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学知识分子文化语境已经不同于往昔，尤其是文化的差异与对话，以及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心理失衡和新的价值选择，都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与思、写与言、文化传承、理解与参与的方式，甚至价值判断的尺度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

　　一、全球化问题思考中的精神价值失重

　　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一批活跃因子，知识分子思考的对象是这个时代群体中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在优先的地位。

　　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人类远景是否辉煌，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学联系形态等问题。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等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应答有时候是乏力的。面对诸多相互缠绕的问题，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深度正在降低，学术含金量正在减弱，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

　　应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对世界进程和人类前景的思考者，也是用心灵去对当代网络般复杂问题进行真诚探索的写作者，而不是那种热闹地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的人，更不是那种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的那种知识文化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几千年的自我身份和精神坐标，不应该在经济大潮中将这种文化倩神身份的意义放逐。

　　世俗化倾向使学术出现了平面化倾向。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一部分学者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拥抱日常生活、颂扬日常生活时恰恰过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而没有注意到西美尔、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中人云亦云状态的批判，以及对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所驻心的、缺乏反思性的、当下即得的存在状态的批判。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忘掉原来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而对日常生活和世俗化加以真切的贴近，这使得知识层文化阐释和文化批判功能衰减，现实的利益驱动代替了真正的价值判断。

　　作为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教育再生产中同样存在不少的间题。“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思想的超前和广泛接纳欧风美雨的民主启蒙思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能把知识分于个体性思考的成果集中推行到整个教育制度上，将思想成果体制化。而今天有些学者的边缘立场使得他们和教育制度离得很远，他们无兴趣、无心情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成果普遍化，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成堆，教材问题成堆，大学教育学位制度问题成堆；另一方面是教授思想原创性正在消失，人们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的评奖，热衷于反复填表格。独立的思考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思想深层次的东西不见了，独立的能够传播出去变成民众的思想同样不多见了。思想和大众文化消费脱节，就像科研与成果的转化脱节一样，人文科研成果就只能束之高阁，变成了文人沙龙里的独白。这无疑是今天的理论思想生产者和大众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教育浮夸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也正在抬头：不注意改进教学质量，不注意教授的学养和生存环境，不注意量才录用而只看表面标签和亲疏关系，不注意中国人文学科的持续下滑现状，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国际水平，不仅使教育经费浪费很大，而且教学质量不断面临“滑坡”的危险。空洞地要求高学位，而不注意真才实学，只会助长教育的形式化和空虚化。如何将教授最有新生命力的思想推广到现代体制中去，注重学术本身而不是学术以外的东西，使教育不仅成为大学知识延续和传递的枢纽，而且成为关心人性发展的重要维度，这正是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科技飞跃产生良性循环的基础。

　 当前教育改革呼声甚高，进入新世纪，教育作为文化生产中最重要的动力性因素，起着支撑文化再生产和人才再生产的重要任务。教育改革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塑造，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拓展，值得重视。

　　二、当前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学风问题

　　学术的过分形式化程式化，其不良后果今后会越来越明显。有些形式化的制度促使了当前这类学术泡沫运动，连带地反映了很多深层问题。一是强行规定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要在几级刊物上发多少文章，要出多少书——而且用量化的标准统一要求，才能升职。于是人们争相发文章出书，作假现象必然多起来。要发文章出书，刊物和出版业就热起来，刊物出版一热，就有不少刊物收版面费，现在收版面费已经进入到中央级刊物。这当然也是学术腐败的严重现象。我认为，论文专著应在质量上，不应在数量上。文化生产的人弄虚作假，文化阅读的人就会出问题，而且会形成一个印象：不再读专家的文章。这种一味多产的结果，使学界真正有分量的学者淹没在低水平重复的文化生产中。

　　因此，学术“清明”的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上来。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可以思考怎样建立学术创造机制，尽量减少形式化的东西，否则可能使得不少学术外的东西掺杂进了学术神经，虚报成果、学术抄袭就在这种土壤中愈演愈烈。人文社科学者应该是个体独立思考和个体独立进行文化生产。那种大呼隆上的做法，是对学术的戕害。人们对此反省太少。有关行政部门要从体制上入手，铲除学术作假的土壤，学者也要摆正心态，真正平心静气地做学问。

　　加入WTO以后，外企和国企都享有同等待遇，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竞争，海归派、本土派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也应该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一些中青年学者自我膨胀而又底气不足，有人就弄虚作假，学术丑闻不断在报端揭露，实在令人痛心。当然，绝大多数学者还是能够坚守学术良知的“底线”的。但是，知识群体的内伤及可能采取的边缘立场，后果会很严重，这应当引起足够警惕。

　　进一步看，缺乏反思深度和超越性思考的高度，使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大学教育中知识分子的培养功能，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教育出现了狭窄化、专业化、技术化倾向。“三点成一纷”的单调生活，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在工艺层面的操作和忙乱中，个胜和创造性逐渐消隐，在跟着潮流走中心理封闭起来，在重理轻文中使感受力受到压抑，进而导致情绪抑郁、性格孤僻、矜持而不善心灵交流。于是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

　　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应随新世纪到来时的喧嚣而变得浮躁，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庸俗的人云亦云的氛围当中，而是走出自己狭小的个人利益空间，在新世纪的世界性思潮中面对真正的问题，理性地思考，进行学风转向以后“当代中国思想”的重新确立，并且把这种思想成果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行到教育中去，使中国思想成为中国价值重建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