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

——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论

何二元  冯文丽

    摘  要：1904年“癸卯学制”实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预科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民国大一国文的前身，“大学预科国文”即代表着大学语文的早期形态。而刘半农在1917年完成、1918年发表之《应用文之教授》可谓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和实验报告。若将其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篇报告更能凸显刘半农及其同仁的语文教育观念；其中关于“通人”和“普通人”的培养目标之辨析，对于当下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尤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刘半农；应用文；大学预科国文；实验报告；大学语文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名复，字半农，是《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新青年》28-40）历来被视为应用写作研究的名篇，但是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是一篇实验报告，而且还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 

一、大学预科与大学预科国文 

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①，“癸卯学制”把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本科）和通儒院（研究生院）三级，修业年限为预科3年，本科3至4年，通儒院5年（璩鑫圭328-392）。设置大学预科，一方面固然是照搬日本学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学制伊始，高等教育还缺少合格的生源。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实行“壬子癸丑学制”，也保留了大学预科的设置，仍然是大学预科3年，本科3至4年（璩鑫圭663）。1922年实行“新学制”（“壬戌学制”），废除大学预科，规定由高级中学承担大学预科的功能（周予同137）。但由于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始终未能有效衔接，事实上大学预科制一直延续至30年代（王伦信522）。

所以，大学预科是早期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譬如京师大学堂就不能算是大学，因为它直到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为止，也没有正规本科生毕业。②

既然大学预科属大学教育阶段，那么预科国文自然便属大学语文^③。之所以还有争议，是因为大学预科国文还经历了一个名实之辨的过程。

“癸卯学制”国文课除了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均叫“中国文学”。不过这个“文学”和今天的意思不同，是“文章之学”的意思。把“语文”叫做“文章”，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因此现代学制创建伊始，便成为一种选择。譬如学制制定者之一张之洞在《致京张冶秋尚书》的电文里就曾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张之洞726）就是说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开设语文课。有时也并用与“文章”近似的词语，如“词章”“文辞”等等。“癸卯学制”前面有个颁布了而未实行的“壬寅学制”，就把这门课叫做“词章”。而“癸卯学制”的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中有一条“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璩鑫圭493-494），则是把“中国文辞”和“中国文学”并用。该条目说：“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这是对大中小学校语文课的总定位。又说：“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这是对大中小学校语文课的分别规定。但是具体到大学语文便有些复杂，因为学制中不但预科有“中国文学”，文科大学也有“中国文学”，一则为公共基础课，一则为专业课，因为名称相同，人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又加以“癸卯学制”文件（《高等学堂章程》）对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课内容描述也过于简单，只有“练习各体文字”和“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寥寥数语（330-336），以至于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编写优级师范科（与大学预科平级）国文教材时候，不得不借用文科专业“中国文学”的内容（林传甲），导致人们对这一教材的性质争执不下。^④

不过在“癸卯学制”里，既然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我们不妨就借中小学“中国文学”课的描述来证明大学预科“中国文学”课的性质。“癸卯学制”对高等小学“中国文学”课的描述是很具体的： 

中国文学  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读古文每日字数不宜多，止可百余字，篇幅长者分数日读之，即教以作文之法（详见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兼使学作日用浅近文字。篇幅宜短，总令学生胸中见解言语郁勃欲发，但以短篇不能尽意为憾，不以搜索枯窘为苦。蕴蓄日久，其颖敏者若遇不限以字数时，每一下笔必至数百言矣。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璩鑫圭310）。 

对中学“中国文学”课的描述也很具体： 

中国文学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320） 

这些规定在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小学“中国文学”是语文课的同时，也可间接证明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也是语文课。不过“中国文学”这个名称终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加以文科大学也有专业性质的“中国文学”课，容易混淆，所以到了民国“壬子学制”，就把小学、中学、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全都改称“国文”。至此，大学预科国文的课程性质也就更加清楚了。 

二、大学预科国文实验报告 

虽说“壬子学制”解决了“正名”的问题，然而大学国文的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名分的解决而解决，于是就有一代语文教育家的实验探索。

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正是大学预科国文最早的一篇实验报告。报告写于1917年11月，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7夏天，刘半农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这年11月，他完成了这篇《应用文之教授》，文中说： 

去年秋季，我又做了教书先生了。那时因文学革命诸同志之所建议，及一己怀疑之结果，又因所教的学生，将来都不是要做文学家的，我便借此绝妙机会，为教授应用文之实验。虽将来成绩是好是坏，目下全无把握，而“头脑不清”之病，却勉强可以不犯了。（《新青年》30） 

由于文章是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的第1期，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写作时间（1917年）和发表时间（1918年）的差异，把“去年秋季” 解读成1917年的秋季，而实际上应该是指1916年秋季。查刘半农年谱，关于这一年的记载： 

（1916年）秋  任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员。他在1917年11月所撰《应用文之教授》（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中曾说：“去年秋季，我做教书先生了……”，即指此。（《年谱》32） 

这样看来，《应用文之教授》说的“我便借此机会，为教授应用文之实验”，应该说的是1916年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任上的事。上海实业学校即原来的南洋公学，后来改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旋又改称南洋大学，到1916年时已经改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了——不过在本文中这不是重要问题，后面且仍称其为上海实业学校。中华铁路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高等教育性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的高等教育》资料中都有这两所学校的名录（李纯康606、614、621）。刘半农在这两所学校教授国文，虽然由于资料有限，还不能就肯定是大学预科国文性质，但是也应该相去不远。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了教授应用文的实验，不久，他应邀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加以又有“文学革命诸同志”的支持，自然就把这预科国文的教学实验接续下去。

关于“文学革命诸同志”，从资料看，应该是和《新青年》密切相关的北大教授群，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刘半农尚在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任时，从1916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就连续发表以《灵霞馆笔记》为总题的系列文章，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朱洪20），尤其是1917年5月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成为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遥相呼应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因此也成为《新青年》作者队伍的重要成员。虽然尚未到北大教任，但和北大教授群已有密切联系，在他们建议下，开始做教授应用文的实验。这年夏天，他受蔡元培之邀，正式出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国文教授的性质既是相同，建议他搞实验的“文学革命诸同志”更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个实验当然是要继续搞下去。不久，这年11月，他就完成了这篇《应用文之教授》。作为教学实验，两个月的时间固然不足以完成的一轮完整实验，但是前面已有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的前期经验，到了北大又有“文学革命诸同志”的相助，如文章结尾所标注的：“此文所举种种办法，有一部分得诸沈尹默先生之匡助”（《新青年》40），这自然是事半功倍了。

按沈尹默1913年即到北大任教，1914年起任教预科国文（周而复398），对于预科国文教学有比刘半农更深切的体验，他把这些经验提供给刘半农，所以这篇《应用文之教授》中也有他多年的教学体验，否则刘半农也不可能在北大教任仅两个月就提出这样头头是道的方案。所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这篇报告综合了上海实业学校、中华铁路学校国文教学和北大预科国文教学的经验，借鉴了沈尹默等人对北大预科国文多年教学的经验，是五四同人的一个集体的经验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完全是纳入《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宏大历史背景的，1918年，刘半农主持《新青年》编务时，在回复读者对《应用文之教授》的褒奖时说：“《新青年》同人所主张的文字革命，目下还在试验时代；试验的方法，一方面是各就所知，大家把自己的主张见地，与社外社内的同志，平心静气的讨论，务要找出个‘真’字来；一方面是根本可此项主张见地，在教授学生时实事求是的试验，务要使自己良心上，觉得有些是处：这两种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都随时在《新青年》上披露”（“通信”263-264）。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是大学预科国文的一篇实验报告。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在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笔者查阅了多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著作（张隆华，李杏保，赵志伟，王松泉），查阅了《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顾黄初、李杏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顾黄初）、《国文国语教育论典》（李杏保）等资料汇编，近年为了编撰《民国大一国文资料汇编》（编写中，尚未出版），更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大量信息资料，查阅了“CADAL(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和“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网络数据库，得到的结果是，在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之前，除了唐文治《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唐文治8190-8191）等极少几篇资料外，几乎找不到大学语文研究方面的论文，更不用说大学语文实验报告了，所以，在现有资料条件下，我们可以结论说：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它在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应用文教授与白话文运动 

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是大学预科国文教学的一个实验报告，这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了，但是大学预科国文实验报告的内容却是“应用文之教授”，这未免就有一点奇怪。要解决这个疑惑，就要把这个实验放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上去研究，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国文教学，尤其是大学国文教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历来被注意得不够，近年有研究者出版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终于把现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和国文教学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刘进才）但是该研究的国文教学，还只限于中小学国文教学，所以我们研究刘半农这篇报告，就有拓展充实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上来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还包括了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有人说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两翼（王水照1），其实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三驾车。五四新文化运动要传播新思想，就要有白话文运动；因各地方言不同，白话文运动不能统一，于是先要有白话运动；白话运动既是为了统一国内口语，最终必然发展成国语运动；拿什么做国语的标准和材料？胡适认为是白话文学，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建设”44-57），于是有白话文学运动——这就是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学运动三者的关系。然而一国的语言除了文学，还有非文学，中国传统学术虽有文史哲不分的一面，但也有区分文笔的一面，文学并不能包括一国语言文字的全部。所以在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就有人提出应用文的改革。对此有一篇文章（季剑青）讲得很清楚，该文第一节就讲“‘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详细列举了陈独秀、常乃德、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方孝跃、黄宗培、胡先骕等人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意见，其中最重要者，自然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和《应用文之教授》。其实在此之前，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已经提出区分“文字”与“文学”，亦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这篇文章还讲了很多其他重要的意思，而且题目既为“我之文学改良观”，重点便在文学改良问题，然而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偏偏就特别注意文章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内容，在文后编者识中说： 

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至于刘君所定文字与文学之界说，似与鄙见不甚相远。鄙意凡百文字之共名，皆谓之文。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小说等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信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文字”与“应用之文”名词虽不同，而实质似无差异。质之刘君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独秀识）（《文选》15） 

可见应用文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地位。二十多年后拉开了时代距离，朱自清和郭绍虞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为清楚了，朱自清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1940）一文中说： 

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朱自清120） 

而郭绍虞在题为“从文艺的路到应用的路”的一段话中也说： 

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残余势力者即在社会上犹有应用的需要，而新文艺尚不足以应付这需要的缘故。我们可以历史上的事实为例证。大抵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革新的运动，方其初，无不注意在应用方面，但是此种革新运动之成功却不在应用而在其艺术，在其文艺的价值；到最后，使此革新运动奠定其巩固的基础者，则又必适合应用的需要，才能说是此种运动之成熟。（郭绍虞85） 

刘半农的应用文教学实验，就是要把白话文运动引入学校教学。前面说到有研究者已注意到白话文运动在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影响，但没有提到大学教学，这是很大的缺陷，毕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在高等院校而非中小学校。而当时的大学国文教学也确实仍是文言文的天下，即使是北大这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重镇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可以从蔡元培的一段话看出，当时守旧派林纾指责北大“尽废古文”，蔡元培回答说：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蔡元培270） 

虽然是反驳守旧派对北大的指责，却也反映了白话文并未进入北大的国文教学。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如诸多研究者所说，白话文学的创作尚乏佳作，另一方面也说明，白话文运动假如缺了应用文这一驾车，就难以完全占领学校课堂。事实上整个民国期间，从大学预科国文到大一国文，教学的主要内容都仍然是文言文。甚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最早的教本内容也仍是文言文占主导（徐中玉）。这就尤其让我们感到刘半农此项实验的前卫与重要。且看《应用文之教授》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假如不是，那么下列现状就非常值得担忧：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新青年》29） 

这非常像近年来社会媒体对大学语文的批评，甚至连使用的语言、所举的例子都非常相像。事实上，重开大学语文三十多年，社会媒体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却从来没有一篇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做诗不会写小说的，全都是批评大学生应用文方面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所以今天更有重读刘半农这篇文章的必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语文不应该讲文学，应该改成应用写作课。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胡适等人强调白话文学，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强调白话应用文，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分兵合击。况且，刘半农所说的应用文，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应用文也有很大不同，如文章在“选的方面”第9条说：“小品^⑤ 文字，即短至十数言，而确能自成篇幅者，亦选。”（《新青年》33）在“讲的方面”第3条说：“作者所处时代之文学趋势如何；此时代之文学，优点如何，劣点如何；作者在此时代中，其文字之价值如何；所讲之文，能否代表其一生所作文字之全体。”（34）在“出题的方面”第4条说：“化韵文为散文。（如古诗及白香山纪事诗，均可改作散文，兼釆辞曲。）”（36）第9条说“以一篇不通文字，——或文理不通而意义尚佳之小说杂记等，——令学生细心改订，不许搀入己意。”（37）就有不少文学方面的内容。后来，刘半农还写过一篇《应用文及其作法》的文章，就把游记等也算作应用文，而把今天我们讲应用文首选的公文以及一些交际类文字反而排除在外，他说： 

有许多人把公文程式当做应用文，这是错了。因为公文程式只是些死套子，无文章之可言，必须是公文的内容才能称为应用文。又有许多人把寿序，祝词，挽联等应酬文学当作应用文，这也不大对。因为这些文学，大都是彼此互抄，千篇一律，内容是堆砌的，夸诞的，虚伪的，不能算真正的文章，至多也只能作为应用文中的一个旁枝。（《杂文》二367） 

总之，刘半农认为学生将来不是个个都要做文学家，而是要到社会上做事，所以大学预科国文应以应用文教授为主。但是他的应用文理念，又并未完全排除文学的内容，这也就避免了这门课程陷入偏枯境地，而能做到如今天所说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四、“通人”与“普通人”辨 

《应用文之教授》最初发表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34年收入《半农杂文》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刘半农在《半农杂文》“自序”中说： 

我在付印之前，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杂文》6） 

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杂文版《应用文之教授》的改动竟多达150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一句，改成了“使学生人人能看普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普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新青年》30，《杂文》52）。“通人”和“普通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培养“通人”和培养“普通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针。“通人”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王充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607）蔡尚思说，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研究得深，且有自己见解的，可叫做“通人”。他认为整个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舜徽等少数人真正够得上这个称号（桑农49）。因此通人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标准，不宜再作现代分科教育的目标，如马一浮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马一浮53）。但是传统的观念不会因新学制的制订立即退去，中国现代教育初期，仍然沿用古人的标准，“癸卯学制”《大学堂章程》“立学总义”，仍然是“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璩鑫圭339）。民国建立，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也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663）有研究者指出此“闳才”亦即“通才”（康全礼187-189）。1914年胡仁源长北京大学，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萧超然47）。虽然已经强调培养专门人才，但第一位的仍然是造就“硕学通才”。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半农来到北京大学，并于北大教任上完成《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也用了“通人”这一术语，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通人”目标极高，实际上不可能用作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所以文章最初真正标举的就并非“通人”标准，而是“普通人”标准。如在那个“甲项”“乙项”的图表里说：“字义、文法、论理学：具此三者，始可称之曰‘通’”（《新青年》32）。此外还有多处都透露出这样普通人的标准，如：“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28）。文章批评那些“似通非通一知半解学校毕业生”，也是因为他们不能草公事、批案件、订合同、写书信这些普通的事，希望他们“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29），如此而已。所以杂文版把“通人”改为“普通人”，确实更加符合文章旨意。

后来1930年，刘半农在与辅仁大学学生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通”字解释得更加清楚： 

二十年来，国文一科太形退步了。甚至大学毕业的学生，连普通信札也写不通。所谓“通”，有两种说法：“大通”和“小通”。大通是博通一切，自非易易。小通是文从字顺，是人人应有的能力。一个人的手倘不能写通顺的文章，那就好像口不能说话的哑子！高小毕业，中文应该就通。乃至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尚未能通，这岂不是笑话吗？（《杂文》二205-206） 

说这话的时间距刘半农编印自己的杂文集（1934年）很近，我们有理由相信杂文版的改动是出于他对现代教育目标深思熟虑的推敲。大学语文是面向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学预科国文也是如此，正如胡适所说：“预科的功课大都是语言文字的预备”（胡适“论大学”7），所以本应采用普通人能达到的标准。

这是当年刘半农经过教学实验作出的对大学预科国文的正确定位，很值得今天的大学语文课参考。 

2016年8月于杭州 

注  释 

①1903年是“癸卯年”，但是“癸卯学制”发布的时间已是农历癸卯年年尾，即公元1904年年初。

②京师大学堂此前只有预备科及一些速成科，至1910年始正式举办分科大学，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校，1913年始有第一届分科大学毕业生。

③“大学语文”分狭义与广义，狭义的“大学语文”专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高校重开这门课程时定的名称；广义“大学语文”指一百多年来这门课程所经历的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民国大一国文、大陆高校重开这门课程等各个阶段，同时也应该包括港台大一国文。本文使用“大学语文”一词，即取其广义。

④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编写的优级师范科国文教材，本属大学预科国文教材（优级师范科与大学预科同级），然而多年来常被误认为是中国文学史教材，其原因除了该教材采用文科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法”内容外，封面设计也是一个原因：其用小号字标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用大号字标识“中国文学史”，更增加了被误读的机率。

⑤引文字体加黑均为本文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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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链接：《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总第208期）专题：语文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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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从国文、中文到华文：新加坡中学华文教科书的本土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