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历史系研究所硕士论文
指导教授：王汎森教授
走入民国的书院——书院复兴与近代学术传承
研究生：杨一鸣 撰
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四月
《走入民国的书院——书院复兴与近代学术传承》第二章
在近代学术体系转化过程中，改书院兴学堂，以至西式分科大学的出现，已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教育面貌。在20世纪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没落转型，有外部环境压迫，也有学术内在变革的冲击。
从外在环境观察，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患内乱更迭而起，加以政治腐败，又加上洋务外交兵事等新问题，不得不使当时清廷及社会目光转移到培养人才和教育改革的方面上。对外战争失利，更直接刺激清末的教育革新。自1862年起，由于有熟河避难，而后有同文馆之创设（1862）；甲午之役（1895），而后有京师大学堂之建立（1898）；庚子之乱，而后有《壬寅学制》之完成（1902）。
1905年清廷正式废科举、改学制，到民初许多新教育学说以及教育方法的提出，直接动摇传统书院教育的根本问题，使传统学制呈现质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四部之学”改为“七科之学”，西方知识的分类系统，透过制度化的形式影响传统知识结构。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后，实施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便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式学校之一统天下，已成定局。
从学术内在变革分析，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近千年来的传统学术研究方式。1922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成立的一所研究机构，它负有培养学术研究专门人才之目的与功能，具备了现代大学研究所的特色。在胡适的倡导下，北大国学门推动了近代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整理国故”运动，他们明确提出要以新的学术分类来“整统”、“部勒”国学的材料，这种以西方学术观研究的视角，不但影响了民初学人看待中国传统学术的取径，同时也促使传统知识结构，日渐朝西方分科学术体系转化，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1928——1937年，各种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学术界一片“整理国故”声中，中国南北各个新兴大学，相继设立研究所，其中包括北京、清华、厦门、燕京、齐鲁、东南等大专院校，以国学作为研究和发展重点。透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推动发展，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在数年内扩大成一场全国性的学术改革运动。在政府支持下，1928年成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下设各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它们标举研究治学的新态度、新方向与新方法，影响后来后来学术界的走向。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转化，至此已大致完成。
传统书院在这波专业学术机构建置过程中，面临强力挑战。以六经为教材、强调道德与学问合一以培养通才硕学为目的书院教育，已被现代学人视为“无用之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科的旧学教学系统，在遭遇到西方学术分科体系时，缺乏相应的内容，也被学人视为不科学、不求真的学问。学术专门化的超势愈明显，国学笼统而不分科的概念就愈被排挤，西式大学、研究机构取代传统书院已是大势所超。
一、从壬子学制（1911）到壬戌学制（1922）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刚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新政府废止了清末的学制系统，在蔡元培的筹划领导下，于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对当时教育制度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九月，教育部颁布了新学制，即《壬子学制》。在新学制的实施过程中，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例如十月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次年一月，又公布《大学规程令》，对《壬子学制》有所充实和修改。
民国初年推行的这一系列学制改革与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主要有几点不同，其中规定从前各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禁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更关键的改变是废止小学读经科，大学则取消“经科”的独尊地位，其他七科不变。这项改革基本上采纳了蔡元培的意见，他曾在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上提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学旧习之一端”的构想，他认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这个构想在《壬子学制》中得以落实，因此大学文科只设置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 4门，不再有经科之名。
仔细观察会发现，《壬子学制》的架构原则上延续了《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体制，大体是依据日本大学的作法。主要原因是清末留日知识份子，在当时学界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在教育界占有巨大影响力，因而新学制的订定多参照日本教育体制。民国以后，留欧美的毕业生日益增多，尤其是胡适于1917年返国后，在担任北大教授期间所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产生重大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主张彻底西化的胡适邀请他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到中国讲学，他所主张的“生活即教育”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风靡全国，进而影响《壬子学制》的修正。当时教育界人士认为，“杜威博士在我国宣传学说，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路径应当怎样，而全国教育思潮为之一变，这就是新教育的运动。
1922年9月，教育部在济南再度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并参照当时美国盛行的中小学六三三制系统，修正旧有的《壬子学制》订立新的学制系统，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新颁布的学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继承和总结了民国以来学界对教育改革方面的要求与经验，如缩短了小学毕业年限，单独设立三年制初中和高中，取消大学预科，大学采用学分制与选科制，设课无男女区别，职业教育单独成一系统，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等。所以此学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时教育界的整体思维，它也统一了全国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且一直延用至今，即使在今日大陆学制亦然。
我国近代学制若由1862年在北京设置同文馆计起，到1922年颁行《壬戌学制》而定型为止，共经历60年，随着西式学校与大学的出现，传统书院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逐渐被摈弃到体制之外。1905年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科举，所有书院也跟着改变名称与建制，依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全国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学堂”，其在省城的改为“高等学堂”，在府的为“中学堂”，在州县为“小学堂”，至此在中国流行一千余年的书院，终于渐由萎缩而告凋零了。
所谓书院制度的凋零，是指书院教育完全退出以官学为系统的学校制度，但在1922年《壬戌学制》新学制实施之前，书院在民间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保有“小学堂应劝谕绅富广设”的条文，事实上这是清廷允许私家办理中等以下各类学校的法令化表示，让书院有了生存的空间。这时期较具代表性的书院有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1891-1898）、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学堂”（1897-1898）。这些学堂虽然在课程上参照了西式课程分科教法，然其内在精神和教学方式，仍具备传统书院特色。还应注意的是，教会学校的“登陆”和成功的办校经验，例如傅兰雅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1876-1914）、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879-1906）和长老会和美国基督会合办的“金陵大学”（1907-1952）等，也刺激了民间兴办私学的熟潮。此期的新型私学，可以说是在顺应或满足社会对教育基本需求的土壤中萌生的。
另外，《奏定学堂章程》仍不完全罢废儒学经典教学，《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此处即明白指出读经的重要性，读经书即存圣教，只是它已不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涵而已。
除此之外，新学制学堂乃保有祭孔活动，每间学堂皆有“礼堂”建筑做为祭祀之用。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关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七章《堂规》第二、三节规定：“凡开学散学及每月朔，由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具，率学生诣至圣先师位前行礼。 礼毕，学生向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各三揖，退班”；“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皆由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率学生至礼堂行礼如仪。”这些规定，到1903年制定《奏定学程章程》时仍无改变，且在《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还明确规定行礼仪节的方式，“行礼日期分三类：一为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万寿圣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二为开学、散学、毕业。三为元旦及每月朔日。”“祭孔读经”课程，要到民国初年新学制实施后才完全废除。而传统书院保有的儒学教育精神，此时已大致在新式学校中消失。
二、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1922-1928）
过去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国家在太学、国子监或翰林院；私学在书院。科学制度废除后，国家的学术研究机构解体，私人讲学也式微。直到国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新的学术团体出现，并且成为全国性新的学术研究中心，它是近代中国学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具体表征，更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起点。
20-30年代中期，在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下，不少大学相继开办以“国学”为名之研究院，如东南（1923）、清华（1925）、厦门（1926）、燕京（1928）、齐鲁（1930）等大专院校皆有国学研究院之设。这波设立国学研究院所的风潮，与当时学界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北大国学门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的研究院，其内部同人所揭示的研究旨趣与方向，对此后的新学术研究风气带来深远影响。
北大国学门学人在研究过程中，有许多学术交流的机会，因而迸发出学术研究的火花，最终促使五个学术团体在国学门陆续成立，分别是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和考古学会。在当时学人沈尹默、刘复、钱玄同（歌谣研究会）、顾颉刚、容庚、容学祖、孙伏园（风俗调查会）、林语堂（方言研究会）、沈兼士、陈垣、朱希祖、马衡（明清史料整理会）、董作宾、李宗侗（考古学会）等人努力下，各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丰硕。以考古曹为例，该会成立之后，亦与国外学者及学术机构推行学术上的交流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合作计画，即1927年成立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重要的中外学者合作之考古事业。当时为了与国外研究单位争取学术资源，国学会学者还联合北京十余个主要学术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集中力量来对外谈判。
从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到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出现，这5年多时间，新成立的各种学术机构也越来越多，逐渐累积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这时北大国学门的创建者蔡元培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大规模学术研究机构的时机已经来到。1928年，蔡元培在“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理想的推动下，终于出现了两个属于国家级的研究学术的机关，“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
两院成立后，集结了国内外留学精英学者，从中研院各研究所筹备委员名录中，即可窥见一斑：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地质学）、陶孟和（社会学）、曾昭抡（毒气化学）、李济（考古学）、胡适（历史学）、马寅初（银行学）、杨铨（经济学 ）、傅斯年、汪敬熙（心理学）、竺可桢（气象学）……北平研究院同样也是人才济济，该院下设物理、化学、生理、药物、镭学、动物、植物、地质学等8个研究所，其中特别是严济慈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在镭、光、电学和无线电的研究领域中成果丰硕。此外该院还设有以顾颉刚、徐炳昶主持的史学研究会和水利、经济研究会等。
在众多新设的研究所中，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渊源上与北大国学门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1926年傅斯年从德国留学返国后，次年赴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不久在顾颉刚协助下，创办了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其研究取向和北大国学门相近，《中大语史所周刊》的编者，大部分皆是北大国学门旧人；该所全力推展的民俗学研究方向，也都是推承国学门的旧有研究基础，且创办之初大量吸纳国学门旧人担任研究员，例如蔡元培、胡适、陈垣、刘复、林语堂、马衡、容庚、朱希祖、董作宾等，这批人大部分后来也跟著傅斯年进入中研院史语所。
在中大“语史所”的基础上，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借用在广州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后来傅觉得不妥，建议改为合作关系，初期暂借中大房舍图书等设备和人员，但经费、课题都要独立。把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成为共同研究的途径，本来就是傅斯年的学术理念，拿《中大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比对，可以看出其学术观念和治学途径是一致的。其次，史语所在开办之初，成立的史学、语言学和考古人类学三大组，其架构和研究工作基本上与国学门的五大学会（歌谣、风俗、方言、明清史料整理、考古）也是重叠的。例如史学组成立的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投注大批人力整理新购置的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档案；考古组在河南山东的调查和发掘；语言组大规模对汉语和非汉语的调查，无论在经验的借鉴上，或是组织的制定上，与国学门的承袭之迹，都是非常明显的。
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再过渡到中研院史语所，其学术主张的精神一脉相通，强调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治史，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民国初年，史语所在考古、语言和民族研究上的丰硕成绩，正是在傅斯年所宣扬的理念一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的具体实践，也是构成史语所学风的另一基本性格，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
被学界归类为“史料学派”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表达对局限于纸上的文字史料的不满意，他主张“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举例说，“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所以他宣称“书院学究的研究”是退步的。胡适在同年（1928）所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批评清儒的史料观，“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所以是“纸上的学问，纸上的功夫”，而这些“纸上的材料只适宜于校勘训诂一类的纸上工作，稍稍逾越这个范围，便要闹笑话了。”两人看法大致能代表那一代新知识分子对书院教育和传统学问的普遍看法。
强调发掘新问题、搜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做得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精确，这不但揭示一种新的求知态度，而且塑造一种新的知识典范。曾任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认为，“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树立新学术典范，意味旧有学术体系之转型。在这个新学术的概念下，对所探讨的一切学问皆有一个态度上的改变，强调科学、客观的探索知识。对研究方式，新式学人看重的是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博学或功力的展现，而且每个研究结论都必须站在足够的证据和参考史料上。这种问题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与传统学者一再强调的通人之学相当不同。
其次，新学术诉求“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学问不是为了实际应用或培养人格，学问是为了增进知识，不是个人内省式道德的探讨。所以它有去应用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去心性化等特质，而这与传统学人的观念并不相合。因此学问由过去的“为己”之学变为“为人”之学，新知识份子希望成为“专家”，不再是“通人”。
北大国学门成立到中研究史语所创建，成功建立一套全新的学术典范，它涉及了全套新的信仰、价值和技术，那些无法符合新学典范的传统学人，自然被排挤，到学界边缘，无法进入主流的位置，马衡是最好的例子。
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时，马衡曾担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后任故宫博物馆馆长、北京文物整理委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一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丛稿》等作品，在传统金石研究上颇有成就。当史语所成立考古组时，他曾主动写信给傅斯年、李济和董作宾等人，表示希望能加入考古组，但遭到拒艳。主要原因是马衡专长的金石学，对傅斯年、李济道辈新学人而言，是属于旧式的治学方法，因为“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建筑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组织的田野工作所搜集的材料上”，更重要的是，它“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了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其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缺乏现代考古学训练的马衡，自然被排拒在考古组的大门外了。还有一位专长传统文史考证和诗话的郭绍虞，也碰到相样的情祝，他曾毛遂自荐想进史语所，傅斯年老实告诉他，“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给回绝了。
论讲形式较能体现传统学术会通和合精神的书院，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更显得格格不入，在后来学科体制中也特立难容。从学术典范转移的角度来看，传统书院的转型与没落，的确反映了传统学术在近代学科体制转型、学术专业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挣扎。以培养硕学通才自许的教学目标，一语道尽了国学在概念上所无法摆脱的传统格局；追求不为学科体系所分化的专题研究形态，也透露了通人之学和专家之业间无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三、传统书院的没落与改制
代近书院的变革，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为转变关键。甲午战争失败，让上层知识分子警觉，富国强兵，不但须有新式之政治，而且须有新式之教育。故教育革新运动，变为政治革新运动之一部，新学制与新政制有不可分离的连锁关系。而从旧式书院过渡到新式学堂，及其学科与课程设置的变化，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所类生的微妙变化。
在1895年以前，中国文化思想界并存着雨种思想形态，一方面是少数沿海商埠城市，受到西方影响的“混血文化”，另一方面是广大内地城市，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对晚清的冲击，一般而言，仅限于那些与西方商人往来的工商阶级和政府中少数负责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除此之外，那些传统士神阶级仍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里。这种情祝，在1895年以后开始起了极大的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西学在士大夫的圈子里渐渐广泛流传，其次是旧书院的改制和新学堂的设立。
书院改制学堂，早在1895年以前已略有开始。例如张之洞在广州办的广雅书院、武汉办的两湖书院；康有为在广设的万木草堂，均在甲午之前或多或少将西学列入课程，但大规模的改变则是在甲午之后。其中关键之处，也与清政府下诏书院改制，筹办学堂有密切关系。甲午战败后，当时人普遍认为，“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在这种迫切改革心态之下，不少人提出各种革新方案，1896年6月山西巡抚胡聘之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
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宜将原设之额，大加裁汰，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然后综核经费，更定章程，延硕学通儒，为之教授。研究经羲，以穷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
8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奏绶章也提出《请整顿各省书院折》，其整顿的重点是：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奏氏主仿宋儒胡瑗教法，将书院课程扩而为六：即经学（附经说、讲义、训诂）、史学（附时务）、掌故之学（附洋务、条约、税则）、舆地之学（附测量、图绘、算学（附格致、制造）、译学（附各国语言文字）。此折在光绪帝全力支持下，通令各省督抚学政，以参酌采取。这是西方自然科学首次在书院这个特殊领地与传统文化接触，而西学遂正式于学堂教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书院体制开始起了变化。
在“百日维新”期间，广设学校成为实行“新政”的重大措施之一。其中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更代表着传统书院变革的先声。1896年刑部左待郎李端棻曾上《请推广学校折》，力言过去教育之道未尽，以致人才匮乏，遂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重申此议。同年7月3日光绪帝准立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综合性大学，也是中国首个以分科教育形态来授课的西式大学。
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饬令各省、府、州、县开设中西学堂，一律兼习中学、西学；现有之大小书院，也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上谕云：
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学肆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堂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及府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覆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
自此之后，书院改学堂逐渐波及全国各地。从下表中，可大致了解各地书院改制情祝：
表1：戊戍书院改制一览表（略）
书院改制运动在“戊戌政变”之后曾一度受阻，慈禧于该年9月30日诏谕：“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学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但书院变革的历史潮流终难阻挡，1901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的压力下，为求自保被迫宣布变法再行“新政”，并于9月14日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其称：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羲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至此，各省书院大都改制成新学堂，中西并重的考课方式，顿成各省改制书院的主流，在形式上，传统书院已完全转型。这份上谕对学制的划分，是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循序递升的四级学制系统，其基本架构是延续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的建议，明显具有西方学制的影子，实为创立近代中国新学制系统的第一声。在此学制系统基础之上，再发展出后来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三段六级”和“三段五级”学制，传统书院在新学制中，已完全被分解了。
从课程规划观察，尽管各省学堂对科目设计不尽相同，但在课程比例上一致加重了西学的分量，而西式分科设学教育形态也因西学的纳入，逐渐成为学堂授习知识的主要方式。1897年8月，张元济等人创办的通艺学堂，其课程设计，“先习英文暨天算、舆地，而法、俄、德、日诸国以次推及。其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则统俟洋文精熟，各就其性质之所近，分门专习。在“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之宗旨目的下，张元济规划了文学、艺术两大学术门类课程。文学门开设9门课程：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教化学、人种论；艺术门开设10门课程：算学、几何、代数、三角术、化学、格致学、天学、地学、人身学、制造学。以上分类课程，可说纯粹是参照西学的方式来分科。
1899年，蔡元培等人创办浙江绍兴中西学堂，其课程有国学、算学、物理、外国语、体操等。当时就读于该学堂的蒋梦麟回隐说，“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们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的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而这套全新的西方知识，也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图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对当时仅有1 1、12岁的蒋梦麟来说，“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这时他开始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弃如敝履”。
书院课程的变化，自然引起教学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一，由于西学分门别类，各需专深，不似以往中国旧学文史哲不分家，故引入书院，亦相应吸收了分科讲授的教学方法。从而形成了如两湖书院、时务学堂那样的“分门教习”制度，或是如浙江求是书院那样的分班教学法。其二，随着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传统中国“四部”学术分类体系，从按照学术主体来分科，变为按照学术客体即学科进行分科；由过去崇尚博通之学，逐步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
1901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几年，清廷有鉴于人心思变，再度下诏兴学，令各省切实筹设大学堂，于是各省大学纷纷开办，兴学之议再度大起。慈禧并于1902年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新整顿京师大学堂，并详拟各级学堂章程，负责筹办一切事宜。张百熙仿效西方教育制度规划京师大学堂，其学科设置和课程配置，直接体现了当时对学术分科的具体看法，同时它也主导着未来学术研究之范围和方向，对后来书院的没落与改制冲击最大。
他建议先办大学预备科和速成科：“一曰政科，一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同时清政府还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文字专科。同时张百熙还仿照日本大学学制，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科（相当转学院），科下又分目（相当于系），共设7科35目，其细目如下：
表2：张百熙所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表（略）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拟定之后，由于政治因素及人事考量，在颁布之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施行。后来张之洞会同荣庆、张百熙等人，重新拟定新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基本架构是依据《钦定学堂章程》修正，再额外增加经学科。
张之洞的构想原则是，将经学独立于各学科之外，立于群学之尊，因为“古学之最宝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旧，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他不仅将大学分科改列为8科，而且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其细目如下：
表3：张之洞、荣庆、张百熙所拟《奏定大学堂章程》分科表（略）
张之洞“八科分学”方案最大特色是将经学列为群学之首，不仅单独开辟了经科，并且在经学科设置了11个门类，强化了经学之研究门类。这“八科分学”方案，从分科内容中清楚显示，其学科归类方式基本上已朝西方学科体制转化，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分学”形态，它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新学制之基础，在学科建置上已粗具近代学科体制的模型，传统四部分类的概念，至此亦逐渐消融于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在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张之洞尊经的想法有很大关系。
京师大学堂在民国以后，再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正式改制成北京大学，而依据西方模式建置的新学科体制，至此已全部完成。自清末以至民国，北京大学以其自身之历史经验，见证了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交替的过程，从它变革的过程，我们发现西学是透过学科制度化的形式，逐渐影响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并促使近代学术体系出现重大转折，传统书院则在这波学制变革过程中，被迫转型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