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2刘文菊（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大学语文的发展关键在于理论建设，包括对于近30年来“大学语文”课程理论的研究，包括上个世纪初以来的“大一国文”历史资料的研究，最终应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母语高等教育”的研究。

关键词：大学语文；大一国文；母语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1.何二元（1951-），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2. 刘文菊（1968-），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女性文学教学与研究。

大学语文要发展，关键在理论。有人说关键在教师，这话如果是说教师是大学语文的发展力量，我们是同意的，但假若其潜台词是说大学语文未能充分发展，遇到了较大问题，主要责任在教师——那我们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有人说，责任在社会。确实，目前社会太浮躁，精神滑坡、母语危机，等等。但是具体到大学语文，又不完全是这样。在30年的时间里，一门具体的课程，能够连续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成为讨论的热点，除了大学语文，别的任何课程还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厚遇。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社会，而没有理由责怪社会。

也不能把责任推在校长身上。教育部文件确实说过：“大学语文关键在校长”[1]。但假如是我们自己把大学语文的性质定位在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等，那么就没有理由怪校长了。目前各高校开设人文素质课和通识教育课，力度是很大的，动辄就开出50门，100门，即使不开大学语文课，你能说他们不重视素质教育，不重视通识教育吗？

也不能把责任推在教育部，说教育部为什么不明确下文，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然而教育部并不是没有重视，我们都知道教育部高教司出台过《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也召开过全国性的专门会议，希望弄清楚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问题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没能跟上，至今还只能说些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之类的话，教育部不可能把50门100门的通识教育课都规定为必修课。

    所以我们想，大学语文假如遭遇到“尴尬”、“边缘化”之类的困难，责任不在教师，不在社会，不在校长，也不在教育部，而在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没有做好。假如一门课程在30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性质，那么就很危险了。社会已经给了我们三十年的时间，社会恐怕不会再给我们一个三十年，假如我们不能在近期内赶紧把大学语文的理论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恐怕就过不去三十年这个坎儿，所以我们都要有极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下面本文从现状、历史、展望三个方面来谈谈大学语文理论研究。 

一、大学语文研究现状

    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开大学语文课，30年里，大学语文理论研究的成绩是不少的。首先是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能够检索到的已有2000多篇；其次每一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年会也将会议交流论文编辑成集出版，各省市的大学语文研究分会也有不少编辑了论文集的，比如广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江苏省，还有南开大学和高教社合作编的等；再有就是在各级大学语文精品课网站上的不少论文，这个数量就更大了。

    但是，纵观这么多的论文，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方向上有偏差，我们曾对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当时的数据是，标题含“大学语文”的论文计1745 篇，其中含人文“主题”的就多达720篇，占到近一半，而其它课题的研究就相对较少，比如论文标题含“大一国文” 的就只有1篇，说明不是一般的偏，而是偏得很。

    大学语文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不是不要研究，但有没有必要占到近一半的比重？理论研究的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这么多的论文，到底有没有弄清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中国的和西方的就不同，中国是“文明以止，人文也”[2]（P226），是讲人文对文明社会的制约，西方则是讲个性解放，和我们正好相反，徐中玉的《大学语文》和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就好像分别对应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文主义。可是我们的研究论文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仍是笼统地谈论人文主义，倒是主流社会比我们敏感，对这两种教材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那么在大学语文课文的选择中，到底用那一种标准呢？也许哪一种也没有用。30年来大学语文教材出了这么多，2006年的一个统计是1402种，这些年仍以每年七八十种的速度递增，其中确有一些好教材，但也不乏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甚至剽窃抄袭之作，但是你要说哪一种教材没有人文精神，人家和你打官司，你准得输。这说明“人文”这个概念对我们的教材不具有甄别的作用。

    而且，用人文来定义大学语文的性质，其实也并不能够到位。人文是一种宏大学科的名称，除了大学语文，人文类课程还有许多，假如你不对自己课程做出进一步的界定，那么其它人文类课程就都可能来取代你——你是“人文主题”吗？“两课”比你强势；你是“文化专题”吗？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课比你系统；你是通识教育吗？大学里可以一下子就开出50门、100门通识教育课，甚至放放电影（叫做“影视欣赏”）都能取代你大学语文，学生肯定还更加欢迎。所以所谓大学语文“危机”和“边缘化”，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迷失。     

    逻辑上讲概念的定义，有一个基本公式，叫做“属概念加种差”。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这些都是大学语文的属概念，大学语文要能正确定位，光知道属概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种差”，它与其它人文类、通识类的课程究竟有何不同？有何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这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二、大一国文：大学语文的历史研究   

    再说说那唯一的一篇“大一国文”论文，题目是《回忆清华的大一国文课和朱自清老师》[3]（P6-7）。学术界有孤证不足为证的说法，所以不能引起重视。直到14年后，2009年11月，才又有了第二篇：《远去的辉煌——从“大一国文”说起》[4](P28-41)。这个标题就透着苍凉。这样的研究肯定是不够的，“大一国文”是大学语文的历史，一门课程，如果不研究自己的历史，是很难对自己的性质做出正确判断的。

关于“大一国文”的起始时间，有很多含糊其辞的说法。比如钱理群、郜元宝等人说：“大一国文”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副产品，因为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汉语的教学，同时又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所以从高中到大学，就都有必要弥补文言文和增补白话文这两方面的需要，这才有“大一国文”的出现 [5]( P5)。叶圣陶则说得更加确切一点，他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27年度开始的”[6]( P98)。

但是这些都不太准确，确定一门课程的起点，应该看这门课程的性质，而不是只看课程的名称，否则，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岂不是要推迟到1949年？“大一国文”的课程雏形，应该是大学“国文”。“大一”只是一个时间限定，从开始在各年级开设国文科，到后来渐渐削减课时，变成三年，两年，乃至一年，最终定型为“大一国文”。所以，“大一国文”的课程性质是“国文”课，“大一”只是一个时间限定，假如将来对国文教育重视了，这门课重新跨越大一、大二，乃至大三、大四，那么也可能不叫“大一”国文的。

以此定位，则“大一国文”的出现时间应该是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始于斯，大学语文也绝不晚于斯。“癸卯学制”规定高等教育分办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大学堂是本科教育，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制三年，三年中均有“通习”课“中国文学”——“通习”即是公共必修课，“中国文学”是当时对于“国文”的叫法。同时，“中国文学”亦为各类大学本科的“随意科目”——“随意”即是选修课[7]( P328-392)。大学预科的必修课，加上大学本科的选修课，这就是最早的大学国文课。

后来，大学预科制取消，预科课程基本转入大学一年级课程，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8]( P514)，这应该是“大一国文”在名实两方面都正式定型的一个比较确切的日期，这个日期也比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民国27年度”要早很多。

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当年就流行的说“大一国文”是补课，补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白话两方面的课，如今又流行的说“大学语文”也是补课，补文革后学生文化素质差的课，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大一国文”和“大学语文”都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应有的课程，不是权宜之计，而必须作长远的安排。 

三、大学语文的研究方向：母语高等教育 

    母语教育的概念应该早就有的，但是在近四五年里逐渐被更加重视起来，从时间上看，应该和社会上关于“母语危机”的讨论有关。这方面主要的理论成果已有：

    《大学母语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王步高主编）

    《母语高等教育意义论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李瑞山）

    《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之一节，2008年，李瑞山、迟宝东）

    《母语主题的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实验教程》教师手册》，2008年4月，何二元）

    《母语·文章·教育——大学语文研究文集》（2009年3月，陈洪、李瑞山等主编）

     “母语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策略。前些年讨论，大家说大学语文课和外语、“两课”不能比，人家有“尚方宝剑”——那么“母语高等教育”就是我们给大学语文请来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有国家做靠山，还有国际社会做靠山。

    国家方面，历来是重视母语高等教育的，2006年11月，教育部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高教司副司长杨志坚发表题为《大学语文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的一种形式》的讲话[9]( P1-2)；会议形成纪要《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以通知形式转发会议纪要，将其升格为国家文件[10]。2008年11月，国家语委发布的《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为大学语文专辟一章，题为《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11]( P33-35)。

    国际社会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使用母语是一项基本人权[12]（48-58），在一些具体文件中，还特别谈到了母语学习与终身教育、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的关系。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2003年）指出：母语教育对初期教育和扫盲至关重要，同时还应“尽量将母语教学延长到以后的教育阶段”[13]（p86-96）。国际现代语文教师联合会（FIPLV）发布的《语言权利世界宣言》第二十四条指出：“所有语言社群均有权决定其语言被表现的程度：……包括学前、初级、次级技术和职业性、大学和成人教育。”第三十条指出：“所有语言社群的语言和文化必须在大学阶段作为研读和探究的主题。”[14]

    所以说，大学还要不要开语文课？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母语学习是每一个公民的终身义务，应该贯穿在一生中的每一个学习阶段，不要说是“大学语文”，将来搞终身教育，“大学后语文”也完全有可能。假如说，在人文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这样的定位中，大学语文还往往可能被排斥到边缘化的地位，那么在母语高等教育的领域里，大学语文肯定是一门核心基础课，这个地位是谁也不能动摇的。

当然，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拿到“尚方宝剑”，也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大学语文的课程名称上加上“母语”的字样，从提出“母语高等教育”的命题，到编出一个真正体现母语高等教育的大纲，编出一本真正体现母语高等教育的教材，中间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更不要说奠定“母语高等教育”在高校公共基础课中的核心地位了，那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

大学语文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官员：大学校长对语文教育负有重要责任[N]．中新网 2007年8月16日电。

[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6．

[3] 伍铁平．回忆清华的大一国文课和朱自清老师[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4] 陈国安、王海燕．远去的辉煌——从“大一国文”说起[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5] 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大学文学：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A]．大学文学·序言[C]．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6] 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国文[A]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7]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A]．奏定高等学堂章程[C]．奏定大学堂章程[C]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8]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9] 杨志坚．大学语文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的一种形式[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6期．

[10] 教高司函[2007]38号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11] 李瑞山．母语高等教育意义论要[J]．南开学报·哲社版，2007(1)．

[12] 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

[13] 郑梦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问题规约情况[J]．世界民族，2008（5）．

[14] 该宣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址http://www.unesco.org/cpp/uk/declarations/linguist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