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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

　　那时候的语文教育，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我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我在儿童少年时所经历的。1939-1945年我读小学，1945 -1947年我读初中一二年级，l947-1948年我读高一。

    我没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但因为我的哥哥大我五年，我的姐姐大我六年，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正读中学，他们在中学的六册《初中国文》，六册《高中国文》，寒暑假新书一发下来，在他们是预习，在我就成了新的课外读物。

    我在小学的时候，当然还有别的课外读物，跟这些中学《国文》课本一起，互为补充，形成对我的文学启蒙，培养了我对母语和母语文学的热爱，影响了我一生——我想，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我后来以写作为业。

我不厌烦而是喜爱语文课

　　我爱上文学，跟我小时侯喜欢语文课分不开；找课外读物，有的也跟语文老师的指点有关，或是像书上选了冰心的《寂寞》、《寄小读者》，就进一步去找冰心的散文和小说来看。

　　因此，前几年讨论中小学语文教育，讨论改造语文教材时，我曾向一位出版社编辑建议，可否出一套“老课本”，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比较通用的比较权威的几种中学国文教材汇编出书，不光供重编语文教材的参考，对今天的学生也可作课外读物，因为这些多数是选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失为一种以青年为对象的文学选读本。这个建议后来未见采纳，但那位编辑就此访问过一些专家。想是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或是担心销路成问题吧，因为近年所谓“教辅”读物印数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一套老国文课本若是仅仅当作“怀旧”系列发行，未必能成热点，没有多大经济效益。

　　我并不是说当时的语文课本怎么怎么好。我读中学时一再跳班，除了因为偏科，为逃避补考不得不索性转校以外，也因为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不满意，对其中的国文课则是不满足。当时是觉得学校里的一套离时代、离社会太远了，实在不耐烦坐在教室里一节课一节课往下挨了。

　　我读中学时的教科书上，经常让我用铅笔勾画涂抹得一塌糊涂。那是我听课时“身在心不在”的走神的记录。记得初一时父亲偶然发现我的书页如此这般，曾经大发雷霆。后来，我开始持续在《新民报》等副刊上发表习作的小品文，他才掉头不问了。

　　不管怎样，我们那时候，我和同学们似乎都没有对《国文》课本、教学和作文课产生多么严重的厌烦情绪，这是事实。

国文教材是文人编的，重在审美

　　我1945年秋入中学，日本刚刚投降。改用正中书局的教材，还是抗战时期在重庆编就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应属“正统”。那时我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不再心无旁骛地读书，越来越多地参与校园内的政治活动，那两年的《国文》课，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有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沈复的《童年记趣》（选自《浮生六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选段，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别的篇目全无印象了。

　　毛泽东论办报，说有“文人办报”、有“政治家办报”。这套《国文》，平心而论，应该算是文人编的，不是市侩编的也不是党棍编的。

　　而在这之前，我在沦于敌手的北平古城读到的中学国文课本就是我哥哥姐姐在课堂上用的教科书，虽然是敌伪教育总署审定，由敌伪控制的新民印书涫出皈发行，其实是抗战以前一套教材的盗版。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旧书店看到这套教材抗战前的版本才知道的，连版式都一模一样，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我已记不清了。

　　我对这套书还有些零碎的印象。

　　《初中国文》第一册，开头第一篇是巴金的散文：“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南京时……”第二篇是鲁迅的《秋夜》：“我家后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巴金的篇名，我忘了，后来也没在别处谈到过这篇散文（抗战前的“北新活页文选”似选过，还配了一张纳凉看星的插图）巴金的文集中有的，原来并不算他的代表作。但文字干净，境界澄明，让初上中学的孩子第一课读到它，朗朗上口，接着读到作者简介：“巴金，本名李芾甘……”跟以下名篇的体例一样，既选了文，又荐了人，每读到一课就认识一位作家，可以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去借巴金、鲁迅、冰心、叶圣陶、苏雪林等这些“五四”作家的书看……

　　我读这六册《高中国文》时，已经囫囵吞枣地读过胡云翼编的文学史；读过沈启无编的《大学国文》（上下册），也读过《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谈古典文学的专文，对中国文学包括多种体裁的发展略知一二，觉得课本所选还是得体的，得其精要的。

语法修辞作为附录

　　关于课本，还应该提到，我记得高中国文最后一册，末附外编，是语法 修辞方面的内容。它不是插在每一篇课文或每一单元之间，而是作为附录， 估计用不着教师讲解，而让学生自己读。我最早的语法修辞常识，很可能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说得不肯定，是因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很难像中药铺似的，哪味药准从哪个抽屉抓来）。因为读过许多课文，自己也作文并经老师批改，再看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就不费劲，一点便透，似乎豁然贯通了。我至今记得其中所引的一些例句，读来有新鲜感，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讲名词也能当动词用。我想如果例句都是从政府文告、报纸社论摘来，未必能引起我的兴趣。

　　近几十年我听一些中学生说语法难，先是觉得奇怪，觉得语法之于语文， 就像公式之于计算，该感谢它才是，怎么反叫头疼？等我拿过他们的课本、试题，才发觉这些从繁复的语文现象中提炼出来的、本该是简洁明了的规律性东西，可能被人为地弄复杂了，弄成烦琐不堪的东西。

　　也许因为某些专家学者认定语法修辞是科学，而科学重在分析，以致往往光从语法角度来解析课文，结果是大卸八块，意味（更不用说课文里或有的神韵）全无，这跟单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课文一样，远远地偏离了审美。

老师的教学相对自由

　　回首往事，我从小不是厌烦而是喜爱《国语》以至《国文》，缘于课本 唤起了我的审美心理，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那个年龄段上我的审美要求。

　　还因为我遇上了好老师：小学的王法章、吕象新（向欣），中学的仇焕香、浦克刚、阉振盖，他们不是把国语或国文课变成讲大道理的枯燥说教，或是教文章作法的生硬传授，而是循循善诱地指引我们，在克服语言文字的障碍之后，对课文进行欣赏。小学时似乎还在黑板上写必要的题解和段落大意，到中学则着重启发我们经过诵读，涵泳其中，得其意蕴，老师关于背景的介绍以至关于此文好在哪里的点评，只是为学生的审美从外围扫清或铺平道路，指引入门，至于体味的深浅，就看学生不同的资质了。我哥哥从初中一年级起对文学发生兴趣，我想也跟遇上了国文老师阎蕴之有关。

　　那时候我哥哥把课文里的《孔乙己》和《爱的教育》片段改写成小剧的形式，在家里我是他唯一可以调遣的演员。他还在家里办壁报，这不但激励 我更多地读课外书，还带动我于作文课之外，练习写作，甚至自己抄写、装订成小书的模样。我写所谓小诗，是在读冰心之后，写所谓小说，是在读老舍之后—老舍有《牛天赐传》，写牛家孩子起名叫天赐，我就写罗家孩子起 名叫四维（繁体字是四字下一维字），我自制第一本小书的封面用墨喷出黑底白字。《热闹集》，也是仿老舍命名一本书为《赶集》的趣味。

　　有审美内容的课文和课外阅读，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小学四年级时，班主汪昌象新要我们每天写日记，可长可短，但必须动笔。我不懂得细致观察日常生活，又不满足于写起床漱洗早饭上学放学回家睡觉，于是笔下常有些想象之词（当然，并没有虚构做好事之类，那时不兴这个），吕老师不会看不出，但未责备，想来她给自己增加了批阅日记的负担，也只是为了督促学生练笔。我的确从练笔得益不少，后来多年不写日记了，那是别的缘故。

　　作文课出的题目，往往是让学生自己抒写自己的感受，有一回夜雨之后继大风，阎振盖老师就叫大家写《暮雨朝风厉秋寒》。

　　那候我们都没生活在考试的阴影里。对考试也不怕。1948年我跳级考中法大学。后来知道，多亏一篇作文考了高分，拉高了平均分，得以录取。作文阅卷是萧雷南先生，他是游国恩教授的高足，院系调整后到内蒙古大学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敬爱的几位国文老师，可能自备教案，但显然没有依照什么教学大纲，或因国民党大树将倾，他们的教育部顾不上“部颁”什么统一的标准了。这就给了老师自然也给了学生们相应的自由空间。仇焕香、浦克刚两位老师都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他们的经历、见闻、感想……有些是由课文引发，对课文作了补充；有的与课文不相涉，但启发了我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那个动荡年代里残缺不全的教育制度，显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但比起充满说教索然寡味使人窒息的去处，毕竟还有令人怀念的地方。

朗读背诵有助予记忆和领会

　　年纪大了，记忆力日衰。但早年记诵的一些断章警句，还时时浮上心头。我因为（不？）愿意出声，记得不牢，吃亏不少。说起背书，我至今仿佛还听到当年哥哥在书房里琅琅地诵读《琵琶行》、《滕王阁序》。忽然想到，都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那么背诵一些文章，是不是也会无形中有助于文思？只不过语体（白话）文都偏长，除非真的又上口又动人，否则要求背诵真是让人受冤了。

　　朗读和背诵，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理解、领会，对于音调铿锵的诗文，这更是整体审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

　　我们那时的国文课，熏陶出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同代或加上上下两代的人，自然也各个不同，绝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酌，取其大致而言吧。今天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自然语文教育也会有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