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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用《文史通义》中提到的“横通”概念，探讨今日通识教育(包括历史教育中对“通史”的认识)的一个普遍误识：以求实用的心态对待通识，以至不能超越现存学科边界，仍处于“现代知识体制”权力体系控制之下。文章主张，培育“通识”，应该以否思学科制度为起点。
关键词：通识教育；横通；通史理论
治学求其通，大学教育要重视通识的养成。治史，即使治断代史，也要心存“通识”，求“通古今之变”，才有大格局——这些已经是一个通认的、通常的道理了。应该“通”，人均无异议；但何谓“通”，如何“通”？对“通”本身，似乎也该充分讨论。笔者认为，以“横通”为通，是今日通识教育(包括历史教育中对“通史”的认识)的普遍误识。
横 通
“横通”的说法，见于《文史通义·横通》篇：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
这样一类人，章学诚引用了时人侍读学士周长发的话，谓之“横通”：
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
“横通”不是真正的“通”，“横通之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
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于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江湖挥麈，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章学诚“横通非通”的说法，切中了学人治学中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言简意赅。历代学者，多有以“横通”为戒者：
例如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幼年在翻书中过日子，以为书多自然学富，心中很自满。二十后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读了(《横通》篇中)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直到近数年，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题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1](p.211)
钱锺书则把“横通”解释为“参考书式的多闻者”，钱本人以“博闻强记”闻名于世，但其实他以为“多闻之学”不等于真学问，“参考书式的多闻者”距离“大学问家”甚远：“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而“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2](pp.78、79)。按照钱锺书的意思，“横通”者在“丰富的数量”之外，并没有添上“个别的性质”，所以，只是类似辞典参考书而已。
“横通”一词，一个“横”字用得恰巧适当，“其言奇而确也”，含义丰富而开放，结合现今学术界对学科制度的反思，我们可以在此名下讨论通识教育中的一些通病。
学科的边界
横通的最大弊病，是“匠人”式的通，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突破学科门类的既定边界。
人类所需要认识的世界，百千事像、纷然杂陈，且包含未知和变幻。人类不可能一股脑把全部世界的知识打包认知，必须进行知识的分类(以及简化)。分类还有简化，可谓是人类以有限理性应对无限世界的基本策略。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分类不可或缺，但也不可僵化对待，推于极致。
于是，当我们试图超越现存分类法而讨论“通识”的时候，如何处理各学科的边界，就成了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如果说这种边界像横亘在各门学科之间的沟渠，那么“横通”者对各学科之间的横沟，依然是顺势接纳。虽然百川奔流，但仍在分水岭的横绝之下，江河枝蔓，还未汇聚于海。“横通”者博，他的知识存量不限于一科一门，但它对知识的储存方式，依然是按既有的学科抽屉分门别类，它默认今日学科体系的合理性。所以，它虽然谓“通”，却仍然象章学诚说的“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
分类法是历史地演变的。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里曾经提出应对人类分类观念的形成历史进行研究，他们说：“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我们的心灵天生就包含有整个分类基本框架的原型”[3](p.6)。知识分类法随着社会变动而变迁，又与知识自身的生产有内在联系。现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及其内外边界，并不是与生俱来、绝对合法的。我们现在的学科结构是随着现代性在西方的产生而逐步确立起来的——自然科学的稍早，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规范与科际边界的形成基本上在1850-1945年之间[4]。在中国，更是到上世纪才经历了成建制的西学体系对“浑成恍惚”的传统学问的替代。正如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说，这种现代的知识生产体系，完整再现了现代科层社会的高度分工，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附属产品。现代世界，理性凯歌行进，动力横绝天下，一方面解放了人；另方面也是控制了人、割裂了人。现代化历史进程如此，它的产物——现代知识体系也是如此。我们培育“通识”，应该以反思“现代知识体系”本身为起点。
这样的反思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举一个福柯的例子。福柯说过“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横通”其实是默认了这个控制体系的规训。福柯的名著《词与物》，就是起源于对“知识分类”的反思。该书法文版前言中，福柯自称该书的灵感来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那本小说假弗兰兹·库恩博士(《红楼梦》德文译者)之口，引述一本中国古代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
1)属于皇帝的、2)涂香料的、3)驯养的、4)哺乳的、5)半人半鱼的、6)远古的、7)放养的狗、8)归入此类的、9)骚动如疯子的、10)不可胜数的、11)用骆毛细笔描绘的、12)等等、13)破罐而出的、14)远看如苍蝇的。[5]
其实所谓的《天朝仁学广览》，只是心慕中国文化的博尔赫斯虚构胡侃，却使得福柯有所思虑。福柯把“中国动物分类法”视为各种事物分类体系不可通约的寓言，从这一不可思议分类法体现的“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反思“我们自己思想的界限，那样思维的绝对不可能性”。现代人的思维不知不觉地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的笼罩之下，以至这一分类的前提，成为我们思维的盲点，大家很少去反思各种学科界分作为前提预设的合理性。我们的思维就好像装盛于一个个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之中，脱离了这种容器的装盛，我们甚至丧失思考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学科权力网络的统治之下，类似“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思维方式才凸现其启发性的意义。问题不在这一分类法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过，更不在于这样分类是否“正确”，“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另外一种全新思考的可能，原先在西方现代思想系统中所熟悉的知识分类标记，在这套分类中丧失了作用。于是，这套分类方式就标示出西方思想系统的某种界限。我们今天谈“通识”，首先就是对这一界限的自觉及反思。
今日大学通识教育，一个常见现象，就是把通识课程分成“哲学概论”、“史学通说”、“文学选讲”等等小类，这实际上只是把各专业压缩传授而已；历史学科中的“通史课”，不是断代史在纵向上的相加，就是“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等等在横向上的累叠，这其实就是一种“横通”，它只是各门各类知识的组合。又如我们常常谈“跨学科”，也没有超出“横通”的境地，因为事实上跨的前提，就是学科分立。沃勒斯坦就曾经批评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法，试图跨越各学科边界，最后反而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新的所谓“学科”，而就他自己提出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沃勒斯坦在方法论上强调“统一学科性”、“整体性”，他说：“统一学科性不是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承认社会科学内畛域界限之正当合理，但是要求各种不同的从业者以添加的方式阅读和使用相互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厨师越多，汤往往更好喝的信念”；“整体性不是博识教育的老调重谈。博识教育承认现代把知识分成三大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在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社会科学——这一方式的基本前提”[6](p.214)。
我们可以拿章学诚的“横通”概念把这两段话简化为一句：“统一学科性”和“整体性”不是“横通”。沃勒斯坦启示我们：真正的通识应该是反学科的、对学科体制的否思，让已经形成的知识组织结构再度开放出来。
功利主义心态
“横通”不能突破学科间现存边界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通识养成中的“功利主义心态”(黄俊杰曾经把“功利主义心态”列为当前大学通识教育的两大非制度性危机之一[7](p.129))。章学诚以为“横通”之士，无异于“琴工碑匠”。以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对待“通”，把通人当作匠人，而匠人其实也只能是个“专家”，此即“横通”不通之处。
各门学科的设立，自成理由，自有其用，尤《庄子·天下》中所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同的用处，本来就是不同学科的划分理由之一。正是为了提高实用效率，现代社会才发展出细密的高度分工，科学研究才趋向专业化、科学家才趋向专门家。当你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自然马上能体会到它的实用价值。例如，据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在感激母校教养之恩的同时，谈到母校教育疏失，其排位最高(超过80%)的抱怨就是：学校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写作能力[8]。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学习一些写作的技巧，显然会在其后的生活中派上大用处。然而，我们要反思的是，如果对非专业学科知识的汲取只停留在实用的技术层面，是否有助于真正通识的养成？
我们知道，专业化提高了效率，却限制了学者的眼界，扼杀了他们的宏观精神，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对全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强度。通识的养成，正是为了知识分子能寻找回这一“失落的世界”。美国学者Ladd&Lipset曾经对不同学科学者的政治态度做过调查统计，结论是：大体而论，越是应用性越强的学科，越使其从业者趋向保守。如研究人文学科的比研究法律的思想解放，法律领域的从业者又比医生思想解放；生物学者比物理学者保守，而农学、工程学的又比生物学者保守[9](p.90)。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功利主义心态”既是造成学科分割的驱动，又是使得知识分子丧失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原因。越是贴近实用的地面，越是没有高远的眼界视域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所以，“实用性”的诉求原是分科的利刃，那么它如何能成为通识的黏合剂呢？
不同的用处，才有不同的学科。此种用和彼种用的区别，正是学科之间的横沟。而“横通”，就是仍然依据实用标准——从而也就是仍然以学科分立的眼光——去求“通”，从而把“通识”又分解回各学科之用。今日大学流行类似“理科生炼炼文笔，文科生学点电脑”的所谓通识教育，准确的讲，它只是让此学科的学生体会一下彼学科之功用而已——它依然只是某具体学科之用，而非“通识”之用。这样的“横通”，是以具体学科之小用，替代“通识”之大用。
这里连带出一个问题群：通识有什么用呢？或者，通识有用吗？或者，通识能超越有用无用之分吗？
所谓“功用”，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区分。什么是“有用”呢？
一般认为，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而人类为达到目的，则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当我们说某一样东西“有用”的时候，往往是指它的工具价值，就是说它可以是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手段，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
然而工具价值之外，我们可以说还有一种价值，即事物的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人的目的，它本身就值得人们去重视、去追求。这样的东西，由于它不是其他什么目的的工具，所以，可以说它是“无用”，但它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它是“无用之大用”。
“通识”是有其工具价值的，它更有其内在价值。所谓“横通”，就是仅以工具价值度量“通识”，而无视“通识”的内在价值。它把通识当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例如作为专业的辅助)，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工具，而通识本身，反而不是目的了。
王家范师在讨论《中国历史通论》时，曾道出一点：“‘通论’应该透过‘形’，着重于点明其‘神’”[10](p.5)。怀着功利主义的心态去追逐通识，就是太执着于形而下，沾滞于实用的地面以至不能高飞了。当年六祖慧能一听到《金刚经》中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横通”者没有做到的，就是“无所住”，专业一变反成了求知的“业障”。看来还是佛家的话说得圆融，引一段《五灯会元》(卷三)的话作为本文结尾：
“问：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师(大珠慧海禅师)曰：
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钱锺书.《谈交友》[A].钱锺书.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C].北京：三联书店，2002.
[3]涂尔干等.原始分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
[5]福柯.词与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和将来的消亡[A].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7]黄俊杰.全球化时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挑战[M].台北：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2004.
[8]万俊人.学统与思想创造[J].读书，2002，(8)：44.
[9]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10]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章益国(1975-)，男，浙江缙云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