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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癸卯笔记
【时间:2024/3/15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139 次】

 

本文将过去一年里笔者在各种会议发言、各种其他场合(如大学语文教师群讨论、个人微信公众号等)发表的言论,以及等待出版的《大学语文课程论》专著中的一些观点,回顾并摘要如下。

癸卯学制是中国现代学制的起点

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农历癸卯年。农历年天干地支配合60年一循环,上上个癸卯年是1903年,是中国现代学制的起点,也是现代语文学科(包括大学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学制在起点上,又称“癸卯学制”。学制发布的时间是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时已是公历1904年1月13日,所以从现在通行的公元纪年讲,现代学制的起点是1904年,于今正好120年。

中国传统教育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

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叶圣陶也说:“从前书塾不像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但是这个“大语文”,在现代学制的起点,便已经结束,今天我们已不可能倒退到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

中国现代语文成了一门形式训练学科

癸卯学制(通过日本)引进西方分科教学,原来“大语文”中的文史哲等内容一一独立成科,最后全部内容都独立出去,现代语文学科成了一门没有自己内容的学科。

一个没有自己内容的学科为什么还能成立,而不是干脆取消?因为它还有形式训练的重要功能。新学制的主要拟订者张之洞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文章”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初的叫法——这就是语文学科存在的理由。

现代语文学科是一门公共必修课

“文以载道”,是说“道”的内容还需要“文”的形式来承载——其实何止是抽象的“道”,现代学制各门具体的学科,哪一门哪一科不需要“文”的承载?于是现代语文学科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

语文学科的“凭借说”和“例子说”

然而任何学科都必须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现代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内容,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其他学科的内容再借回来,凭借这些内容做语文训练的例子——这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凭借说”和“例子说”。

语文教科书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论语》是哲学(或伦理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哪一篇课文是“语文”?语文课就是凭借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等学科的例子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

语文教学的“本体”和“借体”

从表面上看,现代语文学科仍然是一个“大语文”,因为它凭借的仍是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在传统“大语文”中是学习的“本体”,而在现代语文学科中已经成为“借体”。那么现代语文学科的本体是什么?是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字词句章语修逻文”,但不如“语言文字听说读写”更便于操作)。

于是内容与形式的地位转换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会发生转化)。《文汇报》有一篇社论说得好:“‘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这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就写文章说,语言文字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但是,在语文教学中,情形适得其反。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现代语文学科的定义

因此笔者给语文学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现代语文学科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同时以训练所形成的能力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服务。

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

然而这个道理12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对于国人来说,或者虽然看见,却假装看不见。由于长期来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以及对于“形式主义”这顶大帽子的规避,人们不愿意承认语文是形式训练学科这一事实,于是,一百多年来语文一如既往地被上成“内容课”,即上成政治课、文学课、历史课、地理课,以及其他种种内容的课。

吕叔湘之问

这就导致现代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吕叔湘先生大声质问:“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其实怪事不怪,以一门功课的时间精力,学习所有其他学科的内容,还能学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形式学科”不是“形式主义”

所以解答吕叔湘之问,一定要坚持语文是“形式训练学科”的观点。形式学科不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讲形式不讲内容,“形式学科”则从两个方向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内部说,语文以其他学科的内容为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形式训练;从外部说,语文训练形成的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还要能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服务。

“形式训练”以一驭万,化繁为简

语文以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假如上成内容课,势必包罗万象,杂乱无章。而从形式训练方面说,所谓语文就是“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这八个字,只要抓住这个枢纽,语文学习就能以一驭万,化繁为简。当然具体操作并不那么简单,每一篇课文如何落实“听说读写”,每一学段如何科学设置“听说读写”训练,仍需要一课一课研究,一段一段研究。下面略举几例。

以文体教学为例

文体是文章形式的分类。语文教材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单元划分。有人说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文体,因此是一种“伪文体”——这是不懂语文教学中还存在一种“教学文体”。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就是从语文所凭借的其他学科的内容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教学文体”,最集中地体现了语文形式训练的特征。

夏丏尊和叶圣陶曾以《项羽本纪》为例说:“一篇《项羽本纪》是历史科的材料,要当作文章去求理解,去学习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是国文科的工作。所以在国文科里读《项羽本纪》,所当着眼的不应只是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应是生字难句的理解和文章方法的摄取。……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

这是“课文只是例子”最好的范例。语文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不是要教历史知识,说明文不是要教地理知识,议论文不是要教哲学知识,它们都只是文体教学的例子——历史类课文是学习记叙文的例子,地理类课文是学习说明文的例子,政论类课文是学习议论文的例子,学会记叙、议论、说明的文体形式,可以帮助文史哲等学科的学习。

再讲讲语文与文学

语文与文学有最密切的关系,有一种辞书甚至就把“语文”注释为“语言文学”。但是语文课并不是文学课,在癸卯学制中,文学就已经从现代语文学科中独立出来了。后来语文学科把文学内容重新“凭借”回来,而且占了课文很大篇幅,这是因为文学是学习“语言艺术”最好的“例子”。

笔者曾给语文学习下过这样的定义: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文学),语文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文学)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这个定义说明了文学在语文中的位置。

至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史等等,以及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等,那是中文专业课的内容。语文是公共基础课,不能上成中文专业的文学课。

朱光潜论语文与文学

如何从文学作品中学习语文,朱光潜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可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

语文与课程思政

语文最需要解释的还是和思政教育的关系。思政教育是一个系统,所谓“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所有课程都要承担起思政教育的责任,形成一种合力:政治课,要教给学生正确的三观;历史课,要让学生热爱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课,要让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文学课,要让学生热爱我们的文学,建立文化自信;语文是母语教育课,要让学生掌握与热爱自己的母语,同时为政治、历史、地理、文学、文化等课程提供语言文字支持,语文课所承担的思政教育任务不可谓不重。

例子也要有政治性、人文性

说语文是形式训练课,课文只是“例子”,并不等于可以随随便便,可以不讲人文性。这本是所有课程的共识,譬如数学课,我们说,小明昨天做了一件好事,小明今天又做了两件好事,小明两天一共做了几件好事?而不会说,小明昨天杀了一个人,小明今天又杀了两个人,小明两天一共杀了几个人。因为人文性是所有课程的底线,语文学科尤其讲究。笔者虽然认为课文只是例子,但是在选择“例子”时候,绝不会放松警惕,譬如笔者绝不选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那是作者在1974年面对大陆袭来的冷雨,思绪回到25年前(1949年)的国民党败退台湾,生发出一种南宋逸民的思绪。在其他编者还热衷于编入这篇课文的时候,笔者已经写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课文问题,这说明主张语文形式训练,并不等于会因此忽视语文的政治性和人文性。

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固有的分支

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课,是和小学语文、中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癸卯学制拟订者张之洞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

癸卯学制的“学堂章程”中,“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都有这一门课。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又多次发文,确定其为大学公共必修课。许多大师级学者亲自教授这一门课,留下“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的美谈。

大学语文课的取消与重开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院系调整等外部原因,大学语文被取消,一些院校以“文选与习作”等课程坚持开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等人倡导下,全国高校陆续恢复大学语文课。国家与教育部也给予大力支持,除了将其列为全国自学高考必考课,还多次发文对大学本科和职业学校的大学语文加以指导。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征求意见稿,教育部高教司2007年38号文件,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国标)等。

大学语文的性质目标

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文件都没有回顾“癸卯学制”这一逻辑起点,以至于大学语文的性质目标始终争论不定。在重开大学语文30年的会议上,笔者发言说:大学语文最大的问题是重开30年仍未弄清课程性质,大学语文最大的成绩是一门没有弄清性质的课程,能够坚持30年。如今重开大学语文已经40多年了,仍可套用上面这一句话。

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人文性”

也许“形式与内容”的命题先天就有问题,“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况且还有种种雷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语文界包括大学语文都采用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定义。这也未尝不可,处理得好,或许还能有“退一步进两步”的效果。

但是必须知道,“工具性人文性”只是“形式与内容”的通俗版,甚至是低俗版、残缺版,所以使用时必先加以改造。第一,语文不但是人文工具,还是科学工具,是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工具离不开“工具的对象”,就像“形式与内容”一样,两者不可分割。所以工具性还是人文性的争论,是一个伪命题——语文是人文工具,这还用得着争吗?当然更准确的提法,首先是人文性科学性的统一,然后语文为人文性科学性提供工具,所以更简捷的提法就是:语文是一门工具课。

承认语文是工具课,并不会降低语文课的地位。黑格尔说:“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

语文工具三阶段

现在尝试用“工具论”推演各阶段语文学习的任务——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大学各专业学习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做准备。

所以,大学语文也是阶段性学习的必有之义,并非中小学没学好语文,到大学再来补课。

由此明确大学语文的性质与任务:第一,要成为各专业学习的工具,这就必须研究各专业对于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需求。第二,要为大学生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这就要了解社会生活和工作对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需求。本来就是这两条,但是在中小学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在这两条前面还要再增加一条,即把学生被应试教育弄坏了的胃口调养过来。

举两个例子

语文学习各段有各段的任务,无法超前,更不能互相取代。中学语文学得再好,即使学成了一个“学霸”,也不等于就可以不学大学语文。譬如中学议论文讲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首先有一个正确观点,围绕观点收集材料,最后用材料证明观点。大学论文不能这样,不可能“先有一个正确观点”,而要按论题、论据、论证、论点的程序一步步研究,最后得出观点。

再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教学,小学学习比较简单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初中学习一般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高中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而大学语文则要回归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对应的真实文体,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了方便教学,从真实文体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教学文体”,不能让学生带着“教学文体”走上社会。

大学语文是解答吕叔湘之问的一把钥匙

大学语文和中小学语文都有上成“内容课”的问题,但中小学语文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因为中小学分科不细,有些内容确实还留存在语文课里,而且他们无论把语文上成什么样,总还是一门主课,加之课时多,年份长,只要教学语言是母语,潜移默化总能学到一点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能力。

大学语文则不同。大学分科细密,加之搞通识教育,开了几十门上百门的选修课,假如上成“内容课”,势必和其他学科的内容发成重复,容易被“末位淘汰”。重开大学语文课后,不是发生过“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文学”要取代大学语文的事情吗?

所以大学语文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内容课”还是“形式课”的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反过来指导中小学语文的教改,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现在已是2024年,“癸卯学制”经历了两个甲子,已经渐行渐远,但是我们的研究课题才刚刚开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这应该是癸卯年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决好现代语文学科的这一重大课题。

202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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