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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语课程 课程大语——谈大学语文的“全学科语文教学法”
【时间:2019/12/6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610 次】

第三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厦门)交流论文

    当前高校流行讲“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意思是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在思政课上讲,还要在所有课的课堂上讲。假如这个意思没有理解错,那么我觉得语文课、大学语文课更应该就是如此的。

    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癸卯学制”开始分科教学,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别的课程,语文也成了一门专门的课,只剩下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训练方面的功能。这必然会大大缩减教学时间,这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学一直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出去的诸多课程,也都仍然部分地承担语文教学的功能。这个想法国外也是有的,而且还很时髦,叫做“全语文”学习法,或“全学科”教学法,我给它整合一下,就叫做“全学科的语文教学法”。我的理解,“全学科的语文教学法”,就是像“思政课程,课程思政”那样的,语文课固然要承担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其他各门功课,只要是以本国母语为教学语言的,也都要部分地承担语文教学的任务。

  国外的“全学科语文教学法”早就传到我国,在我收集的资料中,早在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建立不久,就曾有这样的实验。1927年《小学教育月刊》刊载国文教员刘百川的《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一文,介绍江苏第三女子师范附小的一次教学实验:

    在那年重阳节以前,学生们有重阳登高的强烈欲望,学校便以“重阳登高”为课题进行教学大单元设计。在常识课里,便和学生讨论“登高的历史”、“秋日登高的好处”、“秋天的风景”、“怎样去登高”等问题;在音乐课里,教《秋之乐游》、《菊花》、《登高》等歌曲;在体育课里,做模仿登高的体操;在美工课里,教学生画“想象的登高”、“记忆的山和树”,并用泥土制作“糕”,以备用。国语课,教师自编两篇课文:《重阳的故事》和《登高》(歌词),教学生读,教学生唱。各种教学围绕“重阳登高”的兴趣中心展开。谁知到了重阳那一天,满城风雨,无法外出,活动只得推迟。到下一周的星期六,活动课题改为“秋日旅行”,旅行地点是“子房”和“子房山”那里,便成了学习中心。国文教员又自编了两篇课文《子房的故事》(文)和《秋天旅行快乐多》(诗歌)。因为常识课上曾讲过张子房吹箫散楚兵的故事,所以学生们读讲子房的故事兴致十分高。待到游子房山归来,就布置学生写游记,常识课里又就旅行中的问题开展讨论。国文教员又编了两篇阅读教材,一是《子房山游记》(文),一是《秋日登山》(诗歌),供学生研读,并与自己的作文比较。这就是设计教学法,一个教学大单元的全部实施过程。[①]

    虽然叫的“设计教学法”,实际上我们都看得出,这就是“全学科语文教学法”。假如不拘泥于名称,只看具体做法,那么如今国外这方面的资料也是很多的,譬如,有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中国老师叫沈睿的,他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自己孩子在美国读书的经历:

    我的孩子在美国上的中学没有与中国语文课相似的英语语文课程。孩子来到美国一两个月后,他收到了学校发的选下学期课程的通知。我仔细阅读,发现他们学校没有英文课,没有专门学习英文的课程,这怎么成? 我大吃一惊。美国的孩子怎么学英文?我立刻匆匆地跑到学校,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没有英语文课,美国的孩子怎样学英文的生词,语法和写作?  

    我拿着下学期课程简介,找到学校的学生指导。学生指导对我的问题,也吃惊得不亚于我。“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美国的中学生怎么学英文?美国的中学生天天都学英文呀。”“可是你们没有英文课。孩子怎么学?”我们对彼此互相解释自己的理解。我是从我的中国经验出发的。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期都有语文课,都有一个课本,通过课本,我们学认生字,写生字,学怎样写记叙文,评论文等等。学生指导从她的经验出发,不解地说,“你们中国的中小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每个学期读一本特地为不同年龄的孩子编的课本?”对呀!我高兴地大喘了一口气。“可是,为什么只是在一门课上学习语言和写作?学生们在其他的课上不学吗?他们在历史课上不学怎样写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吗?在世界文化课上不学怎样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吗,不学怎样描写生活经验和观察吗?”我被她的问题也问愣了,想了想自己的经验:地理课是背事实,历史课是背史实,这些课都用不着写长篇大论,连小篇评论文也没有。我摇摇头。中国只有语文课才学写作。

    “这里的所有课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英文课。”她给我解释。“艺术史课要看很多画,雕塑,要读艺术史,学生除了要学很多艺术史上的词汇外,还要学用文字描写一幅画,他们就提高了英文水平。读书课要读小说、传记、诗歌和戏剧,他们就学了新的词汇,学了不同的文学样式,也学了怎么写这些东西的评论。当然,在中学阶段,这是很初级的学习。随着他们学的课程的增加,他们在高中时会有专门的‘学院写作’一课,训练他们将来上大学的写作。你的孩子刚来美国,别担心,他将来的英文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我就这样半明白半不明白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后来)我的孩子选的读书课,在他才来美国几个月的情况下,一个学期下来,居然勉强地读了六七本英文风格不同的小说。我不知他是否理解那些小说。期末的考试是每个人做一张报纸。报纸的名字是“读书报。”每个学生要自己设计报纸,自己写报纸的内容,介绍你这个学期读的书,写书评,写书的内容简介,写作家简介和某个作家书的出版消息,还要登一篇与某个作者的访谈录。当然他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访谈,所以必须查这些人的资料,读这些作者的访谈录,从中挑出原话来,自己写问题对应那些话,好象是自己做的访谈。不允许抄袭别人的访谈。最后,还要为报纸设计插图、版面,等等。为了做好这个考试,我的孩子一头扎进中学的图书馆,甚至跟我到大学图书馆借他要写评论的作家的书出来看。等到交卷那天前夜,孩子还在画插图。我半夜开车带他去Kinko 复印店。复印出几十份,每个学生人人一份,全班要评比。  

    观察孩子的英文学习,我是真正吃惊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一学期下来,自己办了一张读书报,自己写了五六个表达自己想法的小书评、小简介,还写了一个访谈录、书出版消息,还画了漫画和作者头像等等,好象玩似的,满心满意地要跟同学比,根本没意识到他是在学英文和写作,而且写的是不同体裁。

    难怪他们没有语文课本。这样的英文教育和语言能力培养,这样的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难道是一本课本能教出来的吗?希望我的这个故事给那些制定中国语文教学课程标准的人参考。[②]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但是没有语文课本,连“语文课程”也没有,却又全都是“课程语文”。不过据我所知,美国和欧洲学校其实还是有“语文课程”的,通常分为语言、文学、写作三个部分,只是没有“语文”这样一个总的课程名称。假如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的名称,那么这方面的资料还能找到很多。

    譬如2007年6月4日的《新华日报》上有一篇《美国人如何拯救大学语文》(薛涌)的文章,介绍说,美国人怎样解决大学语文问题?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许多外系的教授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

    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上小学的时候,有个数学老师,最喜欢讲语文,遇到“其中的几分之几”,就大讲这个“其”字;遇到“除数”“被除数”,又大讲这个“被”字,还让小朋友一个一个站起来回答是什么意思。记得当时全班小朋友都讲不清这个“其”字,只有我回答出来了,是“它的”的意思,也许注定我后来是要做语文老师的。

    又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大概就是《人民日报》发表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那一年,当时我在黑龙江下乡,刚刚被抽到乡村中学教书,不知道是黑龙江省还是全国范围搞了一个大讨论: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全语文”“全学科”这些概念,但是我提出的设想也是不约而同的,我说要想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不能光在语文一科下功夫,别的学科也要配合。当时我想到的只是人文类学科,我说,历史课的作业要当做记叙文来写,地理课的作业要当做说明文来写,政治课的作业要当做议论文来写。语文教材的编写要和历史、地理、政治课教材相配合,使得语文课的“听说读写”训练和历史、地理、政治等课形成同步。当时我还写了文章,今天想想,我的这种设想,就是“全学科的语文教学”思路。不过那时候我在穷乡僻壤,人微言轻,写了文章投出去也没有得到回音。当年假如能有这样的论坛,我能上这样的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40年前我对语文教育或许就能有某些贡献。

    现在我们再来讲讲大学语文的“全学科语文教学”。如同民国年间有中小学的这方面实验,大学语文也是有的。民国有个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是教历史的,他首创了“史源学的教学法”,这个教学法具体分四步:第一步,要求学生抄写一篇史学著作原文;第二步,进行断句、标点;第三步,找出文章中史料的来源,考证出文中人名和故事的出处;第四步,考释文章隐晦之处,或纠正史料引用中的错误。最后,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写成一篇文章,题为“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之类。这样的历史课,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课的“课程大语”。

    这样负责任的老师今天也是有的,2012年5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稿又一稿,中文表述为何不过关》(彭德倩),副题是“百次改稿”引发关于大学生“母语水平”的思考。说:

    前几天,就读于某“211”高校物理系的博士生小沈,又一次收到导师的修改意见,算来他的论文改稿次数早已突破百回。令小沈尴尬的是,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源于学术问题,更多的则是中文表述上的硬伤:标点、叙述、字词用法等。老师怕他心里有疙瘩,曾问:“这样修改,你觉得烦吗?”小伙子倒也实诚:“是我自己功底不好,改再多也认了。”他的好几位学长学弟们,也多多少少曾为文字表述的差错吃过批评。那位严师常感叹:“中国的大学生,连母语都掌握不好,学问怎么做得好?”

这个导师实际上也是在做“课程大语”的工作。

    当然,“全学科的语文教学”在实施中是有困难的。首先,是不是所有其他课的老师都有语文教学的能力?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吧?就说明各学科老师对本学科以外知识的缺乏。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尤其为甚。

    第二,即使别的学科的老师有语文教学的能力,但是他愿不愿意这样做?要知道语文教学是特别费力不讨好的,要对于语文有特别爱好的老师,甚至是有一点“语言癖”的老师才愿意这样做。

    第三,还要学校的教务部门能够支持。一所学校各门课程的教学安排,是有严格讲究的,譬如民国那个小学搞的“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就牵扯到常识课、音乐课、体育课、美工课、国语课等等,没有学校教务部门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大搞“思政课程”“课程思政”,那是有国家顶层的支持,我们大学语文恐怕没有这样的力度。

    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我们自己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里,培养学生树立“全学科的语文学习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说的其他学科的老师能够教语文,愿意教语文,教务部门能够支持等等,即使这些都具备了,但是假如学生不合作,那也是枉然。前几年有一个新闻,说我们中国的学生到美国留学,要写理科方面的论文,但是那个“理工男”老师似乎就是有文字癖的,他不满意中国学生的文字表达,不给她合格。这事引起中国学生的愤怒,大家联名抗议。最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没有看到后续报道。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内教育太缺少“全学科的语文教学”,以至于到国外一下子不适应,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老师在故意刁难。假如他们从小也有过上面那个留学美国的初中生的经历,相信就不会有这样的抵触情绪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学语文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向学生灌输“全学科的语文学习法”的意识。如何灌输?我想可以从教材编写入手。下面举我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的两个例子。

    我的教材第一课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课文导读引导学生思考:《论语》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整理的一份课堂笔记,不但记录了孔子的讲课内容,还记录了当时的语境及师生们的互动。 我们能否学一学孔门弟子,把课堂笔记也当作一种“语录体”来记录?那些条条杠杠的东西,书上都有,就不必记了,要记录的是老师讲课时那种个性化的语言,师生互动时精彩的对话,乃至于说话时的氛围、表情,例如“铿尔,舍瑟而作”,例如“夫子莞尔”“夫子哂之”,这样的精彩一刻,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作业。一学期十几次课之后,整理起来,就更加可观。再假如有组织能力的同学,把全班同学的笔记汇集起来,说不定就产生一部《论语》那样的《大语》著作呢!同学们不妨就从第一课开始,尝试着做做看。

    接着又启发学生:其实不光大学语文课,其他课,甚至专业课,都是可以这样做的,课程笔记不要重复记那些书上已经有了的内容,而是要记老师课堂上的精彩讲解,把课堂笔记当做“听力”和“写作”的语文训练,这样不但对专业知识能学得更好、更活,同时也训练了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

    再譬如《水经注》一课。《水经注》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但写得很有文采,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世研究形成考据、地理、辞章三派,其中辞章一派就是专门研究《水经注》的美好词句、文学价值的。教材选了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就属这一派。这一课里也提示学生学习这样一种阅读学术著作的方法,就是做读书笔记的方法,尝试从各种专业书里摘抄某一文学主题,看能不能把枯燥的专业书抄得有味道。这也就是变专业学习为语文学习了。

    这样的设计我的教材里每个单元都有,就不一一列举了。目前,我们大学语文课仍然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学习时间短,多数高校都只有一个学期三十几节课,在有限的课程教学中挖潜力,怎么也有限,所以我们不妨尝试这种“全学科的语文教学法”,我们不能改变学校,我们不能改变其他学科的老师,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树立“全学科的语文学习法”,把语文学习变成他们的一种“语言生活状态”,那么大学语文学习就从时间上、空间上都得到了拓展,也许这是发展大学语文的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

    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大语课程”“课程大语”。

2019年9月13日

我在论坛的发言时增补:

    大学语文现在面临非常好的时机,去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有九大专业类都规定必修大学语文课;今年又发布了《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高职院校要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今年全国两会上,王灿龙委员提交了“推进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加强大学语文素质教育”的提案,《汉字文化》连续两期发表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的附议文章,最近,教育部“教提案”第177号文件详细回复了这一提案,表示今后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大学语文教学地位,深化大学语文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评体系,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在教育部文件精神鼓舞下,各地开始组织大学语文师资国培工作,重庆市的国培刚刚结束,黑龙江省的国培正在进行中,我就是刚刚从哈尔滨讲课然后直飞厦门的。去年上海年会我提交的论文是《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大学语文国培,看来我是过于悲观了,一年之后,这就成为现实。凡此种种,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大学语文的春天来到了!

12月3日



[①] 刘百川《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小学教育月刊》第2卷第10期。

[②] 沈睿:《没有语文课本的美国中学》,《高中生》200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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