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维新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指出：“近五十年来西洋哲学，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复1898年出版译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来唤醒国人保种自强、救亡图存，影响至巨。本文拟对严复《天演论》的主要传播要素进行一些解析。
面对“有效传播”的问题
众所周知，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使一向以“中央帝国”自居的国人大伤自尊。同时也昭示，单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已不能挽救泱泱帝国的倾颓之势。继而，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流产，康有为等一批率先放眼世界的中国人，企图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的努力，也随之灰飞烟灭。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生死存亡，何去何从，成为中华民族必须回答的问题。
然而，当时知识界对这一关系民族存亡问题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对问题的症结何在，仍然停留在纷纷扰扰的“体用之争”的层面上。有数据表明，在1850年到1899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主流意见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自然科学或技术层面，而不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的精神状态。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译介，可谓适逢其时，效果也如黄钟大吕，震撼人心。严复一反当时知识界主流意见，目光犀利，慧眼独具，认为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不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无异于买椟还珠。他认为西学精华在于：“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前者指科学精神，后者指民主制度。可以说，这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渊薮，对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作用，真可当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毫无疑问，这样的先进思想与当时的主流舆论是不合拍的，传播起来肯定会遭遇重重困难。那么，怎样有效传播这些先进思想的问题，立刻浮出水面。
读者对象是谁？
严复译介西方先进思想的时候，他心目中的读者是能够推动维新运动的士大夫和具有初步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很清醒，他的任务不是去启蒙大众。因为当时的中国精英分子处于传统文化中心，文章模式还是以传统的文言为主，普通大众的教育水平和识字率还相当低。所以，在这样特殊的文化和思想氛围下，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注意传播对象即受众的选择，做到“有的放矢”。严复的选择，是先对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分子进行启蒙。
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道：“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也。”(2)显然，严复的目标受众群是一些“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而这些人恰恰在当时的社会处于中上层。一些青年学生虽然暂时处于中下层，但却能通过读书仕进，将来仍可能拥有社会话语权。事实上，他的读者在读了他的译作，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后，进而成为这种理论的传播者，使得原本属于“利俗大众”的人们也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
这种现象可以用传播学者P.F.拉扎斯菲尔德和B·贝雷尔森在《人民的选择》中所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来作解析。“两级传播理论”认为：意见通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3)。“意见领袖”或“舆论领袖”是社会人群中比较活跃的部分，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广泛的主观兴趣。因此，他们比一般的人能更多地接触媒介，比一般的人知道更多的媒介内容。他们把他们所知的东西，“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从而对这些“不太活跃者”产生重要的影响。
严复的读者群就是事实上的“舆论领袖”。从梁启超到毛泽东，几代人在他们各自的回忆中都把读《天演论》作为自己重大的人生经历。桐城派末期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汝纶甚至说:“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4)对《天演论》的喜爱，以至于“倾倒至矣”。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青年时期的鲁迅也是影响至深。鲁迅回忆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哦!原来世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5)鲁迅非常喜爱严复的《天演论》，据其好友许寿裳的回忆，在日本留学时两人还常在一起背诵《天演论》。严复对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进化论，另一个是改造国民性。通过鲁迅这个“舆论领袖”，无疑启发了几代知识分子，激起他们救亡图存、保种自强的爱国热情，最终走上追求进步和革命的道路。
严复的《天演论》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有过重大影响，以致毛泽东在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严复也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这个评价是极高的。当然，毛泽东这样一位“意见领袖”的影响范围，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见，严复启蒙精英分子的受众选择，是准确有效的，其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和巨大。
采用什么传播文体？
严复在向中国译介西方进化论思想时，白话文尚未普及，士大夫等崇尚古文，所谓“雅言”。基于目标受众的考虑，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要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文字来吸引他们阅读，这才可能使译介的西方先进思想得到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古雅的文言来翻译西学作品，成为严复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这种“骎骎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体，才能减少当时社会上流人士对西学的反感，吸引他们将视线投向新思想、新潮流，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西学并非“形下之粗迹”，并最终博得这些“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的赞许。如果严复阐释的西学满足不了这些人的阅读期待，是难以打破当时国学一统的文化局面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采用的文字传播工具符合当时的传播环境，也得到受众认同，其传播效果当然也就得到了保证。
严复还认为，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无论文言文或白话文，只要能做到达意就好。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可见，严复认为文体的选择应为传播效果服务，要用恰当的载体表达恰当的思想，并传播给恰当的受众。三个“恰当”，对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而言，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用文言翻译可以更具学术气息和权威性，更能得到读者认同，更可流传于世。严复显然受到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认为古文与道是相通的，不可分割。他认为先秦文体最适合“载”西方学术思想这个“道”，写作或翻译时“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6)
一切从传播的实际效果出发，是严复当时选择文言译介《天演论》的主要原因所在。严复认为“载道”的学术书籍应该用“雅言”，才能流传万世，惠泽后人。确实，严译文笔极其优美，为后人留下了华美的文言翻译典范。
严复译介《天演论》，结合当时的国情和社会需要，开启了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他把传播对象锁定在当时的精英分子，采用文言——这个目标受众所喜闻乐见的传播文体，通过启蒙士大夫阶层，培养了一批富有传播能量的“意见领袖”。正是经过他们的接受理解与广泛宣传，最终将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译介的《天演论》，也因此成为中国西方思想传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注释：
①王栻《严复集》第1册第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王栻《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
③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④王栻《严复集》第5册第1560页
⑤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⑥王栻《严复集》第3册第5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