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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陈平原)
【时间:2007/10/3 】 【来源: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1日 14:39) 】 【作者: 陈平原】 【已经浏览3889 次】

何:很巧妙的选题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洲,198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等三十余种著作,先后主编学术集刊《学人》、《现代中国》。
 
 
    去年,我们在北大开了个题为“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刚好碰上北京市纪念建都八百五十周年,很受关注。不说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不说此地已有三千年的城市史,更不说春秋战国时燕国在此建都(称蓟)、西汉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国(别名燕京),咱们还是从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正式成为“号令天下”的国都说起。既然很长时间里,北京是国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会跑到,政治家、商人、文学家,全都来了,不见得在这定居,但总得来走走、看看。这样,就必定留下一大批关于北京的文字资料,包括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几百年间,多少文人学士进京赶考,一路上怎么走过来的、随身携带什么物品、中间碰到多少艰难险阻?这些细节,其实很有趣的,对于学文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记忆。像这一类的问题,都留在骚人墨客的诗文里。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文学的北京”。从金代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今天,850年历史的国都,该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残留在文人的“记忆”以及文学作品里。诸位念中国文学,讲到元杂剧,老师肯定会告诉你们,关汉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有关关汉卿与北京城的直接联系。明清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笔,记载、描绘、表现北京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这一类的文字资料很多,是后人想像北京的重要依据。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钱铸造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北京;有用砖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筑的北京;有用色彩涂抹而成的,那是绘画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那是文学的北京——这个经由史家的学识与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来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触摸,我们今天,就准备从这里进入。

    我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就叫“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每周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下面这九本有关城市的书: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Carl E. Schorske的《世纪未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同样道理,阅读北京,理解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是要兼及历史与文学。

    在座的诸位同学,也许你们读过像《狄更斯与伦敦》、《雨果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这样的著述,再塞给你一本《老舍与北京》,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讲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体验,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而且,不想选择那些独一无二的景观,比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而是谈谈每一个到过北京或准备前去旅游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北京市旅游局派来拉客的,光拣好听的说。记得有人说过,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话,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你说好说坏,它都无所谓。甚至,最喜欢说这座城市坏话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边嘲笑,一边乐滋滋地生活在这座被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说相声的口吻,转述一个段子:人大、政协开会,外地代表纷纷表示要为首都做贡献,山东代表说,为解决春天风沙大的问题,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统统罩起来;山西代表说,为解决到美国签证难的问题,准备在北京挖一条直通华盛顿的地道;最绝的是河南的代表,说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京市的环境卫生问题,准备为每一只蚊子戴上口罩,为每一只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听马上说,这笑话,准是北京人编的。北京人就是这样,对政府有意见,不直接骂,绕着弯子说,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让你哭笑不得。

    下面这几篇文章,偶有几句怪话,但总的基调是怀念,所以很温馨的。需要说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写的,其他三位,郁达夫、张恨水、邓云乡,都是人在异乡,“怀想北平”。这你就不难理解,周文的调子为什么跟其他三位不一样。对于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评,对于过去的时光多有依恋,这是人之常情。好吧,闲话休提,让我们赶紧进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赏这些美文的同时,希望能带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一、关于《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
 
    我准备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笔名知堂、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以及众多兼及知识与趣味的小品著称于世,可说是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极盛,抗战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释出狱,8月重归北京,晚年以译述日本及古希腊作品为生。读他撰于1944年的《我的杂学》,听他谈对于古文、小说、外语、希腊神话、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医学史、乡土民艺、浮世绘、玩具、佛经等的兴趣,你肯定会惊讶其博学。因此,当他说自己别无所长,只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时,你就知道这个标准之高。反过来,在他眼中,国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识”、不通“国文”。

    先说“国文”。五四刚过,周作人就开始自我调整,不欣赏胡适“明白如水”的白话,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至于作为“常识”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认前两者受古希腊及日本的影响,后者则是基于自家的中国立场。但有一点,从1922年撰《自己的园地》起,周就对各种各样的“大名义”不感兴趣,并自觉保持距离;至于1924年《喝茶》一文所表达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于粗茶淡饭中品味人生,更是成为日后周的生活信条。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学界有各种看法;但对于他在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异议。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成绩最大的,很可能还是周氏兄弟。像同样名气很大的林语堂、梁实秋等,单就散文而言,在我看来,都不能跟二周比。
 
    谈论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转个弯,从此前的两篇周文说起。先说写于1924年的《故乡的野菜》。这里的关键是“故乡”——周本南人,但长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断在文章中追忆故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但同时,他又喜欢谈论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乡的野菜》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对于周作人来说,绍兴是出生地,南京、东京是念书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北京。此后,作为长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怀旧的笔调谈论绍兴,也以“南方”作为标尺,衡量眼下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

    我关注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住久了,就是故乡。因为,在现代社会,籍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换句话说,“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识,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比很可能从未到过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经常谈论宋代或明、清的进士分布,藉以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种诗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欢以地望命名。但在现代社会,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长大,可中学毕业后,你到外面上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转益多师,我们很难再用“地方文化”来描述你、阐释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对于你长时间居住的城市,你应该对它感兴趣,关注它的风土人情、历史记忆、文学想像,不单是趣味,也是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开始有了谈论这位“老朋友”的兴致。

    周作人有一篇谈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说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这篇文章写于1929年,那年头,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与火”的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却在满北京城找好吃的点心;因为吃不到,还写文章诉苦,这不挨骂才怪。周氏谈论点心之好不好吃,还讲究什么“精炼的或颓废的”,如此渲染安闲且丰腴的生活,跟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相比较,真是天差地别。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须的。你能因为它不影响“温饱”,就否定观赏落日的意义?之所以谈点心时,要点出“历史的”、“精炼的”、“颓废的”三个修饰语,就因为它有关文化、审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第一,晚清以来,我们相信“科学”,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屐,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对颓废文艺的批判,以及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结在一起。一般人会认为,日常生活里的东西,比如点心,没什么了不起;可周作人却从点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灵魂的粗糙。必须承认,这跟日本文化中对“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可这种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资”了。“小资”就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大陆很流行的词。说你这个人挺“小资”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有钱,但生活还过得去,讲求品味,了解时尚,读一点文学,听一点音乐,喜欢名牌,还不时表现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资”;有钱没文化的,也不算“小资”。“小资”的必修课,包括张爱玲、村上春树、昆德拉、王家卫、伊朗电影、小剧场艺术等。“小资”喜欢炫耀自己“有情调”,批评别人“没品味”。这是现在的状态,半个多世纪前呢?

    那时左翼文学蓬勃兴起,“精致”的生活趣味受到严重压制。人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流血流汗,你还在谈什么点心好不好吃,不觉得害羞?在这种气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态,不被青年学生看好——不只是批评,简直是蔑视。这种对于“闲适”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过于功利了些。当然,这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记得林语堂说过:人的一生,就好像过马路,先看看左,过了中线以后,再看看右。三十岁以前不激烈,没出息;五十岁后还激烈,这人也挺可怕的。1930年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大致都过了热血沸腾的年龄,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义、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不能说一无是处。当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觉得他们只顾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过了几十年,我们明白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缝隙,了解政治与审美的距离,也明白崇高与幽雅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学界对于激进而粗砺的革命想像,开始有了几分认真的反省;同时,对于周作人之强调文化上的精致,也有了几分同情之理解。
 
    好,话说回来,介绍前面这两篇文章,是为主角的登场作铺垫。记得两点:第一,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乡,就值得我眷恋;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联结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时候能上升到精神层面。有了这两个观念,接下来,就该进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点,用他的自己话说,就是“涩”,真的很像苦茶,不抢口,有余甘,能回味,经得起咀嚼。必须是有文化、有阅历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赏。有人的文章,是写给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写给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欢徐志摩的读者,很可能不欣赏周作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涉及写作者的趣味、心态,还有文章的结构、语言以及表达方式。题目《北平的春天》,一开篇却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太觉得。”你看,曲里拐弯,别别扭扭的,就是不让你读得顺畅。文章的结尾又是:“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这样的正题反作,故意违背常规,以春游始,以冬读结,阻断你的习惯思路,引起阅读兴趣。写文章最怕轻车熟路,你刚开口说第一句,读者就猜到你下面会说什么。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时候用典,有时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跳跃前进,总之,就是不让你感觉“滑”,非要你停下来琢磨琢磨不可。

    文章开头说,北平的春天开始了,可春天并非一种概念的美,而应该是一种官能的美,能够直接用手、脚、鼻子、眼睛来领略的,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据少年时代在绍兴扫墓的经验,所谓“游春”,必须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联系。春天到了,花草树木,或吐芽,或着花,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再加上那一汪清水,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的感觉这才真正体现出来。可北平呢,北平的春天在哪?周作人说,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于“春游”没有任何经验。妙峰山很热闹,但没去过;清明郊游应该有意思吧,也没去过。为什么?就因为北平是一座内陆城市,旁边没有大江大河;而缺少了水气,不仅“使春光减了成色”,更使得整座城市缺乏某种灵气与风情。
   
    老北大在城里,地名叫北沙滩,就在故宫旁边。那里现在还有个地名,叫“北河沿”,当年是一条小水沟。北大著名教授刘半农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挺吓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说,全世界著名的大学,要不拥有湖泊,要不临近江河——有水为伴,大学方才有灵气,在这里读书,才会充满灵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学的,肯定想起了塞纳河边读书的美好时光。北大周围没有江河,实在可惜,刘教授灵机一动,就把这条小水沟命名为“北大河”。可后来城市发展,修马路,连这条小水沟都被填平了。诸位有兴趣的话,到北京时,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现在是如何的车水马龙。幸亏1952年后,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就是现在的燕园。那里倒是有个湖,很大的湖,钱穆给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风景,也是学生们的爱情圣地。在国外,经常听人家说,你们的校长来访问,讲话很幽默嘛,一上来就是:我们北大没什么,“一塌糊涂”。大家都很惊讶,校长于是慢慢抖开包袱:北大风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刚扩建的图书馆。合起来,不就是“一塔湖图”吗?这个“幽默”使用频率太高,越来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认,这三个景点,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对北大来说,太重要了。

    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座城市,有足够的水,对于生活与审美,都至关重要。北京没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显得不够腴润,也缺乏灵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没有真正存在过。很多人都谈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暂,冬天刚刚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张的春天,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无,似乎不曾独立存在过,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让你从容欣赏,周作人对这一点颇有怨言。

    我的感觉跟周作人不一样:正因为北京的春天难得,稍纵即逝,所以北京人才会格外珍惜,才要大张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长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乡“四季如春”,开始我也很高兴;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词。一年四季,除了凉一点,热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次见到北京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对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用得上“惊心动魄”四个字。记得那是阳历三月初,天还很冷,我裹了一件借来的军大衣,在大街走,还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个多月,眼看着湖面上的薄冰一块块地融解,光秃秃的柳树一点点地吐芽,这种生命从无到有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我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对于生命的礼赞!这种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感觉,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显。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因此,整个文化艺术显得有点“急就章”,不够厚实,也不够腴润。所谓的文化积累,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更需要良好的心境。当然,我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整个文脉。

    从周氏一贯的主张及趣味看,“慌张”、“腴润”云云,确实可引申开去。但你不能简单对应,硬说这里的“春天”象征着“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样的话,“冬天”怎么办?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烧着暖气,手不会冻僵,神清气爽,特别适合于读书写作,这不也挺好?这就必须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个人化的表述,拒绝成为公共话语,你说他文章有没有寓意,有,但点到即止,若隐若现,只能心领神会,不好过分坐实。
 
    二、关于《故都的秋》

    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过北京的“春”,该轮到“秋”了。这是北京最美的两个季节。关于北京的秋天,我选择的是郁达夫的文章,题目叫《故都的秋》。

    郁达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是早期新文学最值得称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轻人重要的启蒙读物,其自叙传的小说体式,病态的美以及感伤情调,让当时刚刚觉醒的青年学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郁达夫的文风大变,或者像小说《迟桂花》那样,赞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转而撰写山水游记以及旧体诗词。郁达夫可以说是新文学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当然还有鲁迅、聂绀弩等。抗战爆发,郁达夫先是在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等编副刊,1942年撤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在当地一家酒厂工作。有一次,日本宪兵欺负人,郁挺身而出,用日语跟人家交涉,这下子暴露了身份。宪兵队长知道他非同寻常,大概也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底细,但不动声色,继续跟他打交道,还称兄道弟的。可日本一宣布投降,宪兵就把郁达夫杀了,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郁达夫早年在北平生活,1933年起移居杭州,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短暂回京时,写下了这篇赞美诗般的《故都的秋》。过了两年,又写了篇《北平的四季》,更是一唱三叹:“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请注意,是“遥忆”,距离产生美感,这才有了“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赞叹。

    要说气候宜人,北京最好的季节是秋天,但既然选择了“北平的四季”,就看郁达夫怎么说了。和周作人一样,郁达夫也感慨北平的春天来得太匆忙了,还不如冬天可爱。因为,那最能显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什么叫“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寒冬腊月,屋外北风呼啸,屋里因为有火炉,故温暖如春。既然外面走动不方便,那就在家中读书写作,遥思往事,或者跟朋友们说闲话、聊大天。大雪初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你会觉得,天地为之一宽、精神为之一爽。要是骑驴访友,那就更有意思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与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

    说过北平冬天伟大的幽闲,以及快雪时晴的惬意,该轮到春夏连成一片的“新绿”了。照郁达夫的说法,这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你站在景山往下看,只见如洪水般的新绿。那是因为,北平的四合院本就低矮,院子里又往往种有枣树、柿子、槐树什么的,到了春夏,可不让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绿荫中,看不见屋顶了么?据说在1930年代,还都是这样,除了红墙黄瓦的皇宫,其它全都被绿树所掩盖。皇宫不像民居,不能随便种树,有礼仪、审美的因素,但也不无安全的考虑。北平的四合院里,有真树,有假山,大缸里还养着金鱼和小荷,整个把大自然搬回了家。

    但这是以前的北京,现在可不一样,四合院以及“同洪水似的新绿”,正迅速消退。现在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四合院因此而消失,这是文化人感到痛心疾首的。1949年,改朝换代,共产党入城时,古城基本上是完整的,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站在历史及文化的角度,几十年战乱,古城能保留下来,是个奇迹,也是一大幸事。可进入五十年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工业化与现代化,拒绝了梁思成等保存古城的合理主张,先扩街道,后拆城墙,老北京的容貌于是大为改观。八十年代以后,北京立意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政府与房地产商通力合作,把一片片四合院夷为平地,盖起了很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政府得意于城市建设发展速度之快,我们却忧心北京变得面目全非。在文物保护方面,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比如修复元大都遗址,还有挂牌保护一些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可城市的机能在改变,活着的传统在消亡,即便留下若干孤零零的建筑,意思也不大。这方面,政府和民间有很长时间的争论,最近总算出台了一个法规,在文物及四合院保护方面,以后情况可能会有好转。其实,台北也有这个问题,我去年在这儿讲学,拿着老地图访古,也是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老城门,又挤在高速公路旁边,看着直让人难受。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多地方,都将迅速失落。为了补救,一方面,我们会集合各种力量,尽力保护北京的四合院;另一方面,我想提倡“北京学”的研究。原本希望退休了以后,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但这两年我改变了主意,开始带着学生摸索着做。理由很简单,北京的变化太快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北京不知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的学生,想做北京研究,想了解老北京的模样,必须到博物馆里去看。今天,我们在城市里,还能够见得着各种老北京残留的面影,还能摸得着石墩、看得见牌楼、进得去四合院,再过几十年,你很可能只能到博物馆里去找了。所以,我要求学生们,除了上课以外,培养一种业余兴趣,带上相机,大街小巷随便游荡,即使将来不专门做北京研究,也都保留一点对于这座正在迅速转型的都城的感觉和印象。这种感觉和印象,以后要读很多很多书才能获得的。

    秋高气爽,无论那里,大概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北平尤其如此。郁达夫想说的是,“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比南方的秋天可爱多了。诗人气质的作者,在文章的结尾,甚至用夸张的笔调称:“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前面都很好,就这两句,我不喜欢,感觉上有点“滥情”。虽然我们都知道,郁达夫人很好,襟怀坦荡,可“为赋新诗强说愁”,此乃文人通病。

    为什么说北平的秋天特别高、远、清、静呢?那时留欧归来的学生常说,走遍全世界,天最蓝、空气最好的,当属北京。那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工业不发达,加上城里树多,空气污染少。现在可不敢这么说了,前些年的沙尘暴,把北京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今年不知是天意,还是前些年的努力,基本上没有沙尘暴,希望以后能保持这个态势。这几年,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政府是做了不少事,比如,以前北京居民冬天烧煤,现在改用天然气;四环路以内的工厂,全部拆迁出去;还有提高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等。这些事情,都在做,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才能找回二三十年代作家所激赏的那种湛蓝、湛蓝的天空。不过,且慢,郁达夫最为倾心的,其实不是蓝天白云,而是北京秋天所特有的那种悲凉、落寞乃至颓废的感觉。在一篇题为《北国的微音》的短文中,郁达夫把“凄切的孤单”作为“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对这种凄冷趣味的偏好,是郁达夫所有作品共同的精神印记。

    文章说,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到秋天的时候,“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是老北京可爱之处,即使你足不出户,藏匿于皇城的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居住,都能够听得见远处青天下驯鸽子的飞哨、看得身边那很高很高的天空,这种感觉好极了。让郁达夫感慨不已的,是北京的槐树。槐树有两种,一是刺槐,一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树叶子绿时开花,成球地开着,大概是在五月;刺槐则是七月开花,一串串的像紫藤,不过是白色的。那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蕾,铺满一地,踏上去有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这场景,显得如此幽闲与落寞。还有那秋风秋雨,以及秋蝉衰弱的残声,在诗人看来,颇有几分颓废的色彩,更是耐人寻味。

    这座千年古都,整个城里长满树,屋子又矮,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只见树木、只闻虫鸣,跟生活在乡野没有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文人,喜欢居住在城市,怀想着乡村,既有丰富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又有山水田园的恬静与幽闲。这种“文人趣味”,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还很普遍。今天台北的年轻人,特别能欣赏蓬勃向上的现代都市上海;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从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人们普遍对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过于强大的精神压力,以及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很不适应。假如你喜欢的是空旷、自由、悠闲的生活,那么,北平将成为首选。那个时候的很多文人,都说到了上海之后,才特别感觉到北京的可爱。当然,今天就不会这么说了。我想,北京的都市化程度不及上海,有政治决策,有金钱制约,但不排除北京人——尤其是文人,对过分的都市化始终怀有几分恐惧,乃至不无抗拒心理。

    另外,北京的“乡村”特色,与其建筑上的四合院布局有关。刚才说了,四合院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山水、自然纳入自家院内。就像郁达夫说的,秋天来了,四合院里的果树,是一大奇观。我相信,很多到过北京的人,都对四合院里的枣子树和柿子树印象极深。还记得鲁迅那篇《秋夜》吗?“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冬之际,叶子落尽,光秃秃的枝头,点缀着红艳艳的枣子或柿子,真漂亮。四合院灰色的围墙,屋顶上随风摇曳的茅草,偶尔掠过的鸣鸽,再衬以高挑在天际的红柿子,视觉效果上,会让很多人过目不忘。

    毕竟是文人,说到秋天,怎么能拉下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呢?再说,南国之秋也自有它特异的地方,比如扬州廿四桥的明月、杭州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这些秋天也都是美不胜收。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北平的五月》与《未名湖冰》

    实验性太强的小说家,或者说关注人的灵魂的小说家,跟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关联度反而小。因此,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细节。
 
    谈过“北平之春”与“故都之秋”,剩下来的,关于北京的夏天与冬天,留给小说家张恨水以及学者邓云乡。

    张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是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位通俗小说的大家,必须给予认真看待,一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张恨水,一是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这两位先生,或以都市言情取胜,或以武侠小说名家,都是大才子。张恨水一辈子写了六十多部长篇,其中尤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最为人称道。像《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当年在报纸上连载,很受读者追捧,结集成书,发行量更是远超新文学家的著作。五十年代以后,张因被划归鸳鸯蝴蝶派,文学史家不大谈他,或评价很低,以至几乎被人遗忘。近年来,张恨水的小说重新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起来了。这里不谈他的文学史地位,只是关心其模仿《红楼梦》等,讲述京城里豪门贵族的家庭恩怨,将言情与都市交织在一起,构成其小说的最大看点。因此,在张恨水的小说里,有大量关于北京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描写。

    这是一个窍门,假如你想了解某地的风土人情,先峰派作家不行,反而是通俗小说家更合适些。前者关注叙述技巧,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对当下社会的日常生活不太在意;后者着重讲故事,需要很多此时此地日常生活的细节,以便构拟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小说世界。所以,单就小说而言,我们可以说张恨水之于北京,有很深的渊源(老舍也是这样);但我们很难说鲁迅之于绍兴也是这样。实验性太强的小说家,或者说关注人的灵魂的小说家,跟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关联度反而小。因此,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细节。就像张恨水,他对当年北平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留意的。三十年代中期,马芷庠编了一本《北平旅游指南》,专门请张恨水审定。对于我们进入历史,这册“指南”提供了很多信息,除了名胜景点,小至火车票的价格,大至各家妓院的位置,甚至各大学的历史渊源、办学特色等,对于当年的游客以及今天的专家来说,都是很有用的。这是一本很有文化品味的旅游指南,当作一般文化读物欣赏,也都可以。

    张恨水,这位对北平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有特殊兴趣的文人,1948年写了一篇散文,叫《五月的北平》。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东方建筑的美感,体现在城墙、四合院,也落实在皇宫、佛殿。可张恨水更关心的,还是北平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当然又是四合院了,不过,比郁达夫的文章更感性,有很多细微的观察。五月,正是绿荫满地的季节,于是文章极力渲染枣花、槐花等,如何“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大概受风土志的影响,作者老怕拉下什么,于是面面俱到,反而分散了笔墨。就拿这无所不在的槐树来说吧:在东西长安街,配上故宫的黄瓦红墙,“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中,映带着平正的土路,“让人觉得其意幽深”;在古庙门口,把低矮的小庙整个罩在绿荫中,“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还有那广场两边的、大马路上的……这样平面且静止的叙述,艺术感染力有限;不过,假如意识到作者对“旅行指南”的兴趣,这样的笔调不难理解。

    文章以北平五月的翠绿、幽深以及淡淡的花香,还有蜜饯、玫瑰糕、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等,营造出这么一种印象:北平是全世界最悠闲、最舒适的城市。可那是盛平年代的记忆,现在,北平正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这让作者转而忆起了《阿房宫赋》,我们能否逃过这一劫难?“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文章写于1948年,那正是围城之际。国共两军,假如真的在北平内外展开大规模战役,这么一座古城,很可能毁于一旦。好在这预言落空了。

    最后,我想谈谈邓云乡的《未名湖冰》。讲周作人、郁达夫、张恨水,估计大部分同学多少总有些了解;至于1924年出生、1999年去世的邓云乡,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不奇怪,因为他不是作家,是个学者。这位邓先生,虽说是山西人,但祖上就寄藉北京了,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后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人在上海,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且充满感情。因此,邓先生写了好多关于北京的书,像《北京的风土》、《红楼风俗谭》、《北京四合院》、《增补燕京乡土记》,以及《文化古城旧事》等。《文化古城旧事》是他晚年写的一本书,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文章很好,但校对不精,错字不少。所谓“文化古城”,是指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北京由原先的“国都”变成了“文化城”,对此地民众的生计以及读书人的精神状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谈论北京冬天的《未名湖冰》,就选自此书。

    关于北方的冬天,念文史的朋友,很可能会想到“九九消寒图”。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里,有“从冬至次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的说法,以后历代的风土志书,也都有关于九九习俗或“九九歌”的记载。至于“九九消寒图”,明清两代存在于北京的皇城,后流传到民间。怎么“消寒”?立冬时画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来,用彩笔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过去,原先的素梅变得鲜艳瑰丽,这时候,漫长的冬天也就过去了。这么一种记载节气变化的风雅游戏,在《帝京景物略》等书里有详尽的介绍。

    北京冬天的另一种游戏,那就是滑冰。据说,滑冰在清代就很盛行,不过,那是在皇宫中,表演给皇上看的。晚清以后,才开始引入西式的滑冰工具与技艺。从表演给皇上看的特殊技艺,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体育活动,这方面,大学发挥很大作用。所谓“寒光刀影未名湖,北海稷园总不如”,是夸过去燕大、现在北大里的那个未名湖,是京城里溜冰的最佳场所。下场的精神抖擞,观看的也其乐无穷——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不信,诸位冬天抽空,到未名湖边走走。至于溜冰的,校内校外、男生女生都有,但印象中,教师参加的少,这毕竟是一项主要属于年轻人的体育与娱乐活动。年纪大了,一不小心摔断了腿,不值得。像我,每年都在岸边观赏,仅此而已。念书时也曾下过场,但坐在冰上的时间,远比站着的时间多,第二天就高挂免战牌,因为感冒了。会滑的人当然很得意,不会滑的,连滚带爬,也蛮有趣的。这是冬天北大校园里最为亮丽的一景,每个毕业生都会津津乐道。
 
    四、文学与时令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

    北京当然还有很多可说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让大家欣赏文人笔下的春夏秋冬。这四个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样,张恨水是长篇小说家,郁达夫是短篇小说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邓云乡则是学者。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永远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用文字所构建起来的“北平的四季”,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没有明清,也不涉及当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转变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共四卷十六门,其中卷四有“岁时”门,先分体(五古、七律等)再依时令排列,有点杂乱。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东内外”中有一门,题为“春场”,在介绍“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时,顺带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种习俗,同时引证了若干诗文。北京岁时诗文,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张,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浪漫感伤的郁达夫,也是人比文章还可爱。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特感伤,表达情绪时不节制,有时候显得过火,就像刚才说的,《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我就不觉得有必要。

    张恨水是一位长篇小说家,他谈都城、讲四季,都带有介绍风土人情、以便你进入小说规定情景的味道。刚才说了,通俗小说家比先锋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样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达夫只说他如何如何感动,张恨水则告诉你洋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它与刺槐的区别在哪等。最后一篇《未名湖冰》,其实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记,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是一本以随笔体书写的著作。邓不以文采见长,可他趣味广泛,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很多相关知识。

    假如大家对城市有兴趣,请记得,不能只读诗人、小说家的东西,必须将其与学者的著作参照阅读。前年我在伦敦访学,抽空去了一趟剑桥大学。去之前,找了好些谈剑桥的书看,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的东西不能不读。一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是萧乾的《负笈剑桥》。剑桥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华人来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诗的诱惑。那么多人大老远跑到康河边漫步,就因为一首《再别康桥》。可我发现,徐志摩的诗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桥》,都不合适作为“旅游指南”。因为诗人只顾躺在康河边,望着蓝天白云,驰骋想象。而萧乾不一样,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战地记者,又曾经在这泡过两三年图书馆,对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征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此,虽然是四十年后重返剑桥时写的,《负笈剑桥》这篇长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我想,这大概是通例,诗人、小说家激发你浓厚的兴趣,记者、历史学家给你丰富的知识。诸位以后出门旅行,做功课时,最好同时读两种资料,一是文人写的,一是学者写的。这两者拼合起来,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学的城市”。不管你假期准备走访北京、上海、杭州、西安,还是希望游览巴黎、伦敦、纽约、柏林,这个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据录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删繁就简
 
    责编:蔡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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