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第79讲《人文理想与高雅艺术》
嘉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沈语冰
嘉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浙江省美学会秘书长刘翔
时间：9月9日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现场实录：
雅俗问题， 一个不解之谜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大诗人米沃什说：“很久以前，我走在一个波兰村子的小路上，看见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在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我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刘翔：什么是雅，什么是俗？看看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米沃什被视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压根儿不赞成流行的文学和艺术以及广告提供给他的世俗哲学。也许很多人会发出诘问：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泾渭分明的高雅和低俗之分？难道我们都只是啃泥的鸭子，而只有少数精英是红掌踏清波的高贵天鹅？是否鸭子们原来也可能早已经知道小小清河的存在，可它们却更喜欢呆在泥水中？这个选择和大多数“鸭子们”的习性有没有关系？这和“鸭子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雅和俗其实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雅应该是具有一种非常优美的和深沉的情怀。如果仅仅是在堆砌词藻，故弄玄虚，大搞抽象概念，则形大雅而实大俗。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小说中的卖国奴才冠晓荷在筹办旅馆时微笑着对大家说，“从字号到每间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得要‘雅’，万不能大红大绿的俗不可耐！名字，我已想了不少，你们挑选吧，哪一个都不俗。看，绿芳园，琴馆，迷香雅室，天外楼……都好，都雅！”这些字号，其实，都是他去过的妓院的招牌。老舍先生评价道：“正和开妓院的人一样，他要雅，尽管雅的后面是男盗女娼。‘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泉源，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晓荷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在摸不到艺术的泉源的时候会拿起一小罐儿臭漆。”
相反，如果能在平凡的世界找到一种优美的韵律，能够从中激扬起一种高尚的精神，则俗也就向雅转化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在世界的污泥浊水中，人类创造出壮丽的精神的大厦。
在我看来，雅俗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它们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往往可以转化。《诗经》的“风”的部分在先秦时属俗文学，但被儒化后成了雅文化的代表。《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都来源于民间的口传传说，它们和《红楼梦》一样，在诞生之时是当作俗文学，在民间流传，但经过时间的淘洗，成为普罗大众有口皆碑的文学瑰宝。音乐剧在初创阶段，绝对被当作是通俗艺术。可是，当英国音乐剧大师韦伯带着他的《猫》来到中国上海时，绝对是被视作高雅艺术的盛宴的。
时间与态度： 高雅艺术的“门槛”
瞎子阿炳，晚年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在无锡的崇安寺卖艺，烂眼边的老婆陪着他，他边拉二胡边说唱故事。所说大约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恣肆淫秽。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的二胡艺术经过历史的追认，被确认是经典，从而进入高雅艺术之林。
刘翔：即然雅艺术和俗艺术是相对的，那么，是不是高雅艺术和俗艺术就完全不能和不必作出区分呢？虽然现在很流行这种观点，但我并不认同。
高雅艺术并不是光在形式上雅就行了，我认为真正的高雅艺术是已经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艺术。当我们回头一看，会发现构成我们文化主要部分的经典艺术基本都是高雅艺术。一些作为经典存留下来的俗文化，由于时间给它们镀上了一层亚光漆，而也有了近于雅文化的形象。
莎士比亚在世时，被当作是一个通俗的剧作家，而在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的书中，莎士比亚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他逃脱那足以湮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之遗忘而得以幸存。
何以像莎士比亚剧作那样的当时被看作通俗艺术的作品，又成了高雅艺术的极则呢？有人认为，这是来源于当时人们的误解，比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曾被“误认为”是“通俗作家”。但经过一代代人的细读和研究，发现其人学识博大精深、其作玄机重重，通俗的故事和语言中，揭示了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从而成了无与伦比的经典作家。
沈语冰：除了时间外，我以为判断雅俗之分还有一个对待艺术的态度问题：是安身立命之需，还是纯粹追求一种感官刺激。
人们经常会简单地以为，美的就是雅的，丑陋的就是俗的。这是认识的误区。美，并不是判断高雅艺术惟一标准。评判艺术应该有一种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儒家对艺术的本质规定。西方也有类似的标准，艺术被赋予了言说真理之责。柏拉图将画家与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道出真理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而画家与诗人仅仅是描摹现实社会，与真理还有三步之遥。
高雅之作：我心之狂热
沈语冰：哪些是高雅之作？哪些是低俗之作？这在古典艺术中好像已有定论，而在现代艺术中，却令人颇费周章。其实，现代主义艺术、前卫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中，也各有雅、俗之作。
去年，纽约现代美术馆在上海举办
了一个画展，当中有一幅尺寸极小的塞尚水粉画，还没有一张A4纸大。我仔细研究了这幅画，心中似有所悟却始终感到某种不安。当我离开展厅时，意外瞥见高高悬挂在大厅门外的展标，这不是就是刚才看到的塞尚的水粉画吗？现在，他的小画被放大成了三四个平方米的巨幅展标，可它的笔触依然那么有力、精确，色彩的层次又是那么丰富、饱满，充实而包含内在的光辉——“尽精微而致广大”。
我一直坚信，塞尚的画、乔伊斯的小说、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是鉴别一个人是否真有所谓趣味或鉴赏力的基本标杆。
恶搞并不是从胡戈开始的。差不多90年前，达达主义艺术家杜桑，在一只小便器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把它送到了展览厅。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恶搞杰作，那就是在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几根小胡子。而达达主义后来被美术史学家归入历史前卫艺术。
回顾地看，杜桑的这两件作品毫无美学价值或艺术价值，却有其文献价值。作为对高度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只有在现代主义已经高度发达并成为经典的语境中才有其作为“反题”的意义。而在国内，现代主义既没有形成经典传统，高雅文化也没有形成气候，所以，类似达达主义的行为就没有任何意义。
真正的杰作能够抵御任何恶搞。《蒙娜丽莎》并没有因为杜桑的恶搞而斯文扫地，反而更加声名显赫。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维持高雅艺术的高水准，那么低俗艺术的水准将变得更低，当然更不必提那些本来就十分恶俗的东西了。
美国波普艺术家沃霍尔说：“我不是画画，而是画美元。”他用一种丝网印刷的技术，大量复制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的美艳头像，据说现在的拍卖会上可以拍出上万美元。如果说历史前卫主义只是反对艺术现代性的一味专家化和自律化，其实却继续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理想主义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与之最大的差别是：它压根儿不承认存在着现代性危机这样的事实，它认为当代社会挺正常，人人都在挣钱，人人都在出名，因此艺术家也应该去挣钱，去出名，而不要考虑什么历史深度等等。
我以为，艺术现代性的真正核心是走向自主；其次，从市场营销策略中分离出来，最低限度，他可以做到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而出卖自己的美学标准。20世纪中国画家中，足以成为高雅艺术典范的，当推黄宾虹。他坚决主张“画不为人”，“画乃为己”，反对艺术的功利化与商业化。
刘翔：我就说说我所熟悉的文学和电影领域的高雅之作。比如俄国文学，除了人们所熟悉的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之外，我想推荐两位受忽视的作家：普拉东诺夫和巴别尔。巴别尔的《骑兵军》是一部流传了80年的奇书，它的比喻像刺刀一样直入人心：“月亮像廉价的耳环一样挂在天空”，“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卡尔维诺曾赞美过《骑兵军》，以之为20世纪的奇书，而《金蔷薇》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巴别尔已经成了“一把文学标尺”。
电影领域，费里尼、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这三个电影导演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
高雅艺术之 社会效用
刘翔：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杭州这样把雅与俗结合得这么好的，因为西湖。作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杭州人当然要逛西湖，但西湖仅仅是山水吗？和西湖在自然景观上差不多的湖泊举不胜举，甚至有更甚一筹的，但它们缺少西湖的人文底蕴。试想如果没有白居易、苏东坡的描写西湖的曼妙诗篇，西湖在人们的心目中该逊色多少？如果没有戴望舒写出细雨中的倩影，有多少哀怨仍在小巷低回？如果没有夏圭、戴进、丁敬、陈洪绶、吴昌硕、丰子恺这些艺术家留下的丹青笔墨，西湖的美就显得空洞。如果没有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的故居映衬湖畔，西湖的双肩就不会显得丰腴。
沈语冰：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就是它的文化和艺术。说到德国，人们当然会想起奔驰和西门子，但更多的会想到它的音乐和哲学，想起巴赫、贝多芬、康德、黑格尔……一个民族也可以根据它对严肃文化与高雅艺术的尊重程度来大致判别其文明程度。法国人在伟大的文学家逝世时举行国葬，而绝不会为一个没有什么显赫政绩的政客下半旗致哀。德国人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程师，都手持乐谱出席音乐会。而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深深地为他们的文化感到自豪，并视文化或教化为文明的最终目的。
我在想，欧洲是否也经历过一个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期，那时候，实用主义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我想大概没有。即使在资本主义最盛期，那时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也依然执着于精神理想，创作了大量反对物化和异化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
只有坚守，才有一线希望。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只有借助商业才能生存，只有畅销才算价值；它的艺术只有借外国资本才能存在，只有参加国际双年展才算“当代艺术”，那这个民族看来只能是：既在物质上跛着脚跟在人家后头，精神上也会死得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