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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
【时间:2009/9/30 】 【来源:朱光潜全集第九卷第123-129页 】 【作者: 朱光潜】 【已经浏览3644 次】

    本站按:这篇文章是我从影印本一字字输入的。读这篇文章的感受,只能用两句话来概括:那时候的教育部对大学语文真是重视呀!那时候的语文专家对这门课理解得真是透彻呀!

    本站按:文中说“今年10月教育部颁发”,应该是1942年,但文章发表时间却是1942年9月,原出处如此。

  民国29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北碚开会,经大会议决提前编选大学国文教材,并推定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等六位专家负责编选。今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国文选目,就是六位专家工作两年的结果。选目当另在本刊发表。现在我们可以先就选目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如以时代为标准,选目包括的文章计周秦两汉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如以类别为标准,计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计论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三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

  六位编选专家都是国学名宿,而且都曾经在大学里担任过多年的国文教学。兹事体大,他们编选历两年之久,斟酌去取之间,自然会煞费苦心。本人对国文既没有下过多少功夫,一向又没有教过大学国文,毫无资格说话,尤其无资格批评六位专家的工作。如果我冒然应允本刊写一点意见的话,我的唯一的借口是专家和普通人的观点常不相同,有时普通人的见解,因为不受某一专门学识的蔽囿,也很可以供参考。

  看了那六十篇选目以后,我把所选的文章翻出来大致看了一遍,颇有一点感想。我这样问我自己:假如我是现在的大学一年级生,读过这六十篇以后,我对于国文能否达到选目所悬的水准呢?对这问题,我很茫然。我因为受过十年的私塾教育,到初进大学时,重要的经史都已读过,所以这选目中的文章有一大半我在那时都已相当熟悉,于是我又换一个方式自问:那时候这些文章在实际上对于我有多大影响?对这问题我倒有些把握可以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在初进大学时,我读得最多的是两汉以前的著作,可是我最感觉得益受用的倒不是那些经子骚赋而是一部分史传和寥寥数百篇唐宋人的散文。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间我也还不断地翻旧书看,我也很明了群经诸子与楚词汉赋的文章真茂美,拿唐宋文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到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在写作方面可以从《易经》《书经》《庄子》《离骚》之类大文章中得一点力。

  这并非说,这些名著在其他方面对于我毫无用处,文艺欣赏本身就是一种修养,何况它们于供欣赏之外,还帮助我了解古人的学术思想和生活状况?但是这些作用是否为大学国文教学的主要目的却是大问题。依我的愚见,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如果这个看法不错,部颁的大学国文选目似还有商榷的余地。就大体说,两汉以前的文章选得太多,唐宋以后的文章选得太少;他着重史传叙事文是一大特色,不过十六篇史传再加上三篇左传,几占全部三分之一(如论篇幅超过全部二分之一),似嫌过多,论著(经子不计)只有两篇,书牍只有两篇而且都是谈论文章的。杂记只有三篇(《水经注》一段,《洛阳伽蓝记》二段,而唐宋人作品如韩柳欧苏的名作全不入选),在分量分配上都像有欠斟酌。诗本可不选,要选的话,只有李白《梦游天姥吟》,杜甫《北征》和《哀江头》,白居易《琵琶行》,苏轼《题烟江叠嶂图》五篇,也不能示诗体大概。

  把大学国文当作一种语文训练看,编选教材必须顾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是时间,在现制课程标准上,大学生只在第一年级共同必修国文,授课时间每周仅三四小时(连作文在内),国文以外第一年级还有六七种课程须修习,能够用于国文一科的自修时间也极少。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编选的教材必须精当,使学生读着就能受用,不至囫囵吞枣。其次是程度。每年大学入学试验中的国文试卷我们都可以见到,现在一般大学生的国文程度非常低下,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我们须因材施教,悬的标准不宜过高,选的教材必须有很明显的规模法度可循,文字也不宜过于深奥。才吃乳的小儿就令他嚼肉骨,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把这两个事实放在心里,我们编选教材时有一个先决问题:大学国文教学究竟应悬怎样一个目标,学生修习完毕之后究竟应达到怎样一个水准?我们已经说过,这不应该只是灌输学术思想与文史知识。要研究群经诸子和史学名著,文史哲诸系设有专课,可供高年级生选习,不能挤在国文一科里去填塞。国文为现制文、法、理、工、农诸院一年级生共同必修就应有一个可以希望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都能达到目标。这目标也并不难找。既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他起码就应有用中国文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大学国文就应悬训练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为标准。不过这两种能力有深有浅。就阅读说,中国古籍深奥难读的很多,国文专家也不一定都能把任何古书读得透体,据一般经验,继续阅读,继续进步,日积月累,阅读的分量愈多,阅读的能力亦愈强。我们不希望大学生对于这须循序渐进的工作可以一蹴而就,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有借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借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懂其大义的能力。至于写作也有高低等差,我们不能希望一般大学生能写高深古雅的诗词歌赋和古文,能固然好,不能也无妨;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做学术文,叙述时事或故事,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写得辞明理达,文通文顺,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目标不应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

  在这两种能力之中,写作比阅读还更重要。这有三个重要理由。第一,一般人如理工农诸院的毕业生在事实上阅读古书的机会不多(这并非说,他们无须读古书),但是他们都必须用中文发表思想,至少也须能写一封通顺的信。就目前实际情形说,大学毕业生能够写一封通顺的信的人并不很多。这缺点必须趁早补救。其次,就一般经验说,对于写作有浓厚兴趣的人对于阅读也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不知写作甘苦的人纵然多阅读也大半不能深入。自己多写作,对于旁人的作品决不会轻松放过。所以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第三,大学专门课程甚多,用中文的课程大半都可以训练阅读,只有写作一项必须在国文课程中才可以彻底研究。目前,一般学校对于国文偏重讲解阅读,作文在名义上两周有一次,实际上往往一学期只作几次。学生敷衍塞责,教授也不能细心批改,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办法。

  要训练写作能力,我们须把两个不同的路径分清,一是立本,一是示范。立本就是打根基。这可分深浅两层说,就深一层说,立本是积学蓄理,蕴于中者深厚然后发于外者丰腴,从前人作文所以贵能熔经铸史。就浅一层说,立本对于语文的声音训诂和语句的组织树立基本的知识,使用字不至不妥,行文不至不通。换句话说,小学和文法是文章的基础,要习写作,必先把这基础奠定。至于示范则纯从文章的规模法度技巧诸方面着手,精选模范文若干篇,使学者熟读烂嚼口诵心维,从里面讨些诀窍,到自己临文时,知道意思如何剪裁,段落如何划分,局势(如上下承接,前后呼应,轻重匀称等)如何安排,句如何造,字如何用,声调如何抑扬顿挫,立言如何得体。立本和示范本也可相依互用,但立本侧重文章背面的普遍修养。示范是说文言文,使光华可以焕发。立本是求有话可说。示范是研究如何把话说得出而且说得好。很显然地,国文在一年的短促期限里决谈不到立本。立本是大学以前的事和大学本科诸专门科目的事。我们决不能希望在寥寥数十篇模范文中求立本。但为示范起见,如果选得精,讲得好,读得熟,习作得勤,寥寥数十篇模范文就很可够用。文章的内容尽管千差万别,作文的道理则说来说去都不外理明辞达,文从字顺。俗语说得好,“一通百通”,能做一篇好文章,就能做无数篇好文章。在大学里时间和精力都只允许侧重示范,而实际上一般大学生没有以文章为千秋事业的必要,也只须侧重示范。既然是示范,就须适合学生程度。就目前大学一年级生的程度说,过于古奥的文章实在是高不可攀。在其他方面,尽管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在练习写作方面,“画虎不成反类犬”,倒不如取荀子“法后王”的意思。秦汉文章除《孟子》《左传》《史记》《汉书》以外,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因为规模法度比较明显,技巧比较浅近,就大体 说,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所示的路径是很纯正而且便于初学的。

  我对部分大学国文选目不免有微词,从以上一番话约略可以见出,编选者似没有很注意到大学国文只有一年,和现在大学生国文程度很低落两个重要的事实。他们多选两汉以前作品,用意似在立本与训练阅读的能力,忘记国文选本在任何级学校中都应偏重示范。我相信《易·坤文言》,《书·秦誓》,《庄子·秋水》,《荀子·天伦篇》、《赋篇》,《淮南子·冥览训》以至于《离骚》、长门赋之类文章,决不宜做现在大学生的作文模范。单拿《离骚》来说,如果只叫学生懂,至少也得十几小时的讲解,那就要费一个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课时间十分之一。学生在费去这么多的时间听讲之后,能否懂得几分是问题,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学得几分写作的诀窍更是问题。像这类文章在国文系较高年级中讲授,原无可非议,摆在一年级中,让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进,毫无实益。看编选者的用意,似要把选本弄成一个很完备的百货店。就时代说,从先秦一直到明朝,每时代都有代表作;就种类说,从群经诸子正史以至诗词歌赋,每种都陈列一两件样品。这种办法如从文学观点编订选本,或有必要,为大学一年级生奠定语文基础起见,我们实无须五花八门的陈列,而要指出一个简捷的路径。依我的愚见,我们不妨把选文分做四类,即叙事、说理、状物、抒情。前两类的分量应较多,因为用得最广。大学国文选目中叙事文特多,所可惜的是过于侧重古代;说理文太少,群经诸子虽亦说理,难以为范,唐宋以后的代表作仅三数篇,实在说不过去。我还有一个见解,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的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我主张多选近代文,这也是一个理由。尤其是说理文,近代的比较痛快透辞,不像秦汉人的言简意赅,难于捉摸主旨。贾生《治安策》也许比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写得更好,可是学生想得益,与其读十遍《治安策》,不如读一遍《上仁宗书》。如果我教我的子弟做说理文,我毫不迟疑地叫他们看章行严的甲寅争论文字,大公报社评,和梁任公胡适之诸人的论著。至于叙事文,我也必定叫他们除史传之外看着小说(中外新旧在所不论)。我觉得现在一般国文教师还是不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那种“头巾气”,大家穿着纱帽圆领衫和高跟靴在演戏,好像穿起时行便服就有失尊严。要想国文教学走上合理的路,这种“架子”和“头巾气”必须放下才行。

  我不愿在这篇短文里再翻出文言和白话的老争执。白话文能否完全取文言文而代之,我不敢武断;不过白话文日渐推广,大多数学生在做白话文,却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编选大学国文教材的人把白话文完全撇开,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他们反对白话文。这是受成见与短见的累,时间会证明他们的反抗白费力气。另一种是他们以为白话文容易,无可讲亦无须讲。这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白话文并不比文言文容易,其中也有很大的讲究。大多数学生既在做白话文,而教员天天替他们讲群经诸子,似未免近于滑稽。世间没有可以不学而能的,学生不着实正经地去研究白话文而全凭自己的意思去做,自然不会做得好。他们做不好,于是复古运动者援为攻击白话文的借口。这事实在有些冤枉。大学国文选目的编选者大半是白话文能手,深知其中甘苦,上述两种解释似不能应用到他们身上去,而他们竟不选一篇白话文范作,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我也很惋惜他们给人一个排弃白话文的印象,很可发生不健康的影响。

    (载《高等教育季刊》二卷三期,1942年9月)

    (何二元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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