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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贝尔斯: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在历史之中
【时间:2020/9/7 】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1-26 】 【作者: 李雪涛】 【已经浏览285 次】
我们可见的五千年的历史,处在长于之几百倍的史前时代和无穷的未来之间,是一望无际的人类生存中微不足道的一段路程。这段历史既向史前世界,又向未来敞开。它不会和其中的任何一面隔绝,也不会在圆满的形态中获得自我具足的全貌。
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在历史之中。如果当下在今日狭隘的视域之中堕落成为单纯的当下的话,那么它就会丧失其深意。我希望借助于《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部著作提升我们当下的意识。
——卡尔·雅斯贝尔斯
 
雅思贝尔斯与“轴心时代”
文 | 李雪涛
雅斯贝尔斯将以往的人类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且是以共同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这四个阶段分别为:一、史前时代(Vorgeschichte);二、古代高度文化时代(Alte Hochkulturen);三、轴心时代(Achsenzeit);四、科学技术时代(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s Zeitalter)。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突破期”,而将这之前的“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化时代”及其之后的“科技时代”统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时代则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而科技时代则一方面是对轴心时代所取得成就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新的轴心时代的突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尽管如此,在科技时代人类并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人类的第二次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轴心时代之提出是为了彻底破除在西方世界由基督宗教信仰所缔造的历史哲学神话。因为黑格尔曾说过:“一切历史都归于基督,又出自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乃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这样一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西方,基督徒们也没有把他们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观跟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何况基督教仅是其信徒之信仰,而绝非全人类的信仰。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则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点,并且排除了特定信仰的内容,是西方人、亚洲人乃至全人类都可以信服的尺度:
 
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依然与之生活的人。……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派别,墨翟、庄子、列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所有的哲学可能性,甚至于像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以及虚无主义都产生了,其情形跟中国别无二致;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传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世界观,即认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及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出现了先知;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这短短的几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勾勒出的一切,几乎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发生了。
 
这个时代的崭新之处在于,在上述所有的三个地区,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他们感觉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他们提出了最为根本的问题。在无底深渊面前,他们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后,他们为自己确立了最为崇高的目标。他们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体验到了无限制性。
 
……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
 
 “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早期文明为前提,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并开启了各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伦理观、文化模式。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拥有了觉醒的意识,意识到了整体、自我存在的意义及其限度。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讲,轴心时代很重要的特点是要借助于“交往”这一思想而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地域主义,进而“获得全人类的、超越所有信仰之上的共同的东西”。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是通过一个唯一的起源和目的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雅斯贝尔斯构想出一种“经验性理解的普世历史”(die empirisch zugängliche Universalgeschichte),目的是为了使历史的不可替代的一次性存在与人类之交流和延续同样得到重视。而确定普世性的历史经验绝非仅仅是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启示,而必然是经验。启示乃是历史性的个别信仰的形态,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理解的。”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产生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性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这对西方和亚洲乃至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某一特定的信仰内涵的尺度。……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
 
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认识,“轴心时代”包括了三重的特性:其一是所谓的同步性。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亦即在从希腊至东亚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类似的成就;其二是历时性。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大哲学家之思想发展,又是其每一特定文化圈其后发展之轴心;其三是普遍性。轴心时代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针对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列为精神发展的辩证阶梯顺序的诸阶段,雅斯贝尔斯对此予以了反驳: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正是通过不再为实体性和生命的局限性所囿的反思和超越性,而产生了我们至今仍然赖以生存的各种思想,从而完成了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对此雅斯贝尔斯写道:
我们恰恰否认了从中国到希腊这一阶段的发展顺序——不论在时间上,还是意义上这都是不存在的,相反,它们是同时在毫无接触的情况下并存的。彼此起源不同的多条道路似乎暂时通向了共同的目的地。在三种形态之中存在着同样的多样性。三个独立的根源,经过不连续的个别接触,最终自几个世纪以来,实际上直到我们今天——才发展成了后来成为历史的唯一的统一体。
 
也就是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文明的进步并非从东方迈向西方,黑格尔所认为的从中国到希腊的这一发展顺序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人们应当从人类文明总体的角度来把握各种文明的意义。人类历史在轴心时代各地区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内在整体性、一致性以及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人性,这些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突破表明,历史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是历史的统一。起源于意识的历史,又由于意识而走向统一的目标:“轴心时代同化了历史存留下来的一切。从这时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以及持续至今天的统一。”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文明尽管只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少数地区,却对历史的统一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阶段,事实上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分支过程。但这一时期却奠定了普世的人类历史,并从精神上将所有的人吸引了进来,雅斯贝尔斯指出: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共同感知轴心时代这一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性。轴心时代尽管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起初这三个世界之间并没有关联,但却奠定了普世史,并在精神上将所有的人都拉了进去。
 
正是轴心时代的出现,使得人性(Menschsein)成为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基础,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结构的变化。雅斯贝尔斯由此认为,轴心时代构成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尺度,也使得人类从个体的、区域的人,变成了整体的存在。雅斯贝尔斯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结构由于轴心时代而得到了改变:各新民族纷纷进入了这三大文化圈:
 
新的民族在这三大文化圈纷纷登场,在西方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东亚有日本人、马来人、暹罗人,他们各自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形态。但他们是在与传承下来的高度文化的对抗中,通过对它们的继承和改造而得以实现的。
 
由此来看,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已经从全球的视角来理解历史了。
 
由“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仍然是几大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了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西方为例,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无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的力量:
 
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在人类的每一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从此之后,情况一直如此:对轴心时代可能性的回忆和重新复苏——复兴(Renaissancen)——引发了精神的飞跃。回归到这一开端,是在中国和印度乃至西方不断发生的事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理论中,思想、伦理、宗教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对于判断历史进步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时期,而是找寻到了一个参照坐标,从而使得人类历史真正具有了全球史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世界历史仅仅是“地域历史的叠加”(ein Aggregat von Lokalgeschichgten),并且直到今天,它才成为“地球的事实性总体的历史”,为了使之形成统一体,雅斯贝尔斯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材料中寻找到了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轴心文化。他一方面对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Geschichtsmorphologie)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对施本格勒将历史看作是由八种彼此独立的高级文化组成的看法,予以了抨击,同时也反对宗教史学派的系统神学家特勒尔奇特别强调历史的不可重复性的特征。雅斯贝尔斯认为,魏玛时期历史主义者们趋向于文明孤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轴心时代的历史充分说明,将全球文明史看作是毫无共同个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应当从一个统一整体的立场来认识历史。他深刻地指出:“在反对施本格勒对毫无关联的并列的诸文化绝对分隔时,必须指出存在可以由经验证实的接触、传播、同化(佛教在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现象,而这些对施本格勒来讲仅仅是错乱和假象,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些是共同的提示。”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指出:
 
所有关于人们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的绝对相异的断言,在“人之存在”最深刻的要求面前,只剩下了一幅疲惫不堪、听天由命以及被迫放弃的表情,这一主张将暂时不可能性过分夸大为绝对不可能性,从而泯灭了人的内在准备。
 
雅斯贝尔斯从来不认为,历史孤立主义论者会有任何的前途。他认为,人类永远是流动的。他举例说,诺曼人来到了格陵兰岛和美洲大陆,波利尼西亚人横跨了整个太平洋,马来人到了马达加斯加岛。黑非洲和美洲语言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表明在这些大陆间不断有往来。发明、工具、观念、童话在史前时代便经历了遥远的迁徙,一方面总是在附近流传,另一方面也传到了其他的远方。长期以来保持孤立的仅有澳大利亚,也许还有美洲,即便是这两个大洲也不完全是孤立的。“孤立并非意味着从未有过其他的人漂泊到那里,而是意味着从未感受到异文化的影响。”正因为此,德国当代历史学家舒林认为,雅斯贝尔斯为德国普世史注入了新的动力。
 
本文选自《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解说”部分,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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