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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凤林:《红楼梦》诗窗管蠡谈——海棠社、桃花社诗词欣赏札记
【时间:2011/7/6 】 【来源: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三辑 】 【作者: 胡凤林】 【已经浏览2883 次】

    在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花了十年的心血,撰写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鲁迅先生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红楼梦》充分体现了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写法的打破,这表现在多方面,其中对诗词的创造性运用就不失为一例。

    仅在曹雪芹所流传下来的《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里,诗词就有一百四十多首,这些诗词在小说中的特殊地位一直为历代的评论家和读者们所瞩目,甲戌本脂评甚至认为,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有传诗之意。诚然,散文中扦入诗词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写法,并非曹雪芹的独创,但是,运用诗词来表达小说的思想内容,却是任何一部古典小说所不能媲美的。可以说,《红楼梦》之所以脍炙人口,久传不衰,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生命力,与它运用诗词来表达小说思想内容,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无关系。

    《红楼梦》诗词在运用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组诗性的表现形式。全部诗词宛如一部缠绵而又凄怆的挽歌,这部挽歌又大都是由一组又一组的小型组诗组合而成。这些组诗,有的是因所咏事物的题材相同而多首同处一个场合;有的是因所抒发的情志相关而前后几首遥相呼应,有的是因风格类似而同出一人之口。它们或疏或密,象繁星漫溅天空一样,嵌入小说的各个章回。令人乍看有天女散花之妙,细赏得“横看成岭侧成峰”之趣。

    醒人眼目的是,在琳琅满目的《红楼梦》诗空中,其中有几组诗词特别耀眼,这就是大观园女儿们在海棠社、桃花社吟成的“香奁”雅作。这些雅作星罗棋布在小说的三十七、三十八、五十、七十、七十六回里,计有三十三首之多,堪称《红楼梦》诗空中的银河系。当然,这些诗词在内容上大都不外乎歌花咏柳、吟风唱月,如果脱离小说的具体情节且又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其思想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诗词在小说中丰富故事情节、突出结构主线、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红楼梦》诗词运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与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水乳交融成一体,形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这与一般古典小说中诗词的“味精式”用法迥不相同。一般古典小说诗词是以第三者的口气来写景议事,屡见于“诗曰”、“但见”等套语之后,千腔一调,因而大都是非情节因素,游离于情节之外,有时甚至成为累赘。《红楼梦》中的诗词则不然,除了少量的赞赋闲文外,大都抒发书中人物的真情实感,非但没有脱离故事情节,反而成为必要的情节因素,丰富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就是突出的例子。

    首先,作者围绕这些诗词的创作,展开了前呼后拥的描写,从而构成了一回回以诗词为中心的故事情节。如《菊花诗》和《螃蟹咏》就写在螃蟹宴上,螃蟹宴是史湘云在诗社做东为请社员做诗而设,因此,这一情节显然是为《菊花诗》和《螃蟹咏》的创作设置典型环境而生发的。为了做诗,史湘云借重薛宝钗花了二十多两银子,请来贾府上下的头面人物、共尝螃蟹,酒酣蟹足之后,诗词从公子小姐们口里流溢出来。这一情节,一箭三雕:既反映了史湘云贵为千金却又囊空如洗的窘迫处境——她连体面地做一次东的银子都拿不出;又表现了薛宝钗精通世故,八面玲珑的会做人——史湘云用螃蟹请客,既省钱,又不得罪人,就是她出的主意;更充分暴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生活的奢侈——一顿螃蟹,吃去二十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上一年!又如围绕芦雪庭即景联句,作者更是山环水绕,左衬右托,先写了创作前“脂粉香娃割腥啖膻”的场面,以作铺垫;又在创作中对人物七嘴八舌、争强斗胜的情形加以渲染,由此而构成了一幅既有生动性、又有形象感的情节画面。且不说裙钗嚼鹿的场面,使人如身临其境,就是联句过程中,人物的音容笑貌也简直呼之欲出。以诗词为中心来构成故事情节,表现出作者艺术构思的匠心,这可从小说回目上反映出来。“菊花诗”和“螃蟹咏”出现的三十八回回目是:“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衡芜讽和螃蟹咏”;“桃花行”和“柳絮词”出现的七十回回目是:“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几乎海棠社、桃花社的每一组诗词,作者都在回目上标明;这些回目大都是所在章回所要描写的情节中心。足见作者以诗词为中心来构成故事情节,不是无意识的信笔,而是别出机抒的安排。这样写,诗词在作品中前有铺垫,中有渲染,有的还有创作后的议论,真是左云右雾,山断云连,丝毫不露突兀的痕迹。诗词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自然吟出,情节也因诗词的出现而得到发展和丰富。

    其次,作者通过诗词的内容,对人物未来的命运和结局,作出暗示,从而预示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红楼梦》诗词在表现方法上具有谶语式的特点,这在“好了歌注”、“十二钗图册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海棠社、桃花社诗词中也隐约可见。林黛玉的《桃花行》,花人相对,以花喻人:

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

仅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里,林黛玉就哭了几十回,泪可以说是她性格特征的一个形象细胞。因此,“泪干春尽花憔悴”显然是对她未来夭亡命运的写照,这有戚序本脂评七十回总批可证:“空将佛事图相报,已融飘风散艳花。一片精神传好句,题成谶语任吁嗟。”贾宝玉的“访妙玉乞红梅”,也是佛院苔气十足,其中“寻春问腊到蓬莱”,“离尘香割紫云来”都与他后来离家出走,超尘脱俗,投身空门的情节相照应。史湘云、薛宝钗等人的命运也都可从诗词中找到谶语。史湘云的“咏白海棠”诗“自是嫦娥偏爱冷”,庚辰本脂评批道:“又不脱落自己将来形景”;薛宝钗“忆菊”诗中一味的寡妇腔、“咏白海棠”中“胭脂洗出秋阶影”,无一不与她后来丈夫出家不归,冷守空房的结局有关。海棠社、桃花社诗词谶语式地隐寓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既使诗词具有了含蓄的艺术魅力,又为后来的情节埋下了伏线,实际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鲁迅先生指出:《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在敢于写实”。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首先必须要求“细节的真实”;因此,我们说《红楼梦》诗词丰富了故事情节,也是建立在它们所构成的情节是符合真实性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的。海棠社、桃花社填词赋诗的情节,不是作者“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的为文造情的情节,而是作者服从于整个小说情节结构的需要,因情生文地写出了特定环境里表达了特定思想内容的情节。处在封建末世的地主阶级及其“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公子小姐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空虚惆怅,结社赋诗,正是她们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

    情节的真实,来源于题材的真实;题材的真实,又取决于生活的真实。大观园女儿们结社赋诗,无论是分题咏菊,还是即景联句,都有现实生活为依据,即使有些诗词貌似做作,其实也是对时代精神风貌的一种曲折摹拟,这些诗词有的就熔铸了作者自己的性格。如史湘云“对菊”诗中“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探春“簪菊”诗中“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就不妨看作是对当时社会一些傲世文人或者说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诚曾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赞扬曹雪芹“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又在《佩刀质酒歌》中写到:“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敦诚之兄敦敏也在《赠芹圃》诗中写他“一醉酕醄白眼斜”。这种冷眼傲世、落拓不羁的狂放之态与史、探诗中的形象何等相似!

    曹雪芹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通过对海棠社、桃花社诗词的描写,不但创造了情节,而且这些情节保证了“细节的真实”——既服从于整个小说情节结构的需要;又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如此运用诗词,无疑是《红楼梦》对传统表现方法的一大突破和发展。

    《红楼梦》诗词是作者“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为没落阶级谱写的一曲“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这种挽歌情绪贯穿在《红楼梦》结构主线的始终,而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又是这条结构主线的浓墨渲染。

    《红楼梦》的结构呈“网状型”,它不是沿着一个具体事件的线索顺流而下,而常常是支脉横生,沟壑交错。在描写一个事件的纵向发展过程中,又从横的方面穿插许多其它事件。这些事件节外生枝,枝上开花,仿佛一面千孔万目的大网。作者在编织这面大网时,又暗中用了一根纲来统驭这面网的千孔万目。这根大纲就是象征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亡盛衰过程。这也就是《红楼梦》的结构主线。这一结构主线交织在所有情节线索里,作者运用诗词前后格调的变化清晰地突出了出来。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红楼梦》在情节气氛上五十四回之前与五十五回之后具有明显的不同。有正本脂评五十五回总批写道:“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这说明《红楼梦》在结构上是以五十四、五十五回为分水岭,分为盛衰两大部分的。全书写到“除夕祭宗祠”、“元宵开夜宴”就达到盛限,往下看,从五十五回起,则变故迭起,一衰再衰,迥然另一副笔墨。海棠社、桃花社诗词正是这种盛衰过程的诗的序列表现形式。

    海棠社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都在五十四回之前的盛期。这时的贾府,虽然“内囊却已尽上来了”,但外面的架子还未甚倒,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因此,诗社从建立的一天起,倒也有一股兴旺发达的气象,大家又是起雅号,又是推社主,又是拟社日,仿佛要摆一席永久不散的筵席。社员也由三十七回首次咏白海棠诗会的六、七人逐渐增加到五十回即景联句的十几人。这时的诗词,虽然不无凄凉之音,但总的基调还是轻松愉快的。大家怀着“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的闲适心情,浅斟低唱,或吟海棠“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肤易消魂”;或赋菊花“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或赞螃蟹“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在“芦雪庭即景联句”里,更是腴词满口,乐嚣尘上,众声合唱着“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的颂歌。封建大家庭衰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景象,在海棠社诗词里,表现得相当清晰。

    桃花社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桃花社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都在五十五回之后的衰期,这时的贾府,屡遭变故,矛盾百出,衰亡的征兆日益明显,甚至连表面的繁荣体面也维持不下去了。因此,诗社从易名的一天起,就很不景气,林黛玉的《桃花行》,算是“代发刊词”,在这首哀婉凄绝的歌行里,充满了“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的悲凉气氛。这种悲凉气氛在《柳絮词》里,一发浓重了。填柳絮词是桃花社唯一的一次正式社日活动,也可以说是桃花社的鼎盛日。可是,即使就是鼎盛日,也不过六个人填了五首词,而且五首词中就有四首抒发的是惜春伤暮的情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史湘云的《如梦令》中“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取意于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摸鱼儿》:“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词是对南宋小王朝的行将灭亡表示哀挽,史词则是对封建大家庭“太平盛世”去而不复返表示慕恋。此外,《南柯子》中“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唐多令》中“嫁与东凤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西江月》中:“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都是不堪卒读的凄惨文词。贾府的衰败之势是“绾系”不住的,“内囊”还是一天天尽上来,“外面的架子”还是一天天倒下去,以至于七十四回大观园内部大抄检,贾府已是尸居余气了。随着贾府大势的江河日下,桃花社的哀音也越来越浓重地溢于词表。七十六回的“凹晶馆联诗”①,犹如回荡在空山幽谷中“一声杜宇”的余韵。这次联诗,从人数上看,少到只有两个人,比之当日芦雪庭联句时那种争强斗胜、吐玉喷珠的热闹情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清楚地透露出了封建大家庭一副行将散伙的衰杀景象。从内容上看,曾经高唱“照耀临清晓”的史湘云,也发出了“更残乐已谖”、“渐闻语笑寂”无可奈何的感叹;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更奏出“空剩雪霜痕”、“晦朔魄空存”等莫可名状的悲怀。特别是联诗的最后一联:“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凄清奇谲,意境深婉,既是对桃花社不宣而散的挽悼,又是对贾府衰败之后这两个孤女各自惨淡命运的形象写照。

    ①这次联诗虽不是正式的社日活动,但书中交代”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诗社,大家联句”,可见原计划是要起社联诗的,又因为,这首联诗与前面的芦雪庭联句有明显的对应性,同时,在时间上又与桃花社相连属。所以,我们仍把它算作挑花社诗作。

    海棠社、桃花社一前一后、一盛一衰,形成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从诗社建立时的一哄而起,到消亡时的不宣而散;从诗词中黄钟大吕般的“盛世”格调,到羽调商声式的末世哀音,这种兴亡、欢悲的变化,正是贾府盛衰过程中的必然反映。换句话说,贾府的盛衰变化通过海棠社、桃花社诗词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作者是把海棠社、桃花社诗词紧紧附着在贾府盛衰这条结构主线上,根据结构主线的发展来安排诗词,又通过诗词来突出结构主线的。如此运用诗词,诗有线穿,线因诗显,相得益彰,浑然无迹,给人自然而又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在这部巨著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其中栩栩如生者不下几十个。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塑造,大都不只有言有行、有血有肉,而且还都有诗有词,以诗词来深化人物性格。即使象王熙凤这样目不识丁的闺盲,作者也让她吟了一句“一夜北风紧”。

    曹雪芹创造性地把诗词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成为刻划人物性格的一种辅助手段。所以,他笔下人物的诗词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尤为突出。

    海棠社、桃花社的几十首诗词,虽然基本上都是咏物诗,题材大同小异,但由于作者是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经历、身份、文化修养来模写的;所以,各人诗词,各有特点,互不相犯。同是《咏白海棠》,含蓄浑厚的风格,就只能为恪守封建闺德,对自己豪门千金身份十分矜持的薛宝钗所独有,而林黛玉的《桃花行》哀艳凄绝,也只能是她曾经离丧,孤独伶仃中追求爱情自由而不得、反抗封建束缚而不能的多愁善感性格的反映。即使同是具有寄人篱下之感的史湘云,由于性格阔大宽宏,也与她迥然有别。

    鲜明的个性化,使得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在刻划人物性格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突破了一般古典小说中诗词在描写人物时限于用第三者的口气对人物的外貌做临摹式的描绘和对人物性格进行抽象概括的俗套,从而达到了诗出于人、诗即其人地深刻展示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境界。作者运用这些诗词来刻划人物性格,其艺术手法丰富多样,不拘一格,显示出卓越的艺术创新精神。

    烘云托月,突出重点。分别在不同的组诗里,突出最有特色的作品,从而衬托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海棠社、桃花社的历次诗会,表现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但是,作者在运用诗词刻划形象时,不是均施笔墨,平分秋色,而是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不同的人物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得到重点的表现。《咏白海棠》中,史湘云压卷,她作诗之前,探春、宝钗、宝玉、黛玉先写了四首。这四首诗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先写了海棠的千姿百态,托物咏怀,抒发了各人的不同感受,似乎海棠咏尽,无可再咏了。可是,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层,又让史湘云依韵和了两首。一首犹恐重犯,两首居然皆新。真是以险衬险,难中见难,硬是在“含蓄浑厚”“风流别致”的云层里,供托出一轮“跌宕潇洒”的明月来。史湘云的才华及其诗中表现的“自是嫦娥偏爱冷”、“也宜墙角也宜盆”的自怜自爱、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也就随着诗词的压卷地位而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菊花诗》十二题,林黛玉以《咏菊》《问菊》而夺魁。她那“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的菊花气质,也就与诗词一道,鹤立鸡群地再现出来。《螃蟹咏》三首,宝玉、黛玉二首显然是为烘托薛宝钗的绝唱而起陪衬作用的。宝钗一向“温柔敦厚”,这首诗中,她却大骂出口,活现出一个封建卫道者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通过诗词的烘托,使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海棠社、桃花社的每一组诗词几乎都是采用烘托手法,从而让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得到重点表现的。五十回的《红梅诗》,七十回的《柳絮词》,亦均类此。

    对比映衬,各显风采。通过人物的诗词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对比,从而显示出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出于众人之口,内容千差万别,风格各具特色。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人物形象也就在对比中互相映衬出来。《咏白海棠》中,薛宝钗的含蓄浑厚,林黛玉的风流别致,史湘云的跌宕潇洒,不同风格,对比鲜明,充分显示了三位贵族小姐的不同个性:薛宝钗“沮柔敦厚”;林黛玉多情善感;史湘云豪爽宽宏。《螃蟹咏》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诗又在内容上形成强烈的对照。一个在诗中赞扬螃蟹“铁甲长戈死未忘”,一个在诗中大骂螃蟹“眼前道路无经纬”。叛逆者与卫道者,两相映衬,个性分明。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在对比中显示不同人物的个性,不仅强烈鲜明,而且细腻入微,能在同一环境里显示出不同人物思想感情的细微差异。七十回的《柳絮词》,写于贾府“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败时期,封建大家庭的公子小姐们触景生情,感时怆怀,大都在词中或浓或淡地流露出一种惜春伤暮的愁绪。但是,这种共同的愁绪又因各人的身世、经历、地位的不同而有着内容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通过风格上的比较显示出来。史湘云之愁,是为家世已衰,只得寓身贾府,随境而安,因而表现的是一种“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的俊逸之愁。探春之愁,是为无力挽回盛世春光,心有余力不足,因而表现的是一种“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的婉转之愁。宝玉之愁,是为现实黑暗,找不到出路,春光逝去而又无可奈何:因而表现的是一种“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的超然物外的旷达之愁。林黛玉之愁,是为寄人篱下“嫁与东风春不管”;因而表现的是一种“空缱绻,说风流,叹今生谁舍谁收”的缠绵之愁。薛宝琴之愁,是为从小跟着父亲浪迹天涯,漂泊无定,因而表现的是一种“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的悲壮之愁。对比,是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主要手段,作者把这一手段运用于诗社的始终,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个性。

    思想冲突,假诗以现。通过诗词来展开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从而揭示出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海棠社、桃花社诗坛,不仅作为一个舞台,表现了大观园儿女们的文学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阵地,表现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生活在封建末世的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虽然同属贵族阶级,但思想性格却大相径庭。概括地说,存在着叛逆者与卫道者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在海棠社、桃花社诗坛上得到集中的反映。以林黛玉、贾宝玉为代表的叛逆“同盟”和以薛宝钗、史湘云为代表的卫道“协约”,她们在诗坛上形成了势同水火的两大阵营。双方都以诗坛为阵地,壁垒鲜明;以诗词为武器,唇枪舌剑。在尖锐、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各人的思想倾向和性格特征充分显示了出来。

    三十七回的海棠诗会,是她们的首次思想交锋。薛宝钗在诗中自吹“珍重芳姿昼掩门”;自夸“冰雪招来露砌魂”,自赞“淡极始知花更艳”。自我欣赏的同时,又不忘横枪伐异:“愁多焉得玉无痕”,对具有异端愁思的林黛玉进行讥刺,活现了一个恪守封建闺德的“冰雪”冷美人形象。林黛玉则针锋相对,用“碾冰为土玉为盆”进行反击,随即自画了一个与“珍重芳姿昼掩门”相抗衡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圣洁高雅形象。贾宝玉在诗中同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钗、黛的取舍、爱僧。他把薛宝钗比作“出浴太真冰作影”,这实际上是对薛宝钗的假颂真讽。三十回里,他曾开玩笑“把姐姐比杨妃”,引起宝钗借端发作,一失常态。这里用诗中语道出,却使她无由发作了;他又把林黛玉比作“捧心西子玉为魂”,对她寄寓着“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后来的史湘云,更是态度明朗,褒贬分明。下车伊始,便大叫海棠“自是嫦娥偏爱冷”——与她自己和冷美人薛宝钗有关,“非关倩女亦离魂”——与多情小姐林黛玉无涉。赞扬薛宝钗“秋阴捧出何方雪”的珍重芳姿;嘲弄林黛玉“玉烛滴干风里泪”的多愁善感。海棠诗会上,围绕着对白海棠的吟咏,展开了一场对珍重芳姿与风流多情的褒贬辩论,这实际上是具有封建意识与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两种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斗争。

    这种叛逆者与卫道者的思想斗争,在后来的历次诗会上都有所反映。三十八回的《螃蟹咏》就不妨看作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贾宝玉在诗中借“横行公子却无肠”以自况,对螃蟹似贬实褒。他一见到它就“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这也是他不顾封建老子贾政只要他读《四书》、《五经》的禁忌,一见到《牡丹亭》、《西厢记》这样的“异端邪说”书籍就爱不释手的写照。林黛玉在诗中马上附和,为螃蟹“铁甲长戈死未忘”的叛逆精神大唱赞歌。卫道士薛宝钗则不然,立即表示了自己的对立,在诗中大骂螃蟹“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设喻托讽,刺向宝、黛,最后狠狠地吟出:“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海棠社、桃花社诗词所展示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有的还相当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是不断转化的。史湘云在海棠社里总是与薛宝钗你唱我和,互为表里,党同伐异,矛头指向林黛玉。但是,随着家世的变迁,五十回后,史家名存实亡,而她也愈来愈感到身世处境的可悲,于是逐渐与林黛玉有了共同的身世之感,所以,桃花社里,她一反颂圣高调,哼起了凄冷感伤的低音。七十回里填柳絮词,她与林黛玉等人的感情渐趋一致,低回咏叹之间,不免发出相近的末世哀音,与薛宝钗那种高唱“东风卷得均匀”的粉饰现实、对现实充满信心的情感,形成鲜明的对立。到凹晶馆联句时,她更是与林黛玉声息相通,同病相怜,共同合奏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种缠绵凄楚的商声羽调。

    通过诗词来展开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思想斗争,让人物在尖锐、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自己,这样塑造的形象更有生动性和丰富性。

    海棠社、桃花社诗词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充分体现了曹雪芹运用诗词的艺术匠心:诗因人出,人因诗现。这也是《红楼梦》诗词运用的最大成就。

    曹雪芹是把诗词作为整个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创作的。这些诗词水乳交融地渗透在故事情节里,附着在结构主线上,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表达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当然,海棠社、桃花社诗词仅是《红楼梦》诗词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一些运用特征,还远远不能概括《红楼梦》诗词作用的全貌。尽管如此,海棠社、桃花社诗词的运用,在全书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研究它,对于我们观察整个《红楼梦》诗空,以至于理解整个《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都不无窥斑知豹的启发性。

    〔本文作者胡凤林,安徽省宿松县人,1956年生,现为安徽省铜陵市教育局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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