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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淑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柳亚子到了北京后，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首，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1949年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1949年春，徐铸成等一般文化人自南方北上。一路行来，“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在烟台上岸，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
在1949年的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理由：“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1949年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
傅作义在第一次政协会上发言，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
徐铸成在1949年的日记中感叹：“1928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21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记日记一生不辍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
1949年10月1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女记者杨刚在通讯稿《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写道：“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在山西五台山中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在这一天，历时八年的中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汪精卫对蒋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作了傀儡。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陈诚躲在地下室的一个面粉箱里，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杨虎城部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讽刺他说：“军人嘛，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这样藏在里面，成何体统？”陈诚羞愧难当。事后，杨虎城训斥了宋文梅：“抓人就抓人，说那些话干什么？搞人身侮辱也不是军人所为。陈诚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你一言既出，传到他的部将的耳朵里，他以后如何为将？我们抓委员长，不是为了个人私怨，而是民族大义。”
陈诚退居台湾后，晚年甚是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仍有不平。1990年代，张学良解禁后，有人安排他与陈诚之子陈履安见面，但陈不见，陈或是秉父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介石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作为大独裁者，蒋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
某次，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面向蒋介石忠告：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治，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多压可能发生激变。蒋则大发雷霆，训斥邵力子书呆子一个，不识时务，不安内怎能攘外呢？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力子十分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我的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致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杨荫榆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30年代任北平女师大校长时，因开除激进学生而制造了“女师大学潮”。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返回家乡苏州中学任教。其时，杨已年近花甲。1937芦沟事变后，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荫榆赋闲在家。193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杨买菜途中目击自己的女学生被日本宪兵轮奸并残忍杀害，悲愤难平，连夜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于翌日清晨闯进日本驻苏州领事馆，要求日本人惩办杀人凶手。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忆及杨荫榆之死：“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剧烈的战役，历时3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70余万人，伤亡达10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淞沪之战开始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电报军情云：“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则云：“日人放炮半小时，各处均遭袭击，损失甚重。”两军电情大异，延误用兵。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热河省城的庞大军队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枪未发就全军逃窜，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127个人的日本骑兵小队……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说，日军当着祖母强J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普遍现象。一个南京少女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夹层里，过四个月，居然躲过了浩劫。而他本人则躲在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一位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说：“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主战主和人心惶惶。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奋在回忆录中称这十一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和平无望，乃走为上策；不久，蒋氏去西安督军，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精卫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了。
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看眼病，吴宓去探望时，“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精卫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被重重包围。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让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复榘48岁。
抗战爆发后，刘湘接受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七战区司令，率部出川。1938年1月，与日军在南京接触溃败后，病死武汉。2月，灵柩运回成都。刘出川前可谓四川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成都百姓沿街摆列香案迎灵。川中人物刘师亮以垂危病躯写了一联：“有薪人如丧考妣，这件事要问神仙。”暗指刘湘既死，其下属亲信失掉了依靠和后台，如丧考妣；“神仙”是指江湖骗子刘从云，每有要事，刘必向他预卜吉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有副对联：“治湘有术，两大方案一把火；心中何忍，三颗人头顽固怨。”横批“张皇失措”。张将军实在是替人受过也。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抗战中，他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
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一百多人的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唱《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空前的……”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实味被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fan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四十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
青年书生王实味曾是“革命圣地”的明星，他写的壁报“矢与的”轰动一时，连革命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前去观看。“《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李维汉回忆说。
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玲才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丁玲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欢迎会后不久，毛泽东问丁玲有什么打算，丁回答：“当红军。”毛似乎被感染了，随即写下了一首《临江仙》送给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_^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他还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名将吴汉。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对中央所作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于右任评价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乃能贫。”这大概也是张先生的夫子自道。民国初年，张即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每逢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一生廉洁，律己甚严。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十九岁，而将军已经五十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1940年，早已视死如归的陈独秀在狱中与妻子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达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饭？李达同志这句话，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意思嘛！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排，何说：干革命不应讲劳绩。冯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抗战时，冯玉祥到重庆歇台子村居住，他穿着随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被不知就里的老百姓选为村长。一日，一国民党上校强征粮草，遇冯玉祥阻拦，冯劝其到军需处想办法，不要扰民。上校大怒，冯遂出示名片，上校一看“冯玉祥”三字，立即回身就跑。冯笑言：“一张名片就吓成这样，如何能上前线。”
胡适本有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适毅然出阁作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适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徐悲鸿论张大千：“盖以三代西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淫浸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
1937年，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荒原》全文翻译成中文。若干年后，查良铮（穆旦）也翻译了《荒原》。有人问查：“你的翻译和赵萝蕤的比起来如何？”查说：“还是她译得好，你们应该读她的。”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据说现在北大某教授，搞人类学研究的，楞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不学无术至此矣，有愧乃师！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 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唐突了林黛玉，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然是“教员”中最高档的，但仍属“贱物”之一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蝶仙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因喜欢照镜子，因此廊门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形，颇以为憾，陈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1940年2月8日，卒于沪寓，62岁。曾自题墓联“未必频年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想必亦是豁达之人。陆澹安挽联云：“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曰：“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精卫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二百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忌日。于右任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邃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之迈闻之感佩不已。蒋廷黻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三十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写于1943年，当时费正清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介石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就教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走为最上。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是个狷介的人物。1943年陈布雷亲自竭力劝徐加入国民党，徐婉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达夫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湖南多怪人，易培基即是一例。有一次，易的弟子陈子展来看他，一进门便听易说：“见到田老大（田汉）了吗？”子展期期不能作答。易又大声说：“田老大还是那么糊涂混蛋吗？”子展又默然。易氏于是大骂湖南人，从王壬秋骂到叶德辉，说：“湖南没有一个好人！”子展从容道：“老师，你这一句话，倒没有例外！”易氏愕然久之，拂袖而退。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有是非常真的。”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萧红于香港寂寞地逝去。后来，戴望舒来到埋葬萧红的浅水湾，为她题了墓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第三者的介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中说：“我知道她是讨厌Ｄ·Ｍ（端木蕻良）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杨振声、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浦清江、陈梦家、吴宓、冯至、沈从文、卞之琳、陈铨、金岳霖、雷海宗、潘光旦、陈岱孙、钱穆、梁思成、周培源、黄子卿、陈省声、肖公权、柳无忌、陈序经、汤用彤、贺麟、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叶公超、钱端升、赵西抟、施蛰存、吴晗、林同济、楚图南、华罗庚、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尚钺、华岗、向达、唐兰、闻家驷、刘文典、姜亮夫、许烺光、余冠英……
诗人于坚说：四十年代，大批教授和文化精英随西南联大抵达昆明，一时间，昆明成为中国的拉丁区。在这些文化人中间，有许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在昆明的街道上，随时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冰心、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物。英国著名诗人威廉·燕卜逊也来到了昆明，昆明成了一个诗人之城。（删）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学者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补贴生活。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这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
闻一多有5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而生活很窘困。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好友浦清江还专为闻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不就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有时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学生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只跳蚤。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之上品，又因为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之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元，他因留恋“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后来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文典甚是尊敬，口必称“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溥心畲谢世后，周弃子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畲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
刘文典乃谔谔之士，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就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时，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当他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芩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1942年6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原因是刘文典为赚钱给人写墓志铭，远赴磨黑，结果耽误了两个月的教学。闻一多以“不足为人师表，违反校规”之缘由坚决拒聘，并修书一封建议刘文典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自清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淮。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曾祺小有名气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傅斯年身宽体圆，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也。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斯年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陈梦家年轻时放浪形骸，颇有名士派头。有一天，陈梦家和老师闻一多到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处休息，正坐在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陈蓬首垢面，敞胸露怀，有一老者走过来缓缓的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有一次，闻一多写了一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师生之间，老师给学生写信可以说“某某吾弟”、“某某贤弟”等等，仅是客套而已。没想到陈梦家却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闻一多带领学生从长沙步行走到昆明，两个多月没刮过胡子，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有一天到石林旅游，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等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把胡子剃了以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当年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进教室先不讲课，而是掏出烟斗来问学生说：“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40年代初是日寇在北京统治最严酷的时期。物价飞涨，一日三跳，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据说一分钱的钢蹦儿因为根本用不上，所以都被扎两眼儿当纽扣使；而一元一张的伪币则被姑娘们折叠成纸花戴在头上。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沔尊的遗书：“沔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要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复仇，而不是去帮中国人的。
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国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一面电告中央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要求苏军严肃纪律。苏军答覆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在德国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卢冬生曾同刘亚楼等一起赴苏联学习，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在1945年12月14日夜，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苏兵顿时慌张。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士兵怕被告发，在后面朝卢开了枪。
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民国时，教授的流动性非常大，也非常自由。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学期完了没考试，令学生就《离骚》作一篇报告。陈梦家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大家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生活自由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答道：“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都说了。”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记载，西南联大时，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这四人能凑在一起，皆因“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闻一多读楚辞，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第二天一早，吴宓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钱穆感叹道：“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
钱穆说，四人中惟沈有鼎清闲自在，还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就训斥他，“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终年身着一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勿勿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fan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fan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殷海光：“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当时云南多鼠，潘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请夫人做成莱。随即邀来同事及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公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著共食。然咀嚼再三，竟莫辨是何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笑答：“鼠肉。”此言一出，众皆欲呕。
李宗仁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呢？！”李闻此大悟。
1958年2月，国务院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这年初春的一天，作家巴金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都不偷懒。
1958年，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这年他76岁。
1958年5月，正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叶永烈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里写道：“我在民革交心，已交出二百八十条。现在已进入大辩论阶段。大约6月底，整风可告一段落。”
作家刘绍棠50年代出版四部书，获稿费1.78万元，存银行每年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12级的干部工资。而此时的猪肉才6角钱一斤、羊肉4角一斤。刘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一处三合院，一共只花了2500元。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恨水虽然也曾见到过毛泽东，但那已不是个别交谈，而是文代会或政协会议开会期间的集体接见。他还把毛泽东送给他的呢料，做了一身中山装，每次参加会议时，他都穿着这身中山装去。
1955年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会见了张恨水。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要写他们恐怕难以胜任。”1956年1月，张恨水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张恨水……”毛泽东连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又介绍说：“××书是他写的。”“那是伪书。”张恨水当即向毛泽东和茅盾说明：“我写的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
1957年，湖北汉阳某中学斗争“右派”，满场警肃，某教师内急，偶放一屁，先有窃笑者，后有掩鼻者，皆被捉去杀掉。乡人讽之曰：“屁大的命。”
1964年5月，毛泽东论国民经济，曰：“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1964年6月，毛泽东论兵事，说：“原子弹打下来，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
1967年5月，天下始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语录操”。
1968年7月，“武斗”大兴，死人无数。毛泽东说：“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立即访美，当被问及对越政策时，邓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1989年，赵*紫阳对学生们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从此，新科大学生开始接受军训。
1964年12月2日，毛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1964年8月，毛在谈哲学问题时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958年，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1962年9月，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你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964年7月，毛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1959年7月，毛在庐山会议上说：“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文革”初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才得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张东荪被批判后，《新燕京》校刊特意把他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柯亨语）。”重新公开。顿时，硝烟弥漫，人心骇然。
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写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后说：“这是降低身份。”
1962年，雷海宗去世。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刘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
毛在晚年曾批评中共大官僚们：“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共产党的干部善开会，概是有传统的……有一次，翦伯赞与毛泽东一起开会，他坐的地方离毛不远。因为会议时间长了，大家都感到有些疲劳，翦似乎也有点累。他想，不知主席此时精神如何，便偷眼望去，只见毛泽东正坐在那里悄悄握拳运气，锻炼身体！
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非常看好沈从文，可惜沈没等活到获奖那一天。有人告诉马悦然，沈在“反右”斗争中曾对艾青批判且用词甚烈，马悦然一开始不相信，过了一会儿，又自释道：“啊，这也可能。那时我还年轻，在北京第一天看到茅盾、艾青，我们一起吃饭，第二天看到茅盾批判艾青的文章，拿着报纸愤然去找艾青，讲茅盾怎么可以如此，艾青笑了，告诉我，这篇文章茅盾已让我改过的。”
俞平伯经毛泽东一批，马上名气远播，妇孺皆知。他被下放明岗干校后，远近几十里的村民像赶集一般纷纷赶来观赏他的尊容。圆圆脸的俞先生涵养极好，只是袖手端坐着，任凭老乡们挤着观看，品头论足。老乡们还给干校的“五七”们编了一个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
在干校，何其芳有一次兴冲冲去食堂买了一茶缸红烧鱼，却越吃越不是味道，原来他急着买吃的，忘了把放在缸底的肥皂拿掉。
钱钟书和丁树声在干校负责烧开水，被称为“钱司炉”和“丁司炉”。人多水供应不上，两个老头就只得不断往炉内兑冷水，遂得雅号“钱半开”和“丁半开”。
1969年11月，社科院确定在河南息县建立“五七干部学校”。军宣队的负责人说：“咱们不是叫五七干校吗？那就传达命令，让五连（文学所）、七连（经济所）先下去吧。”于是，文学所和经济所的男女老少纷纷率先启程。
1953年9月，“当代大儒”梁漱溟在政协会上提出，我国工作重点转入城市后，工人生活提高很快，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有“九天九地”之差；忽略和遗漏农民，是不相宜的……毛当众斥责梁漱溟是“完全的彻底反动思想”，“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
毛泽东盛赞发明“跃进”一词的人，称“其功不在禹下”。
毛在上海的“反右”会议上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毛说：“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尖刻地嘲讽：“雷海宗读了马列主义不如我们，……读得多还当右派！”
王元化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其要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屁股移过来。”（《讲话》初版本）意思是，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只有在立场问题解决以后，才能认识真理。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上将“小资产阶级”的“小”字删去，如此一删，导致千万人头落地。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开万人大会，书记作报告说：“人人都进新乐园，吃饭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忙。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我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向各省领导口头讲话：“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五到七年建成一个大工业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沈从文看到消息后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参加民国参政会，说会上无非三种人：一是卖嘴的，对当局大歌颂一番；一是卖手的，无非是举个手；一是卖屁股的，不说也不举手，只是一味的坐着。
范文澜读北大时，一次把宿舍钥匙给掉了，懒得去配，就跳窗子进去，如此这般过了两年。时人论曰：“如此为人，治学大约也是疏散的。”
1948年底，桂系要求蒋介石下台，此时蒋又打败仗又遭逼宫，十分气愤，拍桌子大骂：“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称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
1958年，钱学森用科学的方式证明粮食高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此言一出，本来对高产半信半疑的毛泽东吃了个定心丸。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王凡西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中共组织部工作，他这样描写周的一个特点：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简直是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是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很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显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事，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挨了三十年整的胡风得知孙子要考大学，他在病床上呐喊：“一定要读工科！工科！”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时说，他想辞掉主席这个职务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当专栏作家。
志愿军总部开作战会议，最低是军长，一般是兵团司令。与会者发现，彭德怀后面一个年轻翻译经常在他讲话时插话打断彭——要是将军们打断彭的话，就大祸临头了。可是这个青年每次插话，彭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人是毛岸英。
周作人1964年10月17日致鲍耀明信中说：“对于郭公（沫若）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
郭沫若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后来已去美国的宋自辩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
给千家驹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经常对民主人士说的玩笑话：“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千家驹忘不了毛泽东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们的一次谈话：当谈到外国给不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之时，毛泽东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北大教授向达和汤用彤聊天，说：“我有件事感到很奇怪，我们学校的一些人去做官，怎么就立刻变坏了？”汤说：“你弄颠倒了，一定是变坏了才能去做官的呀！”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支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有一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一二八”日军侵略事件即将爆发，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
李韶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杀人无算，逼反无数，后被留在根据地当支队长。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
孙犁在《芸斋琐谈》中回忆坐“牛棚”的故事：有一人平常打惯了太极拳，一天清早起来劳动之前，在院子里又比划了两下。有人就报告给了专政室，随之进行批判。题目是：“锻炼狗体，准备暴动！”
“牛棚”管理员长夏无事，搬一把椅子，坐在棚口小杨树下，看牛鬼蛇神们劳动。忽然叫过一个知识分子来，命令说：“你拔拔这棵杨树！”那人拔了拔说：“我拔不动！”管理员就冷笑着对全体“牛鬼蛇神”说：“怎么样？你们该服了吧，蚍蜉撼树谈何易！”（此句出毛泽东诗词）
孙犁晚年感慨说：“中年以后，方知人生之险恶；高卑易处，乃见世态之炎凉。勇怯由于势，爱憎出于私。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谨小慎微，未必得坦途。同情怜悯，乃青年期赤心之表露，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可谓一生教训之结晶。
1952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钱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后经人揭发，受批判，钱从此一言不发。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对斯大林派来的米高扬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陈嘉庚正式向大会提出了中文书写应统一由左而右横写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刚刚收到《光明日报》的老订户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熟悉的报纸变了，昨天还是从上到下竖着排列的文字今天竟然一行行横着走了起来。
1924年深冬的一天，春晖中学的学生黄源在出早操时戴了一顶黑色的绍兴毡帽。体育老师认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黄不肯，师生由此发生争执。全体学生罢课，校方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并宣布提前放假。此举激起教师的公愤，教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先后离开了白马湖。“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丰子恺在春晖留下的这幅画作，既像是写实，也像是预言。
胡绳暮年自述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