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的定义
在叙述中国文学之先，我们为便利起见，把中国最古的文学定义，先拿来详细研究一番。中国最古的文学定义，见于《尚书》的二十四字：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段郑玄《诗谱序》认作“诗”的起源，是很对的。我们试看乐律家如韩邦奇、刘濂、何瑭等的解释，更觉这一个定义，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按（一）韩邦奇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乐本起于诗，诗本生于心，而心本感于物，苟八音无诗，八音何用哉？（二）刘濂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万世诗乐之宗也。夫人性本静也，喜怒哀乐之心感，而呻吟讴叹之事兴，凡诗篇歌曲，莫不陈其情而敷其事，故曰诗言志也。歌生于言，永生于歌，引长其音而使之悠飏回翔，累然而成节奏，故曰歌永言也。乐声效歌非人歌效乐，当歌之时，必和之以钟磬琴瑟之声，故曰声依永也。乐声以清浊顺序不相侵犯为美，必定之以律管而后协焉，故曰律和声也。律吕既定，由是度之金石弦管诸音，且如作黄钟调则众音以次皆从黄钟，作太簇调则众音以次皆从太簇，人声乐声莫不安顺和好，故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也。……夫始于诗言志，终于八音克谐，古乐之全，大略可见矣。（三）何瑭说：古乐之不传也久矣，然其始终本末则略见之数言，而律吕声音则犹存于俗乐之制作，顾观者不加察耳。夔作曲乐，舜命之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本末略见于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陈其情，是之谓诗言志；俗乐之词曲，各陈其情，乃其遗法也。诗既成矣，其吟咏之间，必悠扬宛转，有清浊高下之节，然后可听，是之谓歌永言；今俗乐之唱词曲，乃其遗法也。当歌之时，欲和之以乐器之声，其乐声清浊高下必与歌声之清浊高下相应，是之谓声依永；俗乐唱词曲之时，或吹竹弹丝与之相应，乃其遗法也。至此则乐已小成矣。若并奏众音，清浊高下难得齐一，故须用律以齐之，如作黄钟宫调，则众音之声皆用黄钟为节，作太簇商调，则众音之声皆用太簇为节，然后清浊高下自齐一而不乱，乃其遗法也。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至此则乐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则其用也。夫乐之始于诗言志，终于律和声，始乃言其本，终则言其末也，古乐之始终本末，亦略可见矣。由这些解释，可见中国从古以来的诗，音乐的含有性是很大的，差不多中国文学的定义，就成了中国音乐的定义，因此中国的文学的特征，就是所谓“音乐文学”。
中国音乐文学史第二章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关系读《尚书》一段，我们已知道中国文学是以“音乐文学”为正宗了，但这音乐文学的定义，在文学批评史上我们还可寻出许多根据，最重要的是《礼记·檀弓》、《乐记》和《毛诗序》的几段妙文，简直把“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真是道着中国文学的美质了。《檀弓》说的是：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矣。《乐记》说的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言其志也，歌永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毛诗序》情文声音一节，更说得妙绝：诗者志之所之也，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我们再看中国著名的注疏家、文学批评家，都隐隐然以诗歌与音乐合为一谈，都是把论“声”论“歌”的话来论诗的。如荀况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说：“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郑玄说：“诗，弦歌讽谕之声也。”孔颖达说：“诗者歌咏欢乐也。”又说：“诗是乐歌。”“诗是乐章。”杨士勋说：“诗者乐章也。”郝经说：“古之为诗也，歌诵弦舞断章为赋而已。”许宗鲁说：“诗者宫徵之所谐，管弦之所被也。”乃至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明明白白说：“诗为乐心，声为乐礼”、“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的话，就其中说得最透彻的，自不能不举到郑樵、章潢，他们所主倡的音乐的批评，是最能提醒我们的：
（一）郑樵说——“夫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又曰：“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又曰：“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又曰：“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弦，大师世守其业以教国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习焉，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寓其意……后之弦歌与舞者皆废，直诵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义，故论者多失诗之意。”
（二）章潢说——“乐可易言乎？诵之歌之弦之舞之，皆足以成节奏，而要之声诗其本乎！仲尼闻韶，闻此者也；季札观乐，观此者也。……尝考之古之达乐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以成乐均者也，信乎乐非外乎声诗也。虞帝命夔典乐教胄，不过曰：汝闻音律出纳五官，而《周官·大司乐》所掌歌奏，征诸《虞谟》《商颂》，较若画一，然则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自古迄今，其义未有改矣。”又说：“自诗官不采言，乐官不被律，而声诗之学称贱业焉。故杜氏有曰：汉制氏世业，但能纪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言知声诗而不知义也。齐、鲁、毛、韩诸家，以序说相雄长，以义理相授受，而经生学者始不识诗，言知义而不知声诗也。夫德为乐心，声为乐体，义为乐精，得诗则声有所依，得声则诗有所被，知声诗而不知义，尚可备登歌充庭舞；彼知义而不知诗者，穷极物情，工则工矣，而丝簧弗协，将焉用之？甚矣声诗不可不讲也！”
由上便知中国文学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所谓诗歌即是音乐，所谓诗经即是乐经。可惜这个最古的文学定义，在郑渔仲时代，已很少有人懂得，到了现在，讲中国文学的更越发糊涂了，越发走向反音乐的路上去了。现在讲中国文学史的，不管是新旧派，对于音乐文学都没有多大理会，他们都是和郑樵等的说法刚好相反，以为文学只是文章，是为文不为声的。尤其是旧派，他们所下的文学定义是：彩绣之美，是文本意，属辞义同彩绣，亦命曰文。他们的“文”字的解释，是根据《说文》说的：“文，错画也，象交文”，《广雅·释诂》说的“文，饰也”，和《释名·释言语》说：“文者，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也”，因此顾名思义谓：“非偶词俪语，不足为之”。这自然太把文学看成“图式化”了。其实这种“图式化”的文学，是文学的第二义，而《尚书·舜典》所说，才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义，似那《文选》派的“偶语俪句”，这些只算僵了的诗，既然不可谱入管弦，也还能够叫做“文学”吗？反一面说，所谓白话的文学家，似乎也很懂得文学的起源是关系乐曲，如“唐人作歌诗，晚唐五代两宋人作词，元明人作曲，因为都有那‘好妓好歌喉’的引诱，故自然走到白话的路上去”，那末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应该就是一部音乐的文学史了。但是他们一转眼之间，又主张“废曲用白”，要把文学和音乐脱离关系而独立发展，他们的根本错误，在没有认清文学的起源是音乐的，而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尤其就是音乐的；他们没有认清中国文学的定义，没有认清纯文学和散文的不同，所以结果是太把文学散文化了。其实散文决不是真正表现情志的文学，更不是文学的极点，如他们极力提倡散文诗，以为散文诗才是完全脱离音乐拘束的自由诗，其实自由诗虽反对定形的音节，但决不是什么散文体的，如法国象征派诗人所提倡的自由诗，才是真正的音乐文学哩！
二、中国文学的分类
我们以为如果要建立中国的“音乐文学”，先不可不纯禀客观把中国文学的本义和特质研究一下才好。中国文本分两大类：（1）文，（2）史。史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碑文、墓志之类，但决不是文学，章学诚言六经、诸子都是史，可见表现纯理的学说文，如义解（经学）、论撰（子家）也不算得文学。然则“文”是什么？我以为“文”只是“情感的表现”，文学所以能表现作者人格，完全由于情感的魔力。“史”是什么？“史”只是“理智的表现”，据事直书，凡可写录成册子的都是。“史”又称为“笔”，《礼记·曲礼篇》说：“史载笔。”孔子修《春秋》也说：“笔则笔，削则削。”可见文笔之分，其源流很远，不是起于晋宋时代，不过到了晋宋，文笔的区分，才经批评家如萧绎等，特别把他提出来罢了。当时的说法，大概有两种意义：
（一）“文”是情感的，“笔”是叙述的。——《金楼子·立言篇》论文笔之辨，有“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笔退则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据上便知官牍史册一类的应用文，本不能当作文学。
（二）“文”是音节谐和的，“笔”是不讲音节的。——《文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南史·范晔传》：“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这个韵就是指音节而言，文所以能够独立，完全因为音节上的关系。
“文笔”或称“诗笔”。《杜甫集·寄贾司马严使君》诗：“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赵璘《因话录》：“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文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可见晋宋时文笔分别，到唐代仍存。宋郑樵在《诗辩妄·读诗法》说得更好，“夫文章之体有二，有史传之文，有歌咏之文，史传之文以实录为主”，可见凡一切平铺直叙不带情感的描写，从来都只算得史传之文，史传之文哪里算得活文学？活文学应该都是有情感和音节的，凡无情感音节者，都只得谓之“史”或“笔”，不能叫做“歌咏之文”。并且情感和音节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作者所暗示的情感愈专，便音乐的含有性愈大，因为文学是直接触动情感，所以在情感极高的文学中，绝没有知识概念存于其中，所有的只是“真情之流”一泻而出。然而这不可思议的魔力所产生的作品，却正是表情最自然最美的声音，和声音同声音连合而成最美的言语，所以一字一句一叹一唱，都有自然的和谐，这就是有韵为文的道理了。有韵就矢口讴吟，自成乐韵之妙，虽村夫农妇，吟咏性情，既不知这是哪一律的声音，哪一调的歌曲，他们只要把他自己的喜怒哀怨发泄出来，便都是很美的音乐文学，所以刘勰说：“声发则文生矣”，这句话实在把中国文学的美质，完全说尽了。
但是文笔的区分，虽在中国文学史上关系极大，而文笔区分的真义，却仍旧被旧批评家完全弄糟了。阮元的《学海堂文笔对》罗列了许多考证的材料，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本有“文”、“笔”之分，即是“美术文”和“应用文”之分，这个贡献可算很不小。他又在《文言说》道：“韵即声音，声音即文也。”依照他的话，也许在清代早就有“音乐的文学”发生了，但他一转语间，又以排偶为文，说什么：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即尊之曰古也。文学既只是纯粹美丽的形式，便“妃黄俪白”，何所不至，其末流遂至如刘申叔一流竟谓“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此体”，说来可笑亦复可怜，怪不得白话文学家老实不客气有“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主张了。我以为这实在是白话文学的长处。其实讲到中国文体，当然以韵文为文学正宗，韵文是要有音节，却又极力反对定形的音节，而要各人依自家性情、风格、情调，与一时一时的情绪，而发与之相应的音节。韵文以外的文体，如果他的叙述结构是情感的，便都是有音节的，不过他的音节是“不歌而诵”的，是没有音乐的关系的，这自然不如“音乐文学”更有“逼人性”了。再说散文，在艺术上因为不能脱离知的形式的束缚，所以对于情感的表现，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固然散文中有许多是有节拍的，当我们诵读时，也诚然可以使人恍然如身历其境，“但当我们的神为散文的节拍所移时，总觉有一种东西将我们吊住。散文的戏剧和小说，都是例外的散文。创这种体裁的人，便是那些不能用韵文做戏剧和不能做诗的人。且譬如窃位之主，基业既固，便是换了一个朝代，而我们也就认为合法。”这是西门司（Symons）论散文与韵文的话，我们很愿意介绍来做中国文体的批评标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看出“音乐文学”胜出散文体表现的特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