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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唐·吉诃德挑战武侠小说——评《骑士文学:武侠小说的镜鉴》
【时间:2007/8/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5475 次】

    暑假无事,闲翻旧报,偶见6月22日《光明日报》一则“理论探讨”,题为《骑士文学:武侠小说的镜鉴》(以下简称《骑》文)。读后觉得作为“理论探讨”,其理论构架有失武断简单。《骑》文虽洋洋洒洒占了近半个版面,但真正称得上“理论探讨”的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比附:“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相似,“骑士文学”消灭了,“武侠小说”也难逃“覆灭的下场”。这种比附可以转换为一个更简单的公式,即:甲类乙,乙消灭了,甲也将消灭。
 
    我认为这个公式难以成立,这是因为,相似的东西不一定有相同的“下场”,关键要看这相似是表象还是本质。
 
    据《骑》文说“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具有“本质”的相似,这个“本质”就是“荒唐”。而这种荒唐具体又表现在两者的“法术”和“武功”,一者是打死狮子老虎,捉住魔鬼妖精,比武时长矛折断的声音震耳欲聋;一者是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乾坤大挪移、六脉神剑等等。最后结论说:“这些纸上侠士,可能出现在人间吗?”原来《骑》文所谓“荒唐”的标准就是不可能出现在人间,拿这个标准衡量文学作品,岂止中国的武侠小说,就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各国的民间故事,哪一个能逃脱“荒唐”的指责呢?
 
    况且“荒唐”二字真的能反映“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的本质吗?骑士文学是伴随中古欧洲骑士制度而产生的封建贵族文学,反映的是中世纪上流社会的文化精神。骑士们效忠于贵族和教会,他们组成骑士团,替统治者进行征伐掠夺战争,闲则出入宫廷客厅,与贵妇人们谈情说爱,这就是骑士文学中传奇冒险故事和爱情故事的题材来源,也就是骑士文学的本质所在,这种本质,是有其社会的阶级的内涵的,绝不是“荒唐”二字所能涵盖。其实这种常识《骑》文作者又岂会不知,他在文章后面不小心露出这样一段话:
 
        “……只要不接触到骑士道这个令人厌恶的主题,他们可谓精美绝伦。但就
    是骑士道这个荒唐的主体,使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一钱不值,因为荒唐压倒了一
    切,没有荒唐就不成其为骑士文学。武侠小说也是一样,如果把那些邪门武功
    都删掉,它也就被扒皮去骨了。”
 
    这段话里作者像是在和我们玩魔术:明明“骑士道”是这句话的“主题”,在加上“荒唐”这个修饰语后,“主体”忽然变成“荒唐”了。这很象是阿Q在给挨打加上“第一个”的限制语后,“第一”忽然成了主体,“挨打”倒是可以不在乎的了。于是骑士文学的“本质”由“骑士道”变成“荒唐”,由“荒唐”变成“法术”,由“法术”变成“武功”,由“武功”变成中国的“武侠小说”,于是欧洲的“骑士文学”和中国的“武侠小说”便实现了“本质”的认同。
 
    不必是什么“文学评论家”,就是“普通的读者”也看得出来,《骑》文的这番拉扯是多么地牵强附会。武侠小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作为“普通的读者”,笔者认为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武侠小说不属于上流社会的文化,而是反映平民意识的大众文化;第二,武侠小说中的武侠们,不是统治阶级的帮凶,而是专与官府作对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好汉。这恰恰是和骑士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
 
    《骑》文的第二个粗疏之处,是离开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的历史环境,简单地推论“乙消灭了,甲也将消灭”。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或消灭都有其历史的原因,骑士文学是在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这种封建的骑士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骑士文学也就必然地没落了。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该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可以并存的。”但是在《骑》文中我们找不到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所读到的只是“骑士文学风靡欧洲的各个阶层,……甚至在骑士制度被消灭了几百年后,仍然风行”,直至赛万提斯这位大师出现,“他轻轻地一笑,骑士文学颓然崩溃”。这里,历史的力量没有了,个人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了,于是我们得到一种暗示,似乎中国武侠小说的命运,也必将是等到某一位“大师”出来“轻轻地一笑”,然后“颓然崩溃”。
 
    无疑,《骑》文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其轻浮的历史唯心主义。只要稍微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人,就不会进行这种简单的类比。骑士文学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文化,武侠小说则属大众文化范畴;骑士文学建立在中世纪欧洲骑士制度的基础上,而武侠小说则是和商品经济、市民阶层的崛起(这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相联系。我们谁也不必担保武侠小说能够永世长存,但是在宣判它消灭之前,是否首先应该研究一下这种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是否已经消灭。假如武侠小说的这种基础仍然存在,哪位“大师”想要凭借“轻轻地一笑”便使它“颓然崩溃”,那就好比幻想通过拆除风车来消灭风,这样的“大师”最后的结局恐怕不会比唐·吉诃德好多少。
 
    况且,文学还有其独立的价值,它除了反映一定的社会存在外,还反映人心,而人心是有些相通的、永恒的东西在的。司马迁作《史记·游侠列传》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当人凭自己之力不足以抵御外界侵扰时,便起幻想,便有文学,于自然是神话,于社会便有武侠。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力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神话也就永远有其存在的依据,比如今天的科幻小说便可看做是神话的延伸。同样,“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华罗庚语),用以在想象中征服社会。事实上,社会无论怎样发展,法制无论怎样完备,人和社会的关系总有不能协调的一面,所以,在唐·吉诃德之后,西方仍有“佐罗”、“超人”、“大力神鼠”之类的传奇和神话人物出现,而成龙的拳脚也终于雄赳赳地打进好莱坞去了。而中国,在武侠小说之外,还有清官戏、帝王戏的泛滥,这些都是在同一股风驱动下转动的风车,不是凭哪一位“大师”“轻轻地一笑”便能“颓然崩溃”的。
 
    至于自人类搬迁进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后,肌肉越来越无从伸展,于是日益神往起“功夫片”、“动作片”来,那更是谁也奈何不得的一种“永恒的人性”。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光明日报(文艺观察版)2000年8月31日

 


附:

 

骑士文学:武侠小说的镜鉴

 

   

 

        骑士文学是毒害人的,武侠小说的“毒性”更大,害人也更甚。塞万提斯把小说中骑士的法术(实为巫术),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其荒唐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他只是虚构了一个因痴迷骑士文学而走火入魔的倒霉蛋形象,让他受骑士文学的毒害而死,以此来警醒世人。而武侠小说却造就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唐·吉诃德。近十几年来,随着武侠小说的风靡,封建迷信、巫术的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人们的不良影响也远不止于青少年。痴迷巫术者(他们后来都贴了气功、特异功能和人体科技的标签),难以计数。直接模仿武侠小说的武功而受伤、致残、丧生的人也为数不少。严酷的现实证明,三十年代人们对武侠的声讨和谴责不是多余的。

 

    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已经流行了相当的时间。说到它的文学地位,鄙之者谓为文化垃圾、精神鸦片,宽容者称之快餐文化、大众文学,赞誉者则奉它为文学经典。

    在学术界,后者的势力似乎更要大得多。他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封为“金学”家,时常召开“学术研讨会”。还有人呼吁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金庸,说他的作品之伟大乃是空前绝后的。

    文学地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空前”、“前不见古人”,我觉得没有丝毫道理——西方的骑士文学就是它的正宗前辈。

    说到骑士文学,人们会立即想到世界名著《唐·吉诃德》。很多学术著作甚至教材也把《唐·吉诃德》划入骑士文学的范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有必要澄清。

    骑士文学又称“侠士文学”,是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总称。它源于上古的神话和传说,在12世纪至16世纪中叶,足足存在了三百多年。骑士文学以歌颂骑士为能事,大肆渲染他们的忠君、护教和游侠。骑士们个个法术通天,英勇善战,最后无不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呵!

    《唐·吉诃德》则不同。主人公虽然也是骑士,但这位骑士很糟糕,他没有法术却偏要游侠,还执意仰仗法术和敌人战斗。结果自然很惨——没有获胜不说,还几乎搭进了老命。谁都看得出来,他非但不是传统的骑士英雄,反倒像一个荒唐、可笑的糊涂蛋,让人可气又可怜。

    它的作者塞万提斯和骑士文学也是水火不容的。在《唐·吉诃德》序中,他痛斥骑士文学“脱离现实”、“荒谬绝伦”,“作孽的”、“无益于人的族类的”;他写《唐·吉诃德》的目的“不过是要摧毁骑士文学在世俗间的信用和权威”,“把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完全捣毁”,把“荒谬书本的作者打到地狱中心去”。

    表面上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实则是“没长好心眼”,这种攻击方式确实有点“损”。

    《唐·吉诃德》堪称文学经典,塞万提斯更是一位大师。他轻轻地一笑,骑士文学颓然崩溃。所有的神勇骑士,都在这位凡夫俗子面前作鸟兽散,按照金庸的写法叫“沛然莫之能御”。自此以后,骑士文学的创作彻底绝迹。原有的作品也被归拢一起,统称中世纪的大废物堆。

    它被消灭得如此之干净,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已难觅其踪了。几百年来,谁也没有再版这种文学垃圾,再加上这个大废物堆又不在中国,所以想知道它的模样已经非常困难了。也许是因为这个空白太大,《唐·吉诃德》就被用来补缺。看上去像骑士文学的,也只有他了。

    但如此的划分,就等于把骑士文学的掘墓英雄,也顺势推进了朽尸坑,成了荒唐文学的殉葬品。此等奇耻大辱,足以让塞万提斯哭天抢地。骑士文学的在天幽灵反倒可以幸灾乐祸。所以,《唐·吉诃德》如果非得叫做骑士文学的话,不如称骑士批判文学更有道理。

    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是不是同类,要看它是否同样具有骑士文学的本质,荒唐是骑士文学的绝症,核心是法术,人物也如同神怪。骑士们的超人法术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可以打死狮子、老虎,还能捉住魔鬼和妖精。这些骑士动不动就比武,一打起来就是昏天黑地鬼怪皆惊,但比武者却很少死亡,最多是受伤以后东山再起。骑士小说非常擅长描写盛大的比武场面,且夸张得出奇:长矛折断的声音震耳欲聋,“似乎整个伦敦都塌了”;在西班牙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交锋次数在700次以上,长矛折断有几百,但只有一位骑士丧命……,总之,古代传说中的人物连同纸上的骑士都被作者穿上了神的外衣,搞不清主人公是人还是神怪。

    武侠小说难道不是这样吗?以“降龙十八掌”、“消魂掌”、“九阴(阳)真经”、“乾坤大挪移”、“神照功”、“六脉神剑”、“神形百变”为代表的武功,和骑士们的法术有何区别?武侠小说中的鬼名堂之多、之神奇、之荒唐,有甚于骑士小说,这些纸上侠士,可能出现在人间吗?

    在中国,武侠小说也曾遭到过正义人士的猛烈抨击。早在30年代,武侠小说就已沉渣泛起,并和武侠电影一道呈逐渐猖獗之势,但舆论界的声讨很快就把这股邪气压了下去。他们对武侠小说和电影进行了道德指责,说这些会教坏少年观众,使他们想入非非,甚至起而效仿,这无疑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并增加社会的动荡因素。武侠的神怪特性,还会使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封建迷信、巫术等落后腐朽的东西沉渣泛起。

    六十年代后,武侠小说首先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园地再次兴起。此时,舆论环境完全不同了,吹捧和赞扬代替了批判。武侠小说的作者占据了媒体,以至直接掌管报馆。他们的自吹自擂使得武侠小说大行其道,被捧上了天,成了“侠文化”。

    骑士文学是毒害人的,武侠小说的“毒性”更大,害人也更甚。塞万提斯把小说中骑士的法术(实为巫术),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其荒唐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他只是虚构了一个因痴迷骑士文学而走火入魔的倒霉蛋形象,让他受骑士文学的毒害而死,以此来警醒世人。而武侠小说却造就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唐·吉诃德。近十几年来,随着武侠小说的风靡,封建迷信、巫术的泛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人们的不良影响也远不止于青少年。痴迷巫术者(他们后来都贴了气功、特异功能和人体科技的标签),难以计数。直接模仿武侠小说的武功而受伤、致残、丧生的人也为数不少。严酷的现实证明,三十年代人们对武侠的声讨和谴责不是多余的。

    也许会有很多人会为武侠小说鸣不平,说它好的东西还是不少的。比如情节生动,人物性格丰满。特别是还教人学好,不畏强暴,不怕艰辛。还说金庸的小说能够如此广泛的流传,其读者之众,经久不衰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此说来,骑士文学也并非一无是处。以抒情诗为例(骑士文学包括骑士小说和抒情诗),大都语言优美,格律严谨。小说中骑士们的品质也无可挑剔,他们常常帮助美丽的妇人(正宗的骑士风度)和被压迫的穷人,制裁败类,扫荡陋俗。只要不接触到骑士道这个令人厌恶的主题,他们可谓精妙绝伦。但就是骑士道这个荒唐的主体,使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一钱不值,因为荒唐压倒了一切,没有荒唐就不成其为骑士文学。武侠小说也是一样,如果把那些邪门武功都删掉,它也就被扒皮去骨了。

    骑士文学因其荒唐已经被斥为垃圾了,而更加荒唐的武侠小说,却成了“侠文化”,武侠电影和电视剧也随之兴旺发达。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巫婆神汉,俨然成了民族英雄的化身。他们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外国人打,动不动就点老外的“穴”,且以此取胜。于是巫术成了中国的国术,中国人也仿佛只有耍弄巫术的本事。

    对于武侠小说,普通的读者一时搞不清是非,倒也无可厚非。但众多文学评论家也出来竭力吹嘘,就让人匪夷所思了。骑士文学是什么玩意儿,他们清清楚楚;武侠小说是什么货色,也不难判别;三十年代对武侠的批判,他们更是没有不知晓的道理。

    以生命力和影响来看,武侠小说远远比不上骑士文学。在塞万提斯的年代,骑士文学风靡欧洲的各个阶层,深得统治阶级和小市民的宠爱,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可谓根深蒂固。甚至在骑士制度被消灭了几百年后,仍然风行。其震撼文坛的力量,比文学史上的任何潮流都要厉害些,但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覆灭的下场。

    殷鉴不远。武侠小说,你走好!

 《光明日报》2000年6月22日“理论探索”版

 

 

 

    何二元补记:

 

    偶见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二期白祖诗(原国家督学)的《谈谈现代武侠小说》,提到了我和郑庆生的两篇文章,他认为《骑士文学——武侠小说的镜鉴》是一篇“严肃的论文”,而何二元的批评文章“当然是有相当道理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反对对武侠小说一棍打死的同时,自己也走上同一道路,把《骑》文包含的合理见解全部否定了。”

    此言差矣!我并没有对郑文“一棍打死”,相反的是留了很大的情面的,我哪里会看不出来,郑文的要害其实并非逻辑推理问题,而是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把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往“法□功”上拉,当时正是风头甚紧的关口(即使到了今日,我仍无法完完整整地把“法□功”三个字上传到网站),这正类似当年为鲁迅怒斥的“到××党去领卢布”的卑劣手法,是欲借政治力量虐杀文学创作,超出了正常的文学论争范围,否则批评武侠小说的文章多了,我为什么单单对这一篇大动干戈?这个原因,白督学看不出来,郑先生自己是一定心里有数的,所以对我的批评,他采取了不予回应的态度,恰如当年梁实秋先生的大度。那么,我也就点到即止,大家都不要再谈“法□功”这个话题。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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