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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
语言文字学家。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省海宁人。“甲骨四堂”之一。曾在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哲学、文学等，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学部总务司、学部图书馆、仓圣明智大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故宫、清华研究院等部门。他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和兴趣极为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古代史、古器物、历史、地理、蒙古史、语言文字等，而尤以语言文字领域的成绩为最突出。主要体现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他的主要功绩表现为以下几点：⒈首创以甲骨刻辞来证史的方法。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来验证传世的文献资料，使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互为表里，这样就可确定甲骨资料本身的年代，成为后来断代研究的开端。同时在史学研究上也颇具创新意义；⒉对单字的考释；⒊首开甲骨缀合的先例；⒋与罗振玉一起首先发现并确证了甲骨文中合书的存在。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殷周制度论》（1917年）、《古史新证》（1927年）等。在金文研究方面，他在资料的整理、器物的考订、铭文的释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著有《宋代金文著录表》（1914年）、《国朝金文著录表》（1914年）、《毛公鼎铭考释》（1916年）、《克鼎铭考释》（1927年）、《盂鼎铭考释》（1927年）、《散氏盘铭考释》（1927年）等，从历史背景、语法规则、语音文字的演变规律等方面来考证，然后再互相比较。此外，他还对简牍、兵符、玺印、石经等有所研究，并著有《简牍校署考》（1912年）、《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魏石经考》等。在掌握了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他对传统的文字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说文解字》加以批判、订正。著有《史籀篇疏证》（1916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等，提出许多新见。在音韵学研究方面，对韵书的整理和研究是其主要功绩。他精心考证了唐代前后的韵书，将其分为两大类：即基本因袭六朝正音的（又分为“四声配合不整齐的”和“声类、四声配合整齐的”两系）和采取唐代方音的（又分为“增部派”和“并部派”两系）。证明了《广韵》韵部次序是取自李舟《切韵》而非陆法言的《切韵》。这是他的一大发现。著有《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书小徐〈说文解字篆韵谱〉后》《书〈古文四声韵〉后》《李舟〈切韵〉考》《〈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武玄之〈韵诠〉分部考》等。在古韵学研究方面，著有《周代金石文韵读考序》《两周金石文韵读》等，同意将古韵分为22部，充分肯定了顾炎武、江永、戴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7人的成就是：“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在训诂学研究方面，他也有许多论著，集中在对古汉语词汇与古代语言学专著的研究两个方面。著有《明堂庙寝通考》《陈宝说》《生霸死霸考》《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肃霜涤场说》等。在《书〈尔雅〉郭注后》《书郭注〈方言〉后》中首先阐明了郭璞对《尔雅》和《方言》的注在语言学史上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即“广地”“广言”两个特点。所谓“广地”，即指汉时一地方言，郭指出在晋时已成通语，或汉时此方之语，晋时也见于彼方。所谓“广言”，即指晋语与古语相同，不过意义有广义、狭义之别，有异于古语之晋语，他都记录下来。此外，他还校辑过大量古籍，单与语言学有关的就有近30种，如《重辑〈仓颉篇〉》《校松江本〈急就篇〉》等。他的著述见于《王忠悫公遗著》（罗福颐1932年上虞罗氏石印本）、《观堂林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著》《王国维全集》（1982年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等中。
王力（1900～1986）
语言学家，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研究实验语音学，并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曾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和第五届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委员和第四及第五届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音韵学会名誉会长等。他常年从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涉及汉语研究的许多方面。在创建汉语语法体系、研究汉语语法理论方面，他著有《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44年）、《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44-45年）、《中国语法纲要》（开明书店，1946年，后更名为《汉语语法纲要》）、《中国文法学初探》（商务印书馆，1936年）、《有关人物和行为的虚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虚词的用法》（工人出版社，1955年）、《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中国科学院，1955年）、《词类》（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汉语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整理和总结前人关于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研究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及韵部的分部情况方面，他著有《中国音韵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后更名为《汉语音韵学》）、《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中华书局，1956年）、《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汉语诗律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62年）、《诗词格律十讲》（北京出版社，1962年）、《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63年）、《诗词格律概要》（北京出版社，1979年）、《清代古音学》（中华书局）、《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音韵学初步》（商务印书馆，1981年）、《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康熙字典音读订误》（中华书局，1988年）等。在研究汉语发展史及中国语言学史方面，他著有《汉语史稿》（上中下，科学出版社，1957-58年）、《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等。在建立古汉语教学体系方面，他主编的《古代汉语》（4册，中华书局，1962-64年）教材，体系新颖，深受国内外相关科研及教学界的好评。此外，他还著有《江浙人学习国语法》（南京中正书局1936年，后更名为《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后更名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字改革》（商务印书馆，1940年）、《龙虫并雕斋琐语》（上海观察社出版社，1949年）、《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谈谈汉语规范化》（中华书局，1956年）、《汉语浅谈》（北京出版社，1964年）、《古代汉语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王力论学新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力文集》（共2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92年）等。为了促进我国语言科学的研究，王力先生将他的《文集》的稿费10万元捐献出来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徐复（1912～ ）
语言学家。字士复，一字汉生，号鸣谦，江苏省武进县人。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2期）、《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5期）、《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音韵学》讲稿中的一章，1946年）、《“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等。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学术月刊》上海1958年第2期）、《韩昌黎诗拾诂》（《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读〈文选〉札记》（《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等。在校勘学研究方面，他著有《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在典章制度方面，他著有《秦会要订补（修订本）》（中华书局，1959年）。在词语研究方面，著有《敦煌变文词语研究》（《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国语文》1961年第10、11期）、《读〈义府续貂〉识语》（1981年）等。在语源学研究方面，著有《〈释名〉音证》（上编，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班，1935年）、《释“畐”“爻”二字之语源》（《南京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等。在方言研究方面，著有《浔阳方言小记》（九江同文中学《待旦》1935年创刊号）、《蜀方言解》（《新评论》1941年第6卷第4期）等。专著有《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徐复序跋集》（台湾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广雅诂林》（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江苏旧方志提要》（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又最近撰成《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二书待出。
杨伯峻（1909～1990）
语言学家。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在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
杨树达（1885～1956）
语言文字学家。字遇夫，号积微，湖南省长沙市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立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曾历任上述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政协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早期研究，即古汉语语法方面，兼及修辞和其他。二是他的后期研究，即文字学研究方面，兼及训诂、音韵和方言等。在汉语语法方面，他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卷，家刻本，1924年）、《中国语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年）、《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年）及《中国修辞学》（世界书局，1933年，增订后更名为《汉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等。其中《中国语法纲要》是仿英语语法而写的一本白话文语法书，目的是为教学的需要而分析白话文的语法结构。《高等国文法》是作者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于30年代写成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汉语语法著作。该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订正了《马氏文通》的一些错误，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是其另一部代表作。该书仿《经传释词》的体例，解释了472个虚词，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讲虚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结合文法来讲解，从而使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的训诂学提高到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该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多有精辟见解，颇具学术价值。在文字学等方面，他著有《积微居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古声韵讨论集》（好望书局，1934年）、《古书句读释例》（商务印书馆，1934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1937年）、《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2年）、《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耐林庼甲骨文说·卜辞求义》（群联书店，1954年）等。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晚年从事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章炳麟（1869～1936）
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学乘，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省余杭人。少时师从俞樾和黄以周，曾参加维新运动，与蔡元培共同发起成立光复会。曾在日本主编《民报》。回国后主编《大共和日报》，任总统府枢密顾问、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4年后，脱离政治运动，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专事讲学。他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他博通经史，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使传统的小学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语言科学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修正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首次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定古声母为21纽；他是第一个对古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注重受梵语语音学影响的音理是其古音学研究的特点。此外，他继孔广森之后，进一步提倡“阴阳对转”“旁转”的学说，创造《成均图》，旨在以通转的理论学说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的现象。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国故论衡》《文始》两书中。其中《文始》一书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初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新方言》一书利用汉语音韵学来讲解方言词汇，根据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证古语，以义正声或以声求义，对汉语语源的研究有较大影响。在经史方面，他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及汉儒著作和史书上的字义的考释，对训诂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著述均见于《章氏丛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始陆续出版的《章太炎全集》中。
赵元任（1892～1982）
语言学家。江苏省常州市人。自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修数学、哲学，后入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历任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讲师、哈佛大学哲学讲师和教授、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夏威夷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语言学的许多方面，此外还有哲学、物理学、音乐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国语运动、汉语方言研究、汉语语法研究、语言学理论研究、语音研究和记音方法及记音工具的研究等方面。在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方面，他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著有《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发刊，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中国通字方案》（台北，史语所集刊50本3分，1979年）、《国语罗马字语威妥玛式拼法对照表》（赵元任编，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发刊，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注音符号总表》（赵元任编，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通字方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等。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他曾用十多年的时间参与调查了吴语、粤语、徽州话及江西、湖南、湖北3省的方言。发表了多种方言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如《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年，1935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史语所集刊5本4分，1935年）、《钟祥方言记》（史语所单刊甲种之1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山方言》（史语所集刊20本（上）194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合作，商务印书馆，1948年）、《台山语料》（台北，史语所集刊23本（上），1951年）、《汉语常用植物词》（《语言》1953年第29期）、《汉语称呼语》（《语言》1956年第32期）、《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合作，台湾，1974年）、《绩西岭北音系》（台北，史语所集刊34本（上），1962年）、《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2期）等。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在我国方言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对湖北一省方言的调查材料系统而完整，审音精细，描述详尽，配有比较清晰的音档，绘制了全省方言地图，既注意到方言词类的差别，也突出了语音的特点，为后来的方言的调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堪成后来方言调查报告的一个楷模。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著有《国语入门》（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中国话的文法》（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著，吕叔湘节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北京口语语法》（赵元任著，李荣译，开明书店，1952年）等。在《中国话的文法》一书中，作者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将直接成分分析法作为研究汉语语法的主要方法，依句法功能区分词类。其中对词类的划分与描写和对语助词的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无论从立论的深度来说，还是从影响的广泛程度来说，该书都可说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该书也是作者最后一本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最重要的专著。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他著有《语言问题》（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收入《赵元任论文集》，斯坦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在记音方法和记音工具的研究方面，他著有《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史语所集刊4本4分，1934年）、《音位论》（《语言问题》的第2讲）等。译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194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
朱德熙（1920～1992）
语法学家、古文字学家。江苏省苏州市人。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汉语语法研究、古文字研究及语文教育方面。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与吕叔湘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6月6日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开明书店，1952年）一书，对于纠正当时社会上语言使用的混乱状况，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语法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书，是系统地阐述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基本观点的一部专著。该书注重实用，分析描写细致深刻，是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分析汉语语法结构的一部力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是一部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多有新见。《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小册子，其中论述了当时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他著有《寿县出土楚器铭文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期）、《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语言学论丛》1958年第2辑）、《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合作，《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信阳楚简考释》（《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战国铭文中的私官》（合著，《文物》1973年第12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江陵望山楚墓竹简考释》（合著）、《银雀山汉墓竹简》（集体编著）、《马王堆一号汉墓遗策补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朱德熙著，裘锡圭、李家浩整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著。他对古文字的考释与研究常结合语法来进行，在分析古文字的字形、意义之外，还考察古文字的语法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战国文字的研究方面多有发明。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作文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一书。《文章评改》（1979年）一书中收入了他于60年代为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讲课时的大部分讲稿。他提出中学语法教学应该联系实际等观点，这些对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改进高考语文的考试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张志公（1918～1997）
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河北省南皮县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毕业后曾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副教授，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逻辑与语言研究会顾问，北京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教学》顾问，《语文教学与研究》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和修辞及语文教育方面。在语法修辞方面，他著有《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修订）、《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修订）、《语法学习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常识》一书，自成体系，对汉语词类划分进行了新的处理。该书注重实际应用，以丰富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书之一。《语法学习讲话》是一本通俗而富于新意的语法书，对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及主编的中学《汉语》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汉语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以及由他主编的为介绍和阐述该语法系统而出版的论文集《语法和语法教学》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最大贡献。该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法教学，不少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依据，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他还有不少论文来阐述自己的语法论点，如《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语文学习》1956年第4期）、《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4期）、《可能的和必要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5期）等。《修辞概要》一书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面，而将修辞与语法联系起来，并讲到了风格学。此外，他还提出了“汉语辞章学”的概念，并撰文《辞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8年第8期）和《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等，初步构拟出汉语辞章学的理论框架。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漫谈语文教学》（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通过对蒙学和蒙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与整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另有关于外语教育的一些论著，如《怎样学习俄语》等。此外，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教材，有《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
周定一
当代语言学家。笔名周因梦、因梦、许令芳、尹梦华等。湖南省酃县人，1913年11月生。在长沙、上海、南京读完初、高中。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毕业后曾在云南任中学教员，后回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任职。解放后，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从北大调入该所工作。曾任《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辑委员、《现代汉语词典》编审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近代汉语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周定一在大学期间从罗常增、魏建功、王力、唐兰等学习传统的现代的语言学，尤其是罗常培对他的启迪最多，之后又长期在罗常培的领导下工作。周定一在语言研究领域中比较瞩目的是汉语词汇问题。在这方面他已发表了《词汇的新陈代谢》（1952年）、《扬雄和他的<方言>》（1956年）、《博闻强记的郭璞》（1956年）、《论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语》（1959年）、《“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1962年）、《所字别义》（1979年）等许多论文。
周定一从《中国语文》创刊（1952年）起就参加了该杂志的编辑工作。从1955至1960年是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的常务编委。这个杂志在五十年代，担负着发展新中国语言学、普及语言语言学知识，推动文字改革、推广普及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等多方面的繁重任务。周定一在这一期间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编辑工作，为完成该杂志的任务尽心竭力。与此同时，他还写了《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1951年）、《汉语方言和拼音文字》（1952年）、《谈汉语规范化》（1955年）、《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1957年）、《努力发挥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话和识字教育的作用》（1958年）、《汉语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工作》（1959年）、《学习鲁迅，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61年）等文章。这些文章紧密配合我国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并用许多事实材料充分说明建国初期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78年，周定一还在《中国语文》发表一篇题为《承前启后，继续前进》的专论。文章从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等方面概述了近三十年来在完成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对我国的语言如何继往开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周定一还曾接受领导上交给的任务，承担《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的编辑工作，协同谭全基修订原来由郑奠、谭全基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把原来八十多万字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稿本整理成四十多万字的定稿。现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资料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但他并未署名，只写了个简短的“后记”。
近几年来，他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研究《红楼梦》词汇。1982年，在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上他提交了一篇札记――《<红楼梦>词义演变一例》。此文以“妥协”一词为例，说明这个词跟它意义相近的一些词的关系，以及这个词怎样由《红楼梦》的用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用法。
曾运乾（1884～1945）
音韵学家。字星笠，晚年自号枣园，湖南省益阳人。自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历任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教授。他在考古、审音方面的造诣颇高。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声纽”的研究上。他提出了古纽“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的论点，认为喻纽三等字跟匣纽是同类，得到大家的认可；提出《切韵》音系不只是韵类有洪细的区别，声类也有洪细的不同。声类和韵类的洪细恰好是相应的。认为中古有51类声纽。著有《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年第1期）、《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年第2期）、《六书释例》（《东北大学周刊》1929年第71期）、《说文转注释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2期）、《论双声叠韵与文学》（《文学杂志》广州1933年第1期）、《声学五书叙》（《东北大学周刊》1926年第9期）、《读敖士英关于研究古音的一个商榷》（《学衡》1932年第77期）、《广韵韵目原本陆法言切韵证》（《语言文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1期）、《等韵门法驳议》（《语言文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2期）、《毛诗说》《三礼说》《荀子说》《庄子说》《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等。1996年，中华书局将其未刊论著如《宋元明清之等韵学》《广韵学》《广韵之考订》《古纽及古韵学》等和已刊的部分论著合在一起，以《音韵学讲义》为名出版。
黄侃（1886～1935）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尽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他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他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他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
黄伯荣
当代语言学家。笔名苗木、莫木。广东省阳江县人，1922年生。1944年在广东省立两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文理学院中文系。1946年王力、岑麒祥在中山大学创办的语言学系，黄伯荣转入该系学习，师承于王力、岑麒祥、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严学宭等。1949年9月毕业后考上该校中国语言语言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生。在导师岑麒祥、商承祚的指导下写出实验语音学和古文字方面的论文。1951年研究班毕业，在中山大学语言系任助教、讲师。1954年秋，院系调整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春调兰州大学中文系。1959年甘肃院系调整曾在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两年。现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教研室主任，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顾问、甘肃省语言学会理事。
黄伯荣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三十年，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研究，在现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汉语方言等方面都作过许多探讨，有专著十余部，论文几十篇。在现代汉语语法方面，黄伯荣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957年）、《句子的分析与辨认》（1963年）、《语法修辞》（与谢晓安、赵浚等合作，1978年）等几部著作和《关于划分词类问题的考察》（1957年）、《汉语语法的研究》（1960年）等许多论文。他在《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书中，对四种句子的结构和特点都作了扼要的分析，对各种类型的疑问句分析得尤其详细。对有疑问代词的陈述句，陈述句中包含疑问句，表示祈使的疑问句，疑问句中的特指问、是否问、选择问、正反问等的辨认都作了详细的探讨。《句子的分析与辨认》一书，着重谈相邻的和容易混淆的句子成分和句型的分析与辨认方法，并选有几段短文作为句法示范分析。在《关于划分词类问题的考察》这篇重要论文中，黄伯荣不同意汉语的实词不可以分类的说法。认为划分一个词的类属，应以语法特点为依据，其中应以句法特点为重点。黄伯荣对汉语语法的历史也作过探讨。他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一文中，认为汉语语法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自发阶段、摹仿西洋语法教科书阶段、搬用西洋语法理论阶段、从汉语实际出发的汉语语法学初步建立的阶段。该文列举并评介了各阶段的代表著作。在汉字教学与研究方面，黄伯荣著有《祖国的文字》（1954年）及语文常识小丛书《汉字常识》（1959年）、《几种念法的字》（1961年）等。在普通话语音方面，他著有《北京语音学习》（1956年）一书。在汉语方言方面，黄伯荣对粤方言尤其是阳江话作了近三十年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对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语法方面的比较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汉语方言研究中，方言语法的研究是薄弱的一环。黄伯荣重视并长期从事方言语法的研究，特别注意方言与普通话的句法比较，是很值得提倡的。这样做不论从汉语方言的深入研究，还是从推广普通话看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方言语音研究方面，黄伯荣著有《广州话和普通话的语音比较》（1955年）的长篇论文，用两千常用汉字在两种话的声韵调方面进行了比较，其中以声母比较为重点，把两千汉字按广州话韵母的次序排列，每个汉字都注有两种话的声韵调。黄伯荣还为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音字汇》写了阳江方言部分。他不仅对自己家乡阳江的方言作了许多研究，对兰州方言也有研究，写有《兰州方言概说》《兰州方言》（均与赵浚合作），对兰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概括的介绍。在文字改革方面，黄伯荣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讨论，主张取消j、w两个字母。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后，为宣传这个方案，他在《简体字的结构》（1955年）一文中分析了789个简化字的结构，把这些简化字按形体结构分为三类，它可以帮助读者记忆简体字。1978到1979年，黄伯荣参加了高等院校协作教材《现代汉语》的编写工作，并与廖序东一起任主编。
季羡林（1911～ ）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胡明扬
当代语言学家，浙江省海盐通园人，1925年农历3月29日生。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主修西洋文学，副修中文。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教研室任教，同时开始译介国外语言学论著及汉语研究工作，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兼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论集》第一、二篇主编。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
胡明扬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方言并结合汉语实际对语言理论的研究；一是向国内介绍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研究课题多较新颖。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研究方面，他写有《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1957年)、《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1958年)、《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1978年）、《三百五十年前苏州带吴语的一斑》（1981年）、《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年）、《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年）等主要论文及专著《北京话初探》。《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一文，介绍了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分类，并详细介绍了该方言八个人称代词，八个指示代词，八个疑问代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话的文法》第二章第十三节兼语式中还引用了该文的材料。连读变调在汉语方言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广为人们注意，但与连读变调有关的语法问题，相对地说来，研究的人较少，《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是一篇较早地注意到了变调和语法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介绍了海盐通园方言中双音节至五音节变调群所具有的明显的语法意义，这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原作于1967年，作者重视方言历史研究，把社会历史和语言变化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上海话在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的若干变化，看出社会因素是语言演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提出了语气和语气调（包括语气助词和叹词）的三分法，即表情语气（如赞叹、惊讶、诧异、不满等），表态语气（肯定、不肯定、强调、委婉等），表意语气（祈求、命令、提问、追诸、呼唤、应诺等）。文章根据调查材料重新分析了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力图排除句子中其他语词和语调对语气助词本身意义的干扰，即尽可能不把其他语词和语调所表示的语气意义误加在语气助词身上。并且还列举分析了北京话的十七个叹词所表达的词汇意义。《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是一篇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报告。作者就“把、比、论”三个字的读音，“胰子、姆末（我们）、且（从）、伍的（什么的）”四个词的不同风格的同义词的选择、使用情况，北京城里不同地区语言差异，不同民族的北京人语言差异，以及“一、七、八”变调等五项对一百人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列出了二十四张表，观察了年龄、性别、家庭语言环境、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北京话的影响，提供了处在变化中的北京话的概貌。这种研究工作目前在国内尚未多见，其调查统计方法对有志于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有一定帮助。《北京话初探》一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了作者近来写的关于北京话的近十篇论文。其中《普通话和北京话》用大量事实论证今天的普通话在语法和语汇方面，实际上是以书面语和北京话为基础的，在语音方面则是以电台等宣传渠道使用的类似英语的“通行读音”那样一种社会方言的读音为标准的。在汉语语法的研究方面，他还写有两篇讨论性的论文：《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58年）、《关于汉语词类》（1956年）。在汉语语音史方面，胡明扬发表了《〈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1963年）、《〈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1980年）两篇论文。在词典学方面，由胡明扬主持编写并通改的《词典学概论》（1982年），目前在国内还未见有同类著作。该书与国外同类著作不同之处在于考察了国内近几十年来词典编纂的实际经验，内容包括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选词、注音、释义，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词条的组织以及词条的体例、编排法等。因此，对我国的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篡工作有参考的作用。他所写的《说“打”》一文，仿照《牛津英语词典》的体例，分析了从东汉到现代“打”字的字形、字音、字义的演变，引例一干多条，义项一百多个，实际上是一条汉语历史大词典的词条。胡明扬还编写过《怎样自修英语》等普及读物。
此外，胡明扬还有许多译著，如《语言存在的客观性》（1958年）、《语言》（1959年）、《语法范畴和词类的关系》（1960年）、《描写形态学的方法》（1963年）、《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教学》（1978年）、《格辨》（1980年）、《社会语言学导论》（1980年）、《词典学概论》（即将出版）等，向国内介绍了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帮助国内语言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动态，起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