》、《游戏世界》、《留东外史》、《红楼梦》等等在那里鸦雀无声的细看,有的高声谈论军国大事,有的我摸你一下,你打我一下的在那里练习柔软体操。……(教师进门后)叹口长气说:‘当教员是顶顶起底,当教员而当到国文教员更加起底,当国文教员而当到大学的国文教员,真叫做触霉头。’”发完讲义,即有学生用来擦拭桌椅。讲课开始后,亦小动作不断。教师讲完,尚差几分钟下课,学生即集体以脚磨地,以示催促。《本一国文堂上的写真》(何:疑“大一国文”之误),载《南洋大学学生生活》。该文署名W.L.Y,也引人遐想。文后有编者按,忆及自己在天津高工、唐山大学读书时也是此般情形,闻及清华国文课题也大体如此,可见至少是工程院校普遍情形。

 

[13] 梁实秋:《清华八年》,〔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8页。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4页。

 

[17] 据《交通大学课程一览》,1922年。

 

[18] 参见《高等实业学堂时期沿革》“教职员之聘任”,《工业专门学校时期沿革》“教职员之聘任”,《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132-138页。

 

[19] 沈云龙等:《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第10页,转引自余子侠:《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23] 按比赛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应一律考试。除另行给奖外,本次考试成绩亦加入本学期积分计算;大学一年级及中学各级之给奖,以级为单位,每级择优奖以奖牌及书籍等件;大学其余各级,择优分别给以奖牌或书籍,其论理确切、文字优长者,得由学校将其论文印成单本,以广流传。备做题目四道:问春秋时向戌弭兵、战国时墨子非攻,均为得收效果,其故安在;欧美工业制度是否适用于我国论;收回路电权议;呈交通部,请提议以各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筑国内各干路,以其余利补助教育文。从题目看,第一道虽典出古代,但寓意仍在现实,后三道更是和时事直接相关者,反映了出题者尽量贴近学生关注点的苦心。《举行国文比赛之公布》,载《南洋旬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12月。

 

[24][25] 《谈谈我校的国文问题》,载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编印:《南洋周刊》,第四卷第六号,1924428

 

[27] 何梅生,名嗣焜,江苏武进人,曾是李鸿章幕府,候补知府,1896年任南洋公学首任总理(即校长),为发展南洋公学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29]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5页。

 

[30] 载南洋大学两广同学会会刊《南针》第一期副刊,192635

 

[31] 载南洋大学两广同学会会刊《南针》第二期,19261010

 

[32]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编辑:《交大周刊》迎新专号附录,19329月。

 

[33] 各校试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协社编印《投考津梁》,1930513

 

[34] 《国学系陈主任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编辑:《交大周刊》创刊号,19305月。

 

[35]载南洋大学两广同学会会刊《南针》第四期,19315月。

 

〔责任编辑:天则〕

 

作者: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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