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非常道之五

    人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有时甚至会变到反面去。

    1948年，季羡林撰文说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要“必修”大一国文课，“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半个世纪后他改变了观点，1995年月12月8日，国家教委高教司举办“关于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报告会”，季羡林在会上倡导：“在所有的学科中，文理法农工医都开设大一国文课。分量不必太多，但不及格不能毕业。”

    余光中曾在《我的国文启蒙》一文说过：“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柢，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后来湖南魏饴编《大学语文新编》，请他作序，他又改口说：“一个人的语文程度，照理在中学时代就应该奠下基础，如果错过机会，至少升大学之后应加以补足。所以‘大学语文’一课非常重要，如果再错过了，一个人这一生恐怕就绝少有机会再回头认真学习自己的母语国文了。”

    1949年3月，周恩来邀约民主人士座谈学习问题。叶圣陶说：“我已年老，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同年9月，叶老主持编写《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作序说：“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教材光是毛泽东的文章就选了四篇，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学习》《〈农村调查〉序言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还选了刘少奇《人的阶级性》，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等大量时政文章。

    笔者研究大学语文，也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开始笔者主张大学语文教材不应该再采用中小学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编排，但是笔者最近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却仍然采用了这样的体例，因为笔者经过对母语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发现这种体例有利于“大中衔接”，有利于母语学习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当然教材不能是“高四语文”，比如中学讲议论文“三要素”，我们的教材则讲论题、论据、论证、论点“四要素”，更适合大学生论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