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我国教育领域由来已久，颇受关注，但星星之火并未呈燎原之势；
●通识教育的推行催生出通识教材，而通识教材的出版、销售，却反映了我国通识教育并不乐观的现状；
●已有部分教育类出版社组织高校知名教授打造通识教材精品，出版业竞争日益加剧，通识教材的出版有望成为出版单位看好的市场。
事件：通识教材：驾起“通才”教育的桥梁
今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的第一批。这套系列教材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全国16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最初命名为《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到目前为止，这是国内通识类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者阵容最强的一套教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出任这套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任执行主编。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等。
据北大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负责人张凤珠介绍，北大出版社总共将出100本系列教材，年内将出齐42本。出版这么大规模的系列教材无疑是需要魄力的。对此，张凤珠说：“我们感觉到市场对此有很大的需要。现在的大学教育正由精英教育逐步转向大众教育，本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专业化了，基础性、人文性正在加强。大人文的概念正在被接受。必修课少了。选修课多了。另外，很多读者想听到—些大师、学者的课，现在我们精选了名校名牌课程编出来，是很受欢迎的。如今，国民接受教育的水准提高了，终身学习已被更多的人实践着，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都想再补一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编审委员会把编写这套教材的目标定得很明确，即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通识课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便于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张凤珠告诉记者，《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第一批5000余册销得非常好，基本已经卖完，有的如《唐诗宋词十五讲》等，已经重印了三、四次。她还透露，这套教材的出版代表着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新走向，今后还会适应教育改革，重点抓一批教材和适合普通读者的书，力求学术性和普及性并重。
无独有偶，人大社近年也正在组织编写一套名为“大学生文化读本”的通识丛书，约了10名高校知名专家、教授共同策划编辑，并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与北大社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相比，人大社的不同之处是该读本以编为主，融贯中西。
据了解，一些综合类出版社已瞄准了通识类图书这一市场，随着通识教育的进—步发展，通识教材的繁荣大势所趋。
问题：是教材落后教育？还是教育阻碍了教材？
通识教育亦称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它是中小学基础教育之外区别于“专业教育”的一个概念。它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1945年)所提出，是传统的“自由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通识教育主要关注的，是比中小学基础教育更广泛更深入的有关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其对学生人格的教化作用。相对来说，专业教育主要关注学生某种专业知识的传授及其职业能力的训练，而通识教育则注重训练学生进行有效思维，提高学生表达思想、判断和鉴别价值等方面的能力，并以此使学生的感情和理智都得到发展，从而有助于造就全面发展人才。通识教育对完善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加强他们的创造性和适应性、促进他们的和谐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
早在建国前，我国高校就开始实施通才教育模式，各院校通识教育比较充分。但建国后，照搬苏联专才教育的模式，使高校通识教育受到很大的削弱。海外有人称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此言虽谬，但也道出了中国通识教育不足的问题。实施改革的十多年来，特别是深化改革后的近年来，针对这一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各高校纷纷采取措施，试图恢复过去通识教育的某些作法。但是由于旧教育体制的惯性作用和其它种种原因，我国通识教育研究的重点仍然停留在“不足”和“必要性”上，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目前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设置，推行学分制改革，增加选修课的学分比例，以促进文理交融，拓展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造就更多心志健全的复合型人才。许多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有的学校称之为“全校性通选课”或“公选课”)的内容与学分比例，要求学生选修够一定的学分。这项改革正在推行，但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其中突出的—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面向素质教育的、适合通识课的高质量的教材。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一个既矛盾又相关的问题：一些从事通识教育的人士认为现在通识教育的障碍是缺少通识教材。而部分从事通识教材出版和销售的人士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分明道出了我国目前通识教育推广不力以致他们的通识教材市场窄小的深层问题。问题到底在哪呢?记者对些作了一番深入调查。
分析：我国通识教育发展迟缓，普及不够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的现状，记者采访了部分高校的教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岳川告诉记者，在我国，通识教育是相对于升学教育和专业教育来说的，自上个世纪末期，我国高校就提出全面发展通识教育，提倡减少纯粹的专科竞争，关注入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和多维度的全面发展。然而，我国目前应试和升学的目的性始终存在，基础教育因其升学的明确目的性，使得我国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途径变作了羊肠小道。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通识教育在贯彻上的受阻，从目前来看，通识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中还只是流于形式，虽然口口声声说要给学生减负，但实际上，培训和学习班照样在进行，说到底还是一切为了升学。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目的，其学习过程是枯燥乏味的，而通识教育强调快乐学习，提倡学习兴趣。
王教授说，通识教育的推行，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做得好，但是仍然问题多多，主要是受大学中狭隘的学科分类的限制，现在高校学科中专业之间壁垒森严，专业歧视、隔膜仍然存在，要打破这个既有局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他说，在国外，通识教育的需要并没有国内这么严重和迫切，因为：一是国外教育较早就开始注重终身教育，应该说通才式的教育模式早巳形成。二是，国外的人口基数小，升学率等也大大高于我国，约有70－90％，加上他们私立学校多，而我国的私立学校要直接授予学生学位还存在很多困难。
黑龙江省绥化师专教务处的高文利老师结合师范院校实际，从四个方面描述了通识教育现状：
第一、在我国，通识教育的概念和称谓还没有统一和普及，以文化素质课程这一称谓为多。在大多数高校中，实际上有两大课程体系是为通识教育服务的。一是公共必修课；二是公共选修课。公共必修课是指高等师范院校各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培养学生基本的品德、政治、文化、身体素质的课程，主要包括“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等，这些课程设置，受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评价。公共选修课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它是指除了公共必修课之外的再开设若干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类的课程供学生修读，以开阔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人文、科学素质。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的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对公共选修课比较重视，但这也不是因为这些课程具备的通识功能而受到青睐，而是这些课程关系到学校的办学声誉．对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师范院校各行其是，没有全盘考虑与统筹安排。
第二、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理解尚停留在表层。关于通识教育的定义，尽管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公认的、规范的表述，但通识教育是有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征和指向。我们目前的做法很难说是实施真正的通识教育。其表现有三：其一、通识课程设置的目的仅仅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学习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扩大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因而在通识课程设计上缺乏统一思想，往往以“新鲜、实用、有趣”为取舍标准，成为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拼盘。其二、教师大多在学术视野、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往往将专业课程的内容加以稀释，便成为通识课程。其三、学生学习中存在着明显的功利趋向，为了学分而学习，为了实用而学习，在课程选择上存在趋易避难的现象。
第三、对通识教育的学分都有明确的要求，具体学分不等。我国目前高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公共必修课约占总学时、总学分的30％左右，从比例上看已是不低，但两课、外语占了大部分，缺少通常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作用，因此各师范院校开设了人文、科学、艺术系列的课程，作为公共必修和选修课程，供学生修读，并规定了学分要求，这部分的课程由于各个高校的背景、特点、传统、目标等差异，而出现较大的不同，学分的要求也不尽一致。
第四、通识课程的开设具有随意性、缺乏统一课程理念的指导。
高老师所言是否属实?目前我国高校中通识教育课到底进行得如何呢?记者在网上进行了一番浏览。在内蒙古一所高校的网站论坛区，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贴子：
“学校有关领导啊!我们的通识课为什么选不上?而且久久拖着，却没人去过问，更没人去给解决。要求我们学是没什么错误，可也得考虑考虑实际情况啊，现在咱们的通识课少得可怜，老师又那么少。这么大的学校，这么多领导，怎么没人去管管这种混乱局面?”(被激怒的学生发表时间：2003-8-2923：21：07)
“选通识课真难，学校为什么不开放呀?害的大家整天的坐在电脑前选课”。(好人发表时间：2003-8-2813：09：00)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也不要太容易相信学校的承诺，凭我们的经验，学校的多数承诺是不兑现的！！！最简单的就是，想选的课程能不能保证选上?比如说通识课的问题，学校能不能给予解决?这些得不到解决，谁能保证我们按时毕业?”(学姐发表时间：2003-8-31 11：31：41)
网上的言论可能偏激，但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的实施有待加强却是不争的事实。
曙光：部分高校迈开了通识教育的步伐
武汉大学：分文理科开设通识课
武汉大学对沿袭多年的本科传统专业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年初修订出台了本科培养计划，将课程分为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两大块。本科生不分文理科，均需修满12个通识课程学分才能获得学位。
武大副校长黄进认为，此举是要向学生展示不同学科领域的各门知识及在这些领域内探索的形式，引导学生获得多种不同分析方法，了解这些方法是如何运用，以及他们的价值所在，强调的是能力、方法和性情的培养，使他们拥有更合理的知识结构。黄进表示，当前我国高教主体仍是专业教育，主要弊端是专业分割过细，素质教育薄弱；学生专业知识有余而人格培养、情感学养不足。这不仅严重影响到本科生的培养质量，还严重影响到硕土、博士等更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已不符合现代社会对完善的综合型人才的需求。
他认为，21世纪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仅应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要形成和谐健全的人格。大学教育应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机会，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事物，使他们能对不同的学科、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尊重，同时增进对自身、社会、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使其能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出明智的选择。
为此，武大修订了本科培养计划，将课程分两大块：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通识课程分为五大类：人文、社会、数学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跨学科领域等，各提供10门左右的课程，共50门左右，其中包括数学精神与方法、博弈论、创业学、公共关系学、社交礼仪、领导学、性与社会、演讲与口才、音乐欣赏、美学概论、中国禁书大观、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当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法律理念与法律意识、中国哲学智慧等。
武汉大学规定：学生在每个领域至少选修两个学分，总共最低修满12个学分。获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类学位的学生，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至少修满4个学分；获自然科学类学位，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或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领域至少修满4个学分。学生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课程，不计入通识学分。跨学科领域的课程修习则均承认学分。
厦门大学：通识课迈向“通才”
今天的厦门大学，铺开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建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种以更加综合化和“通识化”的教育及更灵活的教学制度，激发学生个人潜能的发挥，为学生们营造一个以兴趣为内驱力、以就业为外推力的良好的成才环境。
让学生自己“当家”，真正从兴趣出发学习，使学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使他们对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同时为他们的终生继续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使学生的学习基础拓宽，通晓各学科基本方法和原理，厦门大学在学校和学院两级开设通识课程。在学校开设的通识课中，理科学生要上大学语文，文科学生要上高等数学，除此之外，学生们还要学习跨学科的基本课程。学院开设通识课程，以便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大类共同具有的重要原理、方法和思维方式，例如经济学院的学生要学习经济学的12门核心课程。
厦门大学鼓励学生文理交叉、理工交叉选课，多学科交叉培养人才，建立起适合学生个性发展同时适应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教学模式。目前厦门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为1900门，将来5年内，全校面向本科生所开的课程数将达到3000门以上。该校每位学生的课程表没有完全相同的。多样化的课程设置为莘莘学子成为“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北方交大：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北方交通大学制定了“自由转专业、自主定进度、自觉重专长”新的人才培养计划：
1、尊重个性，突出“通识教育，按类教学，引导探索”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实行大类学科招生，对入学前两年的学生不按具体的专业安排教学计划，强调通识教育，大三学生再确定专业方向；学生通过考核可申请转自选专业的权利；在日常教学中，学生可以选择具体的课程、上课教师、上课时间、授课方式和学习年限；在大四的上学期，学校根据毕业去向实行“分流教学”，保研学生可以选修与研究生接轨的课程，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想考研的学生可选择相关课程的提高班，准备就业的学生可选择提前进入就业实习或实际操作类的课程。
2、强化基础，构建合理知识结构，做到融会贯通。通识教育的模式，在学生素质教育的层面上建立知识平台，设置相关课程，开设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等系列课程，大幅度压缩必修课学分数，扩大选修课范围；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学校在教师中普遍开展竞聘开课制度，要求开设同门课程的教师竞争挂牌上课，学生自由选择，保证教育效果。
3、突出实践，注重技能培养，强调动手能力。全面改革实验课程体系，突出实验教学环节的组织，要求教师职能由辅导学生向引导学生转变，验证性试验向设计性实验转变，将综合性实验、设计实验、学生自主创新实践引入实验课堂；明确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学分体系，实现校内外学分的全面打通。
思考：如何实施通识教育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教授、专家对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识教育方式应该多样、灵活。国家在确定大学时期实行通识教育的前提下，根据通识教育方式的条件性、多样性与适应性特点，国家不可能统—确定一种通识教育的方式。原则上，国家应鼓励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院校，根据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条件，来决定各自不同的通识教育方式。对每一种方式，学校要结合实际加以适当的改造，譬如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和需要，适当增减通识教育的内容。同时，各学校还应根据变化的情况，适时变换通识教育的重点和方式。
重视“文化遗产”等课程设置。这里的“文化遗产”专指精神文化。西方国家把“西方文化遗产”作为通识教育的支柱课程，向学生传递西方文化的精粹，灌输西方的道德价值观。这种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文化遗产课既要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要涵盖国外文化遗产的精华，包括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及其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思想，关于守时、守信、勤奋、勇敢、热情、进取等资本主义进步文化。
与学生所学专业紧密配合，加强学科间的联系。通识教育并不是各门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立足于学生所修的专业，以专业为出发点，确定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并根据学科之间内在的自然联系，使通识教育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通识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间的联系；而且学生学起来不觉得与将来的职业无关，就会刺激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重视各学科学术报告，以此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我们目前通识教育课程不多，需大量增设，但这并非易事。而各系的学术报告，经由教师的精心准备，是教师多年研究所得，故而学术价值高，给人启发大。因此把这些学术报告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全校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采取学生选听，累计学分的办法，这无疑是件经济而实惠的好事。另一方面，这些学术报告又是达成通识教育目标中“方法”这一层面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