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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安鹿:《大学语文》教学参考
【时间:2008/11/2 】 【来源:甘肃理论学刊 2001/06 】 【作者: 肖安鹿】 【已经浏览5282 次】

  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这是一首双调的长调词,写于作者去世前两年,当时辛弃疾六十五岁,距离他渡江南归已经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来,辛弃疾经历了两次罢官,近二十年的闲居,叱咤风云的一代抗金名将已是衰鬓先斑、垂垂老矣。然而他壮志未泯,雄心犹在,一方面为自己终于能在抗金前线任职而振奋不已,积极备战。另一方面,他又痛感朝廷无能,并对当时主政的韩胄草率从事,轻敌冒进,而忧心忡忡。这首词就生动地表达了作者这一复杂的心情。词的上片即景抒情,缅怀历史上有所有为的人物,寄托自己的理想。如他赞美孙权,就是要求加强守备,保国安民;他向往刘裕的业绩,就是盼望着能够早日出兵北伐,收复大好山河。在赞美历史人物,寄托自己理想的同时,作者又表达了对南宋朝廷贪图苟安、不思进取的极大愤慨。表现在字面上,一方面是辉煌壮烈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另一方面,则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的寂寞与荒凉,两相对照,不能不令人发出前有古人、今无来者的沉重慨叹!下片的内容较为复杂。作者首先借用南朝宋文帝草率北伐惨遭失败的历史故事,来告诫当政者不可急躁冒进。接着作者转入了对自己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辛弃疾二十二岁时加入耿京义军,与金兵搏击厮杀,后来又闯入五万金兵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南归,这是何等的豪壮。不过,辛弃疾在这里插入这个回忆的意图是什么呢?联系下句来看就清楚了,原来,作者是在痛感时间白白过去,可是抗金复国事业毫无进展,山河依旧破碎,国土仍然沦丧,“可堪回首”,实则是不堪回首。如果说,在词的上片,作者对朝廷无能的批评还较含蓄委婉,那么,到了这里,作者已是怒火中烧,直斥朝廷的投降误国政策,怀古之情完全转为对现实愤怒的呐喊了。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暗示自己年纪虽大,但斗志不衰,依然可以上阵杀敌,可是处境之坏还不如廉颇,因为廉颇还受到赵王的惦念,自己长期以来却被投闲置散,无人眷顾,由此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广大抗金名士被冷落一旁的严酷现实。总起来说,这首词题为“怀古”,实为伤今讽今,主要就是说明朝廷苟且偷安,不积极抗金是误国,而用人不当,草率出兵同样也是误国,由此抒发了自己徒有壮志、空怀韬略的悲愤之情。

    相关背景简介:韩侂胄,宋宁宗韩皇后的叔父,他想乘金人北受蒙古侵逼、内部不稳之机出兵北伐,建立自己的“盖世功名”,以取得封赏。他主持朝政后,削除了秦桧的爵位,改谥谬丑,并追封岳飞为鄂王,同时起用辛弃疾等主战人士以作标榜。后来又拒绝辛弃疾等人的忠告,并罢了辛弃疾的官,自己草率出师,结果大败而还,所谓“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辛弃疾在这首词中提出的警告不幸成为现实。这就是所谓“开禧北伐”。北伐失败后,南宋政权被迫向金人求和,金人提出以韩侂胄的头为议和条件,礼部尚书史弥远等主和派便杀了韩侂胄,将其头送给金人,并且恢复了秦桧的爵位与谥号,金人这才同意与宋议和,这就是南宋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对金和约“嘉定和约”(1208年),这时辛弃疾已经去世。

    二、《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这篇文章文字浅显,但是所讲道理十分重大,即做人乃人生第一要务。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被人们忽略,尤其是当人们热哀于追求成功、荣誉的时候,做人似乎更成为一个遥远的、没有所谓实际用途的话题。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私冷漠、残忍麻木。专业技能被放大强调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人性修养却被抛在冰河之中。这样讲不是说专业技能不重要,但是专业技能必须以人性修养为基础,才能正向地发挥其功能,造福于人类。缺乏人性修养的专业技能,往往会把人异变成为现代化的野兽。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性是人的全部素质的根基。从做官与做人的关系来看,做人仍然是第一义的。一个缺乏基本人性修养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关心民生疾苦,为国家社会的繁荣进步开拓进取、努力拼搏的好官。所以,好人未必都去做官,但做官必须首先是个好人。这里的好人不是指唯唯诺诺,左右上下都讨好,而是指具备了基本人性修养,富有同情心、正义感、责任感、羞耻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孟子说得好:“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非人之人,如何为官呢?如果为官也必定是个坏官、贪官、恶官、贼官。为人为官者切当警醒。

    三、《漫谈说理文》 这篇文章的论述中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说理文的美感。作者是从两方面展开议论的,一是说理文要求写好,也就是要产生美感,二是说理文如何写好,也就是如何产生美感,文章因此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主要讲说理文也是要有美感的。这一部分为两层,第一层指出把实用文(包括说理文)与艺术文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它们都要运用语言,而运用语言第一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好,所以很难在这方面对实用文与艺术文划出一条互不相关的界限。这是从实用文与艺术文使用的共同材料——语言入手,来阐述说理文也要有美感的理由。第二层便正式提出中心论点“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并运用例证法对此进行了论证。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说理文如何产生美感,也就是如何写好说理文。这一部分亦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第一部分所说的实用文中专提出说理文来谈,这就扣住了题目。在这一层里,作者指出说理文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对如何写好它却讨论不够,这样就给后面进一步谈如何写好说理文做了一个铺垫。第二层是文章的主要部分,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推理与行文的关系问题,这是就写作过程而言。作者认为不能不想就去写,也不能非要想好再去写。这里既涉及到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又涉及到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的区分及转化。第二是文章的剪裁压缩问题,所谓说理要透,不等于必须字多话多,“……文字压缩了,意思反而较醒豁”,所以,“简洁是文章的一个极为珍视的优点”。要做到简洁,就必须具备剪裁压缩的功夫,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割爱。契诃夫打过一个比方:要在石头上刻出脸,就要砍下不是脸的地方,留下的才是有用的。否则,又长又空洞的文章对读者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哪里还说得上美感呢?第三是形象思维及感情问题,说理文主要运用抽象思维,即概念、推理等,但这不等于说写说理文与形象思维毫无关系。实际上,说理文章适当用形象思维,可以把抽象的道理讲得更为生动,从而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如鲁迅的文章《拿来主义》、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等。另外还有感情问题。作者在第二层的第一个问题,即处理好想与写的关系时,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第三个问题里,作者又对此集中进行了阐述。作者明确反对所谓“零度风格”,因为“作者自己如果没有感动,就绝对不能使读者感动”。无动于哀表现出来的麻木、冷漠本身也是一种感情倾向。左拉曾提出用所谓记录式的手法,纯然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然而他本人亦未能坚持这一主张,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出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乃至愤恨。总起来说,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说理文,它名为“漫谈”,实则井然有序,完全不是拉拉杂杂地唠叨。另外,文中所举的例证,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既形象生动地讲明了道理,又能表现出作者本人的感情褒贬。所以,这篇文章的内容与写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四、《关雎》 这首乐歌是诗经的开卷篇,习惯上都把它列入“国风”。但也有人认为,十三国风是东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民间土乐。“二南”(周南、召南)则是古代楚地的乐歌,是楚辞的先河。这首乐歌就是《周南》十一篇的第一篇,写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位姑娘,时刻思慕她,渴望与她结为夫妻。全诗五个乐章,大体上可分为三层。第一乐章为第一层,写青年男子遇到了姑娘。第二、三乐章为第二层,写青年男子对姑娘的追求与相思。第四、五乐章为第三层,写青年男子思极入幻后,对自己与姑娘成亲时的情景的想象,也有人认为这是实写结婚时热闹的情景。全诗的线索就是邂逅——相思与追求——成亲(或想象成亲),作品的内容并不复杂。在写作上,这首乐歌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赋就是铺叙陈述,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就是打比方,所谓“以一物比一物”,这两个都好理解。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借鸟兽草木、雨雪风霜、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引起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情感,所谓“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常在下句”。这首诗歌就是借水鸟的相鸣求偶、相依相恋,来引起抒情主人公对相思与追求之情的抒发,这里面有比的味道,但主要还是引人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所以,比是比拟,兴是联想。“比”显而“兴”隐。这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章叠唱手法的运用。一般来说,诗歌要避免重复,但有时为强调或突出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意识地进行重复,既可以加深读者印象,又有利于情感的抒发,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窈窕淑女”以及“参差荇菜,左右流(芼、采)之”等,十分生动地刻画出处在苦恋中的男子心痴意迷的神态,他看到的一切(雎鸠、荇菜等)无不使他想到心目中的姑娘,也就无不在加重加深他的相思相恋之情。在这种痴迷的情感活动中,“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及想象成亲的情景等也就十分自然了。这种由实入虚的写法,与屈原的《湘夫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把二南与国风看作两个不同的系统是有道理的。

    五、《观沧海》 这是《步出夏门行》组诗的第一篇。《步出夏门行》是乐府旧题,又名《陇西行》,属《相和歌·瑟调曲》。夏门是古代洛阳的一个城门。这组诗由相当于序曲的“艳”及四个乐章(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组成,也有人把序曲“艳”看作第一乐章,这样,“观沧海”就成了第二乐章了。这组诗写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丸(即乌桓)得胜回师途中。曹操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两年后,袁绍发病而死。袁绍有三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少子袁尚及袁绍外甥高干负隅顽抗。曹操追杀袁谭、高干。袁熙袁尚逃奔乌丸。为彻底灭袁氏势力,平定北方,曹操于建安十二年五月亲自率军北征,一直打到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在白狼山(今辽宁凌源县境)大败乌丸,袁熙、袁尚在逃亡途中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擒杀。回师途中,在河北碣石山,曹操写下了这组著名的诗篇。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生动地展示大海的壮阔雄伟之时,还赋予了大海鲜明的性格。全诗景中有情,既是表现大海,又是表现诗人自己,壮阔雄伟的大海实际上成了诗人自己形象的写照。曹操的志向是很大的,所谓“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从担任洛阳北部尉之日起,就把“除残去秽”当作自己的职责。十几年来,他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拥兵几十万,几乎平定北方。为了进一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愿,他首先北征乌丸,大胜而归,那种昂扬激奋的精神气慨,便借眼前壮阔的大海形象表现出来,使大海成为自己精神风貌的有形凝聚与外显。可见,这首诗的雄壮苍劲,就是因为作者本人具有气吞山河的气慨,这种气慨在《步出夏门行》的最后一章“龟虽寿”中表现得更为集中。不同的是,“观沧海”是借景抒情,感情奔放却又含蓄深沉。“龟虽寿”则是直抒胸怀,一句紧逼一句地喊出自己的心声,两诗各有其妙。

    (肖安鹿 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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