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毗邻，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文化长期以来就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促进了双方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起，大量的佛经被翻译和传播到中国，其中的印度文学也以特定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大量读者和众多作家。

    我们知道，在近现代文学中，佛教文化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学创作。但对于文学家来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还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刊出了《台峨尔的人生观》，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的世界观。1915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泰戈尔《赞歌》的中译文，并对泰戈尔作了简单介绍。1924 年，六十四岁的泰戈尔正式访问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掀起了泰戈尔热，翻译泰戈尔作品及评介文章大量涌现，泰戈尔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许多中国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深受影响。

    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研究泰戈尔的有张闻天、瞿世英、王统照，但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郑振铎。他于1922 年翻译出版了《飞鸟集》，这是国内第一部泰戈尔诗集之全译本。此后，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为欢迎泰戈尔访华，连续出版了泰戈尔专号，其中不乏他翻译的泰戈尔作品及评论文章。1925 年，他的《泰戈尔传》出版。

    泰戈尔对中国影响之深厚，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泰戈尔的兴趣之浓厚，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十九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分别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两国文学家都在探索着如何使自己的笔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服务。在创作经历上，泰戈尔和中国文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他们两人都曾在反殖爱国运动中大声呐喊过；在革命退潮时期，他们在思想上又共同经历了痛苦的探索时期，对旧的自我作了深刻的反省与否定；他们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各自在诗歌中急切地表达出盼望光明世界来临的强烈愿望。茅盾曾由衷地写道：“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诗人。”

    泰戈尔的思想是非常庞杂的。他注重印度吠檀多经典《奥义书》的人生哲学，也崇拜中国的老子哲学；他既受本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影响，又受欧洲近代诗人雪莱、拜伦、华兹华斯、济慈、歌德、叶芝等人诗歌的熏陶。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既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民族利益拍案而起的怒目金刚似的创作，又有清风朗月、柔情似水的爱的低语。他的爱国主义、泛神论精神、博爱仁慈的处世哲学，经过东方文明的过滤之后，更能吸引一大批正急切寻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泰戈尔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各取所需，来印证和充实自己，因而泰戈尔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家的各个层次、各种流派中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形成了泰戈尔热。

    五四时期的作家中，郭沫若在创作上受泰戈尔影响最早。他在日本留学时，首先接触到《新月集》中的《云和波》、《婴儿的世界》等诗篇，被那纯真净美的世界所深深地吸引，并惊喜地发现泰戈尔的诗“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这正符合五四时期提倡的以白话改革旧体诗的时代要求。从此，郭沫若踏上了文学道路，诗兴勃发，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他作诗的第一阶段，受了泰戈尔清新平和诗风的影响，力主冲淡，写了许多描绘自然风景，抒发朦胧微妙的感受的诗。这些诗在意象上与泰戈尔有相似之处，脍炙人口的《天上的街市》便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启发。在泰戈尔的剧本《春之轮回》中，有这样一首诗：

　　午夜的天空有无数的星辰，
　　在天空中悬着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他们下降到地上，
　　也许可以用来作街灯。

郭沫若以奔放的激情，驰骋诗的想象，把天上的明星与地下的街灯作比，别具一格地熔进中国民间牛郎织女的传说，把天上的流星比作牛郎织女见面时提着的灯笼，使这首诗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

　　从此，郭沫若高举着民主与自由，个性解放的旗帜投身五四运动，他的激情化作了烈火焚烧、死而复生的凤凰。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带着新鲜的活力，夹着惠特曼的粗犷、豪放的诗风，转化成郭沫若诗歌的血肉。凤凰涅槃时达到的最高境界，与泰戈尔诗中梵我同在、神人合一的思想相当接近。

　　泰戈尔对冰心的影响更加深远。这种影响及至她整个创作历程。五四时期，冰心不满当时社会那种封建专制的重压，感到现实就象一道漆黑的圈儿，人生不过是在圈子里奔走呼号，却求不到圈外的自由。正当冰心在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极力地探寻着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价值时，她接触了泰戈尔学说，那种热爱现实人生的入世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冰心。泰戈尔认为，生命虽然短促，但只要我们工作，爱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的生命便常在。他有自己的生死观：人的形体之死，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人性中有神的属性，而且是最崇高的属性。当人从有限的客体世界过渡到无限的神的世界时，即由平庸的境界向真、善、美的境界超迈时，在肉体就是由生向死的过程。因此死不过是生在绝对意义上的延续。泰戈尔的人生观给了冰心极大的慰藉，她在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通过宛因的口用泰戈尔这些思想批判自己对人生的虚无感，认识到生命不朽，“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它不是“超出世外”的，而是“现在也有”。在小说《除夕一梦》中，她表示：虽然“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她还是要为实现将来的黄金世界准备着“创造——奋斗——牺牲”。正是这种振作奋发的精神，促使冰心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以自己的笔投入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战斗。

　　冰心从泰戈尔的作品中获取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指导。冰心还具体地吸收了泰戈尔关于女性爱的精神，确立起世界由母爱建造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哲学思想，把母爱当成世界构造的基石，化为推动人类社会以至宇宙发展变化的动力。《新月集》中描绘的纯净甘美的儿童王国，也极大地吸引了冰心。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构筑了一个理想天国，它没有成人的怀疑贪望，喧哗争斗，生之烦恼，生之痛苦，有的只是人的自由与万物的和谐，泰戈尔热望这些“孩子天使”走到成人世界去传播爱的福音。冰心受到极大的感染，她呼唤道：“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的小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她的小说《爱的实现》中，天使般可爱的姐弟俩每天从诗人静泊的窗前经过，不知不觉中指引了这位作家的思路，使她文思敏捷地续完了笔触迟滞的长文《爱的实现》。冰心笔下的孩子天使身兼二职：既是替冰心反抗黑暗现实的甲士，又是为冰心追求理想指引道路的明灯。经过创造与变形，冰心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转化成自己创作中的三大母题：母爱、自然爱、童心爱。

　　在文体风格上，冰心直接接受泰戈尔的巨大影响。她说：“我写《繁星》是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飞鸟集》在自由短小的形式内，挥写刹那间的思想灵感和对人生哲理的探求。这给了冰心以艺术上的启示，她觉得这种抒情哲理小诗能最大容量地包揽自己在不稳定的现实中飘忽不定的情怀。她灵活而巧妙地融合了《飞鸟集》的特点，不着痕迹地创造出自由的诗篇。当然，冰心这种“春水”、“繁星”体的小诗形式，并不单是来自泰戈尔，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也许更深刻。

　　泰戈尔与中国的交往非常亲密，一定程度上与徐志摩有很大关系。徐志摩受西方思想的熏陶，追求性灵的解脱与自由发展，在爱与美的轻波中低徊，但他“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他一接触到泰戈尔的诗歌，马上崇拜得五体投地，引以为自己最崇拜的诗圣，甚至亲昵地称他为“罗宾爹爹”。泰戈尔也把徐志摩看成最知心的朋友之一，给他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1924 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始终伴随，担任主要接待和翻译工作。1929 年，泰戈尔又专程来华私访徐志摩夫妇。在他们家作了几天客人。徐志摩在信中写道：“你对中国匆匆的访问，对于那里的朋友们，留下了永存的怀念。更值得安慰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远远超出于个人之间的情谊，而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精神的融合。在国际种族友谊的觉醒上，这种怀念将成为不断发展的因素。”1924 年，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赴日本讲学，著名的《沙扬娜拉》一诗就是得自这次讲学给他带来的灵感。诗中日本女郎的形象，受到泰戈尔在日本大坂妇女欢迎会上的讲演词的启发。徐志摩用诗的语言和旋律，写出了日本女郎为外国朋友送行时，那种依依惜别的特有神态和复杂心情，很快它就流传开来，成为中国现代脍炙人口的杰作。内在的情韵使它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徐志摩更是神往于泰戈尔的爱之天国，在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泰戈尔平和美妙的童真心境之间，十分容易发生共鸣。曾是新月社和新月派的最重要代表之一的徐志摩的诗歌《我眼里有你》，与《新月集》简直浑然无分。当然，徐志摩是凭着个人强烈的感情来理解泰戈尔的，他比较注重老人思想中节制和谐、耽于幻想的一面，以比较消极的态度来领悟泰戈尔的人生观，但他在与泰戈尔的交往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却为印中人民文化交流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桥梁作用。

　　1937 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命运的抉择。就在这时候，泰戈尔在印度创办了中国学院。正式建成时，泰戈尔主持揭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真诚地积极地传播中国文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邀请著名的中国学者去印度访问讲学，徐悲鸿、谭云山、许地山、徐志摩等人同中国学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泰戈尔对中印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位印度的伟大作家，横跨东方和西方的伟大诗人，以他的杰出智慧和文学遗产，影响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对他的了解和研究，依然是各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我们深信，他将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学大师之林，他的声音将永远回荡在东方大地，留存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