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印象与访谈连载之三十一：戴镏龄：心正拳拳】
 
    第一次去广州还是在少年时代的1973年,是去舅舅家过春节,一个人勇敢地出远门,两夜一天的长途火车,居然能站着打盹儿。但一想到能看到那个与香港差不多的城市，再苦我也不觉得。那次广州一游，果然大开眼界，原来南方还有这么洋气的城市啊，破四旧，立四新，那都是北方人的事，广州的女人在1973年依然烫着大卷的头发，男人穿着喇叭裤和格子衬衫，戴着压舌帽，皮鞋锃亮。那是儿时看到的旧电影里的情形，可在1973年的广州我看到真的了，如同看电影一样。如同花花世界的中山路上，拐进舅舅家的军人大院，就进了另一个正统的世界。这种对比，让我联想起老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来。

    一别十七年，我已经三十岁，是“国家干部”了，正儿八经地来广州出差公干，顺便采访广州的文化名人、中山大学老教授戴镏龄先生。那个年代里学习英国文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戴镏龄先生，因为他是必读教材《英国文学史纲》（苏联版）的领衔译者。本以为那几位译者仅仅是俄文译者而已，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方知他们都是英国文学专家，尤其戴先生更是早年留英的学者，出版了很多翻译名著。身为记者，到了广州怎能不拜见他呢？他应该算是我们多少代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最早的引路人。那么多年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一部英国文学史，竟然要翻译苏联的作我们的教材，而翻译这部书的人竟然都是英语界的英国文学专家，俄文是他们的第二外语。据说五十年代中苏友好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学俄语，英语系的老师也不例外，估计戴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是那个时候学的俄语，而且马上派上的用场吧。

    如果说1973年的广州还是旧电影里广州的模样，老洋房老街道，还是破落贵族般的洋气，看似电影布景，1990年的广州则是一派新贵的爆发模样，五羊之城，花香袭人，流金溢银，人人看似眼喷物欲。这种大变革时期的爆发模样最可怕。与旧友叙叙，曰：广州算中国第一气派，上海也只算“土八路”，北京入不得流，充其量武工队的干活。

    珠江南岸中山大学葱笼的西南园里，77岁的戴镏龄教授在宽大的转椅中正襟危坐，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吞云吐雾中悠悠道：“难得中大这安静去处，这算是广州的一大点缀喽，说明广东总算还有点文化。”经济的勃兴，并未使广州成为足以与北京和上海相当的文化基地，颇令他这位献身广东文化事业四十年的“归化”粤人感伤：流花流金之处，难溢黑香。

    戴先生早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语系，修炼得一派英国绅士气度，言谈简洁，入木三分，透着冷幽默。戴先生是我见过的留英教授中最“像”老派英国学者的人了。快八十岁的人了，依然身板硬朗，仪表堂堂，笔挺的中山装，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毫无老年人的步态，在中大校园里很是引人注目。如果说中大是广州的一大文化点缀，戴先生或许可以说是九十年代中大的一个文化地标了。中大外国文学圈里当年还有一个文化地标，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梁宗岱先生。可惜他过世了。我来中大，就是冲这两个大师而来。谈到梁先生，戴老难掩唏嘘，直说：“好人哪，好人！可惜命苦，走得早。”

    谈到学问，身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的他说，他现在带文艺理论博士生，从导师到学生都有一种“混”的感觉，十分痛心地混。堂堂中大，用来进口外文新书的钱与外文系这个博士点极不相称。做西方文论，没外文新书怎么可以？那样只能算养博士而不是带博士。没办法，戴先生只能厚起脸皮来，一封封信发出去向海外朋友要书。要书当然比要钱高雅，也算是民间治学渠道。说到一片好心肠捐资建大饭店或大设施并赫然用自己的大名为之命名者，戴先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捐些书呢？在书上盖上“××捐书”字样不也一样留名？让读者手捧芳名不是比仰视水泥筑成的名字更亲切？我谓戴先生真是不合时宜，那种老天真的念头真叫过时得可以，不是老书生绝不会提这让人笑掉牙的建议。

    戴先生是扬州人，“归化”广东后一直结结实实地为广东的外国语言文学事业呕心沥血，手下放出一批批外语人才，现在眼看着广东在这方面大大落后，常常为此自责，倒像是他这个外省人该受谴责似的，这概出于他的“主人翁”意识，早就与广东一体了。

    说到中国的几大文化“风景点”，戴先生对中国社科院表示很有看法。什么什么都集中在那儿，弄得只此一家似的。学术官僚化，甚至有“垄断帝国主义”式的做学问方式。这种局面不改变，一枝独秀怕太贻笑大方。当然，戴先生说，也怪广东文人太没志气，自己不自强，这几年又见钱眼开，物质得很。为此，戴先生反倒赞赏上海的文化人并断言广东文人再不自强下去，即使广东经济再发达也无法象上海一样成为中国的另一块文化基地。

    戴先生曾下苦工夫十年磨出英国大戏剧家马娄的戏剧中译本《浮士德博士》，在文坛独树一帜，前无古人，甚至也未见继承者。对这位据说被莎士比亚抄袭过的文艺复兴先驱，近期中国怕没人也没财力研究。国家顾不过来的事儿多了，戴先生很理解，从不再谈马娄。

    可对于学术界尽搞些华而不实的会议他很不满，说他懒得去捧场，“这些知识分子也真可怜，不过是找由头公费旅游罢。国外像这样的会都是学者们一切费用自理的，有时掏钱都参加不上呢。”到了一起也是空对空的多，言之有物的少，似乎人人都会宏观，会俯瞰，连提三个问题就哑口无言了。听听，戴先生多么让人无法忍受。他竟然攻击可怜巴巴的知识分子公费开会捎带旅游。若不是看他那么真诚，我绝不记下这些让我听着难受的话，我真想冲他说：凭我们手中这每月几十元的大子儿，不开会，我们能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么？当然我深知戴先生批评得对，虽然过于脱离实际现状，他是个理想化的人。

    告别时，戴先生和师母又反复叮咛：广州窃贼全国第一，小心。我于是一上公共汽车就用刚学会的一句《流氓大事》中的粤语歌为自己壮胆哼唱：“留心街中每个人。”在穗几日，竟未失分文。

    过了这些年，在2007年整理当年的采访录，上网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山大学真的把戴镏龄先生树成了一个文化风景点，为他立了一座雕像，矗立在美丽的校园中。揭幕仪式上，戴先生的夫人和亲属向学校捐赠了戴先生生前的稿费十五万元设立了戴镏龄奖学金。立雕像这种做法在国内大学里尚为鲜见，我还是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校园里看到过劳伦斯的铜像。看来再去广州，我定要去中山大学拜谒戴先生的雕像了。

    (本文首发于1990年11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署名毕冰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