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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本好书:《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李书磊)
【时间:2013/1/26 】 【来源:网络 】 【作者: 李书磊等】 【已经浏览6095 次】

    读到一本好书:《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作者李书磊,之前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只觉得这本写于1999年的书,好有当年陶行知们的田野调查风格,远比如今泛滥的“论文”更有学术价值。很想跟群里大学语文老师们推荐一下这种写法,即使不出书,也可以是很好的课题报告。

    后来才发现,李书磊其人大有来头,【星岛网讯】:44岁的李书磊近日升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官拜副部长级,协助习近平培训高级官员。

  亦有轶闻:李书磊14岁就进了大学,有“北大神童”之称。北京大学中文系多才子,也多狂人。孔庆东80年代进入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晚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被领了进来,大家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他就是李书磊。

    这本书我有电子版。

 

《村落中的“国家”》读书报告

    一看到《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着本书,我不禁产生疑问: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做主题,而用了“村落中的‘国家’”?国家本是政治上的一个大概念,为什么用村落来限定? 学校等于国家吗?而且,在书的封面上还有“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的注解,我纳闷,何为第三部门?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带着这几个问题,我开始了对本书的阅读和学习……

    在徐永光先生写的总序中,我的疑惑一点点地消除:所谓“第三部门”,是学术界对非盈利组织的集合的称呼,现代社会科学把社会组织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非营利组织的状态。邓小平同志发动的伟大改革,使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坚苦卓绝的努力,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领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政治领域),而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因此,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进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成为作者写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目的。

    第一章 村落中的“国家”

    我随着作者的思路走进了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了解了丰宁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教育的网络。

    所谓村落中的“国家”,就是村落中的“小学”,它是国家培育人才的工厂,它自身也是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现。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与乡村的互动具有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独特的文化史意义。

    “学校是一种国家机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斯·奥尔萨瑟如是说。

    丰宁小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我认为它足以代表中国所有的“村小”:学校的设置、教室的张贴与布置、日日进行的课程与教学等等,都充分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与形象,这不由使我想起“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之一 ”。

    第二章 教师们

    丰宁小学唯一的男性教师是刘占友。作者评价说,“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旁观型的乡村小知识分子”。

    我认为,在周围一片“红”的背景下,刘没有与同性交流的机会,但他能拓展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被称为“百事通”。他的生存环境、他的秉性决定了他的状态。在无力改变外界环境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环境,活出自己的特色,就得改变自己了。虽然没有别人的“风光”,刘占友也不愧为“智者”。他的内心是丰富的,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学习。

    民师出身的“士派”教师是掌权者,他们有阅历接地气,在乡村环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科班”出身的洋派教师实力却越来越大。因为:办学要标准化、正规化,教学要科学化,尤其是随着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铺开,“士派”教师知识结构老化、不合理,已无法胜任时代的重任,“洋派 ”教师接受过专门的师范训练,年龄小,接受事物快、灵活,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他们身上。

    这一点,是好的,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嘛!新老更替是必然的。但据我所知,在很多偏远的农村,由于缺乏师资,像音乐、美术英语等可是无法正常开设的,这些地方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无法为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铺平道路。农村需要更多的师资关照!

    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作者说:“他们在学校,以城市的身份在向农家子弟作现代生活的言传身教;在家里,他们是以乡村的身份向外人展现 ”。他们的生活极为简朴,住房是一大问题,工资低,无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农村女教师不愿嫁给男教师,男教师不好找对象。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女教师对教师职业的辛苦与贫寒、对教师职业前途的有限性看得很清楚,而且还因为,受过一定教育的她们,对城市理想生活的向往、对后代负责的先见(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条件的他,为我的孩子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使得她们千方百计向城里调。

    在建校投资中对教师因素的忽视司空见惯。“学校作为一种生产人才的工厂,教师就是工人,没有好的且处于良好状态的教师,就没有学校的一切,不能培养且善待好教师,即使将教室盖成人民大会堂也无济于事”。

    我非常赞同作者的这一观点。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没有好的灵魂,学校怎会有生命力,怎会培养出合格的学生?教师也是人,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献身性从何谈起?教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如果说,我国的农村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扎根于农村并奉献于教育的老师们,他们最值得尊敬,他们功不可没!他们耐的住清贫,耐的住外面世界的诱惑,默默地在教育战线上耕耘、奉献!“当教师是个良心活”,这是乡村教师常说的一句话。

    第三章 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上)

    在本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小学三节语文课的分析,指出:一、教师们对课本基本上能够达意,有一些甚至能够较为充分地传达教学内容内涵,但由于各方条件的限制,他们几乎不可能对课程、课本几其涉及到的学科有不同于课本的独立见解;二、分析课文和细节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语文课的知识性、思想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对语文文学性的忽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者分析了对文学性排斥的表现与缘由:一是在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书中以及教育管理上的有意排斥,这归因于一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因为文学性就意味着丰富性与复杂性,意味着对真实人生的勇敢面对,意味着对人的真实情感与真实体验的正视与同情,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现行的教育所恐惧与防范的。二是语文教学中过分突出的知识取向,这种取向有教材与教参确定,而由高考题式加以强化。

    作者的见解精辟至极。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差别明显的情况下,乡村小学的“种种不如意”是无法苛求也不能苛求的。

    第四章 课题上的文化传承(下)

    本章首先分析了课堂活动的互动状态,学生的参与方式单一。

    我认为,在中国伦理制的社会里,再加上老师的权威观念等等,乡村小学要达到“自由讨论”的民主型课堂,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种努力已经开始了。“研究型学习”、“发现学习”也深入到了乡村。

    由学生的课堂回答,作者由此分析了在学生中间存在的二种语言状态:文语状态和口语状态。文语是以书面词汇、正规词汇、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词汇以及完整的句子为特征,而口语则以方言词汇、家常词汇以及自然的语调为标志。由文语构建的世界,正是教育体制、教育机关与教育者所要加于学生们的世界,而由口语所构建的世界则是在教育进入之前已经存在的世界。孩子接受文语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生硬、死板与了无生气,外来的文语系统与乡村孩子的磨合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

    的确,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依然艰辛,依然任重道远。

    在作者与教师们的交谈中,作者深深感到:教师们对课本的态度是深信不疑,他们决不会以审视与批评的眼光来对待课本。我认为,近几年来,教师们已开始谈论课本的适用性了。

    关于电视对学生及学校教育的影响,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和知识面,另一方面,低级趣味的东西也消解了课堂上传授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作为从未走出乡村的孩子,电视可能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有用的媒介了。通过电视,乡村孩子的思想与眼界已不再封闭,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他们要跳出“农门”,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要在城市生活中争得一席之地。“高考争先恐后过独木桥”也不能不说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第五章 教育循序

    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现在的农村生活准备的。渗透在各种课程中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向的是国家体制内的生活,而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与精确的语文知识教育指向的是城市与工业内的生活。 国民教育系统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它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升入上一级学校,直到中专和大学,教育的社会目标才开始显露出来——为国家系统、城市生活与工业化体系培养人才。这样,从小学开始,乡村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设在城里的大学输送人才。社会各界对学校优劣成败的评价就是看它的升学率如何了。

    作者原文列出了丰宁一中1997、1998两年的高考录取名单,通过这个名单,丰宁县作为一个乡村区域实现了它所期望的特殊的人口流动:既是乡镇人口流向城市的地域流动,也是底层人口流向上层的阶层流动。除了这榜上有名的成功者之外,被淘汰的人则仍留在乡村与民间,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并非是为他们在现在的乡村生活作准备的,乡村并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教育所给予他们的愿望和能力已使他们与现在的乡村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已经是被知识和城市生活动员起来的人,已经具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基本能力,重回乡村对他们无异是一种精神酷刑。而如今的社会背景,使他们一部分人在找门路做些农业之外的事情,而大部分人干脆一走了之,到邻近大城市打工去了。

    而真正回乡,能在乡土立足并扎根下来的还是那些毕业回县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之所以重回乡土乃是他们已经是衣锦还乡了,拥有了国家干部身份与城镇户口,成了乡镇社会的上层与统治精英。而真正处于尴尬与困境中的是那些回到本县而又没有安排、或虽获安排但单位发不下工资实际上仍等于不安排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才真是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状态,成为乡村社会中“多余的人”。这批人正在集聚着一股新的力量,他们脑子中的榜样是城市现有的模式,而他们面对的现实又是乡村既有的现实,这种并存与对峙中孕育着一场早晚要发生的对乡村的“城市移植式”改造。或许,这就是乡村教育体制回馈乡村的方式。

    我们的农村为国家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我们的农村也需要人才来建设。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村的教育,农村的教师们。

    第六章 一种比较

    在本章中,作者将丰宁希望小学与曲阜市尼山乡夫子洞裕隆希望小学进行了比较发现,当代曲阜的文化与丰宁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发达迹象,曲阜并没有显示出接续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非凡之处,在曲阜已无从寻找“斯文在兹”的伟大气象了。

    实际上,在新的文化与教育格局中,地区间的文教差别主要缘于经济实力的差别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教育投资的不同。
 
    掩卷而思:乡村学校的出路在哪里?农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科教兴国”的出路在哪里?

    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切实加强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切实提高教师的素质,切实抓好教育的质量,这于民于国,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中国教育报 2012年11月28日 星期三
  
乡村学校:村落中的国家?

    乡村学校应与周遭融为一体,妥帖自然,因为它属于乡村。

刘云杉

    新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以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起点,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到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的出台——“撤点并校”政策走到了终点。

    10年间,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一半,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少了23.72%,小学数量却减少了56.43%。今年8月初,笔者在云南龙陵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及教育局领导正在为如何安置学校布局调整后所“剩余”出的几十所学校而苦恼……此地安居高黎贡山深处,已是极地边城、国境边陲。

    撤点并校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有学上”之后,还要“上好学”;政策实施中不仅出现“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显性负功能,更重要的是,“学校进城”后,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远超出单一的教育系统之外。

    农民的话说得更直白,学校迁走了,孩子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乡村荒了。学校的布局调整绝非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我们有必要深究,学校与乡村究竟是什么关系?

    上个世纪末,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曾邀请北京一批学者以多学科视角研究“希望工程”,其中有一本书聚焦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标题极为醒目——《村落中的国家》。

    书中如此叙述:小学是深入乡村的国家机器。村小的校长由国家机构任免,学制、课程与教材都由国家教育部颁定;学校的课程是国家的法定文化,课堂语言是有别于当地方言的普通话,显得正式、权威且高贵。学校还有一套鲜明的符号系统:统一的校服、肃穆的校园、激昂的校歌——都是国家意志与形象的展现: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国家不是高居于上,或远居于外,而是借助教育系统内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生态秩序中。国家不在彼处,而在此处、在我们中间,镌刻于我们的身体之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与认知方式。

    作为国家代理机构的学校与乡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它位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现行的国民教育课程体系不是为农村生活做准备的,乡村社会的需要亦不在教育体系的考虑之内。学校的功能更多将乡村精英经由教育轨道纳入国家体系与城市生活之中,即通过个体与家族生命历程中的“向上流动”而获得乡村的认可——学校是乡村人才的输出机制。

    向上流动即成功离开,成为教育选拔与培养人才的目标。此间的教育知识,若不能让乡村孩子对父辈的营生方式、故土的风物人情,有基本的熟悉、理解和认同,对自己所根植的文化与历史怀抱敬意以及难以割舍的亲情连带,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疏离、厌倦甚至背弃,那么现代学校只能生产大批无根的“弃儿”。此处的抛弃是彻底的,乡村孩子在抛弃乡村的同时,也失去了乡村的庇护。“向上”与“高处”成为一个励志的意象,然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又如何能拓展出充足的空间,以容纳数量如此之众的年轻人呢?再回到个体,一个精神无处寄托、心灵无处安放的人又如何能安居一个位置、安享一种生活呢?

    作为国家代理机构的学校如同一座飞岛悬浮在乡村社会之上,它早在精神上、心理上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而学校物理空间的外移,不过是这一飞岛的具形化,真正变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岛”。

    乡村学校,仅是村落中的国家吗?乡村社会仅仅是等待国家权力来整齐化、规则化与现代化的“被改造对象”吗?真实的社会生活多表现为复杂且不规则的镶嵌画,生活的丰富与滋味体现于此,文化的绵实与持久体现于此,而学校则应嵌入这幅不规则的镶嵌画中,与周遭融为一体,妥帖自然,因为它属于乡村。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我读《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文 / 榕树网友

    1997年也就是恢复高考二十周年前后,教育成为众的之矢,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教育的热潮。在一片哗然的批判声中当然不乏睿智的声音,可让人感到更多的还是浮泛的急躁和情绪化。两年后,能遇到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实在是读书人的幸运。

    我一向喜欢李氏的作品,无论是专著如《1942:走向民间》,还是随笔集如《杂览主义》。他是那样的学人,既能作书斋文章,有能亲自躬行,正如他在《重读古典》一书的后记中写的那样:“我希望这种当代的这种文化实践能把我们和司马迁、杜甫、顾炎武们连接起来”。因此,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在书界显得卓尔不群。

    这本书也不例外,它是作者的一份关于中国乡村小学教育的调查报告,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可以这样说它是当代国内第一部乡村小学教育的调研著作。

    乡村教育意义独特,关系祖国未来。小学教育更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是无数出身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源头。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投入这一特殊系统时,便会有很多惊奇和震惊。“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它还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

    这种认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信息,也是李书磊考察乡村教育的角度。李书磊考察的对象是河北省丰宁希望小学,它坐落在离丰宁县城30多里的胡麻营村。

    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思路是移植式的,先把目光集中在国家的构建和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上,将来乡村的现代化再移植城市的模式。这种思路反映到课程设置上,其目标指向的是城市与工业体系内的生活,而很少靠虑到乡村生活的需要。这种城乡同质的教育模式也许会遭到不少人士的指责,可正因为乡村学校的独特组织和功能决定了,目前这种英才教育而非陶行知和**当年所提倡的乡村教育才是正途。乡村教育即以乡土物事为教材,以乡村建设为本位,以服务乡村生活为目标。这种思路不免导致急功近利的实用化倾向。这种倾向会伤及乡村的整体生存力量,因此这些现在看起来无用的知识才真正对乡村的现代化发挥作用。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多年以前蔡元培的话,读商科不是为了发财,读法科不是为了当官,读大学是为了学习文理,增进文化。他针对的是大学教育,对乡村小学教育也不无启发,那就是不要过分追求教育的实用。然而,在目前这样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里,这样的想法却是不合适宜的。

    以上只是部分教育理论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有很多总结式的点评,这些点评写的深入浅出,决少令人头痛的专业术语,读来让人毫无压迫之感。

    作者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除了乡村教育的目标和思路外,还有小学教师的辛酸处境,师生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丰宁希望小学和曲阜夫子洞小学饶有趣味的比较。我特别注意的还有这本书的第二章,写乡村教师经济上的拮据、心态上的矛盾和高贵的坚持。后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心怀崇敬。

    作者是北大的文学博士,文学功底相当深厚,叙述的节制而流畅,我们还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部散文来读。我相信,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家长及其他人员,每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

    (本书系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第三部门研究丛书”之一,199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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