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奠定了苏轼豪放派创始人的地位，于是“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晁无咎《复斋漫录》）、“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陆游语）等此类评价络绎不绝。当被东去的大江之水淘洗了双目之后，人们就容易失去对潺潺小溪、岩石滴水的应有关注。苏轼的词难道只是一味的“横放”吗？笔者以为实不其然，实际上，苏轼词中的一部分感情真挚细腻，描写细致入微，颇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遗风余韵，实乃婉约词中的上乘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这类词的代表。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苏轼的一首追悼亡妻王氏之作。王氏去世后葬于四川彭县，与苏轼写这首词时致仕的密州相距数千里，故词中有“千里孤坟”一句。据有关史料记载，王氏生前与苏轼感情甚笃，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王氏的去世，无疑给苏轼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思念愈切痛苦愈深，痛苦愈深则思念愈切。因此苏轼在词中把思妻之情写得如此自然而又柔肠寸断，丝丝入情，字字含泪，读来震颤心灵，感人肺腑，真乃“思之凄梗，如影历历。”
　　
　　苏轼作词从不刻意雕琢、忸怩作态，而是发乎于情，止乎于意。他在论及创作时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正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桎梏内容，唯其如此，作品才能有感染力。纵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写追悼亡妻的确实寥寥无几。在几千年漫长而黑暗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重重枷锁下苦苦煎熬挣扎，人格尊严被剥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很少有作者把不下堂的糟糠之妻堂而皇之地写进自己的作品里。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或沉溺于对窈窕淑女美艳佳人的苦苦相恋而不能自拔，如柳永“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机识归舟”，如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或倾心于流落江湖的歌妓红媛而泪洒一处，如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或被儿女亲情所系，如杜甫“遇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或津津乐道于相知相识的那种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如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或浓彩重抹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恋，如李煜“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而苏轼却一反常规抛开这些历代文人们乐此不疲驾轻就熟司空见惯的陈旧题材，大胆地写思妻之情，而且写得如此百结柔肠，丝丝入情，一波三折，这不仅仅体现出苏轼的大胆，而且更体现出苏轼人格、人性和情感的朴实。那么在这首词中苏轼是如何表达他的情感的呢？

　　其一是苏轼善于构筑一个虚幻熟稔而又美艳动人的场景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小轩窗，正梳妆”这可能是王氏生前一个极平常的生活细节，但一经被词人摄入词中就产生了不同凡响的震颤人心的效果。杜鹏程说：“从一百个相类似的细节中选取一个，谁能估量出这个细节会发出多么强烈的光和热？”历代大手笔们都非常重视细节的描写，可以说如果没有活生生的生活细节作底色，任何情感都是虚假的，都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生活细节是情感的酵母。苏轼选取这一生活细节作为抒情的底色，使得他的情感有所依托并显得真实可信。这种在王氏生前司空见惯且美艳动人的场景出现在作者梦中，是虚幻的，然而又是实在的，或者说它曾经是实在的。这就形成了过去与现实的不协调性，从而带来苏轼内心情感的强烈波动和冲撞，这种美艳动人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这怎么不会给苏轼带来无尽的悲伤痛苦呢？
　　
　　其二是苏轼善于构筑一个凄凉旷寂的氛围来烘托自己的感情。“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一“孤”一“无”，把这种凄凉的场景推到极致。“孤坟”且在“千里”之外，自然是“无处话凄凉”。逝者是孤独的，而生者同样是孤独的。“青鸾无处传书信”纵有满腹辛酸该向谁倾诉？苏轼写出了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则必然会产生出强烈的悲剧效果，从而在情感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其三是苏轼善于借助暗喻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国历代文人中借助暗喻的手法来委婉曲折地抒发情感者比比皆是，如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其诗境、心境是不言而喻的。“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为何耳鬓厮磨的夫妻相隔仅十年就不相识了呢？难道这种假设是虚妄且不可信吗？其实不然，究其原因是“尘满面，鬓如霜”，生活的风刀霜剑早已把作者磨砺得麻木而迟钝，作者的心也被窒闷的郁积磨蚀得粗砺起来，屈辱廉价的苟活、悲酸辛苦的劳顿，使作者未老先衰，身在而心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舛，虽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却不被重用，一次次的被贬使他深深感到仕途的险恶、官场的黑暗、尘世的沧桑，仅十年作者就两鬓如霜。这种夸大生理上的变化无疑是作者内心长期被压抑而变形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作者明写思妻，实写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悲怆情怀，一实一虚、一明一暗、一表一里、一内一外，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苏轼虽一生为仕，但在躔岩壁立、险恶难测的官场上却是一个弱者。他晚年多次作诗流露出幻想遁迹空门、逃避尘世的念头。他在《临江仙·夜归临泉》中就直言不讳地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澜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社会现实不可能让他“忘却营营”，更不会让他去“江海寄余生”，因此，苟活中的苏轼只能在愁肠百结、度日如年中煎熬自己。一个生活在此环境和心境中的人还能不早生华发吗？爱妻若是九泉之下有知，还敢相认她曾经恩爱不尽的丈夫吗？这不仅仅是苏轼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李淑静 熊俊然，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