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要求学生了解郁达夫生平概况，理解郁达夫作为创造社主要创始人的杰出成就和文学地位，了解郁达夫文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2.把握《迟桂花》的创作背景、故事内容、艺术特征和主题思想，并能对其中的悲剧原因与意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学习要点：
二、题解关键词
创造社；《沉沦》；《薄奠》；《茫茫夜》；《采石矾》；《春风沉醉的晚上》；《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
三、作者生平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郁达夫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写出不少充满反帝反封建激情的诗文。由于他的著作对中国新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长期来一直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重视。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著名的电影《金秋桂花迟》就是根据郁达夫小说改编的。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诱骗、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杀害，终年四十九岁。郁达夫被杀害后，由于日本宪兵封锁消息，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猜测。日本著名作家铃木正夫经过20多年的调查 ，凭借非常翔实的资料，并且找到了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最后把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离武吉丁宜三公里的华侨公墓，建立了一座高达两米的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郁达夫和其他十位惨遭杀害的反法西战士。但至今没有人知道，郁达夫先生遗骨究竟在哪里。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作者作品
一八九六年，他诞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的小城——富阳。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从童年起，就开始接触文学，那时候他读的是唐诗古文，后来在杭州第一中学的时候，又读了《花月痕》、《桃花扇》一类的东西。在他那少年的心中，开始有一条红线把它和文学系在一起了。
一九一一年他去日本。翌年，正是他十八岁的时候，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一年，郁达夫开始接触到西洋文学。首先是俄国的伟大的作家：如屠格涅夫，Л·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和高尔基。特别是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又转向德国的著名作家们。在该校四年，所读的西洋文学作品就有一千多部。这些伟大的古典文学巨匠的作品，哺养了年轻的郁达夫，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带领他踏上文学创作的路途。
后来，他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在一九二一年，他的处女作《沉沦》就在这里完成了。相继着，又写了《南迁》、《银灰色的死》、《胃病》以及《怀乡病者》、《风铃》等作品。
一九二二年，他毕业回国，参加“创造社”的领导工作，编辑和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季刊”等刊物；他又写了《茫茫夜》、《秋柳》等作品。从这时候起，郁达夫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初期创作的两个特点的评述
郁达夫初期的作品一发表，当时的国内文坛曾经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时期，郁达夫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划和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的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徬徨；表现了他们对于个性的解放的要求。他用独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坦白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
由于郁达夫的作品有着大胆的反抗情绪，因此他受到当时因为不满旧现实旧制度而具有反叛性格的青年的狂热爱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郭沫若语)如他的处女作《沉沦》一书就销了两万余册，甚至在深夜里，还有人自无锡、苏州专门坐火车到上海来买书的。又如他有一篇作品中的主人公穿的是香港布洋服，很多青年也都做着这一种香港布洋服穿了。很多青年都觉得，正是郁达夫，说出了他们心中的话，表达了他们内心迫切的要求。
可是，正是由于郁达夫的作品具有那样强烈的反抗情绪，因此，也必然会使那些旧制度的代表者和帮凶震惊，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扑灭这将会燃起人们反抗火焰的微微的火苗。他们讥评、嘲骂。他们骂郁达夫是“诲淫”，称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文学”，甚至诬蔑他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的确，郁达夫在这时期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悲观的厌世的颓废情绪；同时也有着大胆的然而是过多的肉与色情的描写。今天，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应该有正确的新的估计和新的理解。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的颓废情绪是有他的社会根源的，只有理解这点才能正确理解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情绪的实质。这时期，中国人民正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的领导革命的力量。虽然在国内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但是远在国外的郁达夫是没有能够迅速感受到的，在他的印象中，祖国是可爱的，但又是可怨的，是丰饶的，但却是衰弱的；而且，他在日本，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歧视和迫害，更深切地感觉到由于祖国的软弱所带给的割心的绞痛。他深深地懂得，祖国的富强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郁达夫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他那单纯而脆弱的灵魂受伤了。“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
他在一九二二年回国了，回国以后所遇到的是这样的现实：五四潮落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这时候，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战斗的路；有的逃跑，或者叛变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一面去。在当时，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逐渐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这样，他们徬徨在历史的三岔路口。
郁达夫象一个受尽磨折受尽委屈的远行的旅人，怀着极大的希望回来了，可是迎接他的是一个变乱的时势，他得不到温暖与慰安，甚至在历史的风波中迷失了道路，因此，他徬徨，他孤独，他失望。
不论他是在日本，或者是初回国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中国的软弱无力的现实是不满的，虽然他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想改变这种现实，想探索解救的道路，可是由于他不明白软弱的根本原因，由于他是一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在这样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下，以他那种因为瞧不见出路而寂寞、孤独与失望的情绪开始他初期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而这正就是郁达夫初期创作中所含有的某些颓废情绪的社会根源。这是主要的根源。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郁达夫当时在国外，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他曾经接受外国的进步艺术影响而外，他用那样病态的心情去接触日本和西洋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可避免的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情绪的影响，这应该说也是造成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颓废情绪的另一个因素。
由于这些原因合流而产生的不健康的情绪，在作品中也必然会有它的反映，例如，郁达夫在日本时所写的《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和《胃病》等。这些作品写的都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可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冰冷的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受到欺侮和鄙视；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痛苦。
对于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温暖和同情，这是他们向黑暗现实搏斗的力量和支柱。但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即使只是这一点点要求也是无法得到的。他们对于祖国社会的黑暗面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他们不敢企求这样贫弱的祖国给予什么支持。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景况下，他们感到绝望，但又不愿向旧营垒妥协，于是只有死才是唯一可走的前途了。《沉沦》中的主人公跳入海里死了，他摆脱了这“多苦的世界”。在《南迁》中，整篇的情绪就是忧郁的、消极无望的。而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的从希望到失望，从追求到死亡，给予整篇作品蒙上了黯淡的色彩。
作者就是这样使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生命的边缘上挣扎，就是这样在愤怒的狂喊之后使他们在死亡的海边无力地举起双手。
可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郁达夫这时期并不是轻易地就使自己的主人公屈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时期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是经历着多么痛苦的、多么剧烈的内心的斗争。这辈人确曾意识到人生的使命，但在到处“碰壁”之后，也只剩下了无望的个人主义的呻唤。
上面就是我们对郁达夫初期创作中的颓废情绪的一般评述。总的应该这样说：郁达夫初期的作品曾经流露出不少的颓废情绪，而这种情绪，即使在当时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因为它使一些青年读了以后，感到自卑，不敢确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更伤感，更绝望，甚至会走向逃避现实逃避斗争的路上去。可是我们却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郁达夫就是一个十足的颓废主义者。因为，郁达夫作品中所以会有颓废情绪，这不能算是他的罪过，而只能说是他的不幸，这是社会所带给一个找不到道路而心地良善的人的必然礼物。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评述的，这种情绪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而且这种失望、消极的情绪在当时不少找不到道路，而又具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存在的，这曾经形成了一种时代病，而郁达夫不过是在自己作品中强列地表现了这种情绪而已，应该说这是表现了一定的时代侧面，同时也是表现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的。
第二，我们再来谈谈对郁达夫初期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的理解：
在郁达夫返国以后的作品中，色情描写的分量比在日本时有了加重，在《茫茫夜》和《秋柳》等作品中，有很多大胆的，但却是过分的肉与色情的坦露，以及对妓院生活的毫无隐掩的刻画。就是这样大胆的暴露构成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特色之一。
应该承认：在当时任何的色情描写都有它的消极性，郁达夫也不例外。这种消极的情调会产生不健康的传染；它会使那些情绪不健康的青年读了以后，就把它当成现实的避风棚，他们要在虚空的境界里寻求对丑恶现实的解脱，他们会从情欲的摧抑中得到暂时的麻木。
但在那灰色的黯淡的幕布后面，我们看到了叛逆的火光，郁达夫的色情描写除了有消极性之外，在当时是还有它可理解的和积极的一面。
首先，我们觉得郁达夫的色情描写不是对青年的性的挑拨，也不是引诱青年人将色情描写当作一种下流的趣味来欣赏。在郁达夫笔下，性的苦闷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是作品的主人公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失望，而又苦闷得失去了一切人间平衡的时候，才被郁达夫送进了妓院的大门。但，即使送进了妓院的大门之后，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一个死灭良心的玩世不恭的嫖客；却反而在这个莺燕之巢中带进了一种爱和慈怜的气氛。“茫茫夜”和“秋柳”中的主人公于质夫象跪在苦难面前的救世主一样，给这班妓女以人间的温暖。而郁达夫笔下的妓女也决不是性的工具。那鲁钝、忠厚而不善献媚的海棠，无猜忌的天真、无邪思的纯洁的碧桃，苍黄、憔悴、堪为人怜的翠云等形象，哪里使人有半点卑贱之感呢?当于质夫跨进这妓院时，在内心中往往进行着苦斗，而当他在纯洁的青年的面前时，几乎要向他们忏悔，往往自责到残酷的程度：
我们可将创造社的另一个成员张资平与郁达夫作比较，因为张资平是以写恋爱小说著称的，他的作品中有色情描写，也有爱情的苦闷。但他笔下的女人都是曲线丰臀和引诱、挑拨男性的机器，他的作品给观众的影响是食饱思淫欲。而郁达夫的作品中的色情描写却是反証社会的不义与罪恶的明証。
其次，郁达夫的色情描写中的积极因素是在于它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衅。据郁达夫自己说：创造社所奉行的明确的路径有三，其一是对“旧道德的打破”。这就说明郁达夫的作品的色情描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它是基于郁达夫对腐烂得发臭生蛆的封建社会的一定认识和仇视上面的。
老朽得发了霉的封建社会虽然充满了无耻、荒淫和逆伦的乌烟瘴气，但旧道德的戒规却要求你在外表上虚伪地挂上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先生的面纱。可是，郁达夫却破坏了这个伪善的封建囹圄，他赤裸裸地暴露自己。
郁达夫的这种无视一切旧礼教与旧道德的反抗精神与文艺复兴初期薄加丘的“十日谈”有着类似的意义。因此，郁达夫的色情描写的确有向三千年来的旧道德挑战的意味。
至此，我们可以公允地得出结论：郁达夫不是“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他笔下的色情描写令人窒息而不淫荡，是挑衅而非挑逗，看了会使人忧郁和愤世嫉俗；但如果读者也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人，看了郁达夫的这些作品后，既可以更加感染了忧郁和愤世嫉俗，也可能被送进妓院的大门，去做那“于质夫”了，何况有时连“于质夫”也做不象呢! 当我们对郁达夫初期的生活创作作了一般的考察以后，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郁达夫以一个不平凡的姿态踏上文坛，他的作品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他表达了那个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心要求。他的作品，在那失望的呼喊中翻滚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在那阴暗里背后闪烁着反抗的亮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傍徨在历史岔路口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当郁达夫开始走上生活和创作的道路的时候，迎头遇到的就是一阵猛烈的风暴。他的人生旅程的起点就是坎坷的与不平坦的。
五、创作背景
《迟桂花》写于1932年，是郁达夫后期的代表作品，这是他创作风格的一个转折点。那是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时候，郁达夫避居于杭州，在这篇小说中，郁达夫没有注重对性的描写，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纯朴自然，有着儿童般的活泼天真，极具原始美的女性形象，近似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从作品表面来看，这种近似佛教般的清静很是令人神往，但其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归途，其最终生存的走向却不免让人产生一丝悲哀。
这部作品中投入了作者关注社会现实，在当时极其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还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走向，进行着深层的思考。许多的作家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女性面对生存境遇的挑战究竟该何去何从？作家并没有回答，那么这种归途。走向仍是迷茫。
郁达夫曾说：“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但后来感叹道：“人除了性欲之外，不止还有多少苦闷”。
那么，纯洁的，没有性欲烦恼的迟桂花有着怎样的苦闷呢？
本是嫁出去的迟桂花，由于丈夫病逝，而自己面对不了夫家的委屈又回到娘家常年居住，与母亲，未婚的大哥居住在一起。而此时大哥要结婚。她感触“另外也没有什么，不过以后住在娘家，似乎有点对不起大哥大嫂”。作品中另一处谈到：“她近来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她虽则是一个纯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总有一点感情，看到我们这里的婚事热闹，无论如何，总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凄凉。”在这里，他们担心她会因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身世凄凉的婚姻，其实在这里除了感触自己的婚姻的凄凉，她的不高兴更是一种担忧：若是大哥大嫂，娘家不留“我”，“我”将身归何处？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存处境的担忧，怕失去那唯一的依靠，在男权社会中怕失去那唯一的庇护。封建传统意识以深入她的脑海中。
这种何去何从的担忧，真是她的苦闷。
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苦闷，是女性生存境遇的传统遗留问题。作为几千年来，甚至延续到现在的封建传统，女性依附于男性，男权社会，女人离开了男性就无法生存。在三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女性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迟桂花虽然离开了夫家，但她仍摆脱不了娘家，不能独立生存下去，依附于她的大哥，是女性在面对生存困境时而一贯呈现的弱点。鲁迅的《伤逝》里面的子君，敢于走出家，走出父亲的权力，但当遇到爱情结束时，而回了家。这是女性在独立意义上的遗憾。而巴金笔下《寒夜》中的曾树生比子君跨远了“一步”，但只能是跨“一步”，而并没有永远的跨越，曾树生虽离开了家，没有回到家，但在寒夜中寻找家，却表现了她心底深处仍摆脱不了“家”。这不是表面上家的意义，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统意识依附的根深蒂固。这是民族文化导致的悲哀。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迟桂花的聪明才智与丰富知识“无论是如何小的一只鸟，一个虫，一株草，一棵树，她非但能把它们的名字叫出来，并且连几时孵化，几时他迁，几时鸣叫，几时脱壳，或几时开花，几时结实，花的颜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说得非常有趣而详尽，使我觉得仿佛是在读一部活的吉尔伯特·怀特的《赛耳彭自然史》”“而怀特的书，却决没有叙述得她那么朴质自然而富于刺激。”可以看出她完全有一份养活自己的能力，而行动上，实际上，她退缩了。她在思想上，仍摆脱不了传统观念，摆脱不了依附家，依附男性。从而选择了回娘家。为何她就不能独立门户，构建一片自己的事业呢？为什么不是一个“叛逆者”呢？郁达夫对女性生存的归宿提出了一份质疑和呼吁。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谈到：“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真挚，似乎还有一个及其虚弱的声音在向你求救，那是灵魂的无奈在低吟浅唱”。
六、课文分析
抒情的运用
《迟桂花》的成功，首先在于抒情主体(“我”的心境)与抒情形象(翁家兄妹的性格)的融洽统一，或者说，这是审美感受与审美理想的高度和谐。在如何处理抒情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形象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郁达夫的小说走过了三个阶段。最初，他只强调主人公的情绪宣泄，其他人物，只是一种印象，一种随感，甚至只是“我”的陪衬和抒情的道具。这一时期，郁达夫注意的是抒情与印象的统一。从《春风沉醉的晚上》起，郁达夫开始“写实”地刻划人物，陈二妹、车夫、老三、朱雅儒等形象，均有独立的生命，他们的言行举动，均服从于各自的性格逻辑，受制约于现实环境。“我”是在旁观中感叹哀怜。这时，郁达夫讲究的是抒情与观察的统一。到《迟桂花》时期，“我”以外的人物形象，依然完整，依然丰满，但他(她)们的性格与环境，却并不严格忠实于现实原貌，在更大程度上，他(她)们是作家生活与美学理想的化身。文学中，经常有一些在现实意义上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从感情、理想的角度却完全能够理解。留学生翁则生归国后十几年一直隐居山村，既不受功名诱惑，又无乡民困扰，这处境已很虚渺；年轻的乡村寡妇莲妹陪男客游山，举止如此浪漫而未见村姑野妪指点讪笑，更是不可思议。然而，由于作家美学理想的渗入，由于主人公情绪的笼罩，由于诗化的环境烘托，翁家兄妹的形象，却还是使人感到潇洒柔美、亲切可爱——这就是真正的抒情形象，即依靠情感逻辑支撑起来的丰满独立的生命体。显然，郁达夫这时所追求的，是抒情与理想的统一。
纵观达夫全部的小说，有两个始终出现的最重要的描写对象，一是女人，娇媚的、凄苦的、温柔的、软弱的、纯真的女人；二是风景，旖旎的、萧瑟的、恬静的、荒寂的、清澄的风景。在玉洁冰清的莲妹身上，在弥漫迟桂香气的绿色的山谷里，这两种抒情对象可以说是浑然一体，臻于完美的统一。当然，女子、风景，终究又都是主人公情绪的对象化，抒情对象的变迁，折射出主人公(也就是作家)的一种不懈的感情追求：他从狂热中、从迷乱中走出来，他从苦闷中、从激忿中走出来，虽然最后，他好象想在天真、自然的境界里寻找归宿，然而，这种曲折的、螺旋形的历程，却比那事实上未能实现的终点更有意义。
《迟桂花》在技巧上，也代表了后期的水平：纯熟而不做作，精美却又自然。郁达夫对第一人称形式已经爱不释手，就连翁则生的经历、莲妹的身世也是通过书信以“我”的口吻直接叙说。卷首的信，好象为后面的抒情搭起了舞台，布置了背景，尽管冗长但不觉累赘。在剪裁上，在构思上，郁达夫花了一番不露痕迹的功夫，于随意挥洒中化巧为朴。他的抒情文笔，是舒徐的，飘逸的，宛如悠扬的弦乐(绝非管乐)，韵律轻盈，从容。叙事时，他不慌不忙，娓娓而谈，于行云流水间显示潇洒的气度。他向来注重写景，现在更探求声、光、色之外(也是之中)的某种神韵；他向来喜欢感叹，现在更注意同意象结合，讲究“物我统一”。同他早期佳作相比，颜色淡了，线条简练了，柔和了，浓烈的生气勃勃的感伤气息与有力的刺目的笔触都少了。同他的“写实”作品相比，则比较缺乏坚实的社会质感，但也不那么僵硬拘紧。
《迟桂花》中对幽静的山居和变幻的山色的描写，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整篇作品充溢着明朗乐观的气氛，人物性格和自然环境溶化在一起，自然美衬托着人物的形象美和心灵美，人物的精神美又增加了自然环境美，人比物，物化人，到处弥漫着晚桂的清香，读之令人心醉，令人感奋。作者笔下的翁家山的山村景色，暮时、月下、清晨，都各不相同，——时间不同，物候、光线、色彩以至人物心境都各不相同。暮时是：“渐走渐高，人声人影是没有了，在将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见了许多树影”，“看得见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云的树，在这绿树丛中，又是些这儿几点，那儿一簇的瓦屋与白墙”。此外，加上“缓慢而凄清”的晚钟，“山脚下树梢头”笼上的“一带晚烟”，以及“老远老远的山脚下的村里”传来小儿的呼唤声，不但给人恬静和悠远的感觉，也给人以如画的视觉形象。月下的山景又不同了，作者写道：“从树枝里筛下来千条万条的银线，象是电影里的白天的外景”。这比喻就十分新鲜。接着写秋虫的鸣唱，“骤听之下，满以为在下急雨”；远近一家家的煤油灯光，又“仿佛是大海湾里的渔灯野火”，这里有听有看，真给人“一种空山秋夜的沉默的感觉”，“使人肃然会起一腔敬畏之思”。清晨的山村景色又和暮明月下不同，作者写了一觉醒来特别感到的清新、舒适、充满生气。“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鸟声喧噪得厉害”，“窗子上面的一角”，“已经有一缕朝阳的红箭射到了”。以上三种山村景色的描写，有颜色，有光线，有声音，有感觉，远山近树，晚钟人语，浓淡相间，疏密有致。而它们又是和人物的感情心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暮景是在旅途将尽时看到的，欣赏山色时带有寻访旧友的急切心情；月下是与老友见面后看到的，欣赏之余有一种满足和舒适之感；清晨的景色则是酣睡之后，一身的疲劳尽消而骤然醒来之后看到的，因而它们跳跃着新鲜活泼的情调。总之，翁家山这西子湖边的山村景色，被写得千姿百态，真是引人入胜，由此也可以见出作者对事物观察的细致以及表现手法的高明。当然，郁达夫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没有把对景物描绘孤立化，绝对化，他是以景衬情、寄情于景，以景抒怀，从而情景相生，情景交融，造成一种浑融的氛围和境界，并且极自然地把情绪化为了形象。
七、练习
1.选择题：
（1）郁达夫是（ ）的创始人之一。
A创造社 B文联
C民主团结联盟 D新同盟会
答案：A
（2）《迟桂花》中的女主人公是（ ）。
A桂花 B莲
C花 D翁则生
答案：B
2.填空题：
（1）郁达夫的处女作是___《沉沦》________。
（2）由于郁达夫的初期作品中经常流露出悲观的厌世的颓废情绪；同时也有着大胆的然而是过多的肉与色情的描写。因此被那些封建卫道士诬蔑他为 “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
3.简答题：
（1） 会本文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
答：本文的艺术特点：A.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强烈的抒情色彩，故事性不强，语言、结构均自然平淡。B.情和景的巧妙融合，写景之时，糅杂以人物心理感受，主观情绪融入客观景物上，艺术效果独特。
（2）结合课文，谈谈你对“迟桂花”寓意的理解。
答：“迟桂花”有几层寓言。一是指女主人公，她的沉静自然之美与“迟桂花”之美有外在上的相似；二是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品格。迟桂花的特点是开得晚，却经得久，具有清香、朴素、耐久的品性，它既代表着一种沉静自得的安然的美，也体现为一种顽强生命的意志力，是自然美和精神美的结合。
八、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郁达夫可歌可泣的事迹被拍成多部影视作品。电视剧《郁达夫之死》获1995年度“飞天奖”，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郁达夫传奇》深受观众好评。（剧照见PPT）
九、延展资料
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戾，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载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