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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乡愁——大学语文
【时间:2011/12/16 】 【来源:《教师》2011.3 】 【作者: 《教师》编辑部】 【已经浏览7643 次】


    本站按:这是去年2010年8月12日晚“大学语文教师群”的一次笔谈内容,《教师》杂志根据聊天记录整理成稿,作为该刊特稿发表在2011年第3期。在此对一贯支持大学语文的《教师》杂志表示感谢。

不灭的乡愁——大学语文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近年来,在全国高校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课程遭遇了巨大压力,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处境非常尴尬,被国人称之为“高四语文”的大学语文,没有政治课的权威性,没有专业课的专业性,更没有外语课的“必须性”。面对日益削减的课时,面对日益分流的大学语文教师,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学生语文素养的下降,文学品鉴水平的削弱。诸多有志之士对大学语文走入低谷甚为担忧。本文系统总结了大学语文三十载可喜成绩,对未来充满展望和希冀,并对“大语危机”提出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一、大学语文课在全国范围铺开

    自1980年10月在上海召开“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全国有20多所高校参加,这个数目随之迅速扩大,至1986年,据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统计,已有40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高教自学考试自1981年试点开考以来,也把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必考课目。

    此后的三十年里,这个数字不断得到扩大,但也伴随着起伏。2004年8月,教育部为了解我国高校大学语文的教学现状,特委托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对全国高校进行调查,共发放了300份《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调查表》,回收有效问卷111份(一说108份)。根据返回的调查表统计,在接受调查的108所高校中,有107所学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占99.1%(于柱《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分析》)。这个数据当然是相当鼓舞人的,但是统计方法存在问题,因为在300份问卷中,没有回复的近200份,就极有可能是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的。这就似乎对应了去年一则报道:上海市只有三成大学生选修《大学语文》(见2010年4月14日《新闻晚报》:《仅三成大学生选修〈大学语文〉 母语教育待加强》)。但是这则消息同样是不可靠的,因为在选修课中,还有应用写作、文学鉴赏、文化专题等这些“类语文”课程,很难说学生选了这些课,就等于不喜欢大学语文课。由此推想上面那些没有回复调查问卷的高校,它们即使真的没开大学语文课,但肯定也会开设应用写作及文学鉴赏类的“通识教育课”或“人文素质课”的。加以近年来不断有人用“大学文学”、“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或者提出“大语文”理念,提出开设高校“语文课程群”设想,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仅从字面上对大学语文的统计。所以笔者以为我们不要轻易否定三十年来全国普遍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大好形势,重要的是尽快明确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使之不再和其它课程相混。

    教师链接:河北理工大学郭志芳(郭老师经历了重开大学语文后的三十年全过程,今天仍坚持在大学语文教师岗位) 

   
 
    三十年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呼吁重开大学语文课,得到全国高校响应。1984年我校正式组建大学语文教研室,我成了一名大学语文教师。三十年里,学校都很支持这门课,但是也有不少波折。1988年,大学语文从必修改为选修;1990年,大学语文教师流失,教研室只剩下我和另一位教师留守;1992,应用写作取代了大学语文;1996年,恢复选修大学语文;1999年,在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大学语文重新成为必修课;但是到了2003年又改回限选课;2007年,改为公选课,就这样曲曲折折坚持到今天。作为大学语文教师,三十年来,除感觉光荣外,也感觉挺折磨人的,当年和我一起教这门课的老师基本都转行了,而我还在坚持。   

   
    教师链接: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

    我以为,大学语文不受重视的原因有四:1、它不是一门真正称得上“专业”的课程,好像什么人都能教,在行业上就受歧视,自然从事大学语文的老师就自觉气短,矮人三分。没有教学尊严感。2、没有核心期刊。即使你的教学文章写得再好,没有核心期刊可发,职称评定受很大限制,教学没有动力。3、各个学校大都是选修课。学生不重视,逃课缺课很多。老师心灰意懒。4、有些学校没有真正的独立的教研室,教师没有归属感,等等。

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活动持续开展

    自从1980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当时叫“教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1982年召开首届年会,至今已召开了12次,第十三届年会也将在今年10月召开。每一届年会都成为大语界的盛事,尤其是第三、第四届年会,原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国家教委高教司负责人李进才等领导,匡亚明、苏步青、吕叔湘、张志公、徐匡迪、臧克家、钟敬文等前辈,都出席会议发表讲话,或向会议提交论文,《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纷纷报道会议盛况。这是大学语文的巅峰时期。全国许多省市也纷纷成立大学语文分会,或区域性的大学语文协作组织。全国财经系统学院、全国军队系统院校等,也成立了本系统的大学语文组织。北京、南京、上海还分别建立了大学语文教师培训基地。还有一些与时俱进的组织形式,比如教育部建立的全国网络培训基地,高教出版社和首都部分高校共同发起创办的“北京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沙龙”,都为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活动提供了新型平台。民间草根组织也蓬勃兴起,比如“全国大学语文教师与编辑”QQ群,集中了来自全国各省高校的数百名大学语文教师,以及几十家高校出版社的相关编辑,形成了一个教学与教研的互动平台。

三、大学语文受到国家教育部门和全社会的关注重视

    当年首倡重开大学语文的匡亚明和苏步青,不但是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匡亚明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苏步青是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因此,他们的倡导,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其后三十年里,大学语文得到国家教育领导的持续关注重视。1986年第三届年会,原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到会,发表“大学语文是一门最重要的课”的讲话,国家教委高教司负责人李进才则高度评价“大学语文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2004年7月,教育部为了全面推动大学语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颁发194号文件,对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进行调研。2006年9月,国家发布《“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10月,教育部组织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并以文件形式转发会议纪要。200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破天荒的专列一章“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

    同样,社会对大学语文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2004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大学语文的未来何去何从:尴尬的大学语文》,2004年5月,《中国教育报》发表《不受重视面临边缘化 大学语文何时走出尴尬?》,这两篇文章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社会争说大学语文,“边缘化”和“尴尬”成为大学语文的两个主要关键词。对此,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光看到消极一面,更应看到积极的一面。试问中国高校还有哪一门课程能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不应该自哀自怨,而应该把社会关注转化为走出困境的动力。

四、大学语文的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开大学语文课,30年里,大学语文理论研究的成绩是不少的。首先是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能够检索到的已有2000多篇;其次每一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年会也将会议交流论文编辑成集出版,各省市的大学语文研究分会也有不少编辑了论文集的,比如广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江苏省,还有南开大学和高教社合作编的等;再有就是在各级大学语文精品课网站上的不少论文,这个数量就更大了。

    但是,纵观这么多的论文,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方向上有偏差,我们曾对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当时的数据是,标题含“大学语文”的论文计1745篇,其中含人文“主题”的就多达720篇,占到近一半,而其它课题的研究就相对较少,比如论文标题含“大一国文” 的就只有1篇,说明不是一般的偏,而是偏得很。
   
    大学语文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不是不要研究,但有没有必要占到近一半的比重?理论研究的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这么多的论文,到底有没有弄清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中国的和西方的就不同,中国是“文明以止,人文也”,是讲人文对文明社会的制约,西方则是讲个性解放,和我们正好相反,徐中玉的《大学语文》和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就好像分别对应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文主义。可是我们的研究论文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仍是笼统地谈论人文主义,倒是主流社会比我们敏感,对这两种教材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那么在大学语文课文的选择中,到底用那一种标准呢?也许哪一种也没有用。30年来大学语文教材出了这么多,2006年的一个统计是1402种,这些年仍以每年七八十种的速度递增,其中确有一些好教材,但也不乏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甚至剽窃抄袭之作,但是你要说哪一种教材没有人文精神,人家和你打官司,你准得输。这说明“人文”这个概念对我们的教材不具有甄别的作用。
   
    而且,用人文来定义大学语文的性质,其实也并不能够到位。人文是一种宏大学科的名称,除了大学语文,人文类课程还有许多,假如你不对自己课程做出进一步的界定,那么其它人文类课程就都可能来取代你——你是“人文主题”吗?“两课”比你强势;你是“文化专题”吗?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课比你系统;你是通识教育吗?大学里可以一下子就开出50门、100门通识教育课,甚至放放电影(叫做“影视欣赏”)都能取代你大学语文,学生肯定还更加欢迎。所以所谓大学语文“危机”和“边缘化”,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迷失。
   
    逻辑上讲概念的定义,有一个基本公式,叫做“属概念加种差”。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这些都是大学语文的属概念,大学语文要能正确定位,光知道属概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种差”,它与其它人文类、通识类的课程究竟有何不同?有何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这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在知网用“大学语文”题名检索,有论文2757篇;用“大学语文”作关键词检索,有论文3983篇;用“大学语文”作主题检索,有论文4765篇(2010年9月25日统计数据)。如果算上各种“论文集”上的文章,这些数字还要扩大。仅笔者看到的就有:全国大学语文历届年会论文集9种,浙江省大学语文分会论文集3种,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2种(含学会论文集1种),湖北省分会1种,广东省分会1种,高教出版社1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彭书雄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大学语文研究专著。

    在这些论文中,有不少是属于各级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据笔者的一份不完全资料统计(仅限于能在网络上检索到的),大学语文研究三十年,已有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课题26项,市级课题4项,校级课题25项。这也反映了国家和各级教育部门对大学语文研究的支持。课题及论文的内容,有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方法的探讨,教学经验的总结,有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母语高等教育”的命题,为大学语文课程开拓创新、走出困境指明了新的方向。

五、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呈现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

    自从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发行以来,许多省市甚至高校都编写了自己的教材。2006年有人对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进行了统计,得到的数据是大学语文教材已多达1402种。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大量的大学语文考试、教辅类的书籍,因此还要打一个折扣,笔者同样统计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结论是700多种。尽管如此,这个数字还是太大,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之作。然而经过市场的淘汰筛选、经过各高校的教学实践检验,一些优秀教材脱颖而出,如徐中玉主编的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王步高主编的南大版《大学语文》、陈洪主编的高教版《大学语文》、温儒敏主编的苏教版《高等语文》等,正如王步高教授说的,这是一个从春秋走向战国的时代。依托这些教材,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还评上了各级精品课程。东南大学大学语文是第一个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其后又有南开大学、华东师大、安徽师大入选,南京大学大学语文是唯一的国家级网络教学精品课,最近又传来济南职业学院大学语文评上国家级精品课的喜讯,反映了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大学语文课的重视。

                             
六、总结

    大学语文要发展,关键在理论。有人说关键在教师,这话如果是说教师是大学语文的发展力量,我们是同意的,但假若其潜台词是说大学语文未能充分发展,遇到了较大问题,主要责任在教师——那我们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有人说,责任在社会。确实,目前社会太浮躁,精神滑坡、母语危机,等等。但是具体到大学语文,又不完全是这样。在30年的时间里,一门具体的课程,能够连续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成为讨论的热点,除了大学语文,别的任何课程还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厚遇。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社会,而没有理由责怪社会。

    也不能把责任推在校长身上。教育部文件确实说过:“大学语文关键在校长”。但假如是我们自己把大学语文的性质定位在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等,那么就没有理由怪校长了。目前各高校开设人文素质课和通识教育课,力度是很大的,动辄就开出50门,100门,即使不开大学语文课,你能说他们不重视素质教育,不重视通识教育吗?

    也不能把责任推在教育部,说教育部为什么不明确下文,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然而教育部并不是没有重视,我们都知道教育部高教司出台过《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也召开过全国性的专门会议,希望弄清楚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问题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没能跟上,至今还只能说些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之类的话,教育部不可能把50门100门的通识教育课都规定为必修课。   

     
    教师链接:杭州师范大学何二元

    大学语文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学科定位问题,成绩和不足全都在这里:三十年没有解决学科定位,这是最大的不足;一门没有明确学科定位的课程,能够坚持到三十年,这又是最大的成绩。存在即是合理,其中道理值得探讨。
     
    大学语文假如遭遇到“尴尬”、“边缘化”之类的困难,责任不在教师,不在社会,不在校长,也不在教育部,而在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没有做好。假如一门课程在30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性质,那么就很危险了。社会已经给了我们三十年的时间,社会恐怕不会再给我们一个三十年,假如我们不能在近期内赶紧把大学语文的理论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恐怕就过不去三十年这个坎儿,所以我们都要有极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参加这次笔谈的部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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