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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遒: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时间:2012/3/20 】 【来源:北大教学论坛 2008.04.08 】 【作者: 王义遒】 【已经浏览4562 次】

    什么是好老师?好老师的概念五花八门。我曾做过学生,当过研究生,当过教师,当过研究生导师,而且我现在是一个科研人员,有具体项目又长期从事过教学、科研管理,从我这样一个身份来看,好老师并没有严格标准。教师这个职业,确实是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我们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怎样使人成为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与此同时,我们又从事着一个非常艰苦的事业,我们面对最复杂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心灵,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同一事情的看法不一。我们需要把非常不同的人教育成可塑之才,因此教育既复杂也极具挑战性。但是我觉得做教师也非常幸运,我今年75岁了,依然不觉得自己老。活在年轻人堆里就有觉得自己有一点跟大家一样的感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发展十分迅速,我现在除了教授一些基本概念外,绝大多数都是自己通过学习科学文献获得的。我这刚刚出了一本书,600多页,是本我们那方面专业的书。我写了后言、跋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永远写不完。因为我写到后面的时候,发现前面几章要不断的修改,有些地方已经不准确了,需要更正;有些事实需要用新的事实来补充。

    作为一个教授,他需要永远保持他的学术生命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当研究生,看到苏联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教学和科研是否矛盾?我发现一位学术泰斗发表了许多文章,他说如果仅仅做一个科学家,我们的学术生命力很快停止;但因为我们从事着教学,使得我们的学术生命力可以不断延续。科学不断的发展,作为一个老师能跟上科学不断发展的步伐,就是因为我有学生,学生在不断推动着我。一个人哪怕他天天看科学文献,他的思路也很有限的;只有年轻人不断向你挑战,不断提出新问题,你才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自己比较年轻就是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考虑问题,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给自己提出挑战。思想是活跃的,思想是年轻的,整个身体就年轻。

    我1954年毕业以后,头一年当了俄文的翻译。55年就开始当助教、带实验,然后讲课,讲我老师的那门课——《应用光学》。上课时我经常感到困惑,我需要不断地复习,不断地看参考书,尽可能地希望把我知道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为我们学物理课程,经常需要推导公式:学生说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就希望让学生不要有那么多问题,能够在课堂上都弄懂。那时我一礼拜讲四次课,我把全部一礼拜的时间都花进去备课了。一个钟头的课我备二十多个钟头。一堂课下来以后,因为比较紧张,想起有两段内容次序颠倒了,就非常懊恼;如果还有一段话没讲,就觉得学生缺了这段知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所谓的备课所谓的当教师是一点概念没有。我当时所谓当教师,就是怎么当好一个字典,我实际上起这个作用。这个字、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为什么等等,非常严格地解释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我当时完全把教学看作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培养人。

    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就是韩愈曾提及的“传道授业”,我想就是要学会做人做事。我最欣赏康德关于教育的这句话: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为人。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大写的人,社会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能够生存,能够发展。我想如果从定义上来看,教育就是上一代人帮助下一代人,干什么呢,能够继续延续,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延续,不断延续下去,而且应该比上一代人活得更美好。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人,那么社会上的人一定要会做事,会为社会做出一定有意义的贡献,那么他做事要有各种各样的指引,每种指引有自己的方法,这样就是成为一个人。从法律上讲,他能够享受权利并尽义务,才能够做人。在教育上,我所教的东西是面对一个人,这个人有发展的权利,教育是让他获得能够自由发展的能力和意志。

    教育环境与中国社会的创新

    现在大家都讲如何创新,我自己有一种想法,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中国社会创新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每一个人的潜在能力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发挥出来,这个社会必然是个很有创新能力的社会。我在想,现在社会上老怪高等学校培养不出创新的人才,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这种都是一种非常肤浅,而且不大科学的说法。我觉得学校给人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我们培养的人才到了美国,大部分学生,他们在科研上表现出来很多创新性,并不比美国人差多少。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相应的环境,这也是与美国最大的差距所在。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远远不是科学前端的问题,而是后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环境决定的,我们的整个环境只能让你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前面的问题是提不出来的。

    在学术界,我们非常没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气氛。举个例子,有一个新的现代物理领域叫做激光冷却原子。80年代初,当时这个领域刚刚开始开发,我们中国一个科学家提出一种看法,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我要证明他不对很不容易,两三年里,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后来我请研究生研究了半年,从数学上来证明这个问题,证明出来证实了我的意见。物理上面按照这个想法达到不了原子冷却目的,而且这个想法违背能量原理。我跟这个研究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并投了所有中国的科学刊物,但是都被拒刊登。理由是这篇文章有牵涉到你和他的争论,你们这些问题是不是私了,不要登载在刊物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有不同意见,怎么是私了呢?不是公了私了的问题。科学确实这样:只有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大家所有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新思想、创新的想法才能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不仅仅是学术剽窃的问题,没有一种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就永远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五四时期郭沫若、鲁迅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出来?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环境,那时鲁迅骂人骂得多了,有人要反驳,骂人要反驳实际是争论,只要这里面不牵涉到人身攻击,都是思想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就能产生火花。我想北大有这个作风,蔡元培做校长时,黄凯是主张古文的,而且对古文的考证非常清楚;但钱玄同是个非常激烈的左派,提倡白话文,把古文说的一塌糊涂。黄凯上课,在课堂上面大骂钱玄同;钱玄同在课堂上面大骂黄凯。这我觉得很好,学术上完全对立但不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气氛我觉得非常好。我想我们中国大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那个短暂的十几二十年中,有过一个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现在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大部分就产生于那个时期,在这样的气氛里面使得人能够充分自由的发展。

    我们教育实际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做人,另外一个则具有工具性,就是做事。现在当老师,主要就是教学工作,包括课堂、实习……一个学校存在很重要地是依靠这样的教学环境。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育,绝对不仅仅是靠学校,而是靠整个社会环境。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学校整体的环境。1988年,我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专业性国际会议。那年是意大利Bologna大学成立900周年,Bologna大学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该校在中国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北京大学,它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另外一所就是1987年刚成立的一所新大学,广东的五一大学,它是中国最新的大学。那会议开得很隆重,并在上海签订了大学宣言。我代表北京大学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我还非常顾虑,为什么非常有顾虑呢?这个大学宣言里面第二条:大学一定要独立于政府。那个Bologna大学提出来的口号是,大学是我们大家来学。这是一个自由交流思想,交流学问的场所。

    我记得90年代后期,我们北大学生(特别是一些信息学院的学生),提出无校园的大学,就是网络大学或虚拟大学。我说,大学不可能没有校园。如果没有校园,没有这些人团聚在一起并互相交流,光从网上得到一些知识是不可能去激发你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互相碰撞导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前院长叫做Rosovsky,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哈佛大学互相之间学到的知识比从老师那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说他并不为这句话脸红,因为这句话并不是说哈佛大学水平不高,而是哈佛大学有一群非常好学的学子,他们在一起互相学习。他们当时提出两个口号都被我反对掉,另一个口号是:把我们培养成百科全书类的人物。我就跟学生说,百科全书类的人是最没有用的人,到哪都不要,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是网络社会,百科全书就在面前,我按几个按钮,我不知道的东西都知道,要你干吗?你是活的人,活的人就能够提出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

    素质教育再论

    我们教学活动要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素质。现在我们在提倡素质教育,这是教育部提倡的。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能不能教育,我表示怀疑。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他有什么素质啊?素质本来就建立在知识能力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误会,很多人谈到的所谓的素质,实际不是素质,而是人的行为,是一种道德,或是一种态度。我记得1995年我们受美国的美中交易协会的邀请,一个是我、闵书记(当时是我的助手),另外一位是史守旭,就是现在深圳研究生院的院长,我们三个到美国去考察。所谓考察就是讨论21世纪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与美国人讨论,共同提出20世纪我们强调的是知识和能力,而下一步我们应该非常强调所谓attitude,即态度,就是一种团队的精神。美国人还表扬中国学生有团队精神,说美国学生比较自由散漫。他说中国学生数学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是用团队来学数学。他说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出一个题,让我们回去自己做。中国人一看,往往三五个人都留下来了讨论讨论。你有这个办法,我有那个办法,一讨论以后,原来解答这题有三四种办法,所以思想比较开阔,中国人就比较聪明。相反美国学生就比较笨,一个人吭哧吭哧想。有些还做不出来,第二天交白卷。他说我们现在推广你们中国人学数学的方法,就是团队学习方法,但是团队学习就是要互相非常尊重,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态度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所谓的素质的问题实际是态度问题。我记得有位很有名的科学家曾经说过:态度是决定一切的。你有好态度你就能够好好地去学习。这个态度是无形的,而知识能力这些东西是有形的,这些有形的东西变成了内在的无形东西,就是所谓素质,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首先是要有健全的身体,然后要有好的态度。好的态度反映了健全的心理和对人的尊重、对事业的尊重。我记得在当教务长及当副校长这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努力来构建交叉学科体系,比如信息科学中心、企业管理中心、石油天然气中心等等。在这个中心里面,不同学科的老师你怎么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相互尊重是关键所在。在搞石油天然气中心的时候,有学地质的也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人用显微镜,一直叫偏光显微镜,学物理的人认为光是不可能偏的,应该叫偏振显微镜,认为人家基本概念模糊,于是相互争论。

    包容精神是交叉学科能交叉起来的前提,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做不出来,就是缺乏这种合作的态度。人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大家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我有这个优点你也有这个优点,我有这个缺点你也有这个缺点,那我们两个何必要合作呢,合作的功效就是互补嘛,我有这个优点我也有那个方面缺点,你呢,没有我这方面优点,但是有另外方面的优点,所以两个人的优点由此互补,这个是合作最基本的原因。这话谁都懂,但具体做的时候,你要放下这个架子来就非常不容易。我两次碰到出租汽车司机,到校门口就说,现在大学生素质最低。北京什么地方交通最不好呢,清华门口、北大门口、师大门口、人大门口,这些地方,交通没有好的。这可是北京的四大名校,但我想这反映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将道理变成素质,所谓“融化在血液中”。

    教无定法

    下面我就讲讲教无定法。列举一下北大名师的若干形象:

    以动听的语言、动人的故事和情节引人入胜;
    以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而吸引学生;
    以深入浅出、对学生体贴入微而使人信服;
    以诙谐的词语、洒脱的风度使学生倾倒;
    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实证而令人神往;
    以博采众长、深刻见地,使学生回味无穷;
    与学生会心交流,在问答争论中使他们掌握课程;
    以朦胧的意境、疑惑的口吻给学生留有充分的探索空间;
    以其高屋建瓴、天马行空的气概让学生领略科学之无涯;
    当场使学生似在云里雾里,课后阅读资料,大彻大悟。

    北大的好老师的教学风格确实是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当教务长的时候,第一个请教朱德熙先生(前北大副校长,语言学家)关于教学的问题。朱先生说,大学的教师只要有学问就能讲好,用不着讲教学方法。后来的例子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我刚当教务长时,和中文系老师谈到他们的教学大纲。有老师说哪有什么教学大纲,解放前好多老师讲课就是一盒香烟,香烟盒上面就是他的教学大纲。他举例说一个讲唐诗最好的林庚老师,一个学期就讲一首诗,讲的头头是道。他把这诗人的时代背景,他的生活,如何欣赏诗词歌令等等通通地讲出来了。当老师首先不是教(当然要让学生听懂),而是让学生发问,让学生自己来弄懂。比如1993年,化学系63级毕业的学生回校。在庆祝他们毕业30周年的饭局上,我们就问:你们在学校6年(因为当时北大理科是6年制),离开学校30年,你们现在回忆感觉哪个老师课上得最好?记得最牢的是哪一门课?他们就互相交头接耳一下,说是黄子卿先生。我说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他们哈哈一笑,我说你们笑什么?他们说,我们上他的《物理化学》,从来没有听懂过他的课。原来黄先生虽然是化学系的第一个学部委员、化学家,很好学问,书写得很好,讲义也很清楚,但口才不好,讲课条理性不好,听他课比较吃力。大家基本都听不懂,所以都看他的讲义和书,把这些概念通过自己脑子自学,自己构建起来,结果学得非常牢。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是建立在学生好学的基础上的。教案写得完美无缺,学生听完没有问题,教学效果不一定就好。好的老师要想办法让学生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再比如杨振宁到美国留学,一开始跟着一个搞试验物理的导师Tailor。Tailor每天给学生提问,但是他十个问题九个是错的。科学家如果每天能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来就非常了不起,这个问题的解决能使科学大大向前推动。我记得前几天听说我们北大有一位老师,他就把自己做不出来的题目统统交给研究生,就是作为研究生的习题,他从这里得到很多东西,他做不出来研究生也做不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他觉得这样很坦然。

    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常重要

    我们是学物理的,一定要把概念弄的非常严、准确。现在不太抠概念,一些年轻人做学术报告,用概念的时候也不够严密、准确,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讲讲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清华物理系,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一大批教师学生一块从清华转到北大,合并到北大。我们当时是清华中学里面的尖子生,所以到清华学物理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老师当时是系主任王竹溪先生,一定要给我们这些中学生下马威。一个多月就考试,我觉得考试题目很容易啊,结果得了37分,我还是比较高,有人得了20几分,最高的得了六七十分。他考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容易,一个人绕着操场跑了一圈400米,最后花了多少时间,算平均速度多少,我说这很容易啊,四百米除上几十秒,每秒多少米,后来全错,因为速度是个矢量,转一圈平均速度是零。老师就告诉我们那些概念非常重要,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样的环境用都不能错。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叫王义遒(qiu)。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王义you,把我的“遒”读成“you”,我也一直这样念。后来我到清华,系主任王竹溪先生见我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义you。王先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物理学家,而且文字功底非常好,他编过西南联大时期的字典——汉语字典。他说你那字不念“you”,我说是啊,是不念“you”念“qiu”。后来1961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在北大当教师,王先生当时是北大副校长,管理科的。他说我在苏联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我把论文给他看一看。我就把论文给他,他说你现在怎么还叫王义you啊?我说王义you就王义you吧,他说不行,当大学老师名字都念错了,改正过来。西南联大几千人,那么艰苦的条件,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数不清的大师级人物,与那个时候的人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物理教学大部分都带有工具性,但我们人需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这就是说任何时候,人文不是外加的东西,而是课程的内涵所在。教学工作一定要对学生有感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你要做科学研究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做技术性东西,激发这种创造性的根源正是人文精神。两弹一星时代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诚,他们抱有坚定的信念:中国一定要有原子弹、氢弹!这种动力恰恰是人文精神所在。

    是不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也是人文因素。现在那么多假冒伪劣品、剽窃,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搞这个?就是一些人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希望获得社会地位、名誉。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问题。还有现在大家讲科研与教学相冲突的问题,为什么冲突呢,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科研是纯技术的,是一个任务或项目,开发性质的。真正的有人文精神的科研与教学绝对是互相促进的,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好,讲到学生能够很有体会,你必须自己对这个问题有全方位的非常透彻的理解你才能做到。

    今天就讲这么多,我希望大家安心在教师岗位,做个出色的老师,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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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第一届“北大教学论坛”第四讲,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王义遒教授主讲)整理编辑而成。
    讲座时间:2007年12月26日,下午2:40-4:30
    文字编辑:徐一丹、郭九苓
    讲座视频:rtsp://162.105.14.149/forum/4.rm
    主讲老师简介:
    王义遒,教授、博士生导师,波普学和量子电子学学者,我国时间频率计量领域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精通英、俄、法语。1985-1999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常务副校长(正校级),1997-2002年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常务)。现任中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室副理事长、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会长、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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