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翻译成白话文后，有一亿多字，可谓汗牛充栋。

    《二十四史全译》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一次发扬，也可看成是深刻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的一次现代演练，是对一个时代的新注疏。

    历经十多载艰辛，《二十四史全译》终于全部面世了。这项牵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7所名校200余名古籍校勘、考据专家，完成总字数近一亿的宏大工程包含了诸多抱负，而其意义之一在于“敲开《二十四史》坚硬的古文的外壳”，以使“读者群体呈几何级数扩大”，从而达到“对经典的抢救性整理”之目的。可以推想，《二十四史》正处于某种“危机”之中，而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它未能被广大的对古文心存畏惧的普通读者所乐于阅读。

    在我看来，《二十四史全译》无疑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一次发扬，也可以看成是深刻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的一次现代演练，是一个时代的新注疏。

    而众所周知，对古代典籍的注释、考证、整理，是中国学术从汉代就定型下来的传统做法。其基本方法就是对经典进行逐句注释、逐字校勘，再遍寻相关典籍和他人注疏进行旁征博引的辅证。即使有自己的学术创见，也只能在对经典的注疏当中提出。这种学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经典中的一句话，可以被注释者发挥出一大段，而注释者的注释，又可能被再注释者进一步发挥。以至于有经文中五个字的一句话，被注释出来十万字的。

    到了清代，这种学术被发展到极致，形成了清代学术的繁盛。怎么个“繁盛”法儿呢？比如，清代有个叫仇兆鳌的人，花了27年时间，完成了对杜甫全部传世的1423首诗及数十篇文章的注释，写成《杜诗详注》一书，字数近150万。详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秉着“杜诗无一字无出处”的“原则”，对杜甫全部诗文的每一个字词的来历、意旨、前人阐释，都进行了穷搜式的考证，以今人看来，相当于对杜甫本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原始出处”给杜诗安上去了，等于把“论文参考文献”的活儿替杜甫干了。

    而清末民初的杨守敬，更是花费了从自己到学生再到学生的学生三代人的精力，做成了鸿篇巨制《水经注疏》，耗时几近50年，成就了注疏学术的高峰。从《水经》到《水经注》再到《水经注疏》，堪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记载了137条河道的概况，只有一卷，一万余字。北魏郦道元则以《水经》为纲，补充了1251条河道入内。记载不但包括水文，还有沿岸物产、人文、历史沿革等，卷数达到40卷。而杨守敬则鉴于郦道元之后千年间学者对《水经注》注释混乱，异说纷出，决心来一次全面整理，提纲挈领，详尽考订，拟定《水经注疏》纲目。当这部巨著在杨守敬身后数十年才终于完工出版时，规模已经是现代图书装订的21巨册！

    除了此类个人学术努力之外，清代还曾经动用国家力量进行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浩瀚工程。其基本做法相当于个人考订工作的同类放大。

    至于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工程，事实上也是编辑、整理、考证等活动在史籍方面的应用。新的朝代利用旧朝遗留下来的官方档案，朝廷主持修纂的官修史书，就是《二十四史》中大部分典籍的来历。其成书时的目标一般都不是学术，而是作为朝廷的官方活动的史料依据使用，或者说，当初就不是为“普及”而写的。而个人努力对其的学术加工，也形成了多个方向，最主要的一种是“纪事本末”，就是把《二十四史》中按照纪传分散在不同人物传记中的一件件历史事件，缀合成按事件连贯起来的体例。其基本方法，仍然是对经典的考证与整理。

    中国传统学术有一套自足的完整体系，这种体系的优点在于能够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前人的学术在后人的试炼中不断去芜存菁而渐趋精纯，积淀的材料在反复的考证中不断去伪存真而日益可靠。正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注疏的这种学术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开放的，对经典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阐释。因而，注疏传统，在积累中发展，或者说，形成了一种“放大式发展”。

    但近代以来，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学术在这种对应中即刻体现出一种缺陷，那就是这种放大式发展，本质上是对原材料被反复按照同样的方法的放大，其在方法上没有多样化，因而显得缺乏“异质化发展”。最终在不断丰富的同时，却没有造就出多样化的理论结构体系。就像一次深入迷宫之旅，收获了大量对迷宫走廊装饰风格的新认识，却并没有根据这些新的认识绘制出迷宫的地图……

    今天的《二十四史全译》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延续，即便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成果、在注释的过程中加入了现代科学的认识，也不能改变其注疏式学术的性质。

    实际上，《二十四史》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材料”而非“最终产品”制作的，其宗旨在于求“全”而非“可读”。所以，少人通读、只被专家使用，原本并非其危机，何况在现代出版、数字化技术已使其不可能失传的情况下。

    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其实他们接触《二十四史》真正的困难，恐怕不在于“古文坚硬的外壳”，而在于其汗牛充栋的规模。换句话说，史观，而不是史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事实上，“百家讲坛”现象的存在，倒可以看做这方面真实需求的一个注脚。

    （吴茝畦 青年学者）

    相关链接：二十四史之四种版本

    至今，《二十四史》共有四大版本通行于世，前三种版本均为文言文，即：

    【武英殿本】 武英殿，清代宫殿名，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刊刻24部史书于此，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由乾隆钦定典名《二十四史》。

    【百衲本】 中华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搜集各史最佳善本，重新校勘辑印，前后历时18年。因该版本由许多刻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简称“衲本”，于1936年出版。

    【标点本】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示点校《二十四史》，顾颉刚、白寿彝等组织一大批学者操觚，由中华书局分批出版，于1978年出齐。

    【全译本】 即此《二十四史全译》，其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版本的《二十四史》，也是至今唯一的白话版，其由许嘉璐主编、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策划、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学者、教授殚精竭虑十余载，校勘原文4000余万，精译白话5000余万，总计近亿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