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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
【时间:2018/2/5 】 【来源:教育学报2013年12月,第9卷第6期,118-125 】 【作者: 张毅 山西大同大学师范学院】 【已经浏览916 次】
摘  要:“语文”一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确定为我国母语课程新名称前已有六十多年的应用史。“语文”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当时被赋予了语言救国的使命。这一词语在20世纪上半叶已普遍使用,且已成为当时我国母语教学界话语的关键词,其本义是“语言(口语)文字(书面语)”。新中国成立之初“语文”被命名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有着当时政治、文化和课程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这一名称也存在着两大内在缺陷:名实不符以及名称中民族或国别标识缺失,几十年来已给我国母语课程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由于我国母语教育界对于“语文”一词使用史的集体性遗忘,造成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内在缺陷的忽视。
关键词:语文;母语;本义;课程名称;
作者简介:张毅(1969—),男,山西人,山西大同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发展史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语文”一词可谓缪传已久,当下许多语文教育史书籍、教学论教材和有关文章竟然认为“语文”一词由叶圣陶于1949年创造,母语教育界的集体性失忆令人纳罕,凸显出当今我国母语教育史研究的粗疏,而正是这种粗疏造成了我国母语教学界对于“语文”作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存在的内在缺陷长期视而不见。
 
一、19世纪末“语文”一词的产生
 
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常有“语文”字样出现,但彼“语文”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当“评论文章”意解,非当今之“语文”一词。“语文”作为词语是近代国人语言救国宏大叙事的产物,其背景是清末的对外语言交流。1858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在此种极为屈辱和不利情况下,为了“通知夷情”以扭转中西交流和博弈中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局面,造就一批外语人才成为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另外,过去带有贬抑色彩的“夷文”(亦称“蟹行文”)“夷语”的指称也逐渐为“洋语”“洋文”或“外国语言文字(言语文字)”等中性语词取代。1859年精通洋务的郭嵩焘上呈《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云:“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认为国人不“熟悉其语言文字”是列强“无复顾忌”[2]而我方不战先败的重要原因。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恭亲王奕?在《统筹善后章程折》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1862年恭亲王奕訢在《奏请设立同文馆折》中上奏:“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3],奏请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之专才。其后,李鸿章也在1863年的《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提议在上海设外国语言文字馆。1866年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也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4]“语言(言语)文字”遂成为19世纪末洋务话语的关键语词。
 
出于“言语文字”使用的化简之需,“语文”这一缩略语应时而生。目前可见的使用“语文”一词的最早文献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张之洞陈述因张树声所办实学馆“肄习西洋语文、算法,……此外有关兵事诸端,未能肄及”,已下令“改名博学馆”,并奏请筹办水陆师学堂。此奏中尚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5]575-576(1)等数句。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十八日张之洞的《增设洋务五学片》中也有“凡习公法者于精通该国语文以后尚须兼习希腊,腊丁二国语文,……现由闽厂酌调已通英国语文及项算学之上等学生五六十名”数句。[5]7341893年,孙学修在《绎书篇·论著书》中写有“西士曰:‘仆生长欧洲语文风俗大与中国殊,不敢创议,以强中国……’”[6]的句子。1899年刘坤一在《奏增设水师学堂学额折》也称:“江南水师学堂创立之始,原系驾驶、管轮两门,各分三班,招考生徒,分别课授,自英国语文而外,凡勾股、算术……”[7]可见“语文”一词是晚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旨的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派官员赋予了“语文”以语言救国的重任。
 
在晚清,不仅洋务派官员喜用“语文”一词,“语文”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开始运用。1897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谈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出色学业时亦写道:“向者所派学生游学美国者,咸未及卒业,中途撤归,而至今卓然成就专门之业、有声于西域者,犹不乏人,当其初达美境,于彼中语文一无所识,二三年后则咸可以入中学校,每试焉,辄冠其曹学中。教师罔不鼓掌赞叹。”[8]正如同六七十年后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一书的“从符号学的立场看中国语文”一章中指出的“一国的语言文字代表一国的文化”[9]那样,清末民初,面对泰西文化入侵,章太炎、刘师培等国学大师明确坚守本国文化的立场。例如,1903年国学大师邓实先生在《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第二》中指出:“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尊其国语国文,以致翘异而为标志。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0],把“语文”视作民族兴亡的重要象征。
 
二、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教育文件中已用“语文”一词
 
洋务派丁日昌1867年提出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主张科举加试外国“言语文字”。[11]但在国家教育文件中,“语文”一词被第一次运用最早出现在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拟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在这份章程的《学务纲要》部分规定“大小各学堂各有取义”,“译学馆,意在通晓各国语文,俾能自读外国之书,一以储交涉之才,一以备各学校教习各国语文之选”[12]。《奏定学堂章程》所含《译学馆章程》也有“开译学馆,令学外国语文者入焉,以译外国之语文”的文句。[13]《奏定大学堂章程》亦规定“中国文学”门除主课外,设有“外国语文”等10门“补助课”,“外国语文”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可以看到,“语文”一词最初进入国家正式教育文件时多用来指外国语言文字,用来指中国语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文运动之后。例如40年代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辑审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规定:“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掌握其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获得科学的读、写、说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读、写、说的习惯,这是本学科的基本目的。同时,适当配合各项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增进其他各种知识。”[14]
 
三、解放前“语文”一词的普及
 
20世纪上半叶,陈子褒、马相伯、鲁迅、阮真、王力、叶圣陶等一线学者都使用过“语文”这一词语。例如:傅斯年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文称:“语文体貌虽异,而性情相关。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代语言以为转变。”[15]1919年他又在《新潮》上撰文称:“中国本为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16]1932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批评《马氏文通》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认为“印欧语文之规律”“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中国语文”,提出对对子等传统考试方式“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17]朱自清也多次用过“语文”一词。1925年,朱自清指出文法的教学“最好着重语文共通一点”,并明确提出“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认为国文教学还应“发展思想,涵育情感”[18]。1935年他又作《语文杂谈》,1946年作《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1948作《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8年他编定了生前最后一个集子《语文影及其他》,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细致入微的体察与思考。
 
20世纪上半叶,纸质媒体对“语文”一词的普及贡献很大。例如,1906年,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遂引发争论,上海《中外日报》就发表文章批评劳乃宣“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19];1907年《学部官报》(17)登有《咨大学堂预备科学生准其单习一国语文》的文章;1913年出版的《藏文白话报》登载的专为蒙藏青年所开预备科的《预备科章程》列有“汉语文、蒙文、藏文、修身”等科目;1936年张爱玲参与编写的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光》半月刊创刊号《发刊献辞》提出该社的宗旨之一就是纠正“外国语文与本国语文不能受到相等看待”的畸形现象。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界,“语文”也已发展成为汉母语教育讨论的一个关键词。试举几例:1939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黄炎培、邹韬奋等人提出要扫除文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20];1942年朱光潜在评价大学国文选文时指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的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21],魏建功从个人“学习语文”的经验出发认为“历来国文教学没有一个语文科学的方法做中心”,“大一国文问题表现的严重性不仅在现在高等教育上,又不独是连带到中等教育里课程标准的实施,也已经显示出未来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了”[22];1948年陈望道为夏丏尊、叶圣陶的《文章例话》所写《序言》中说:“自从去年夏天从南中国回来,又得时常和丏尊先生会面谈天。丏尊先生非常关心中等学生的语文教育,我们谈的自然仍旧多是这方面的事,但他这时的神情已和往时大不相同,往往有一种难言的抑郁流露在语里言间。这抑郁的根源,我是明白的,并不在语文教育的本身,但我只能劝他致力语文教育的工作来排解。结果他就整理旧稿编成了这一部书。”[23]在光复后的“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语文学术专家”魏建功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让“语文”一词走进了千家万户。1947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语文教育为急务,决定自卅五年度起,各学校一律用国语教学”[24]。
 
解放前使用“语文”一词的课本及教辅类的有:谭士壁的《语文会通国文入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蒙文国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等;刊物有新知书店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陈望道主编的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书籍有陶泽彭的《中国语文嬗变论》、陈原的《外国语文学习指南》、刘厚滋的《传世石刻中女真语文材料及其研究》,宣浩平的《大众语文论战》、倪海曙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民众教育季刊社的《民众语文教育专号》、沈厚润的《民众语文教育》、杨伯峻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鲁迅的《鲁迅论中国语文改革》、王力的《中国语文概论》、王了一的《语文丛谈》、郭绍虞的《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辅仁大学语文学会的《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期刊编辑部的《中国语文学习期刊》、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的《中国语文学研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编的《蒙古语文研究书刊》、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编审部的《鲁迅与语文运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研究部的《教育与社会——语文教育特辑》等;使用“语文”一词的政府组织、出版社、学会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上海现代外国语文出版社、太原中外语文学会等。
 
1949年以前期刊中标题中出现“语文”一词的论文非常多,这些文章主要有四类:一是讨论语言文字的学术问题,例如《中国语文研究》(《新科学》1939年第1卷第2期)、叶华的《古代语文体系之探讨》(《国文月刊》1947年第61期),其中又以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居多,例如黎锦熙的《大众语文的工具——汉字问题》(《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5期)、《世界语与中国新语文运动》(《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7期)等,这类文章数量非常多;二是讨论外国语文的,如《学部奏实业教育宜择定外国语文并拟修改课程》(《教育杂志》1910年第2卷第6期)、郭后觉的《国际语文和“世界语”》(《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三是讨论民众语文教育的,如方天游的《五年来的民众语文教育》(《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10期)、平言的《青年语文教育问题》(《新动向》1941年第24期);四是关于语文学习的,如《多注意一点语文基本修炼》(《中学生》1944年第76期);五是关于语文教学的,如戴强夫的《初中语文习作批改》(《广西教育研究》1941年第1卷第5期)、魏建功的《中国语文教育精神和训练方法的演变》(《国文月刊》1948年第73期)。
 
四、“语文”的本义及它义
 
“语文”的直接语源是“语言文字”(“言语文字”)。“语文”之“语”指口头语,“言”和“语”所指有异,所谓“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虽都属口语,但涉及交流则多用“语”;“语文”之“文”则指文字,一般指书面语,但深究之,此“文”,包括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以及“连缀成文”的文字,而“连缀成文”的文字通常指文字的一般运用(即“文章”),所谓“集诸句以记事物之状况,表现其意思而使之成为篇段者,谓之文。”[25]亦即:语文=口头语言+(文字+文章)。如果从当今提倡的积极语用角度看,参考西方把currere(“课程”的语源)由名词性理解的“跑道”转化为动词性理解的“奔跑”那样,“语文”亦可视作动词来理解,“语”是“说”的意思,“文”是“写”的意思,学习“语文”目的就是要“能言善写”。
 
1902年《中日通商行船改订条约》第八款第二条为:“日本臣民特为中国人备用起见,以中国语文编成之各书籍、地图、海图及其余一切著作,执有印书之权,即由中国设法保护,以免利益受亏。”[26]张之洞认为“东人将各种有益中国学问之书,译成华文华语,颇费心力,自应享此书之利”[27]13217,但也解释道:“日本所索版权,乃指东人已译成中国语文之书,若中国自译东文书,并无所禁。”[27]13232此“语文”即“语言文字”,“中国语文”就是“华文华语”。1913年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中所谈的“语文合一”和以及1917年黎锦熙在《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中所言“语文虽歧,本源则一”[28]中的“语文”均指“语言文字”。1941年第9期《现代语文》杂志上的只有一千多字的《保卫民族语文》一文中使用“语文”一词达四十余次,该文指出“(日本)法西侵略者施行语文侵略和语文统治,反对民族语文发展”,“采用这样的语文政策,其目的是想从语文上实现对于被征服人民的永久统治和奴役”,提出要为“保卫各民族的独特语文”而奋斗。这里的“语文”毫无疑问也是“语文文字”。再如庄泽宣1946年在《教育与人生》提到的“不少的私塾语文方面以古典文为主”、“课程內容必須十分注意当地语文风俗”、[29]1948年马宏道在《学习边疆语文论》、黎锦熙在《中国古今语文之综合的研究》等句中所论“语文”也都是指“语言文字”。
 
曹伯韩1941年对“语文”作了明确的概念界定:“语文是语言文字的合称,分开来说,平常所谓语言是口头的语言,而文字是书面的语言,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而实质是同一的。”并且明确提出了“语文工具观”,指出“语文是人类表达思想,交换知识的工具”,“语文是人类生活的工具”,“语文是教育过程中重要的工具”,是“求知识的工具”,这种阐释比之当今有人只将语文释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恐怕要丰富得多。曹伯韩认为“语文”除“本国语文”外,还包括“外国语文”,他认为在学校教育“现代语文之中必须以本国语文为主”[30]。1946年他再提“语文是求知识的工具”的“工具说”,主张“学习语文要切合实用”[31]。当然,将“语文”与“工具”相连的说法始于更早的20世纪30年代,例如黎锦熙的《大众语文工具——简体字》(1934年《文化与教育》第32期)《再论大众语文工具》(1934年《文化批判》第2卷第1期)。
 
民国时期“语文”有时也作它义使用,例如南京大学1926年实行文理分科,文科设国文、历史、外国语文、政治经济、哲学等系。这里的“语文”与20世纪30年代的暨南大学“中国语文系”之“语文”都作“语言文学”解。1934年,白冠庭提出的“大众语文是将来要建设成功的一种文章。它是采取市民社会以下成千累万的大众的语言作成的”[32]中的“语文”又显然是偏正结构,指“用国语来做成的文章”。《台省加强语文教学》(《教育通讯月刊》1947年第4卷第7期)和萧杰一的《对于文言经改语文之我见》(《益世周刊》1947年第28卷第22期)中的“语文”也是指“国语文”。穆济波在《新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纲要问题》(《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8期)所言的“语文混教”的“语文”,以及1947年黎锦熙所言“其时初小尚称国民学校,四年之间,概用普通语体文,不用文言文;高等小学则语文参用”[33]句中之“语文”则是“文言文”和“语体文”的简称。
 
五、1950年:“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教育哲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在《教科书政治学》《意识形态与课程》等书中指出:教科书往往是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斗争及妥协的结果。“语文”作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因编写新的母语教材开始用起来的,“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也是政治、文化和课程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一)“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多重因素
 
1.文化因素
 
从文化发展史角度看,把“语文”命名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误会。20世纪20—60年代实行拉丁化语文改革形成一种世界潮流,前苏联的远东地区和越南等一些国家都进行了这种改革。40年代,国内新文字运动正在高潮。这种拉丁化文字的热潮以及老解放区的教育大众化取向,再加上叶圣陶、胡绳、胡愈之、徐特立、魏建功、董纯才等新文字运动的推动者在新的母语教材编写和审定过程中的参与,使得“语文”一词成为新时代母语课程更名的首选。那个时代的群体逻辑就是:既然我国文字也将要走向全球拼音文字的“大同”,那么也就没有多大必要必须在母语课程名称前加上国别或民族标识了。此处因涉及的史料繁杂,篇幅所限,将另文展开详述。
 
2.政治因素
 
(1)20世纪40年代我国母语教育界去“国”化的诉求。20世纪40年代我国母语教育界许多人喜用“语文”一词主要就是为了摆脱当时政治规训的影响。20年代,国民党政府借鉴苏俄“以党治国”模式提出“党化教育”的方针,规定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以三民主义为纲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党义教育的内容进入国语教科书中。到了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取消教科书的编审制,改为部编制,规定中小学教材全部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国文课本大量选入国民党党政要人的文章、公告等政治教化文章,前所未有地突出为党化政治服务的精神,激起了教育界强烈不满,去“国”化的“语文”理所当然受到了当时我国母语教育界的普遍青睐。1949年,革故鼎新,为了消除国民党党义教育的政治历史阴影,在“国民”改“人民”、“国语”改“普通话”等的“去‘国’化”的大的社会政治趋势下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去“国”也势在必行。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界与“‘左’的教务主义”的斗争。三四十年代许多人紧紧地把“语文”抓在手里也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左倾”教务主义。曾参与30年代新知书店《语文》月刊编辑的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多年以后指出《语文》这份刊物当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语文》月刊)探索语言文字本身的奥秘,从而寻求如何使语言文字不再披着神秘的外衣,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我和我的同道们那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语文》杂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文》是个‘划时代’的刊物,说它是‘划时代’,一则因为它坚持语文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学派的语文工作者去研究解决语言与社会的难题,结束了那时统治文坛的‘左’的教务主义。”[34]1950年前后,由于新的文化建设尚处草创阶段,一些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尚缺乏提高语言文字修养的意识,认为母语教材编写强调政治思想问题即可而“语言文字”只是小节问题,这种思想倾向将不可避免影响新的教材编写和母语课程建设,叶圣陶等对此深感忧虑,所以,更名“语文”也是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家出版总署编译局)中以叶圣陶、宋云斌、朱文叔为代表的“开明派”为了让母语学科摆脱极左政治思想影响而有意使用的话语(后来的与极左政治话语巧妙周旋、据理抗争的“工具论”话语亦属于这个“开明派”话语体系)。
 
3.课程因素
 
(1)强调口语与书面语兼顾、强调“语体文”和“文言文”不能偏废。无论是“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还是“国文”,这些名称都忽略了口语教学的成分,而“语文”则兼顾了“口语”与“书面语”。1936年王向辰在《语文教学》对“语文”的应用史做过这样的表述:“语文就是国语,这个词是从lungavage翻译过来的。学校课程原来只有‘国文’,后来觉得不妥,于是改为‘国语’,去‘文’而存‘语’,亦不能尽此课程之含义,于是又改而为‘语文’”[35]。
 
“语文”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概念,并不等于英语的Language概念。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在语言和文字之上的Language概念,把音本位的Language翻译成汉语的“语言”来统摄汉语文文字中的口头之言语和书面之文字完全是无奈之举。西方language包括口语(spoken language)和书写的话(written language),甚至还包括手语(signal language)等。把language译作“语言”,忽视了汉语文中比“语”更重要的“文”。所以,当时叶圣陶先生不用“语言”而用能体现“字本位”特点的“语文”,就是在强调“文”“语”并重。叶老在后来写的《语文教育书简》中对此命名意图有过明确解释:“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36]730“语文”的命名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母语教育思想: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母语教学要言文一致。
 
另据宋云彬编写第一套语文教材时的日记,当年他邀请北大清华两校国文教师商谈国文教材编写时,有人“主张大学不读文言文,谓文言文有如希腊文,不宜使现代青年费时间精力学习云云”,叶宋二人则认为“白话与文言不能以英文与希腊文相比拟。大学生读文言文,在养成阅读古书之能力。如大学生看不懂文言文,如何能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37]。所以,用“语文”作为课程名称也体现了语体文和文言文并重的思想。
 
(2)更名旨在强调我国母语课程的独当之任。民国时期的国文课程内容庞杂,实际上成了“语文”(口语+文字+文章)、文学和新经学的综合体。彼时学者经常把“语文”作为形式方面的词来与“心意”相区分。例如:1941年,胡时先说:“我国现在的语体文,已经是融合中外语文底形式和精神而成的一种新产物”。[38]黎锦熙1924年在其《新著国语教学法》中也试图将“国语要旨”分成“语文方面”和(形式)“心意方面(心意)”两个方面来指导教学。[39]朱自清也指出:“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也是一种文化训练……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40]可见,“国文”与“语文”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是不同的。由于当时在课程设置上未能在“国文”这个大的框架下再实现内容细分,而教学者又根据不同的内容取向和不同的喜好而“各以意为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教学上的混乱。叶圣陶、宋文翰等学者的国文教学观倾向强调“语文形式”方面,注重学习者语言文字应用学习的刚性需要。叶圣陶多次强调国文是“语文学科”,1940年他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指出:“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36]5,1942年他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再次强调出:“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36]56而穆济波等人却明显偏重于“心意方面”,他反复强调“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本科教学目的在贯彻中等教育的宗旨,反对专以本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学”[41]。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语文”和“心意”之争在民国时期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圣陶、宋云彬、魏建功等人特意专取黎锦熙所言“国语要旨”中的“语文方面”的“语文”来重新命名母语课程,就是努力要将新中国的母语课程与民国时期“语文”和“心意”杂糅的国文、国语课程形成鲜明的分野,以此为起点来完成祖国语言文字理解与运用课程真正独立设科的历史使命。
 
(3)“语文”在解放前已经成为母语学科讨论中的关键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国语文”“外国语文”“中外语文”“语文教育”“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训练”“语文技能”“语文成绩”“语文常识”“语文规律”“语文法”“语文诵读”“语文节奏”等学科术语已被母语教学界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语文学科”这一核心术语经穆济波、程其保、钟鲁斋和叶圣陶等许多人的广泛使用,以及1945年叶圣陶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国文杂志》1943年第6期)中提出“语文素养”概念之后,我国母语课程更名为“语文”的学科基础也已形成。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1947年到1948年间,黎锦熙、沈百英等纷纷提出母语课程更名“语文”的主张。1947年,黎锦熙提出:“广义的国语乃对外国而言,故可括国文;而广义的国文,并收语体教材,则亦不复与国语对立,兹故合而称为‘本国语文科’云。”[33]57同年,沈百英在《国语的初步教学法》中提出以“语文”名称总贯“说话、国语、作文、写字”[42]。1948年10月,教育部邀请陈鹤琴等专家修订幼稚师范课程标准,在《修正幼稚师范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的修订中就有“改国文为语文”的变化,且将“语文”科与算术、自然、社会等科并列。[43]作为对学界呼声的回应,1948年8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就将“语文”一词写入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中。1950年1月,当时的母语教材编写组的名称亦由“国文”“国语”组改为“语文”组。随着1950年叶圣陶起草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和蒋仲仁起草的《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的颁布以及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的使用,“语文”作为母语课程的名称正式用了起来。
 
(二)“语文”作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内在缺陷
 
1.“语文”作为我国母语课程造成名实不符的扭曲状态
 
虽然“语文”成为课程命名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以其作为我国母语课程的名称也有着明显的不合理性,随着课改的推进,这些不合理的因素日益凸显出来。叶开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实际上指母语)教育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把丰富的语言、文学内涵抽空,干瘪成一种粗糙语言文字工具。”[44]确实,“语文”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工具色彩很浓的词,用它来代称内涵丰富、综合性很强的整个母语课程,显然欠妥。
 
课程名称是对课程本质属性的揭示,作为概念的课程名称应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从“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之日起争议不断(1)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1950年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宋云彬等编《初中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提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数学课本身学的就是数学,物理课本身学的就是物理,清清楚楚,但是对语文课而言,即使把“语文”学好了,仍然没有完成母语课程的目标,因为事实上我国母语课程的内容包括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三个部分:语文(口语+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或者说包含了“一语四文”,如此,以“语文”一词作母语课程名称来包“语文”“文学”和“文化”显然并不合适,这就造成了下一个六十年里我国母语课程名实不符的扭曲状态。用重“形式”的“语文”替代“国文”,这是以小代大;而以“语言文字”泛称的“语文”代替“国文”,这又是以大代小。几十年来学界虽有种种重释“语文”的努力,但“语文”作为课程名称的内在缺陷始终难以弥补,反而使得“语文”一词更加歧义丛生,严重遮蔽了“语文”之“语言文字”的本义,造成了我国母语教学一线愈演愈烈的盲人摸象、各执一端的教学乱象。
 
2.母语课程名称民族或国别标识缺失影响课程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
世界上不论何国,其母语课程的本质属性都是民族性和语文性,这种本质属性应该在母语课程的名称中体现出来。所以,应该通过课程名称把母语课程与本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固化下来,用以揭示母语课程的明确定位:学习本民族的语文、文学和文化。但目前我国母语课程建设的现实与传统文化存在着非常厚的隔膜,实际上反映出长期以来我国母语课程建设指导思想上文化之“根”意识的淡薄。
 
从语言学角度看,课程名称作为一个语言符号,本身应按照符号学语言理论所说的“能指分节决定所指分节”那样予以双重分节,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母语课程重新命名时能指的分节工作并没做(指国别或民族标识的缺失),用“语文”这个泛称来代指“汉语文”,客观上就造成了所指不明,也就造成了汉语文教育的民族性特点的被遮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课程建设与母体文化的割裂,严重影响了我国母语课程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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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穆济波.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J].中等教育.1923(2):5.
[42]沈百英.国语的初步教学法[J].国语杂志,1947(3):32.
[43]刘子良.对修正后幼稚师范课程的检讨[J].教育杂志.33(9):33-34.
[44]叶开.百年母语教育一直走在歧途上[N].东方教育时报,2013-10-29.
 
注释
 
①[清]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上海书局石印本,清光绪24年(1898)卷一百十九)中收录的张之洞、吴大澄所拟《粤省创设水陆师学堂以储材疏》与《创设水陆师学堂折》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多了“查有福建船厂英员李家在闽期满,堪以调充陆师语文、测算兼操练正洋教习一员”数句。
①见邓维策:《倾听另类声音——对“语文”的质疑之观点述评》,载《中学语文》2013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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