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孤陋寡闻得很。感谢《粤海风》编辑部给我寄来了刊物，袁良骏先生也寄来了复印件，才知道2001年9月出版的第5期《粤海风》上载有袁先生的答辩性大作《为〈铸剑〉一哭》。遵从他们的好意，我愿意在这里再就《铸剑》和金庸小说的问题说些意见。
进行学术争辩，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言而有据；直面歧异，实事求是；对读者负责，不潦草粗率，没有把握的事不妨花点时间去翻查一下有关书籍，然后再作判断。要说"学者风范"，我以为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风范。说真话，即使再尖锐，也不会失去学者风范；相反，讲假话，或者信口开河，这才"大失学者风范"。老实说，我毫不在乎袁先生《〈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对我有什么"尖锐批评"--在我看来，符合事实与否远比尖锐与否重要得多，符合事实的正确批评，再尖锐被批评者也应该接受。我在乎的是：袁先生一些重要论断竟然如此违背事实（比如硬说《铸剑》是倡导向"四·一二"事变后的蒋介石复仇）；按在我头上的打着引号的话，原来竟是他自己的想当然；讲不出任何道理，就给我扣上"一点平常心也没有"，"廉价吹捧金庸小说"之类的帽子，等等。所有这些，我觉得实在不是一位学者所应该做的，对读者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可惜的是，袁先生在《为〈铸剑〉一哭》中，仍在继续不尊重事实，不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读者。他总是责备我"说《铸剑》写于1926年"。错了！说《铸剑》写于1926年的是鲁迅自己，我不过是将鲁迅说过的话如实介绍而已。袁先生应该是读过《铸剑》全文的，就在篇末，鲁迅写着"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八个字，袁先生不会看不见吧。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也说："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再一次称《铸剑》是厦门时期的产物。袁先生写《请教》一文时，为什么对鲁迅上述有关《铸剑》写作时间的具体说明，竟一概讳莫如深，不肯向读者透露分毫呢？为什么定要说《铸剑》"写于1927年"而"非1926年"呢？原因很清楚，一旦如实介绍，岂不泄露了天机，读者还会相信《铸剑》针对"四·一二事变"这种论断吗？不但这些话不能告诉读者，连《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所记的"作《眉间赤》讫"并于次日寄稿的事，也不能告诉读者，因为那毕竟离"四·一二"或"四·一五"还有一段时间，说了岂不危及袁先生自己的立论吗？故而只用了模糊含混、便于"腾云驾雾"的"应为1927年"，好像这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多天，鲁迅都在写《铸剑》似的。袁先生责怪我说了"瞒天过海"四字，说我"大失学者风范"，说"应该将这顶大帽子扣给鲁迅"。这类倒打一耙的逻辑，实在太奇妙了。明明是袁先生向读者隐瞒了鲁迅再三说过的重要的话，却反过来推到鲁迅头上，要鲁迅来为袁先生承担责任。明明上述事实证明确属"瞒天过海"，却责备说破者"大失学者风范"。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可以在这里认真负责地回答袁先生"'瞒'什么'天'？'过'什么'海'？"的责问：袁先生要"瞒"的"天"，就是广大读者，要"过"的海"，就是把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打扮成确凿无误的真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由于我在《为〈铸剑〉一辩》中介绍了《铸剑》写作和改定寄出的时间，袁先生这回在《一哭》中，总算引用了鲁迅1927年4月3日《日记》中的话并为自己定《铸剑》的写作时间"应为1927年"辩护道："人们总是把完成之日当成写作期。这点常识，学富五车的严先生怎会不知？但是为了给我扣上'瞒天过海'的大帽子，他竟然饥不择食，连常识也可以置之不顾了。"袁先生的说法未免太牵强、太不顾实情了。"完成之日"决不等于"写作期"，何况1927年4月3日并非真是《铸剑》"完成之日"。鲁迅自述的写作习惯是："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书信·351125致叶紫）据此可知，《铸剑》完成之日当在1926年秋天，他在篇末注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决非出于偶然。至于为什么"搁"那么久，查阅鲁迅书信、日记可知，从1926年11月到1927年2-3月间正是鲁迅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一方面要完成厦门大学的课程，又要向厦大当局整理交出《古小说钩沉》之类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要与中山大学联系工作，要把家从厦门搬到广州，要把新的工作和生活都安定下来，因而《铸剑》迟到四月三日才来"复看"定稿，是可以理解的。研究者的合理做法，应该先把《铸剑》篇末那八个字（"一九二六年十月作"）介绍给读者，同时说明稿件实际改定寄出的时间（1927年4月3-4日）。但这一切对于定要将《铸剑》与1927年的"四·一二"、"四·一五"事变挂上钩的袁先生来说，注定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绝大矛盾。尽管袁先生现在花多少笔墨去谈论鲁迅1927年的思想，甚至不惜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日期从1926年3月20日移后到1927年3月20日（以便将它作为"四·一二大屠杀的信号和前奏"），但恕我直言：要想借此证明《铸剑》确在倡导向"四·一二"事变后的蒋介石复仇，仍然是徒劳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人们是无法相信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铸剑》是袁先生所坚持的"历史小说"吗？如果从作品实际出发，实在无法赞同此类见解。并非写古代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金庸小说写北宋、南宋、元末、清代，而且有时还出现真实的历史人物，难道就是历史小说？如果是，痛恨武侠小说而钟爱历史小说的袁先生又何必咬牙切齿地批判？鲁迅自己从来没有将整本《故事新编》说成"历史小说"，反而在书信中明确地称它作"神话"。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将他本人那些"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作品，自外于人们通常说的"历史小说"。比较正式的说法是：鲁迅称《故事新编》为"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演义"；可见他是将八篇小说细致区分开的，如果《非攻》、《采薇》之类可算"史实的演义"，那么，《补天》、《奔月》、《铸剑》、《起死》这类小说只能看做"神话"。50年代确有学者称《故事新编》为历史小说，唐弢先生和我都是不赞成的。记得1961年我曾经和唐弢先生讨论过这介问题，唐弢先生认为称《故事新编》为历史小说是"一种庸俗化"，他只愿说它是"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因此，说我协助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出版）曾经把《故事新编》（更不用说《铸剑》）定为"历史小说"，那绝对是一种虚构。袁先生引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二卷第107页上那段话，难道不恰好证明撰写者回避开了"历史小说"这种提法吗？如果从旧书传闻中"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就叫做"历史小说"，那么，有个玄奘的《西游记》，有不少真实历史人名的《封神榜》，岂不早该看做历史小说，而非神魔小说了！在毫无来由地虚构了严某曾将《故事新编》看做历史小说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前提后，袁先生煞有介事地批评我道：
20年后，严家炎先生的观点改变了：他不再认为《铸剑》是历史小说，而认为《铸剑》是武侠小说了，而且嘲骂仍然认为《铸剑》是历史小说的袁良骏是"滑稽"、"荒唐"了。由于种种原因，学者改变观点的事是常有的，不足为怪。但让人纳闷的是：既然观点改变了，严先生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改变稍加说明呢？在大骂袁良骏"滑稽"、"荒唐"之前，为什么不做一点哪怕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呢？
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说"误会"吧，绝不是。说"无中生有"吧，袁先生又会跳起来。我只想告诉袁先生：在《铸剑》并非历史小说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至少四十多年来从未改变过，确切一点说，从十四五岁初读《铸剑》时起，我就从未把它看做历史小说，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脑袋被砍下后还能唱歌、运动、露笑容、和别的头颅相互撕咬、并且"尖声叫痛"这样的"历史"。我相信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把这样的作品称作"历史小说"。袁先生说："即使'三王冢'的故事并非史实，又何碍《铸剑》的历史小说性质呢？"这无异于说，世界上可以有一种与历史不沾边的历史小说，有一位并非袁良骏的袁良骏先生，这说得通吗？至于说到我对小说《铸剑》的观点改变，那倒也有，却是在创作方法方面：1981年我写《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时，将《铸剑》、《补天》等看做是浪漫主义的；十年以后，随着阅读了西方大量的现代主义作品，并重读了鲁迅全部译文、考察他的日记、书账之后，我把《铸剑》、《补天》等改看做表现主义的作品，因而写了《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公开说明了自己观点的变化。就在《为〈铸剑〉一辩--专题奉答袁良骏先生》中，我也还重申了《铸剑》具有"表现主义色彩"并显示出鲁迅行侠不图报、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格魅力这一观点。奇怪的是，袁先生在复述拙著《一辩》时，竟说："严先生详细论证了《铸剑》的浪漫主义特征，这是不为无益的；然而据此便说它是武侠小说却又犯了明显的逻辑错误；世界是浪漫主义的小说千千万万，难道它们都是武侠小说吗？"真是天晓得！我的《一辩》中有一处提到过"浪漫主义"吗？完全没有。袁先生实在是位比魔术师还高明的天才创作家，"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为了"批判"起来方便就想象出这样的内容来。莫非在袁先生看来，表现主义就是浪漫主义，两者竟可以等同的吗？实在使我纳闷不已。
那么，《铸剑》可不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呢？我在《一辩》中已经说过，一切叙写"仗武行侠"故事的小说，都可以称为武侠小说，《铸剑》当然也在其中。武侠、言情、公案、侦探、科幻、历史、社会各类小说，原本只是从题材上作出的一种分类。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每一类题材都可以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不同方法去写，都可能出现杰出的作品，也都可能出现低下的作品。《红楼梦》与某些才子佳人小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水浒传》在清代已被人看做"遗武侠之模范"，它与某些低劣的武侠小说，也实在无法相比。清末民初的一些武侠小说，基本倾向是反满，它们与辛亥革命的锋芒是一致的，也可以称为当时的革命小说。笼统否定某类题材（例如武侠）的作品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放弃20世纪30年代以来那种把武侠小说看做"精神鸦片烟"的偏见（武侠小说的主要功能是激发读者的见义勇为精神，而不是教人等待侠客来拯救），同时，也不能像袁先生那样一味抹煞是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来谴责武侠小说的"打打杀杀"（这本身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歪曲）。"打打杀杀"是世界上一切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包括部分历史小说）所共有的，决非武侠小说才有。许多武侠小说在具体描写中，倒是突出正义，谴责邪恶，有鲜明的是非感，能激发读者一腔热血的。除非袁先生有本事证明一切描写战争的小说都该禁绝，否则这套理论恐难成立。《铸剑》作为一篇写"仗武行侠"的短篇小说，它其实也是有"打打杀杀"的。不杀，国王的头颅怎能掉进鼎中，宝剑又有何用？不自杀，眉间尺、黑色人的头颅又怎能与国王的头颅同在鼎中撕咬？所不同者，仅在头颅脱离身体以后已握不住武器，于是只好用嘴巴咬来咬去来代替打来打去而已（据小说交代，眉间尺与国王"两头在水中死战"居然"约有二十回合"，这岂非变相的"打打"又是什么？）。袁先生如果不挖空心思地采用双重标准来对待《铸剑》与金庸小说，这一切本来不都是清楚易辨，不成问题的吗！
对于金庸小说，我毫不讳言是喜欢的；但我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则又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我坚持从自己读作品时的实际感受出发，"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讲出金庸小说的杰出成就与某些弱点，在前后九年时间中，我做的有关金庸小说的笔记就有十多万字。为考察"文革"结束后社会上见义勇为精神严重失落的现象，去图书馆翻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报纸，就先后花去整整二十三天。鉴于旧式武侠小说确实具有不少封建意识内容，更鉴于大陆上一些人长期形成的对武侠小说的偏见十分严重，我还阅读并整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看起来只是随手起草的一篇贺辞，实际上却是我付出大量劳动、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今读来，仍觉无愧于心，并相信时间自会证明一切的。只要不凭耳食之言，认真读过这篇短文的人，都会知道，所谓"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指金庸小说在通俗文学领域实现了一次飞跃，"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而言的，绝不是指作者有意要发起什么运动。袁先生却在《请教》一文中凭空说我"一开始便把金庸封成了'文学革命家'"，而且堂而皇之打上引号，表示从我文章中引出，这种行为除了"无中生有，任意编造"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在《一哭》中，袁先生退了一步，承认他是由我的话推导而来，据称：我"说过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但我要告诉袁先生：连所谓"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句话本身也是"无中生有，任意编造"的，而且是根本不通的（既是"发动"，又怎能"静悄悄"的呢？--可见编造的东西确实很难圆全的）。连前提都是子虚乌有，又怎能推导出真实的结论来呢？！其实袁先生大可不必谦虚，这类语言的发明权原本只属于袁先生自己，《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不是刊载过袁先生《再论雅俗--以金庸为例》吗，其中就确实有封金庸为"武侠小说改革家"并认为他"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的话。袁先生怎么反倒忘记了呢！
袁先生为了批判我，连罗孚先生在香港闹的一次大笑话都作为"秘密武器"使用出来了。罗孚根据我在1994年12月《明报月刊》上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竟得出了"正统的北京大学的正统学者，是奉金庸的小说为革命文学"的结论。原来罗孚先生以为，文学革命就是革命文学，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篇短文在香港《明报》发表的当天，我正好也在香港，两位香港的学者朋友先后给我打来电话，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通。一位朋友挖苦道："照罗孚先生说来，我们应该封胡适为'革命文学的鼻祖'才是！"另一位说："成仿吾那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看来得改个题目，叫做《从革命文学到革命文学》。"据黄俊东先生后来告诉我，曾有一位香港学者撰文指出罗孚先生的错误。我自己之所以并未撰文直接反驳罗孚先生者，原因有二：其一，罗孚先生是一位有着个人的特殊经历，因而对北京的许多方面怀有特殊怨恨的人物，我从他的文章中闻出了这种特殊的怨气，故而不想与他计较；其二，罗孚先生毕竟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并不懂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混为一谈，确实闹了一个大笑话，但这是由于他跨越自己的知识结构而造成的，人们不必再去嘲笑、挖苦，他本人如果多读几本书，相信也会发现并纠正自己错误的。奇怪的是，袁良骏先生是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与"博导"，我不相信他连"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无视罗孚先生闹的笑话而竟然如获至宝地加以引用，并宣称"英雄所见略同"呢？究竟是一时头脑糊涂，还是真的"饥不择食"呢？这恐怕只有袁先生自己心里明白了。
我在《为〈铸剑〉一辩--专题奉答袁良骏先生》中，写了一大段文字，用不少材料证明将《铸剑》视为现代武侠小说，"决不会辱没鲁迅"。袁先生对这些材料本身没有反驳，却仍视若无睹，要"为《铸剑》一哭"，这是袁先生的自由，他人实在无法拦阻。但袁先生自己这篇《为〈铸剑〉一哭》，虽然只有大约五千字，竟出现史实性、知识性、记忆性差错近十处之多，不知袁先生有无勇气再来为自己的文章哭一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