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

    “大同”的概念的形成极其古老，最早在《礼记》中的《礼运》中出现。但，在现代性的历史与意识及其自我理解过程中，这个概念被作了现代的诠释，以至于大同概念在今日难与“乌托邦”的思想模式分割开来。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一书中，葛瑞汉将《礼运》中的“大同”观念视为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这一点几乎构成了现代人的通见，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推断，孔子所代表的整个儒家思想传统都具有乌托邦性质。

    尽管如此，但我于此发表自己的愚见：“大同”非“乌托邦”。

    《礼运》的“大同”思想应该放置在礼乐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是礼乐生活世界的导出，而不是《礼运》思想的本旨，由此所敞开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传统的非乌托邦性质。《礼记·礼运》的本旨不是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同乌托邦，相反，它要探讨的是礼的起源与演化，也就是“礼”之所“运”。

    有的人认为“大同”是抽象的“理念类型”， 实上，在《礼运》中，“大同”都不是抽象的“理念类型”，而是具体的历史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时期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

    这样看来，大同就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乌托邦内涵。那么“乌托邦”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乌托邦的英语表述是“Utopia”，“u”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则发端于希腊文“topos”，意为地方或地区；因而Utopia就意为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此外，“u”也与希腊文“eu”相联系，后者具有完美、美好的意思，因而乌托邦同时也意味着美好的地方。把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乌托邦”的意思就是一个从来就不曾存在的完美之乡，因为其从来不曾存在，因而它不可能位于过去与现在，那么，对它的时间化与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就只能放置在“未来”，这意味着乌托邦是一个未曾到来的，尤其是不能在当下到来的关于完美之乡的想象。

    在意义这一点上，大同与乌托邦就有了重要的分别：（一）大同之世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具有一种前文明时代的素朴。乌托邦永远是将来时态的，它不会现身于过去，而永远隐藏在被期待的未来。（二）乌托邦永远是一个至善之美的境界，在那里，不仅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匮乏；而且精神生活也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品德高尚，个性得到丰富发展。然而在大同时代，不仅物质匮乏，精神生活也处在质朴而非文明的状态，个性的发展根本就没有成为关注的内容。

    而在《礼运》本文中，我们看不到对大同在物质、品德与个性的积极关注，看不到对完美的终结的叙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同”可能存在未来，“乌托邦”只是海市蜃楼。

    本站评论：非常不赞成这样的论证方法，说大同存在于古代社会，乌托邦存在于未来时，大同是实有，乌托邦是虚构，这有意义吗？我还可以接着论证大同存在于中国，乌托邦存在于西方世界，这不是废话吗？我还可以证明《子虚赋》中子虚乌有世界也是虚构，因此它们才是中国的乌托邦，这不是胡说吗？具体的段落，说大同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原始社会曾经有过的真实，这个结论也太草率了，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一本历史书对原始社会有这样的真实描写。结尾说“在《礼运》本文中，我们看不到对大同在物质、品德与个性的积极关注，看不到对完美的终结的叙述”，这让人感觉文章作者不独没有好好读过莫尔的《乌托邦》，甚至对他所引的“大道之行”这一段话也没有好好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