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体会作品简单叙述中蕴藏的人生哲理和意味。
2．学习本篇小说的独特写法，自己写作一篇短篇小说。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刘以鬯，香港著名编辑、作家；《打错了》；一个故事的两度叙述，一个偶然插曲带来的不同结局。
2．内容提示
《打错了》是一篇从形式到内涵都极为独特的短篇小说，通过一起车祸表达了作家关于人生祸福无常的感叹，深含命运辩证法和人生哲理。故事情节很简单。陈熙从美国留学回来，拿到学位，但未找到工作。他准备找到工作后就跟女朋友吴丽嫦结婚。他已寄出七八封应徵信，这几天一直呆在家里等回音。接到吴丽嫦约他去看电影的电话，一出门，便被一辆失控的巴士辗成肉酱。和他一起被辗死的还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
故事写到这里，已经有微型小说的味道了。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只有小说味的作品，他要使它耐人寻味，要使它让人看过之后久久不忘。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作者用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将前面的场景稍作加工，再放一次。
第二个场景与第一个场景差不多，只是在陈熙出门之前增加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多了一个小插曲。他接到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出门迟了几分钟，便免去了一场灾难，他看到离他不足五十码的地方，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被一辆失控的巴士辗成肉酱。
三、作者生平
刘以鬯 (1918— ) ，原名刘同绎，原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194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到重庆新闻界工作，先后在《国民公报》和《扫荡报》任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1948年到香港，开始为《星岛晚报》写稿。1952年应邀至新加坡《盖世报》任主笔，编辑副刊。1957年以后定居香港。1960年主编《香港时报》的副刊。1963年任《快报》的副刊编辑。随后又兼《星岛晚报》文艺周刊《大会堂》主编。现任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香港作联副会长、《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长篇小说《酒徒》、《陶瓷》，中篇小说《寺内》以及《刘以鬯选集》等。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小说：《蛇》、《七里岙的风雨》、《露薏莎》、《天堂与地狱》、《赛马》、《副刊编辑的白日梦》、《链》、《动乱》、《春雨》、《一个月薪水》、《吵架》、《除夕》、《第二天的事》、《龙须糖与热蔗》、《时间》、《蜘蛛精》、《一九九七》、《打错了》、《为什么会在街边哭》。
散文：《记陆晶清》、《记叶灵凤》、《记赵清阁》、《不可信的史料》、《约勒以写长篇》、《从陈西滢谈起》、《叶紫与“无名文学会”》、《关于〈雪垠创作集〉》、《孙伏园论鲁迅小说》、《忆徐讦》、《〈香港文学〉发刊词》、《〈香港短篇小说选〉序》、《〈香港文学散文选〉前言》、《旅行》、《他的梦和他的梦》。
2．刘以鬯的“实验小说”
刘以鬯借鉴现代派的新技巧手法，探求内在真实，热衷于撰写“实验小说”。他的“实验小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运用新技巧、新手法创作的；第二类虽也运用新技巧、新手法，但主要侧重于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第一类作品无论是创意、结构、情节、形式都有别于传统的“性格”小说。如其居港初期的名篇《天堂与地狱》，结构别出心裁。这是一篇寓言与现实相结合的小说，将苍蝇拟人化，在咖啡馆里看到那三千块钱易手一周后，深感“天堂”的龌龊，还不如“地狱”的生活来得纯洁。那三千块钱戏剧性的循环，有力地讽刺了香港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酒徒》是刘以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63年。作品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刘以鬯：《〈酒徒〉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 页。）的故事，这个“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就是酒徒。酒徒是位职业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颇高，对文艺有精辟的见解。他曾办过出版社，编过报纸，来到香港后，他主张文学要创新，创作过实验小说。但在香港文艺受制于功利价值观念，作家地位低、稿酬低、盗印商多，严肃文学被挤得难以立足。他为生活所迫改写武侠小说，由于怪异武功写得不够，丢了地盘，又不得不改写黄色小说。 他的精神生活也很糟糕，他所接触的女人，不是放荡，就是早熟淫邪，但他良心未泯，仍有正义感，仍善待这些女性。他对现实十分不满，尤其不满文艺界的乌烟瘴气，为了逃避现实，他借酒浇愁，直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堕落成为一个整日靠酒麻醉自我的酒徒。小说通过对酒徒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畸形的社会现实，并借酒徒之口予以痛斥。酒徒的精神压抑和对现实的愤慨，正是作者在现实中的深切感受，遵照内在真实的原则，他把自我感受加以艺术化，从而雕镂了一个矛盾痛苦的灵魂。酒徒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而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世界、对现实，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直困惑于矛盾的怪圈中，又没有坚毅的性格，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作为职业作家，他的悲剧命运极具代表性，是社会的一种典型。
《酒徒》是作家刘以鬯借酒徒手中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而成的愤世之作，同时，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首先表现为意识流技巧的娴熟运用。《酒徒》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写“我”在外界压力下，心智失去平衡，借酒解愁。酒醉时，意识朦胧，酒醒时，清醒而忧愁，就这样，生活一直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作家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的感受和体验，加以联想发挥，跳跃着展开五花八门的描述抒写，思想、情绪、回忆、梦境、幻觉等电影蒙太奇一样连缀在一起，时序交错，意象交叠，事件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是无序的。其次，《酒徒》采用了许多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如小说开篇第一段写道：“时间是永远不会疲惫的，长针追求短针于无望之中，幸福有如流浪者，徘徊于方程式的‘等号’后边。”这里象征隐喻着主人公浓厚的失望情绪，时间永不停息地流逝着，主人公的一切努力追求却是无望的，有如长针追求短针，永无幸福可言。又如第一章开头，“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作者把感情、思想寄寓在“落雨天”和抽烟的“烟圈里”进行表述，就显得耐人寻味。此外，哲理性的议论，散文化的抒情，排比句的运用，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等，都与酒徒形象和小说的内涵和谐地融化在一起，使小说充满艺术张力。
《岛与半岛》是刘以鬯于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出书之前先在报纸副刊上连载，当时就深受读者的欢迎。后来，刘以鬯将这些连载小说收集起来，共近七十万字。出于艺术上的追求，刘以鬯对原连载小说进行大幅度的整理、裁减、修改，最后浓缩成十二万字的现版小说，由此可见刘以鬯的艺术的执著追求。《岛与半岛》以七十年代香港股灾为写作背景，通过主人公沙凡一家人的见闻，折射出当时香港市民在股灾的破坏下的恐惧心理。这是一部极具香港地域色彩的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事件，主人公也是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一家人，是一部“港味”十足的小说，它的出版是对“香港文学无区域色彩”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击。小说在艺术方面显得颇为独特，小说的结构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散乱，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故事，所写的只是一个个生活场景，一件件独立的小事情，小说中亦有许多新闻消息作背景文字，语句简短，但与正文结合起来则相得益彰、和谐统一。这种文体有些类似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和大陆的报告文学式小说，但又有所不同，是刘以鬯在文学创作中的又一创举。
对刘以鬯的“实验小说”的评价，目前仍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刘以鬯那些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情节的小说，没有人物的感情和冲突，叙述显得平板，缺乏艺术的张力。刘以鬯的“实验小说”的确与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有差距，评判其价值尚需时间，但是刘以鬯在讲求实利的商品社会里，仍坚持对艺术的执著创新的精神和勇气令人钦佩不已。
五、创作背景
1．香港文学
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香港并没形成英文的创作传统，无论从地缘辖属，还是文缘成串，香港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一个世纪以来，香港文学的历程，既有与内地文学互相叠合、印证的阶段，也有退出内地文学的轨迹而呈现出独特形态的发展。
1874年王韬与人合办的《循环日报》及副刊，可视为香港文学的起点。香港新文学的诞生则是在20年代以后，1928年由香港青年张雅庐主编的《伴侣》半月刊的创刊和香港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的成立，标志着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
进入30年代，随着刊物的蜂拥而出和结集诗出版，香港新文学从孕育走向拓展。抗战的爆发，大批文人南下，香港成为战时的文化中心。与此时期文学发展相类似的还有内战期间，国统区的作家再度南迁，又一次主导了香港的文坛。
到50年代，香港文学开始独立发展，形成不同于内地文学的独立品格。第三批南迁作家和香港本土作家虽然立场不同，但在吸收传统和现代多种营养的过程中都铸造出自己的风貌。
进入80年代，香港文学进入过渡转折期，而面临着回归之后与母体的重新整合。此外，商业和传媒的介入，也推动了香港都市文化的发展。
就文学创作的趋向来看，香港小说有三种形态，即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通俗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直面人生、切中时弊，关心香港社会，体察底层生活，从而增强了香港文学的写实性和社会性，代表作家如舒巷城、夏易、白洛、陈娟。舒巷城的代表作《太阳下山了》，通过主人公林江的成长历程，描写了鲤鱼门筲箕湾一带穷苦人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香港地方色彩。夏易的小说基本上以女性为主人公，通过女性爱情的心理变化和曲折命运来揭示社会人生的百相。
现代主义小说呼吁在废墟上重新建设，提出理性、良知、缅怀和追求的使命，融合了种种现代小说的技巧，赋予香港文学先锋性、实验性的特征。代表作家有刘以鬯、西西、也斯等。
另一类小说形态是通俗小说。香港的通俗小说，以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和亦舒的言情为主，旁及南宫搏、董千里、高旅的历史小说、倪匡、张君默的科幻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这些小说在不同维度上联系了传统文化和城市感性，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新文体。
2．本文创作背景
“这篇小说写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距今十八年，我仍能清楚记得那天早晨的情形。那天早晨，吃过早餐，我坐在客厅阅读日报，读到《港闻版》一则报道“太古城巴士站发生死亡车祸”的新闻，感到意外，也有点惊讶。我是住在太古城的，经常走去太古城中心的巴士站搭乘巴士，读过这一则新闻的内容后，心有所感，因此产生写一篇微型小说的意图和构思，当即放下报纸，走去书房，提笔疾书，花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写成《打错了》。小说写成后，发表於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的《星岛晚报·大会堂》，不但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还被收入多种选集和报刊。据我所知，将《打错了》收入选集或报刊的有二十几种。”
——刘以鬯：《打错了》自序，载于香港《大公报》，2001年2月15日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本篇小说的情节简单，语言简练，故事清晰。作者采用重复与交替的手法，呈现出相当的哲理性。全文共分两个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的前五分之三篇幅文字重复。对于读者来讲，如此大的重复显然对他们的耐心是个考验，当然同时又激发了他们对小说本身的关注。反复阅读后才豁然开朗：重复的部分恰恰反映了平常人生中的平常故事。而只是在小小的结尾中映衬出偶然因素影响下人生的无常。一个打错了的电话，使陈熙“形成了他到巴士站尚有‘不足五十码’的空间距离”，从而使他由车祸的罹难者变成车祸的目击者。而刘以鬯恰恰借文本篇幅的构成与变化，暗示时空错位中人生命运的偶然性。
作品不是把虚构写成读者可信赖的真实，而是在毁灭真实中引发读者欲罢不能的思考。作者把自己宛若上帝一般操纵人物的必然和偶然的命运的过程连盘捧出，令人不能不感慨于人的命运的无常感。这种哲理体验，乃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小说结构传递给读者的审美信息。作者要挖掘的内涵也就凸现在读者面前了。
2．课文难点讨论
这个打错的电话，初时让陈熙很恼火，因为有可能耽误了他和女朋友见面的事，女朋友会不高兴。可是，就是这个打错了的电话，让陈熙免于车祸之灾。世间的事，就是这么玄妙。这个电话是偶然的，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答：可自由发挥。
3．相关评论
《打错了》是刘以鬯的微型小说中写得最好，最有特色的一篇，小说写成后发表于1983年6月1日的《星岛晚报·大会堂》， 不但被译为英文、法文和日文；还被收入多种选集和报刊。提起微型小说，就不能不提刘以鬯，提起刘以鬯，就不能不提《打错了》，《打错了》简直成了刘以鬯的代称，成了微型小说中的经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凌鼎年说：“《打错了》，写绝了。”《打错了》结构别具一格，给每一个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又发人深省，堪称微型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李华娟：重复情节的《打错了》
刘以鬯先生的小说，以描写香港现代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读他的小说，感到新颖别致，与众不同，几乎每一篇都有新的创作手法，以其创新、突破的特点，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感受。
他的小说，有些是没有人物的，只是描述一段事情发展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是不多见的。如《春雨》，只描写了随着雨势的变化，思绪在不断的流动。细细地品读这篇作品，更感受到刘以鬯先生的功力所在，他以散文式的创作手法，刻意求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最佳效果。让读者的感触，也随着雨势和思绪不断的流淌。再如《吵架》，从篇头到将尾没出现一个人物，读者只是从一个家庭在吵架之后的场景中，了解到吵架的程度与过程。作品最后通过女主人留的一张字条，道出了《吵架》的主题：“我决定走了。你已经另外有了女人，就不必再找我了。阿妈的电话号码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要我到律师楼去签离婚书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电饭煲里有饭菜，只要开了掣，热一热，就可以吃的。”看到这里，读者便可以感受到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复杂的心态及个性。
将物拟人化，作为小说的主角，也是刘以鬯先生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类似寓言和童话，但比寓言和童话更现实。作者通过这些主角来反映现实社会的香港。如《动乱》这篇小说，就是以老虎、石头、汽水瓶、垃圾箱、计程车、报纸、邮筒、炸弹、刀子、尸体等作主角，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各主角自成一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967年动乱的香港社会。这种内在真实的创作手法，的确给读者一种新鲜的感觉。
作为香港有影响的老作家，刘以鬯先生已创作了七百多万字的作品。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把多数为了生计，而给报刊写的连载流行小说都淘汰了，只将少数他认为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的，经过修改删节后，才汇编成书。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刘以鬯先生还写了许多评论、史料考证、人物回忆和散文。另外他还是位资深的编辑家，有着五十多年的编辑经验。他主编的《香港文学》，是目前香港首屈一指的纯文学刊物。她以其特有的生命力，生长于香港这一商品社会之中。刘以鬯先生为香港文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认为：“对于我，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崎岖曲折的、长满荆棘的道路而且仍在朝前走。”
——选自《刘以鬯文选》前言
七、练习
1．选择题
（1）刘以鬯是香港哪类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
A．现实主义小说 B．现代主义小说
C．通俗小说 D．改革小说
答案：B
（2）除短篇小说《打错了》之外，刘以鬯还写作了几部长篇小说，下列哪部长篇小说是刘以鬯的作品？（ ）
A．《沉重的翅膀》 B．《暗示》
C．《秦腔》 D．《酒徒》
答案：D
2．填空题
刘以鬯先生主编的 ，是目前香港首屈一指的纯文学刊物。
答案：《香港文学》
3．简答题
《打错了》是我国微型小说中的一朵奇葩，谈谈你对这篇文章艺术特色的理解。
答案：参照研习与思考第2题。
八、研习与思考
1. 作品将一个故事作两度叙述，体会作家这样安排的意图。
答：作品将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的意图是制造一种强烈的对比效果，从而使主题得到更好的表达。两个故事前面的情节完全一样，只是后面故事中间多了一个插曲，结局也就截然不同。强烈的对比中，达到了触目惊心的效果。
2.结合作品，谈谈你对本文艺术特色的理解。
答：（1）这是一篇哲理性小说，语言简练明快，故事简单明晰，意味却很深刻。（2）强烈的对比手法。（3）寓意深沉，耐人寻味。整个作品没有明确说教，所包含的哲理尽在故事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3.在你的生活中，也许见到或听到过类似的故事，思考并且解释这种现象。
答：可以从自然或是宿命角度去考虑。重点要求谈出深度。
九、延伸阅读
刘以鬯访谈
时间：2003年10月25日下午
地点：香港九龙假日酒店二楼
访问对象：香港作家刘以鬯(简称刘)
访问者：江少川(简称江)
江：刘先生，你记得吗?三年前我来香港，在铜锣湾的巴东餐厅我们见过一面。这次来香港，我很想拜访你，又担心打扰你，但想到时机难得，终于，还是托东瑞先生约你相见了。
刘：我记得，那次，你送了我一本书。你编的一本《台港澳文学作品选》，收了我的一篇小说。我现在年事已高，一般都不接收媒体采访，今天，你托东瑞约我出来，我愿意谈谈，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江：谢谢!还是从你的名作《酒徒》谈起吧。《酒徒》发表以后，很多人觉得与众不同，你当时为什么想到写《酒徒》，或者说你的初衷是什么?
刘：是的，我写《酒徒》，主要是想写一部与众不同的长篇小说。中国有句古话：文贯创新，创作最重要的是有新意。我在酒徒初版序中讲过：“由于电影与电视事业的高度发展，小说必须开辟新道路。”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全世界的小说浩如烟海，没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小说看过，你以为新的技巧可能别人早已用过。我写《酒徒》是娱乐自己。我从小爱好文学，来香港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走的路就是卖文为生。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绝大部分报刊讲究经济效益，他们大部分不太愿意接收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所以只得写娱乐别人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写得太多时，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己。我是搞文学的，难免产生寻回自己的冲动，因为这个理由，在卖文售字的同时，我想写娱乐自己的作品。创作《酒徒》，重要的在于娱乐自己。在忘掉自己的时候寻回自己。写酒徒还有一个促动因素是：通过一个文人的感触点来反映香港社会的某些现象。我以一个酒徒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讲一些酒话、醉话，酒后吐真言，加强小说的真实度。“酒后失言”，可以得到某些人的宽恕。写《酒徒》还有一个促动要素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看法，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50年代以后，台湾对新文学实行封锁，很多人不了解“五四”新文学，我利用《酒徒》介绍、评价“五四”新文学，表达我的看法，如对端木蕻良、台静农、穆时英等人的作品，竟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我这个意图现在很多人明白了。
江：我写过一篇论文，把你称为“中国长篇意识流小说第一人”，有的学者把你的写法称为东方意识流，或者说中国式的意识流，这种说法当然主要是指《酒徒》的创作，你当时是如何看待，或者说借鉴西方意识流技巧的呢?
刘：是的，写《酒徒》我运用了意识流技巧。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特别喜欢现代派文学，十七岁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那时就倾向“现代”，但我无意临摹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有人说，我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我很少想到这些。写小说应该走自己的路。《酒徒》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伍尔芙的《浪》不同，我无意写没有逻辑的、难懂的意识流动。意识流是一种技巧，不同的人都可以运用这种技巧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小说。
江：刘先生，你能大略估计一下，你一生写了多少作品，总字数大约多少?
刘：我自己没办法计算，我一辈子写的太多，不能出全集了。我给报纸写专栏时，最多时同时给13家报纸写专栏，少的时候也有5、6家，每家约写1000字，每天要写万字左右，粗略算来，每月就有30万字。一年就有300多万字。从1957年由新加坡到香港以后，直到1985年主编《香港文学》，因事务繁忙，没法写了，我这样写了约28年。娱乐他人的小说，如果成集，可以出几百本。严肃的作品也出了三、四十本。
江：在你创作的小说中，微型小说占了一定位置，最近，香港获益出版公司出版了你的微型小说选集《打错了》，收录了你过去半个世纪内写的70多篇微型小说，它可以说是你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集，请你谈谈对微型小说的看法？
刘：香港是个商业社会，生活节奏快。微型小说以小见大，读者容易接受，长篇的东西不好接受。今天，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在香港是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了。所以，微型小说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我从1945年发表《风雨前》至今，写了许多微型小说，过去，我给报纸副刊写微型小说很辛苦，一天写一篇，每天要动脑筋，今天交稿，明天又要一篇。报馆容易接受微型作品，因为它每天换题目。70、80年代，我在《新晚报》发微型小说，在《快报》写一分钟小说，在《银灯日报》写长篇小说，在《恒报》写短篇小说专栏。一天一篇，写了三年。50年代初期，我刚到香港，为了谋生，每天寄稿给报馆，在报纸中缝发，叫“走行”。《天堂与地狱》就写在那个时候。
江：你的微型小说《打错了》，被海内外多部微型小说集所选，而且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微型小说有多种写法，但你的这种构思，或者说这种叙事非常独特，是什么事触发你构思这篇微型作品呢?
刘：这篇小说写在1983年4月26日，是我微型小说中最受关注的一篇。那时我住在太古城，每天到中心广场的汽车站打巴士上班。那天，我吃早餐后在家看报。看到一则报道：《太古城巴士站发生车祸》，后来知道这一天就在那汽车站，一辆汽车撞死了人。我想，我常常去那车站，如果那天去了，不也撞死了吗?我想，怎么把它写成一篇微型作品呢?于是我用同样的文字叙述同样的事，只是“电话”不同，结尾就完全不同了。换句话说，人生有些偶然，有时“偶然”改变人的命运。这个微型作品，国内有20多家选本收进了集子。而且被介绍到国外，一篇微型作品能产生这样的影响，的确是我没想到的。
江：你对微型小说的发展前景看法如何?
刘：在香港。报纸副刊是微型小说作者的主要活动空间，香港报纸副刊编辑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将字数在1500与3000之间的微型小说称为“走行”，第二种，将字数有数百至1000字的微型小说另辟专栏，这种做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只到报馆改用电脑排版，副刊版面才发生较大改变，“走行”消失，微型小说归入专栏。现在，有的报刊连载小说没有了，却辟有小小说与“一日完”小说的专栏。
江：在我编选的《台港澳文学作品选评》中，收了你的故事新编《蛇》，我注意到内地在世纪之交出的中短篇小说选本中，有好几种版本都选了《蛇》与《寺内》，你写的几篇故事新编，如《蛇》、《寺内》、《追鱼》、《除夕》等都使人耳目一新。新近在香港出版的你的一本作品集，书名是《不是诗的诗》，你是如何思考、如何处理这类题材的呢?
刘：《蛇》选入许多版本，我也没想到。我想主要是新。《白蛇传》的故事是个神怪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我去掉了神怪成分，把它写成一对普通夫妇的事，一个平凡的故事，用平常事写不平常。把白娘子床上的带子还原成事实，床上的“蛇”只是许仙的幻觉。我写故事新编，是把旧的题材用新的方法写，故事的成分少，最重要的是新。如中篇《寺内》，取材于古典名剧《西厢记》，写《寺内》，我是用小说的形式写诗，外国有诗体小说，那是用诗写小说，我与众不同。我在《不是诗的诗》这本集子中说过：“我常在诗的边缘缓步行走，审看优美环境的高长宽，我写过一些不是诗的诗。”“我喜欢将想象力当作跳板，跳入另一个思维空间去寻找影子和足迹，用不是诗的诗重编故事，使黑白变成彩色。”用小说的形式写诗很难，是自讨苦吃，我这是“娱乐自己”。
江：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说，对雅与俗，你是如何看待的呢?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有没有天然的鸿沟?
刘：我对文学感兴趣，从来没改过。有人以为我“娱乐自己”的是严肃文学，“娱乐他人”的是低俗、黄色的东西，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我写的“娱乐他人”的作品，也就是流行的，一点也不黄色，与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当然要考虑读者，要比较通俗，但不是庸俗。
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周研讨会上有一个讲话。我提到，香港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有合也有争；有依靠性，也有对抗性。很久以来，严肃文学在香港的市场一直狭窄不宽。在商业效益的控制下，它不能发挥主动作用，而且无法使大众接受它所具有的认识价值、社会功利和艺术感染力。为了寻求生存的条件与更多的空间，雅文学与俗文学也是可以结合的。只要能够保持作品的艺术价值、深刻思想、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一样可以取得很好的发展，甚至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虾球传》之所以受欢迎，说明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可以结合的。谈到文学的雅俗问题，我曾经说过：严肃文学自有其价值，但俗文学不一定都是坏的。俗文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俗文学，一是庸俗文学。通俗文学也有好的，庸俗文学都是低劣的文学商品。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含义不同，必须区别开来。在香港，由于经济干扰文学的情况十分严重，文化商人要的是庸俗的，不道德的供人消遣的文字商品，不是高雅文学。
江：刘先生，香港文学的市场空间，香港文学的现状如何?你是香港的老报人，多年主编报纸的文艺副刊，对报纸副刊的前景有何看法?
刘：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报纸的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香港文学要发展，必须向报纸谋求生存途径。1948年冬，我从上海到香港，《香港时报》创刊，我任该报副刊编辑，到《星岛晚报·大会堂》停刊止，我在香港办了30多年的副刊。我为《星岛晚报·大会堂》维持了九年多。多数报馆老板为了争取读者，在文艺副刊中刊登大量文字商品，改走媚俗路线，使文学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近几年，香港报纸连载小说也没有了，香港报刊把连载小说改成杂文了。老板以为读者不看连载小说，连亦舒、林燕妮她们的作品也不刊载了。有些人完全不懂文学，以为自己不看，别人也不看。连载小说没有了，作家谋生存更困难了。如果早20年不刊登连载小说，我就没办法谋生存了。而且，香港报纸本身的生存空间也在萎缩中，处境也越来越困难。曾经是香港报纸销量最高的《星岛晚报》，它的文艺副刊是高质量的，虽然办了近60年，因为亏损，不能不在1996年停刊。《新晚报》的文艺周刊《星海》，也于1997年7月宣布停刊。晚报绝迹以后，严肃文学只有依附日报了，可是到了1998年末，被誉为格调高雅、坚持严肃高雅健康方向的《文汇报·文艺版》也停刊了。
我该走了，谢谢你的采访。
——江少川《香港作家刘以鬯访谈录》，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