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种普通教育、素质教育或养成教育。在美国博雅教育发展过程中，《耶鲁报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背景及经过

    美国独立建国后直至19世纪初，其高等教育注重开设实用科目，培养实用人才，虽有人呼吁实用教育要与博雅教育兼顾，然而还是出现了向实用教育一边倒的倾向。毕业生往往仅有某种应用性的职业智能，而缺乏渊博的基础知识。对此，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认为必须改弦更张。1927年9月11日，该学院决定:组织精干的五人委员会，调查学院的教学情况，尤其对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的效果进行调查，要求于翌年提出报告。

    五人委员会充分考虑了学院的有关情况，广泛征集了教职员对学院发展的意见，并着手起草报告。报告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对学院教学计划进行考察分析，由院长戴(Jeriemiah Day)写成;后一部分主要对于古典语文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由资深教授金斯利(James L.Kinsley)执笔。1928年，报告正式问式，产生了强烈的效应。这个报告最初发表于《美国科学与艺术学刊》，题目是《一份关于博雅课程的报告》(A Report on the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后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

    二、《耶鲁报告》的内容

    (一)关于学院之目的

    学院之目的，其实也就是博雅教育之目的，戴所确定的基调，正如《耶鲁报告》中所言:博雅教育的合适目的是:“对学生的官能(faculties)进行经常地、生动地训练，以便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mind)，发展他们的潜能。”①为此，《耶鲁报告》认为，就要确定一些有益的学科，采用一些有益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引导他们的思想列车向前，分析争议之学科，有效地处理各种情况，并保持清醒、高昂的精神状态。

    《耶鲁报告》指出:为求对于学生的心智训练卓有成效，不能靠学一门无足轻重的匆匆忙忙的课，不能靠读几本书或听几场讲座，或在某所学院待上几个月。思维能力的提高，须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须经过思维器官的反复使用。科学之矿，须从地表下很深的地方去开采，不然就不能掘出宝藏，同样，智力和训练更需要生动地、系统地、持久地努力。

    (二)关于学院的教学内容

    《耶鲁报告》认为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教育的重要手段。经典科目建立在“训练”和“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经典科目的学习，可以奠立学生正确情趣的基础，例如，在传授学生以近代文学中的一些观点时，用什么教材都不如用这些观点的原始出处，即用经典原著直接教学更好。同时，经典科目又是心智训练的重要工具，它不仅可以训练青少年的心智，亦适合于心智已高度成熟的人，它可用于心智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

    《耶鲁报告》认为，经典的训练是职业的最好准备。语言的解释和正确运用，对神职和从事法律职业尤为重要。现代语言虽可作为一种技能或造诣，但不能作为必须掌握的东西。如果因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使用现代语言，就认为它比古代语言更为实用，则是错误的。应该考究的是，什么学科提供最好的智力修养(intellectual culture)，并蕴含美国文学中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奠定职业学习的最扎实的基础。当然，《耶鲁报告》并不反对学习现代语言，而是主张学好古典语言及经典著作。《耶鲁报告》断言，那些谙熟古典文学，并同样地掌握了现代某种非英语的欧洲语言的人，最富有潜力和发展优势。选择有效的内容训练学生各种感官，进而发展精神力量，并让精神力量按照人的意志从一种学科迁移到另一种学科，从一般的学习迁移到生活中的各种职业。当然，训练心智的学科不限于古代语言。耶鲁的教授们认为，要求未来律师学习物理或要求未来的教师学习圆锥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助于心智之训练。当时，学生通过数学掌握推理艺术;通过自然科学学习演绎;通过逻辑学习思维艺术，通过写作，获得系统的精确地表达能力;通过有效的讨论课，变得敏捷、灵活。《耶鲁报告》是反对死读书的，并设想在学院的教学中，在学习不同的文学及科学的分支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以便使学生获得平稳发展。

    (三)关于实施全面教育

    《耶鲁报告》认为，全面教育是与片面教育相对而言的。全面教育只能通过全面的心智训练来完成;只采用些片面的或职业性的科目来进行教育，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片面的教育了。心智训练的课程与那些职业训练的课程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只是有两点须注意:一是学生在学院有限的三四年中，不可能什么都学，只能是抓住主要科目，奠定必要的基础;二是职业训练应以博雅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前一点是个轻重的问题，后一点是先后的问题。

    《耶鲁报告》所倡导的全面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博雅教育。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反对传授杂乱无章的经验。在当时，如此提倡全面教育，可以说是切合美国的实际。从政治上看，学生接受了全面教育，变得头脑清醒，判断准确，在日后投票选举中能够恰当取舍，并对重大国事有较深认识，以便庞大的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从经济上看，未来从工者、从商者、从农者接受了全面教育，变得思维正确，分析周到，洞察秋毫，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科学原理，大量的财富会因此而落到他们手中，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亦将向前迈进。从文化上看，学生接受全面教育，心智得到训练，有助于提高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从而成为良好公民，因为公民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需要品尝理论的甘露;就是说，社会航船驶向远方，离不开指路明灯，离不开理智的灵光。

    耶鲁学院认为，学院之间的竞争，是教学质量的竞争，而不是学生数量的竞争。耶鲁力图在内在价值方面赶超其它学院。当时，有人曾提出疑问:难道不能使耶鲁更接近学生的生活，以扩大生源、增加收入吗?教授会回答说:我们何尝不愿增加些收入，但耶鲁是学院，不是职业学校，我们必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按照学院自身的逻辑，实施全面教育，训练出高水平的人才。况且，如果我们的学院徒具一块牌子，没有高质量，那么便无法吸引家长送子女进入我们的学院。

    三、耶鲁报告的影响

    《耶鲁报告》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文献，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也有着显著的位置，“是美国高等教育方面一次与众不同的、负责任的、深思熟虑的尝试。”②以前，对《耶鲁报告》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认为这份报告只是反对在美国西进拓边时期，杰克逊所倡导的仅重机会的均等而忽视文化陶冶的方案，是坚持高等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上层和造就精英。因此，有人把它当成了保守主义的象征。对此，我们应该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中，去把握这份报告的精神实质。

    回顾早期美国历史可知，建国前一些明智的教授就曾希望学院为新社会培养急需的领导者，并且认为采用牛津和剑桥的教学科目，可以满足北美当时宗教的及世俗的目的。事实上，在早期殖民地时代，学院培养的教师既做布道者，又做管理者，还是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人。1701年耶鲁学院的特许状，更好地表达了清教徒的有关思想:耶鲁既强调人文，又强调科学，培养学生既能在课堂上课，又能在社会部门就业。可以说，博雅教育在北美从一开始就未轻视毕业生从事各种职业。虽说殖民地时期的博雅教育从未丢掉其宗教传统，但由于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北美与英国的矛盾加剧，美国革命的先行者从开始就形成一种新思想和新观念，这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谓的旧共和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共和的存在，不是仅靠武力去战斗，还要靠人民和领袖的精神特征，人人要准备着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就是说，共和论者已将公众利益作为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核心了。于是，他们发现传授古典的博雅教育乃是培养共和国的合格领导者的要津。对于这些共和论者，各种古典名著既具有教化的功能，又具有让人模仿的功能，古典名著是道德教育的源泉，是善良行为的典范。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旧共和论者的某些观点受到挑战。时代更要求发挥青年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过去提倡牺牲个人为大众，这时主张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兼顾，最能相得益彰。这是新共和论思想。新共和论者崇尚个人抱负、个人利益和个人行为，而这些原本是旧共和论者所摒弃的东西。独立建国后，商贸和工业迅速发展，不仅向这种新共和思想开了绿灯，同时还有赖于激励个人的志向和努力。等到美国后来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走向繁荣时，旧共和论者的价值观就只好向新的现实妥协了。当然这种转变与妥协亦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思想观念的冲突是最剧烈的冲突。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年代，你再抽象地号召人们去为社会献身，而不顾及其个人利益，那么你的号召就失去影响力。克雷姆尼科(Isaac Kramnick)评论道:“看一个人是否有德有善，不再听其冠冕堂皇的话，而要看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才能。人的义务依然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最好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而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个人得实惠。自我中心的经济活动，成了善人的标志。”③

    席卷19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文化变革，冲击着博雅教育的传统观念。基于旧共和论观念上的博雅教育认为:知识是美德的女仆，人类本性和社会习俗的研究应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已与不断兴起的经济活动不相适应。鉴于此，一些教育家，例如纳什维尔大学的林斯利(PhiliP Linsley)、哈佛的蒂克纳(George Tickor)、佛蒙特大学的马什(James Marsh)都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以便适应当时出现的社会文化的变异。为了这种需要，学院要面向广阔的社会部门，创建不同的系科、采用新的考试方法，用讲座、讨论、调查取代过去那种背诵课本的教学方法。改革者还期冀在传统的博雅教育中加入英语、现代外国语和一些新科学。对于这种变化，耶鲁学院既不漠然视之，也不随波逐流。1827年，耶鲁教授会便让人们思考有无必要取消古典科目并代之以新的课程计划。这个举动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博雅教育在现实的条件下是否能对新兴国家起作用。在展开急议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博雅教育不能适应现实的文化转变和社会发展。

    对此，耶鲁学院院长戴承认，持不同观点者所提出的博雅教育的某些缺撼确属事实，因而学院的变革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毕竟现在的耶鲁不是刚刚创办时的样子，也不是健在的校友就学时状态，学院在变。但是，变革应是主动调整(response)，而不能是被动的反应(reaction)。因而，争议不应该是就课程论课程，而应考虑博雅教育的广阔目的。戴说，我们要让社会相信，博雅教育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恰恰符合社会的需要。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从对《耶鲁报告》的分析中来断定。

    其一，当时的社会祟尚个人奋斗，建功立业，而博雅教育也正有如此主张。《耶鲁报告》提倡训练学生的心智，丰富他们的知识，开扩他们的视野，就是例证。这样，《耶鲁报告》便将博雅教育，从古典教育转变为培养学生争取个人成功的过程。它肯定面对一个具有众多机会的世界，学生只有在学院经受合适的心智训练，方能取得成功。在当时，心智训练成了一种最有效的职业准备了。

    其二，当时的社会致力于经济迈进，《耶鲁报告》虽不主张设商务、技术、农业之类的科目，但博雅教育为学生掌握实用技术奠定了基础，而且，耶鲁还帮助毕业生安排商务计划和掌握工艺流程。《耶鲁报告》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也不反对知识的实用价值，只是主张在特定的阶段应接受心智训练，这比在这个阶段接受实用训练更为必要。在耶鲁教授会看来，博雅教育是心智训练的工具，而不仅仅搞道德养成。在这方面，它使得自由教育更接受于务实的社会。博雅教育既然具有社会的道德目的，它自然是又引比会有用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荣幸地调和了激烈冲突兴趣，将教师对文化的要求与国家的实用倾向，将中层社会的家长对英才的渴望与学生对职业训练的需求等等，统统溶为一体了。”④

    其三，《耶鲁报告》在借鉴欧洲经验时，顾及到了美国的状况。《耶鲁报告》指出:要办好我们的学院，有必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虽说欧洲的高等教育并非白玉无瑕，但毕竟有其成功的经验。不过，我们应对其分析研究，汲取其对美国有益的东西。学习借鉴不能一味照抄，应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而作出修改，试图不加分辨地模仿欧洲的全部成规，必然会招致失败。可见，美国的博雅教育，虽说源于欧洲，具有其古典主义传统，但已受美国环境的制约，而在某种程序上乃是斟酌取舍的。

    其四，《耶鲁报告》启示我们:博雅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无视博雅教育对人的发展和专业学习等方面的伟大作用。因为如果只开展专业教育，不开展博雅教育，那么高等院校就会成为培养普通工作的职业学校乃至训练手工匠师的作坊。美国历史上在大力发展经济的热潮中，高等院校对博雅教育最容易漠然置之;但过了一定时期，学生流于过分专业化、目光短浅、品德恶化，又不得不加强博雅教育重新来弥补这曾被忽视的一课。

    （注释略）

    (责任编辑:王少媛;责任校对:刘桂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