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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国文”与“我”:我学习国文的一些回顾
【时间:2007/10/25 】 【来源:華夏復興網 】 【作者: 台湾师范大学 林安梧】 【已经浏览3732 次】

    本站按  林安梧先生说:“若能配合「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做一些交叉对译的工作,让大一英文也上上《论语》、《庄子》的英译本,让大一国文也上上《莎士比亚》、《湖滨散记》的中文译本,这可能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是极有好处的。”此意我极赞成,站长也已在复旦会议发言中说关类似的意思:“设想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先来翻译一下这首诗,然后再看高手的翻译是怎样的,让学生领悟其中的差异不在英语,而在母语能力的高下。这样的学习,或许都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矫正目前英语学习冲击母语学习的局势。”


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一、人生有如此因缘,当惜之、爱之、宝之、怀之﹗

    是幸,是不幸﹗原不是用揣想的,也不是用计算的,而是用贞定的,用承诺的﹗

    贞定了﹗承诺了﹗是幸当然是幸,是不幸还是幸﹗我之选择了文科,这是幸,果真是幸啊﹗人生有如此因缘,惜之、爱之、宝之、怀之,于我何有哉﹗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进了闻名全台的台中一中,读高中一年级,教我们国文课的老师就是杨德英先生。先生是至上的称呼,不论男士女士,以前是这样称的,我习惯这麽称﹗杨老师是蔡仁厚先生的夫人,蔡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我就这样与新儒学结起了缘,你说巧不巧﹗当然,巧只是缘,这缘而有了贞定,有了承诺,就成了缘份了﹗我们师生的缘份就这样定了。我原本数理最好,文科稍逊,竟尔做了一转折,终身以人文为职志,以兴复中华文化为己任。

    这真要感谢恩师杨德英老师,也要感谢蔡仁厚先生,当然,后来我成了牟宗三先生的博士生,也是牟先生在台湾大学唯一指导的哲学博士,又是台湾大学第一个哲学博士。当时,台湾大学对于新儒学基本上并不鼓励,对于中国文化并不热衷,对于牟先生那更是有所排拒。不过,世间事就是难说,居然牟先生还是成了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的指导教授,而且这篇论文写的正是新儒家的开山祖熊十力先生,题为﹕《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这该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吧﹗

    二、本国语文的学习应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内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国文,这两个字对我来说,那不只是本国语文而已,而且更是本国的文化,本国的思想、本国的传统、本国的文学,或者更唤y的说是﹕本国的人文学问,简称「国学」。这个想法,不,这应该是个事实,它大体是我在高一的时候建立的,之所以这样的建立,这当然与杨德英老师的教学有密切的关係,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国文教学多少也是这样的倾向,国文教材的编纂,乃至国文的教育目标也是如此。简单的说,国文所重不在本国语文的……(此处乱码)当然,这裡的「本国」是被定位在做为传承中国文化道统的华夏之国,它是文化的中国,不是政治的中国,也不是经济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跨过政治权力意义的,是超越于权力之上,而上追「尧、舜、禹、汤」的道统义下的中国,是调适而上遂于造化之源的中国,是回溯于本心良知义下的中国。杨老师讲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论语》),现在仍记忆犹新的,她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及人」。「尽己」就是回到自家内在的本心,是面对自己的良知﹔「恕」讲的就是「如心」,将心比心,因为「心之同然」便是「本心」,便是「天理」。儒家又把「忠」连着「责任伦理」说,曾子所谓「为人侄恢液酴u」(乱码)便是如此。记得那时,总觉得上国文,好像智慧的飨宴,哪裡还得管什麽背解释与否,翻译又当如何,只觉得只要这些道理通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

    是的﹗本国语文的学习不同于外国语文,之所以不同,正因为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要我们好好生活在这文化传统中、在鸢飞鱼跃的生活世界裡,自可悠然自得﹔重要的,是娴熟与销融,而不是外在的分析与釐清。你分析地釐清了许多语用的规则,记得作文的方法,牢记古诗的平仄,但没有练习得娴熟,那还是写不出好的文章,作不出古诗来。相反地,你若是练习多了、熟了,熟到与自家的生活连繫在一起了,它就在我们身边,自然而然地呈现着﹗

    三、「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我心如我感」,感之亲切,心之通达,说之明白。

    我总认为「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我心如我感」,感之亲切,心之通达,说之明白,笔之顺畅,就是好文章﹗何来造作,何来狃妮,「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之为妙,就在个「熟」字罢了﹗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化天地,任其自然啊﹗

    怎麽个熟法﹖背﹗背﹗背﹗「背诵」是不二法门,但背诵可不是光背诵,背诵可有法门﹗背诵之法,在于韵律、在于语势、在于内容、在于思想、在于意象,在背诵的过程裡,让你亲切地感受到诗词文章的生命。让你与之同情,与之共感,与之同歌哭,与之同生息,就在这当儿,进到脉络中,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更明白地说,要你的生命律动与它合而为一﹗背诵,懂得如何背诵并不苦,不懂才会苦﹗要懂得将「句子」调理成「结构」,再将结构转成「图象」,再揣摩这图象,了知其「意向」,再由此意向化作一个不可名说的「道」,而「道」即是一种律动,用哲学的话语来说,是存有的律动。

    想起高一,严寒冬日,夜诵《论语》,见得天明,驱了铁马(脚踏车)去上学,迎着旭日朝阳,虔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欲仁,斯仁至矣﹗」,直觉天地人贯通,喜悦莫名﹗

    还记得读陶渊明《归去来辞》,读着读着,诵着诵着,就这样吟哦成声、音声成韵。吟着﹗吟着﹗自成了一番曲调,是歌不是歌,是咏不是咏,不是歌咏,正是歌咏。就在其中,我体会到了什麽是「诗言志」,什麽是「歌咏言」,此中真意,吟者自知,何消强解,何须细分﹗

    我读苏东坡《前赤壁赋》,一看再看,一读再读,读看间,倒是览出了一片赤壁风景。看到了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看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然也看到了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但一切总不免强橹飞灰烟灭,浪花淘尽了英雄,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读之﹗诵之﹗思之﹗梦之﹗就这样日复一日,歌之咏之,前赤壁赋成了我文学生命的律动,我曾彷此写了《危微赋》,又彷此写了《鼾声赋》,赋如何写,对我已不重要,但书胸襟而已﹗

    四、从「情景交融、境识不二」,进而能心声为一,发而为言,笔之成文。

    文章本在天壤间,人文原不外自然,言为心声,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自家能倾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而自家那内在的声音又如何能如实的将天壤间的体会感受呈现出来,如如无碍﹗我想学国文,或者更宽的说,学习语文该当如此﹗我们该当娴熟的是从情景交融、境识不二,进而能心声为一,发而为言,笔之成文。

    当然,文有章法,语有语法,但「法无定法」,却是「道有其道」。「法」是条例,是规律,是法则﹔但「道」却是律动,是韵律,是生息﹗条例、规律与法则是隐含其中,自然天成的﹔若硬是要人为的去符合他,那就成为桎梏枷锁。然而,这并不意味语文的学习不须要条例、规律与法则,而是说这条例、规律与法则,是个准,是个依循,重要的是去练习,练习得熟了,而脱却了它、忘掉了它,并不是时时刻刻要紧黏着它。这就好像,人还不会走路前,坐着学步车学步,一旦会走路,立时得将这学步车抛之一旁﹔大人们要是坐着学步车到街上来逛,不遭路人之笑,那才怪呢﹗

    诗词有平仄格律,骈文有对句旪韵,即如散文也有起承转合,这就是所谓的条例、规律、法则,但这不能硬套,也不能强塞,也不能堆叠,总要练习得娴熟自然,才是上品。记得大二时,有「诗选及习作」的课,学会韵脚、学会平仄,为了方便有本《诗韵集成》,用起来方便得紧,但太方便了,只从中拣出字词,堆叠凑合也就有个诗的模样。不过,可不要忘了,那只是模样,而且是堆叠成的,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是文字的堆叠,而不是言为心声的咏叹﹗记得﹕我当时对自己有个警惕,不写自己无所感的句子﹔任何有所感,都得贴切而如实的,自然流出。

    记得,当时「诗选及习作」课,我是不用《诗韵集成》的,但写胸襟而已,当然不合平仄者所在多有,打起分数来,自然也就不高,但分数等第于我何有哉﹖本为初学,不够好那是当然地,何须在意﹗就因不在意,所以作起诗来,是喜悦的、快乐的,就在这样习之、熟之的过程裡,我体会到了「诗」的孕育与生长。直到现在,我还写五言诗、写七言诗,甚至填词,写作长短句。

    五、中国哲学是离不开文学的,有了文学的觉知才可有深入的哲学创造。

    虽然,我后来攻读的是「哲学」,但我却以为没有文学的觉知,只有哲学的概念,那是「空」的。当然,要是只有文学的觉知,而少了哲学的概念,那也可能是「盲」的。哲学虽然号称是万学之母,但我却认为文学的诗性情感却是使得这母亲受孕生养的重要因子。尤其,中国哲学更是离不开文学,没有了文学的涵养,只是在概念上兜着游戏,没有体会此中的意味,要把握其意义,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没听过「游园惊梦」一剧,你怎能了解中国人深情如何,性情如何,爱情如何。情之一字,既无体会,那知情义,那知义理,不知情、义、理,那有哲学。

    没看过章回小说,没读过薛丁山征西,那能真知中国父子、夫妇、男女之情为何,那能真知华夏夷狄之辨之为何。只守在圣贤的教言,说得危乎高哉,成个系统,但缺了生活世界,离了历史社会总体,这教言如何落实,一旦成了观念游戏,岂不有害﹗没有看过民间宗教的「起乩」,没有「萨满教」的宗教理解,又不听戏,不看小说,不读文学,搞起中国哲学来,煞有介事,但终只是文字上的活计,做不得真﹗总喜欢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所说的诗性的智慧,果真没有诗性,就没有智慧。哲学啊﹗哲学﹗可不能只是概念的游戏,更不能是文字的堆叠,不能是话语的算计。可不要忘了,「『草、木、虫、鱼』皆诗作,『之、乎、者、也』是文章」﹗

    哲学不只是对古人的研究,更不是把那些古老的话语做一番概括而已﹗哲学也是创作,也是文学的创作,谁说《庄子·逍遥游》不是哲学,谁说它不是文学,它既是文学,也是哲学。谁说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写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不是哲学,谁说它不是文学,它既是哲学,也是文学。文学有创作,哲学一样可以有创作﹗写情、写景是散文,论理、辩说,何尝不是散文。法国的蒙田(Michel 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散文,谁说不是哲学的创作呢﹖我自来就认为哲学可以创作,在高中时写《论「恆」与「变」》,写《理性的呼唤》,大学时写《历史哲学臆说》,写《论「1」与「0.9999……」》,写《哲学手记》,这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哲学不能只是研究,哲学也须要创作。当然,创作的好不好,那可是另一件事,但总不能不创作。

    六、写作﹕「写」只是自肺腑流出,「作」只是在天地间生长。

    写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写作,写作原不外生活的,没有生活何来写作。「写」只是自肺腑流出,「作」只是在天地间生长。韵律对了,感应通了,就写得出来,就源泉滚滚的出了来。苏东坡说他的文章是「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是大话,但可也是真话﹗不管是洸洋自恣,不论是沉鬱钝挫,总是真切地声音,是生命内在的韵律,是存有之道的呼吸﹗中国文化传统就存在文字话语之中,不﹗不只是文字话语,而是文字话语后面的韵律,是存有之道的韵律。如何进得了这里中堂奥,无他﹗唸之、读之、诵之﹗习之既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不论诗词、不论文章,韵律对了,写之作之,当下即成﹗记得几年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炯朗先生荣退,化工系的王咏云兄来电话出题,要我做一副嵌名对联,要将「炯朗」与「化工」都嵌在联上。想着﹗想着﹗一时间有个韵味律动着,自然作成了「炯炯日月存神过化、朗朗乾坤开物天工」,说真的,我很是得意﹗当然,一方面,我在清华服务多年,与刘炯朗先生相处日久,熟稔自在,又与咏云兄等化工系的朋友们常在一块儿閒聊,有个生活世界,那韵律感也就容易动起来。是啊﹗写作其实像舞蹈,像吟唱,像吐纳,像打太极,像是入了神,起了乩﹗乩来了,自有神来之笔﹗

    「写作」不容做作,就怕做作,一旦做作了,东施效颦,却令人作呕﹗但「写作」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自然天成,开始总要练习,练习还得照规矩来﹗只是在规矩中,要练之习之、习之练之,日子久了,工夫深了,规矩不再是限制,规矩反成了依循,不只是依循,而且内化成写作的律动﹗读得够多、够熟,写作够勤、够多,得其型态,得其韵律,如其神髓,既已入了神,神来之笔,何难之有﹗

    七、要推敲、要琢磨,熟能生巧,巧能通神,一旦通了神,自能咿D无方。

    学习国文,当然还是要推敲、要琢磨,如何推敲、如何琢磨,靠得还是练习,练习多了,那推敲才真成个推敲,那琢磨也才见成效﹗推敲不是支解,琢磨可不是粉碎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分析﹔推敲是在多次的练习下,自然生长,琢磨是一次再一次的写作过程裡,逐渐育成。就像写书法一样,摩之、临之,得其形体,入其精神,最后才写成个自己的字一样。

    了解章法是必要的,识得语法也是应该的,但光记住如何的章法,单记得语法的结构之为何,那是不经事的。重要的是,多造句子,语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句子,这句子直透到心底,直透到身体,反应了整个生活世界的脉动。多作文章,章法熟了,成了你自己的文章,这文章是你身心灵的声音呐喊,或是含情脉脉,或是离情依依,或是振拔乎天地,或是沉吟乎沧桑,总之,它写的是你的体会与感受。容或手钝,容或技拙,但熟能生巧,巧能通神,一旦通了神,自能咿D无方。思想、情感都可妙笔生华的跃然纸上。

    就像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一样,树有生理,文章亦有生理,合其生理,自然育成﹔不合生理,不自然,岂可育成﹗我父亲那一代人,读的书不多,白天上国民学校,在日据时代上的是日文,还要躲空袭,汉文根本没有。回了家来,晚上读汉塾,跟着汉学先生学汉文,时间少之又少,但两三年下来,却也能做做对子,写写尺牍(书信),甚至作七字调。他们阅读与写作能力,却也不比现在的年青人差,写的对子甚至比中文系的学生还好。这原因何在,就只因为他们的学习合乎语文的生理,合乎生理,自然长成。现在年青人,接触的讯息很多,但驳杂、纷扰,又囿于考试领导教学,教师教得认真极了,只重在考试、重在答题,却不符合语文的生理。任你如何用功,用的功是在考试、在答题,结果考试会了,但那是支解、是尸体般的支解,不重生理,却是死理,这样的语文教育岂能不扼杀语文的生命。

    八、「翻译」其语意、句势都得相应,「诠释」则重在意义的展开、衍申与阐发。

    读翻译著作是不可少的,佛经是译本,《莎士比亚》是译本,《柏拉图对话录》是译本,《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是译本,《战争与和平》是译本,……从梵文的佛经,到诸多西方语文的名着,都有中文译本。翻译重在「信、达、雅」,译本既多,良莠不齐者所在多有,而且再怎麽说,都难免受其原先语文的影响。像汉译佛经,多经过译场的校正,但终不免受梵文影响,但也因此注入了梵文的语用方式,融到汉文中来,使得当时的古典汉语,有新的生命。一样的,近代以来,大量西书汉译,对中文影响甚大。只是,若没经过一番刷汰工夫,以目前看来,仍处在极艰涩难理的阶段。

    当然,要选择好的译本来阅读,这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我总想要有对不良译笔的免疫能力。即如读了不良的译本,你也儘可不受它的不良语法之影响。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样画葫芦的学着翻译,看看此中奥妙何在﹗就在翻译过程中,你深入了西文的脉络,同时为了使用适当的汉语句子表述,你的汉语表达也跟着明晰清澈起来。更重要的是,就在对比互勘的情况下,你因之而体会到了,那些不畅顺的译文,究何所来,该当如何理解,又如何避免其不良影响。

    翻译问题,不只有中外之异,更有古今之别,不只是将外文文本译成汉语文本才叫翻译,古典汉语写定的古代典籍译成现代汉语的白话译本这也叫翻译。翻译不同于诠释,翻译不只是语意要对,语句的句势也要相应,所使用的关键语彙要统整。总的来讲,整首诗,或整篇文章,它是个生命体,原先有着它自己的生命韵律,它是统整的﹔译文当然也是个生命体,它也要有一统整的生命韵律,而这生命韵律又必须与原来的文本之生命韵律相应。诠释就不同,诠释是意义的展开、衍申与阐发﹔当然也可以夹着概括、归纳。总之,它比翻译自由多了﹗它不必像翻译一样,那麽注重语意与句势的相应,它只要精神相通,调适而上遂之,能通极于道,也就可以了﹗

    九、古代典籍汉语、现代生活汉语,以及现代学术话语,宜自然交流、和合为一。

    不论中外、古今,你一旦做了翻译、诠释的练习,在对比的推敲、琢磨下,对于语文的学习是有莫大效益的。神游古代,你得将它化作现代情境﹔遥及异域,你必须将它转成本国语文传统可理解的。当然,另一面也是可能的﹗你亦得学习将中化为外,今转为古,做多少是多少,练习了总有好处。最大好处,在于你能将古今中外的神韵都通了,这一通会让你眼神为之发亮﹗这时,你会将孔老夫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说「礼」是「分寸节度」,「乐」是「和合同一」,「射」是「对象的切确」,「御」是「主体的掌握」,「书」是「典籍的教养」,「数」是「逻辑的思辩」。你会对《老子道德经》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有这样的译述﹕「失去了总体的根源,之后,便强调内在的本性﹔失去了内在的本性,之后,便强调彼此的感通﹔失去了彼此的感通,之后,便强调客观的法则﹔失去了客观的法则,之后,便强调具体的规范」。我深深感受到要让中国古代典籍的古汉语,与现代生活上的汉语,还有学术上的话语,在自然交流的过程中和合为一。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却也是一有趣的、深睿的心灵活动。

    还记得,做博士生时,我曾拿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与今译的「自由论」,在对勘原着「On Liberty」,在古今、中外的翻译、译述、诠释的对比过程裡,体会此中的句势、语法、语意、脉动、韵律,推敲再三,个中甘苦,如水冷暖,不饮岂能有知﹗当你看到严复把「individuality」译成「特操」,而不是译成「个性」﹔把「Of Individuality,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译成「释行己自由以明特操为民德之本」时,一定会觉得此中大有隐情在,这与整个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係。这也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所谓「理解」与「诠释」都离不开文化的基底与依凭。我以为做一个语文的学习者要有这些见识,才不会落入狭隘的视点裡,坐井观天。

    几年前,我曾试着在大一的《论语》课上,要学生对比的去看相关的「英译论语」,并对比的校正一些差谬处。学生是用功的,有一组同学做的有板有眼,想想,若能配合「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做一些交叉对译的工作,让大一英文也上上《论语》、《庄子》的英译本,让大一国文也上上《莎士比亚》、《湖滨散记》的中文译本,这可能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是极有好处的。

    十、「半听半看半朦胧,一叶一花一天风,山下出泉源滚滚,云上雷端草木从」。

    语文的学习,可以视之为生命的生长历程,如同前面所说的,要符合语文的生命之理,才得生长。就好像胎儿的孕育一样,它是完型生长的,不是片段堆积的,从模煳中逐渐清明起来,从浑沌中慢慢长养成。「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终始」在于时间的先后,而「本末」则是当下整体的生长,就实践来说本末是一体的,由这一个小的总体,逐渐长得大些,再大些,由微而着,由小而大。学习语文有其终始,但也有其本末,本末是交与为一体的,是完型的生长,能了解得这一点,那始与终的步骤,才能恰当的釐定。

    近些年来,我开了一门「人文学方法论」的课,学生们问起为学方法,说起读书,起先是朦朦胧胧,如何是好,一时起兴,依循《易经》之理,口占一首,以为说解。诗曰﹕

    半听半看半朦胧,
    一叶一花一天风,
    山下出泉源滚滚,
    云上雷端草木从。

    这「半听半看半朦胧」可以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总体处说、根源处说,是无分别相的总体根源﹔而「一叶一花一天风」的「天风」是「乾巽为姤」,是《易经》的「姤」卦,这是就实存处说,是就感通处说,是就「存在的相遇」说﹔「山下出泉源滚滚」的「山下出泉」是「蒙」卦,这是就累积处说、蕴蓄处说,是就「生命力量的蕴蓄」说﹔「云上雷端」成个「屯」卦,这是就其险难说、就其创生说,就其「危险艰难之创生」说。学习,人文的学习如此,语文的学习如此,先是总体的如其自如的依循其律动,纵是朦胧,原亦无妨﹗感之、习之、存之、遇之,久而久之,就也进到生命裡来了。时日蕴蓄,厚积既久,终将发之,这样子地创造生长,「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这可真是一件令人快乐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事情﹗

    ──乙酉夏暮八月三十日于台北近郊之元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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