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的逻辑起点

（从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说起）

在第五届五省大学语文论坛上的讲话

我发言的内容，概括说，一句话就说完了，就是我这张图上的几个字：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是个“大语文”。120年前，也就是上上个癸卯年，“癸卯学制”引进分科教学，这是中国现代学制的起点，原来这个“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成科，问：现代语文学科应该成为怎样一门学科？

我国教育界有两个著名的“之问”，一个是钱学森之问：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一个是吕叔湘之问：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却学不好自己的母语？

我这个问题比不了钱学森之问，那是一个涉及时代、涉及国体的宏大话题；但是我这个问题比吕叔湘之问肯定要更深刻，更有价值，第一，吕叔湘之问只涉及中小学语文教育；第二，吕叔湘之问没有给出答案，几乎无解，而我这个问题，包括大中小学语文，而且能够回答吕叔湘之问。

我这个问题，假如进行逻辑推理，那么答案很简单：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成科了，现代语文学科就成了一门形式学科。但是120年以来，尤其是近40多年以来，体制内的人对此诸多忌讳。他们说：这怎么可以？这不成了形式主义吗？

于是这个问题成了“皇帝的新装”，本来小孩子都张口就能回答的问题，但是体制内的人谁也不肯说，我问过体制内两个顶尖的语文专家，一个跟我大讲“立德树人”，一个扯到几千年以前，谁都不肯做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小孩子。我已经是老头子，不是小孩子了，不过我这些年体制外行走，比体制内的专家还多保留了一些的童心，所以想尝试讲讲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承认传统“大语文”的内容，也就是“文史哲”等等，都已经独立成科，现代语文学科已经成为一门没有自己内容的学科——你必须首先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怎么办。假如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只会拿着“形式主义”的棒子吓唬自己，吓唬别人，就像道家说的“智障”，已知的知识成了探索未知的障碍，那我们就没法往下说了。

但是如果我们肯面对天天遇到的事实——翻开语文课本，《论语》是哲学，《诗经》是文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那么哪一课是语文呢？你就要承认，没有专门叫做语文的课文。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往下研究：任何学科都要有内容和形式，语文课没有内容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再借回来——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提出的“凭借说”。

于是现代语文学科这才有了内容，但严格说，那不是它自身的内容，而是凭借来的其他学科的内容，这些内容，表面上看，和传统“大语文”的内容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传统“大语文”的这些内容，就是它主要的教学内容，在传统“大语文”里，学生就是学哲学，学文学，学历史，学地理等等，而在现代语文学科里，这些内容都只是凭借来做语言文字学习的例子的，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提出的“例子说”。——所以两者有“本体”和“借体”的区别。

所以我给现代语文学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现代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并以训练所得的语言文字能力为其他所有学科提供学习工具。

这样，我们就能确定现代语文教学内容的重点所在，假如我们把重点放在课文内容分析，那就是把语文课上成了哲学课、文学课、历史课、地理课等各种课，唯独不是语文课。吕叔湘先生说，十多年的时间，2700多个可是，还学不好自己发母语，岂非咄咄怪事。而要我说，把语文课的时间都用来讲解别的课，最后还能够学好语文课，那才是咄咄怪事。

但是这个问题中小学解决不了，因为中小学分科不细，有些没有着落的内容还是要在语文课里来讲。第二，中小学语文课教学时间长，只要是用母语教学，潜移默化总能学到一点语文知识能力（学习效率当然就谈不上了），最后，中小学语文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不管上成政治课也好，上成文学课也好，总之它是一门不可动摇的主课。

而大学则不同了，大学分科细密，所有内容都有专门的学科，加上现在搞通识教育，动辄开出几百门选修课，大学语文的每一个单元，甚至每一篇课文，假如只讲内容，那么必然和这些专门的课重复——注意，是我们和这些课重复，不是这些课和我们重复——高校里不能有重复开课，所以最后导致这门课被边缘化，被取消，不是学校领导不重视，而是我们这门课的定位出了问题，即所谓“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

一旦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敢于面对这一点，接下来问题就变得很简单，有基本逻辑思维的人都能想到，那就是：我们要调整语文学习的重点，把老师从满堂灌的内容讲解中解放出来，把教学重点放在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上来。大学语文假如能做到这一点，反过来就能指导中小学语文走出误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马克思的这段话给我们一个重大启发，认识到大学语文的另一个重大意义：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有了中小学语文，为什么还要有大学语文？而是应该说如果没有大学语文，中小学语文最终也会是不完善的。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会不会成为“高四语文”？不会的，现代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中小学语文为中小学各门功课服务，大学语文为大学各专业学习服务，怎么会是一样呢？譬如中小学讲议论文，大学要写论文；譬如中学语文讲一般（教学训练的）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大学语文要讲回归真实文体的（社会需要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这怎么会是“高四语文”？（更多例子将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至于更具体的，只要我们承认大学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形式如何为内容服务？那就是接下去要研究的课题了——怕只怕不承认大学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那就永远研究不到这一步。

当然“形式与内容”的理论问题，以前有理论禁区，有“形式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提倡学科交叉，这就迎来一个思想解放，我们可以在整个文科的大系统中，研究大学语文与其他学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真正难解决的是实践问题，现在的大学语文教师都很辛苦，一个人要承担几百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听说读写的教学又特别辛苦，学生要写作业，做作文，老师要批作业，批作文，而且很难设计客观题，都是要一字一句地批改，所以徐中玉先生早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大学国文课要小班化，一个班不超过25个人，一个教师可以教三个班。

徐中玉先生提出的小班化问题，也是近年来世界的潮流，很多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其基本条件就是小班化，我们引进种种现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却无视小班化的基本条件，这是我们教育改革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清华的“沟通与写作”课宣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在我看来，基本经验就是有钱，肯花钱，然后小班化。大学语文课如果能小班化，让老师们能有更多的精力指导学生的写作，也同样能做到。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教育领导、学校领导，真正认识这门课的性质，做出合理的教学安排。

最后给大家提供文汇报上的一段话，供大家会后细细思考——上个世纪6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的讨论，《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社论说：

“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这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就写文章说，语言文字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但是，在语文教学中，情形适得其反。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