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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时间:2012/3/3 】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2.6 】 【作者: 邹广文】 【已经浏览7498 次】

    摘  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建设中,必须努力处理好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使每一种文化形态都肩负起自己的时代责任,以达成实现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这一共同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现代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人文价值取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代课题。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当代中国现代文化的培育应该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现社会人文价值理想的精英文化建设和反映普通百姓文化需求的大众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内在有机系统,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就是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一 主流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

    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因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代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P663-664)这就对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它产生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实践,因此它是一种有时代特色的、全新的文化。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除了时代性特点之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还应体现开放性和群众性特点。所谓开放性,即拥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贯彻宽容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形式开放、不断发展的博大体系;所谓群众性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

    着力于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现代化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立足于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把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旋律定位在人的素质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这就赋予了作为主流文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关注人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以及经济与政治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等新的发展观念。90年代以来,综合发展观有了新的拓展,重点是把人类的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这样一个综合发展的新时代给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应该说是极富远见的。因此,应该自觉地把人的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跨世纪主题,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常抓不懈。

    首先,人的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物质文明,而且要有精神文明。因此,占据了生产资料从而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同时成为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并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占据和创造,一方面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影响、指导全体社会成员;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人阶级自身也必须在领导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不断地改造自己,“锻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既从物质贫困中解放出来,又从精神贫困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自己社会主人的地位,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其次,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课题。以基本的文化素质而论,据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资料统计,12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我国总人口的20%以上(几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5%;每一万人中只有大学生13人,而美国有509人,日本有212人,俄罗斯有195人,印度有52人。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1%,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1%,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也只占60%以上;技术人员在职工总数中仅占3%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达30%以上。最近几年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情况有所好转,但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从思想道德素质上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开拓进取精神和主体自我意识,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价值混乱,在社会生活层面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不尽人意的地方,如道德滑坡、腐败滋延、犯罪增生、知识贬值等。这些现实情况警示人们,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确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关涉全局的任务。

    另外,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科学决策。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年代。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未来学家预言,目前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今后必须调整人类的文明实践方式,这将导致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的出现。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生物工程、生命科学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未来社会发展将对人的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认识人的综合素质在整个文化建设乃至社会全面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由上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现时代的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居于核心的总揽全局的重要位置。它的文化价值追求表明,在主流文化的现实操作中,是能够与其它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转折关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

二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它得以获得如此地位的前提,是全社会确立了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19世纪末,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于传播创造新文化,“五四”运动遂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中国社会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此转变为知识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职业特权,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和引入世界先进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总体而言,精英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还远未真正适应这种现实,其自身的生存心态尚未调整到成熟状态。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面对社会生活的市场经济转型显得心理承受力脆弱;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创下零拷贝的纪录,电影厂不得不弃雅随俗赶时髦;人文科技学术著作和纯文学艺术作品缺少市场、难以正常出版;文化热点已经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小品喜剧和娱乐肥皂剧,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不容否认的现实是:精英文化正陷入空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自身也开始分化,部分精英文化开始滑向商品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运作,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停步徘徊甚至下滑。对于精英文化来说,以下一些倾向值得人们忧虑:(一)人文学术著作出版难。各种庸俗黄色文化垃圾充斥书店书摊。这提示了社会的文化、消费与精神追求之低俗化倾向。(二)知识分子远离、淡化政治,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远,缺乏应有的关怀。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缺少理性参与和引导。(三)对形而上的人文关怀的淡化倾向。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使得知识界对智能和真理的追求失却了内在的动力,而哲学的形而上品格主要是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在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精神文化平衡及社会关系被打乱,导致人们产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四)中华伦理文化传统面临挑战。伦理道德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的内核。商品大潮使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新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精英文化除了感叹世风日下外无所作为。加之一些党政干部的权力腐败,更加强化了这种道德失范。

    精英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在一定层面折射了目前中国文化建设所应注意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在强调和指出精英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的同时,还应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和出路之所在。精神文化的危机须由精神文化自身来拯救。有道是大浪淘沙,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会愈加显示出其人格和学术的功底和魅力。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文与科学文化的重新繁荣也将为期不远:“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精英文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现代使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和热切关注来传播人文价值和科学精神,在生活实践中调整自己失衡的心态,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基于这一要求,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有两个核心点:第一,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重塑现代民族魂,从而使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真正呈现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并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第二,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加强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培育和辐射,勇于承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和精神境界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三 大众文化的价值提升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大众文化消费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需求。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大众文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它的产生依赖于两大前提:第一,城市的出现。城市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变迁的产物,在欧洲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商业化的加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开始迅速发展。如果说古代的城市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宗教和军事象征的话,近代工业化以后的城市则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社会先进思想的集散地,它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说,城市是生产大众文化的温床。第二,现代化的科技传播手段。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也由古代的口头传播、书面传播进入电子信息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文化通过声音和图像的组合方式,并以时间的同步性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打破了文化的垄断,有利于文化接受上的平等性和广泛性。在西方,现代传播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大众化的。纵观西方大众文化的历史流变,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大众文化的特征和本质: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现象,它是现时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体现。

    显然,大众文化不等于“通俗文化”。两者在其文化质地上是完全不同的。“通俗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与人类的出现同时产生的文化,在总体上说它是一种民间的集体创造物。“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一种自发地、不带功利性的文化创造行为,呈现出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精神品格,它所传达的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世俗生活真切感受和向往。农业文明是“通俗文化”产生的深厚土壤。而“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短暂的历史;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其制作过程与接受过程是完全分离的,大众文化作品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手段快速炮制而成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和倾销。在这种场合,大众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大众文化的运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少数人基于商业赢利目的而快速合成的“大众文化”,其对人生的理解、对情感的投人以及审美的体验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有诸多的虚假和矫情成分搀杂其中。因此,大众文化往往成了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它并不想执意去追求文化价值的永恒性,而更多地是给工作忙碌的大众一种经验上的娱乐和感官上的享受。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双重的历史转型时期,既要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如同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转型期的种种特殊性一样,“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也打上了诸多“中国特色”,这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城乡一体化特色。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城市和乡村并没有严格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流动亦日益频繁,客观上使得作为都市文化的大众文化也程度不同地波及到了中国农村,而电子传媒的普及更加促进了这种城乡的一体化。第二,与其它文化形态相共存。在大众百姓的文化生活中,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有所表现,甚至还搀杂着各种原本属于传统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东西,这都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大众文化现实出现了见仁见智的价值评判分歧。保守者将大众文化斥之为资本主义文化,精英文化层则将其视为文化的堕落,如此大相径庭的立场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问题。首先须指出的是,大众文化作为和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同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3](P163)

    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众文化的出现加速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环顾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一种历史性潮流,因为不同质地文化的相互对话与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真正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分层也呈加快态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着自己的应有位置。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垄断强迫的方式让大众接受,只能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去赢得大众。而在这种文化进步中,大众文化功不可没,正是大众文化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并最先显示出其发展的个性——面向百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追求感性娱乐。第二,大众文化的追求与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众文化所体现的快节奏、讲效率、重实际等特点,有利于把人的精神和思想从传统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对于开阔人的心胸和眼界、改变人们的封闭守旧心态,都比其它文化形式有更大的优势。第三,大众文化在一定层面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相吻合的。依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大众文化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一种肯定。它使人们从先前的那种“无我”状态中走出,从“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氛围中解脱,第一次感受到个性的自由与价值。尽管这种“个性”的发现与肯定更多地体现于物质实用和感官层面,但这毕竟是人性提升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正是通过这一环节,才体现了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需要。

    大众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事物,正在成长之中。惟其如此,对于目前大众文化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我们只能通过积极的引导来予以纠正。其一,我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的确存在着盲目性、低浅性、自发性和过于商品化倾向,缺乏真正的文化个性和创造性。这与大众的文化素质低下和文化人的价值追求降格相关。其二,感性文化的蔓延导致人们对历史与文化责任的淡化,导致了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稀释,这将会使社会进步缺少恒久的动力。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对大众文化实践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以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提升大众文化。这一工作的有效开展,取决于以下因素:其一,主流文化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导向的主渠道作用,用高尚的作品鼓舞人,从而使社会生活洋溢一种健康向上的氛围;其二,精英文化应该改变那种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对立立场,积极投身于大众生活,传播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这对于提升大众的国民精神文化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其三,加强对全社会公民的人文精神培育和科学理性启蒙,使人们积淀内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价值观。通过以上的积极自觉引导,新世纪的大众文化必将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繁荣时代,从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民族理性精神的生成做出贡献!

    邹广文(1961-),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与社会理论问题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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