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品味本课所选《世说新语》六则故事所体现出来的魏晋风骨。
2.阅读《世说新语》其他篇章，体会《世说新语》隽永简约的艺术风格，以及其简短篇幅中透出的智慧与风度。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刘义庆，南朝宋文学家；《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轶闻遗事和玄虚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2.内容提示
《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所创作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轶事琐语的笔记小说。此书不仅保留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而且语言简炼，文字生动鲜活，又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便得到历史文士阶层的喜爱和重视，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刘义庆也因为此书而名垂千古。
鲁迅先生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事则高筒瑰奇”。本课所选六则精彩场景，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审美情趣：轻视外物、向往自由、冷静坦荡、狂放不羁、即兴任情、语带玄机等。
三、作者生平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他本是宋武帝刘裕之侄，刘裕大弟弟长沙王刘道怜的第2个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因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没有儿子，刘义庆便被朝廷过继给刘道规为后，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刘义庆自幼聪敏过人，受到伯父刘裕的赏识。刘裕曾夸奖他说：'此我家之丰城也。'年轻时曾跟从刘裕攻打长安，回来后被任命为东晋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徙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刘宋建立后，他以临川王身份历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显要职务。当时'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因为刘义庆被认为是宗室中最优秀的人才，所以朝廷才委派他承担如此显要之职。后又改授散骑常侍、卫将军、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刘义庆为人“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刘义庆性爱文艺，喜与文学之士交游。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名儒硕学。
刘义庆在公元444年去世，终年42岁，谥为临川康王。
刘义庆生有5个儿子，均有功名：长子刘烨(一作晔)，嗣封为临川王；次子刘衍，官任太子舍人；三子刘镜，官任宣城太守；四子刘颖，任前将军；五子刘倩，官任南新蔡太守。临川哀王刘烨，官至通直郎，后被太子刘邵杀害。刘烨生子刘绰，字子流，承嗣为临川王，官至步兵校尉，顺帝末年因谋反被杀，临川王国也被废除，后裔不明。
四、作者作品
刘义庆著作丰富，所著有《徐州先贤传》10卷；又曾仿班固《典引》作《典叙》，记述皇代之美；此外还有《集林》200卷，《世说新语》10卷。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部千古流传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他和门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是志人小说集。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遗闻轶事。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这部书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继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一书计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三十六篇，除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属孔门四科，其中有部分传承儒家礼教的内容外，其余篇类大都洋溢着自由浪漫的人生格调，显示了独立自觉的文学内涵。
五、创作背景
自汉朝末年，经三国魏晋南北朝，直至隋统一，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封建割据、军阀作乱、外族入侵纠缠起伏，绵绵不绝。因为政治的诡谲不定，儒家入世的传统思想基石渐渐动摇，人们开始寻觅另外的精神依凭。鲁迅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
谈一些玄而又玄的道理，服药饮酒，笃信佛道，任性率真，成为当时社会精英们追逐的时尚。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秉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当时有名的文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曾受到他的礼遇。担任江州刺史与南衮州刺史期间，刘义庆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
2.课文分析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言语行为的一部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有梁刘孝标注本。刘注的特点是收集许多其他古籍材料﹐与原文参证﹐这些材料多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宋刊本。国内影印的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附有日本所发现的唐写本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嘉趣堂刊本等。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本篇课文选了其中6则。
《身无长物》
《德行篇》第44条
德行，指人的道德品行。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颖达疏《易·节》曰：“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可见，德行好坏是品评人才优劣的最主要标准。其界线，则为是否符合儒家仁信礼智、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本门共收录47则，大都是表现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故事，其中以至孝的故事为多，这是魏晋时期历代统治者主张“以孝治天下”的反映。故事中也有表现某些追求个性解放、违背儒家礼教行为的内容，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对名教产生怀疑，转而崇尚老庄哲学的社会思潮。
译文：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忱去看望他。王忱看见王恭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子，便对他说：“你从东边回来，必定有不少这种竹席，能不能拿一张给我。”王恭没说什么。王忱走后，王恭就把所坐的那张竹席送给他，自己则坐在草席子上。后来王忱听说这件事，很吃惊，对王恭说：“我原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向你要。”王恭回答说：“您不了解我，我为人处世，从不占有多余的东西。”
《支公好鹤》
《言语》篇第76条。
言语，“孔门四科”之一。《论语·先进》曰：“言语：宰我，子贡。”《孟子·公孙丑》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据说宰我、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为能言善辩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合纵连横，最重外交，故游说舌辩之士受到空前的重视。所以，思想敏捷、善于辞令、应对机智，逐渐成为士大夫和文人必不可少的才能和修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繁琐的经典章句之学收到轻视，谈玄析理、微言大义之风盛行。因此，士大夫在应对辞令方面，努力追求语言的简约机巧而意味深长，哲理精微而内涵丰富。言语，成为当时审视士人才华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以至有“三语掾”的美谈。在士族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很讲究语言辩给。因此，有关言语的故事丰富多彩。本篇共收录108则，真可谓词旨精微，妙语连珠，兴致盎然，生动的表现了魏晋人的才情。
译文：支公（支遁）喜欢鹤，住在剡县东部的岇山时，有人送了他两只鹤，过了不久，翅膀长好了，就要飞去，支公舍不得它们，就折断了鹤的翅膀。鹤举翅却飞不起来，就扭头看着自己的翅膀，低下了头，看起来非常沮丧。支公说道：“ 既然有飞上云霄的本领，怎么会肯于给仁当观赏的玩物呢？” 于是细心调养，让鹤的翅膀长好后，让它们飞走了。
《小儿辈大破贼》
《雅量》篇第35条。
雅量，意谓胸怀宽阔，气度宏大。自古以来，雅量就是作为美德而为人推崇的。魏晋士大夫崇尚玄远高迈，因此更加看中雅量，并以此作为品题人物的一个重要题目和体现名士风范的重要品性。雅量者其志高原，处世淡泊宁静：蒙辱不愠、临危不惧、视才如土、为政宽仁。其最高境界是视死如归。本篇共42则，具体描述了魏晋名士虚怀若谷、超凡脱俗的行迹。
补充注释：
淮上利害：淮水之上的胜负。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大举南侵，企图灭晋，布阵淮河、淝水之间。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派遣其弟谢石、侄谢玄征讨，于淝水大败苻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译文：谢公（谢安）和人下棋，一会儿，谢玄从淮水派来的信使到了，谢公看完信，默默无言，缓慢地转向棋局。客人问淮水战斗的胜负情况，谢公答道：" 孩子们大破贼寇。" 神色举止，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雪夜访戴》
《任诞》篇第47条。
任诞为任性放纵之意。魏晋名士“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转》），始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不满于司马篡位，又目睹统治集团的阴险残忍、倾轧杀伐，因此蔑视他们标榜的名教和礼法之士的虚伪，转而崇尚老庄玄理，向往虚静淳朴、天真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继而将老庄自然无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纵酒放达、诋毁礼法、傲视权贵、愤世嫉俗，开魏晋名士旷达任诞之风气。本篇共收录54则。
补充注释：
左思：齐国临淄人，晋代文学家，作品有《三都赋》、《咏史诗》、《招隐诗》等。《招隐诗》：共两首，描写隐士生活。
译文：王子猷（王徽之）住在山阴，有天晚上下起大雪，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人斟酒。举目望去，天地一片洁白，于是起身徘徊，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思念起戴安道（戴逵），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徽之立即乘上小船连夜去找戴安道。船行了一夜才到，王徽之来到戴安道家门口却没进去见面，而是转身回去了。有人问他缘由，王徽之说：“我本来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安道呢？”
《试为我一奏》
《任诞》篇第49条
补充注释：
胡床：古代由胡地传入地一种轻便坐具，交椅、坐榻之类。
译文：王子猷（王徽之）到京都去，刚到清溪渚。以前他就听说桓子野（桓伊）擅长吹笛，，但没有见过面。正逢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徽之在船上，客人中有认识桓子野的，就对王徽之说：" 这个人就是桓子野。" 王徽之就派人区向他传话说：" 听说你笛子吹得很好，可否为我演奏一曲呢？" 桓子野当时已经身贵位显，久闻王徽之的大名，就回身下了车，坐在胡床上，为王徽之吹了三支曲子。演奏完毕，就上车走了，主客双方一句话也没有说。
《闻所闻而来》
《简傲》篇第3条。
简傲，即轻贱他人而自傲之意。魏晋政权交替之际，嵇康等士人蔑视司马氏及其追随者，公然对他们倨傲不恭。司马氏为笼络士人，给予暂时的容忍。其后，以慢世任诞为清高的魏晋风度逐渐形成，简傲不敬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崇尚老庄玄学、追慕旷达、不拘礼法者傲慢自放；门阀制度下，贵族子弟们因门第优越而凌人傲物；以玩忽职守为飘逸方外者为官不问政事，标榜超凡脱俗而目空一切；甚至于有些趋炎附势、自命清高者，也故作姿态怠慢于人。本门共收录17则。
译文：钟士季（钟会）非常聪明，擅长玄理，早先他并不认识嵇康，后来钟会邀请当时的名流，一起去找嵇康。嵇康正在大柳树下打铁，向子期（向秀）帮他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依旧挥锤打铁，旁若无人，很长时间也不和钟会说话。钟会起身离去时，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3.课文难点讨论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请同学们体会本篇所选六则故事简约语言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人物风骨，谈谈读完之后对人物性情的理解。
4.相关评论
“《世说新语》虽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途，都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物的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的风俗、习尚，这确实士很好的历史资料。”
——周祖谟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鲁迅
七、练习
1.选择题
（1）《世说新语》的编著者是南宋著名文学家( )
A. 刘孝标 B. 刘义庆
C. 刘向 D. 刘伶
答案：B
（2）下列作家中，没有给《世说新语》做注释的是( )
A. 余嘉锡 B. 徐震谔
C. 胡适 D. 杨勇
答案：C
（3）下列哪个门类，不属于孔门四科（ ）
A. 德行 B. 言语
C. 政事 D. 容止
答案：D
2.填空题
（1）《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宋宗室临川王（ ）撰，梁（ )注。今传本分为（ ）篇。
答案：刘义庆、刘峻或刘孝标、36
（2）（ ）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事则高筒瑰奇”
答案：鲁迅
八、研习与思考
1. 阅读《世说新语》，为其中的36门分类写出简单的说明或定义。
答：建议浏览徐振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
2. 收集《世说新语》中描写谢安的文字，结合阅读《晋书·谢安传》，谈谈谢安的人物性格。或从《世说新语》中自选一个人物来作类似的研究。
答：略。
3. 谈谈你所理解的魏晋风度。
答：注意从当时崇尚对人物风度的审美现象入手，把握魏晋时期对人性、人的精神状态的审美追求，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南朝砖画《竹林七贤图》
这是一张砖画拓片，原砖画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为墓室两壁的砖印壁画，砖画描绘的是东晋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位名士和春秋时著名高士荣启期的形象，是当时帝王阶层墓葬中流行的一种题材。画中除了有竹林七贤外，还有一位春秋时期的高士荣启期，之所以把他纳入该画，主要是为了画面和人物数字的对称，而对称的布局是南朝绘画特别注重的一点。我们从拓片上可以看到八个人各不相同的形态，尤其是神态，很符合每个人的性格。比如嵇康的傲然，阮籍的微笑，山涛的凝视，王戎的遐想，刘伶的沉思等，都有所表现。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物的性格，画中人物还配上了符合他们身份和性格的道具，如财迷王戎的钱箱，酒徒刘伶的大酒觚、阮咸的琵琶。从画的风格看，画中线条“长线缭绕，秀骨清朗”，可以看出它吸收了印度佛教画中线条流畅，用笔柔软但又柔中见刚的风格。而散点透视的方法，则是继承了古代绘画的传统。两方面结合形成了该画的特点，这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绘画特点。
十、延伸阅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