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九七”香港回归,面向新世纪的历程中,粤港两地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参加了“大专中国语文研讨会”。这是两地同行学术交流的一项盛举。
先是在春温润泽的5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合办的、假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讨会,省港主要大学的20多位学者均与会。后又于11月的金秋季节,在深圳大学召开了省港30所大专院校的56位专家学者在座的广东省第八届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其中包括香港5所大学的7位专家)。
两次会议,都是在迎接香港回归,迈向21世纪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举行的。与会者都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受到鼓舞、启发。一致认识到,虽然两地有过分离,但共同的历史文化根底,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对于共同事业的执着追求,促成此次学术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障碍,穿透了历史的阻隔,共商大学语文学科的发展大计。
本文拟就粤港两地的大学语文学科的异同进行分析比较,探讨两地同行如何携手并进,开拓创新,促进繁荣发展。
一、矢志不移,目标明确,旨在提高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和能力
两次会议,均确认大学语文是高校的一门公共基础课,也是一门多功能的集德、智、美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会议有多篇论文探讨了语文的基础作用。通过对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及思考能力的培养,以充实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并进一步文理渗透,向人文学科拓展。语文是为学之本,学海之舟。广东省《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初稿)》对课程的性质和任务,作了精辟的阐述:语文是一门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其基本任务是提高其语文水平和文化素养,为培养高素质的、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打下基础。
为了实现远期目标,课程应包括对高层次人才进行道德熏陶和品德塑造的育人功能。即成材教育,着重于品德教育。它包含爱国精神、探索真理、淬励志节、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建功立业、开拓进取的精神。香港中文大学邓仕梁教授的论文中提出“心智得以发展,人格得以建立”的观点,吴宏一教授也以“思想的训练和品德的陶冶”来概括。这说明两地学者都认为:借助大学语文课本中荟萃的思想精华和文化瑰宝,可以为青年学生提供人格操守、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参考。
与此相连的是如何弘扬传统文化,搞好古今文化的接轨。历史的发展昭示我们:民族精神的再铸,蕴涵着对民族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改造。课本中涵容的传统美德,忧国忧民情怀,自强不息施展抱负的鸿图大志,重道明志注重操守等,对青年学生在治学为人方面颇有教益。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能够产生感召力和规范作用。对照当前一些见利忘义、物欲横流的腐败现象,可以起警世作用,并约束一些非理念、非道德的言行。它发人深省地展示了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渺小的对比,可以影响学生的心理素质。
相对而言,香港学者更注重将语文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语文运用能力。学者们都肯定了语文教学中对听、读、说、写、思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开发学生智力的必由之途。大学语文是横向联系各学科的基础学科,语文知识的深厚,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精进。本课程以特有文化文学优势,形象化教育为载体,成为素质教育和能力训练的主导课程。语文界同仁怀着“舍我其谁”的自豪感,深感责无旁贷。要发挥本学科特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学导向意识,鼓励学生把握机遇,早日成材。
二、身处逆境,百折不回,敬业乐业,无私奉献
从会议反馈的信息看,无论是粤港,抑或是国内,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即市场经济的冲击引起了教学环境的改变。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短视观念应运而生。在国内一些大学里,“中文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视和冷落,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载《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重了洋文,轻了中文〉》1996. 11. 13)该文并介绍了国内几所著名高校的一些现状。
回顾我省大学语文教学历程,从80年代的开创期,进入方兴未艾期,到90年代部分院校也已进入了艰难的历程。一些院校或取消,或代之以公文写作课程。虽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仍坚持为必修课,且有组织保证,有专门的教研室、系,并列入学校的重点课程。近年,华南理工大学也设立了人文教研室,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整个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环境,大学生在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产生了迷惘,重物质的拥有,轻精神之追求。与会多位学者皆表示要重视语文水准下降问题。要求我们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深感任重道远。
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国际城市,其文化带有地域色彩。因此,中文教学有其特殊性,香港大学李家树教授介绍:“香港大学建校近百年,教学媒介以英文为主,中文一向不受重视。中文增补课程的开办,使文学院以外各系不同专业的学生察觉到中文的社会地位日益重要(这当然与“九七”将临时移世易有关),港大校园自觉学习中文的风气越来越普遍”。但李教授也忧虑地指出“近期学生语文水平依然没有起色,语文能力有如江河日下。”香港中文大学杨钟基教授用“困局”来概括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并用中学会考中之“中国语文”科的成绩合格率由1992年的59.44%降至1996年的55.6%来证实,并作了追究成因的调查,认为,困局来自政策性、制度性和结构性。
由此可知,由于历史原因等多种复杂因素,香港的高校语文教学面临的困难比内地大得多,该地学者有“积重难返”一词概括现状,为此大声疾呼,并着手解决。正如邓仕梁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最了解香港学生需要的,是多年来默默耕耘的香港语文教师。”我们深为香港专家学者深厚的学养、强烈的事业心所折服,更敬佩其处逆境而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艰苦付出,真可谓“子规夜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三、改革鼎新,变古通今,在改革中发展
粤港两地同行都认为消极等待,徘徊观望是不行的,更不能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要在改革中求发展,求新求变,拓展新路。
中山大学裘汉康教授的《把中国语文教学放在开放的背景中》一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内地学者的探索与努力。为实现中国语文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的三点经验,引起了同行的兴趣和关注:一是将古文讲授与现代社会及学生生活、思想、文化热点、信息相结合;二是将中国名篇与外国佳作相比较,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三是教与学相结合,师生双向交流,教学相长。会上一些学者专门就新形势下,教师仍须发挥主导作用进行了阐述。综观全国情况,广东省大学语文学界能坚守阵地,跟上时代,固然是与省高教厅、学校领导高瞻远瞩有关,但也与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大学语文学会所属的各成员组织坚持实践、奋斗拼搏精神分不开。
香港学者为提高大学生中文水平而作的努力,令与会者大开眼界,也启人心智。尽管课程的改革有不同的名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香港大学的“增补课程”属服务教学性质。课程由专业中文基础知识、实用写作、普通话等组成。以提高、巩固学生的语文能力为首要目标。正课之外,辅以小组导修、作业练习。鉴于与大陆接触日增,加插了普通话教学。该课程开办三年,反应良好,参加人数增多,因切合需要而受到欢迎。
香港中文大学针对学生程度参差、学习取向不一、时间紧迫等现状,在不容易制定统一的语文课程情况下,设立了具有补救性质的语文自学中心,以安排多元化的自学模式,提供多种自学媒介,并有专职导师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导师主持讲座,上短期速效课程、编自学封套,进行语文能力测验,进行写作辅导。内地学者参观其先进的教学设备而心生艳羡,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视、电脑及书籍、报刊等多种自学媒体,巨额的经费投入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值得借鉴。特别是该中心在营造语言环境上的别开生面,它设立了“普通话特区”,举办普通话龙门阵,相当于内地校园里的“英语角”,让学生在闲谈中练习普通话;或设计电子通讯网络。它开设的“普通话拼音入门”、“看电视、学三国”、“中文电脑输入及档案处理”等课以其灵活多变而广受欢迎。
香港中文大学的语文活动重在潜移默化、浸润渗透。它属下的崇基、新亚、联合、逸夫四所书院曾费尽心力,举办了琳琅满目的活动。计有国语桌、普通话晚宴(午、晚餐时以普通话交谈)、电影欣赏(听力训练),应用文训练课程包括商用中文、行政中文等。暑假则采用密集训练方式,举办普通话夏令营、普通话园林景色,文化学习团赴京、沪参观访问。文学活动有一项邀请作家主持专题讲座,余光中等主持“散文朗诵与欣赏”及主讲“如何把中文写好”专题。这些课外活动,引起学生关注自身的语文程度,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我们内地学者对此益智又有趣的课外教育深为赞赏,它开拓思路,开阔了视野。相对而言,内地高校也进行了课程现代化建设,如录像带、录音带的使用,增加了影视名作欣赏、中外名著赏析、孙子兵法、速记等课程,但作为营造非形式教学的校园文化意识,还有许多工作要进行。
鉴于历史原因和环境的不同,两地的语文教学存在一些差异,或同中有异。
一是香港学者提出的双语教学问题。指的是用粤语及普通话两种教学语言。香港学者提出:用普通话教学是未来应走的方向。但在时机未成熟、教师人数未足之际,不能勉强推行,仍可用广州话教学。我们认为,要尊重香港学者的自主选择,更不应把某些观念强加于香港的语文教学。毕竟,最有发言权的是对该地语文教学辛勤耕耘并作出卓越贡献的香港教师。
关于语言与文学分家的现象,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明清的白话和文言文的严重分离现象。我们认为,还是辩证地看问题为好。一方面,双语教学可以并行不悖,和谐共存,这是香港地区的特殊性决定的;一方面,承认语言与文字分家的现状,没有学好普通话就不能写作的论断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表达、思维、写作用同一种语言应该有利于语文水平的提高。近闻国家语委欲将“普通话”改称“通用语”,成为高于各民族语言的用语,采取这一概念,有助于澄清关于中文、汉语等观念,有助于香港与内地语言观念与使用上的顺利接轨。我校以晚选课的形式为港澳生开设的普通话强化训练班,即是顺应发展趋势之举措。
二是香港学者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注重调查研究颇有启示作用。他们把语文能力与求职谋生能力联系起来,开设“中文传意”等专业中文课。关于毕业学生语文能力的调查,涉及面不仅有大中专教师、而且采访了雇主政界人士,调查范围广,数字材料翔实,量化程度高。这可使人们更关注市场经济对教育界的要求,为我们提供一种感知现实的开阔思维观念和审视角度,从而推动教学改革。虽然内地更重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如何将基础性与应用性统一,实现中国语文的改革创新,这已是两地学者共同探讨的课题,相互的交流是大有裨益的,有助于教学新观念之探求。
三是如何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许多设想和做法两地是不谋而合的。例如香港理工大学准备厘定一套中文离校测试工具,这和暨南大学业已实施三年的语文水平统考、试题库建设有共通之处。香港中文大学“以教学评核提高素质”和我校开展教学评估相一致。浸会学院陈永明教授提出的从宏观角度将语文与文化联系起来,从微观角度制定具体的词汇量、知识考核点颇具参考价值。我们对香港学者的论著要潜心解读,共同促进学科由封闭向开拓进取型发展。
相信两地学者在寻求文化认同、学科认同的努力下,双方在教学方式、操作层面上的各有千秋将会长期存在,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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