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战胜利后，汪精卫坟墓被炸毁，据说陪葬品惟有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和一本手书诗稿，其中有一首《自嘲》诗，字迹歪斜，想是绝命之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1922年6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下野，乃回乡隐逸，诗酒自娱：“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此中有飘然出尘的快意
当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其次子袁克文呈上一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彰德隐居时，韬光养晦，故作淡泊洒脱状，作有《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有“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句，险些将其心思说破。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遭失败，七十二侠士枉洒青春热血。黄兴痛不欲生，为祭奠英烈，填《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词一阕：“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相传黄兴当年常配一印，印文曰：“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我是第二。”
“文革”中，林彪红极一时。徐海东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林彪“出生贫农”，徐以掌拍床曰：“放屁！”“胡说！”夫人急劝之：“林彪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说：“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红军时期，我打过林彪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1934年春，徐海东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彭玉麟面容清癯，声音细微，但每一盛怒则令闻者不寒而栗。某次，彭巡阅长江水师至皖，遇有乡民状告李鸿章的侄子李某抢夺民妻。彭大怒，立刻命人将其逮来。当地官员闻知此事，赶紧上门求情，皆不准。有安徽巡抚某公也来打招呼求见，彭一面接待，一面暗中吩咐人等将李某杀头。巡抚前脚刚走，李某即已人头落地。彭又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内言：“令侄坏公家声誉，想亦公所憾，今我已替公杀之矣。”李鸿章只得复书言谢。
林则徐遣戍伊犁时，王定九以其熟悉水利，特请留下一起督办河工。河工合龙之日，王宴客，忽传圣旨到，则曰林则徐于合龙之后仍需往伊犁。王与众宾客皆惊骇不已，独林公神色自若，即日怡然就道西行。
李鸿章虽久居显要，但有当面提意见者，亦能深自引咎。李曾在签押房手书一联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某次，某县令觐见，行半跪礼。李拈须仿若未见其人。既坐定，李问来人何事求见，某令说，听说中堂最近患目疾，特来省视。李嗤其说荒谬。令说，刚才下官向中堂行礼，而中堂视而不见，恐怕目疾已深。李一听，为之举手谢过。
王文绍与刚毅同在枢密为官，某次，刚毅在拟定的奏折旁加上“毋蹈积习”四字，却把“蹈”误写为“跌”。王见之，乃取朱笔将“跌”字圈出，并在旁边楷书一“蹈”字，辞色始终不变。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有一次，张的小妾染病，素为张所看重的某人乃设香案于家中，天天为之祈祷。张闻之曰：“我素爱其才，乃不知其德。”言至此遽止。自此，虽貌似重之，但已不如以往之殷挚矣。
黎元洪做大总统后，以段琪瑞为内阁总理。一日，段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议事，意见不合，段拂袖而去，某阁员亦咆哮大怒。而黎却神色悠闲，若无其事。
光绪年间，日本进攻台湾，沈葆桢奉命巡台，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沈说，中日两国海军放在萌芽状态，不宜开战，否则会让西方列强看清各方底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大为感动，遂罢兵。二十年中，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费尽脑汁，而慈禧太后却移尽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作治理河工。甲午一战，清兵大败。战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犹在。他告诉翊清说：“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彭玉麟评价俞樾说：“其淡如菊，其洁如莲。”
左宗棠好以诸葛亮自比，自诩料敌如神，能明见万里之外。与人书札，也往往自署“老亮”。某属吏调侃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诸葛自比者甚多，“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氏闻之，甚不悦。
戊戌年间，光绪帝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
曾国藩驻军安庆，有戚某前来投靠，衣服蔽素，行李萧然，沉默寡言，一看即是由田间而来。曾国藩爱其才，将其留下任事。某日会餐，戚某碗中有一稗粒，将其捡出后方食之。曾国藩看在眼里，随即遣人将其送走，并说：“此人本是一乡人，辍耕来营不过月余，而即有此举动，我怕他见异思迁，日后反受其累。”
黎元洪在鄂为协统时，曾写一春联曰：“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气已跃然笔端，识者料其绝非池中之物。
吴研人自号我佛山人，神宇轩然，一望便知为高逸之士。吴氏下笔千言，不加点窜，且往往静夜写作，写爽了才稍作休息。传其以酒代粮，往往一个多月不吃一顿饭。
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为“半截皇帝”。
易实甫自称“三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甲午战时曾两度赴台帮助刘永福抗日。工诗词、骈文和联语。自谓“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晚年曾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
彭玉麟在咸、同诸帅中，人格颇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颇有功成辞爵之概。又好与名流酬酢。其没也，王闿运哭之以联云：“诗酒自名家，更兼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血战”而不“忍说”，言外之意，不赞同其残杀同胞之功矣。
张之洞之死，朝野痛惜，挽章极多。惟王闿运一联言之哀怆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亦未能免俗，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亲王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当演至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斥曰：“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此，满座皆惊，而独小朵谈笑自若。
胡雪岩大富之后，骄奢淫侈，其居住之杭州元宝巷，养姬妾极多。胡宅筑长巷数条，诸妾以次居其中，各占一室。每晚，侍婢捧出储满牙牌的银盘，胡随手拈得一牌，侍婢即按牌上所刻之姓名，呼入侍寝。
袁世凯预谋帝制，时蔡锷尚在京师，袁防之颇严。蔡于是日日纵情邪游，待防备渐熟，以计脱离虎口。当袁听说蔡锷已至日本，乃抚膝而叹曰：“悔不早扑杀此獠也！”
沈增植为官清介，任安徽布政使时，有以苞苴进献者，沈严拒之，说：“我一日在任，你就休想作此事。”众皆缩手相戒，不敢再作尝试。
袁世凯慷慨好施，寒士多依其为生。某次，徐世昌（字菊人）往游其别墅。门人外出，袁正在书斋读书，徐直接闯入，与袁交谈，二人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家贫，袁资助他入都应试，成进士后，对其更加器重，尝对人说：“菊人，妙才也。”
丁宝铨曾为清末疆吏大吏，晚年侨居淞滨，课读诸子，不问世事。袁世凯做总统后，任命丁为水利局总裁，丁坚辞曰：“老朽不堪为世用，毋相逼太甚。”
宋教仁幼丧父，家贫，刻苦好学。长游日本，历十余年未曾回国。其母年七旬，思子情切，常写信促归，谓其“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
袁项城征沈家本任司法部长，沈婉辞，袁曰：“这是大家的意思，若不将君名列于国务员单内，恐失人望。”沈曰：“若实在没办法，就注明以病坚辞。”不多久，袁使其长子克定再次敦劝其出山，沈正色曰：“宁死不做官。”
张謇曾卖字助学，有人问他：“公何处不可搜集些钱来，而必靠腕力以成事，何也？”张说：“我哪里是不想他人来助？但必须先竭尽我本人的力量，方可再求助于人，如此我心才安。”
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有八不之规约：不吃烟、不饮酒、不食肉、不狭邪、不赌博、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为议员。但最后坚守弗渝者实在罕见。
宋教仁任农林部长后，有一次去见袁大总统。袁见他西服敝垢，问：“君着此服已几年？”宋说：“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叹良久，赠以银摺扣，说：“钱不多，可为君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然富贵，哪能忘其本？衣服虽褴褛，但尚可蔽体，没必要太华丽。”袁叹曰：“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
刘师培随端方入蜀，端遇害后，刘闻风逃往沪上，仇党追杀之，章太炎为之鸣冤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因此得免。
袁世凯治军严明，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群卒闻之悚然。
赵秉钧曾误呼陈宧为宦，闻者皆窃笑，赵顷刻悟出，乃说：“我口拙，此是一缺点。”
《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
伍廷芳对狄楚青说：“近日心中悟得一妙理，凡人之害我者决不可存报复之心。报复之心犹如毒箭，射出去还会再返回来，因之，报复无异于自杀。”狄曰：“此义微妙，非公不能道。”
民国成立后，政府授为参政，于式枚坚辞不受，并拟一联悬于户：“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杨渭叟说：“读书达理方知惭愧，读书多方多知惭愧。鲜读书未必知惭愧，不读书断不知惭愧。”
袁世凯创设参政院，罗致遗老为参政。有对此批评者，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严范孙被命为教育总长，坚卧不起。政府咨询其用人问题，严对曰：“任官惟贤，当求与时势适宜之人与之图治。”
袁世凯想让杨度任教育总长，杨坚辞不受，袁问：“君是不是嫌此官阶太小？”杨对曰：“教育闲曹，吾愿帮忙，不帮闲。”
易实甫闲居乡下，贫困不能自存，其乡人袁某与之善，问：“君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曰：“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
杨星川历任铁路银行要差，但交游甚寡，有客问其故，杨曰：“交不贵多，得一人可胜千百人。予生平知己，杨季子一人而已。”
柯劭忞辞去参政院参政，有人问其故，柯曰：“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唐继尧以平黔乱功被任为贵州都督，时年方二十三。蔡锷病后，推荐唐取代自己，任云南都督，俨然西南首领。有客说：“君年逾冠即任封疆大吏，实乃古今罕见。”唐说：“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余视之有愧色矣。”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留下“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一语，袁大总统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袁世凯屡请康长素进京，康坚辞不去，袁以词致之曰：“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爱国如公，宁容独善？”康答曰：“问道求贤，三征未已。猥以衔恤，未酬隆情。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
康有为参与丁巳复辟之谋，人问之，则曰：“吾固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是以主张复辟也。”
程雪楼乃沪上居士名流，某次，去常州天宁寺游玩，指一沙弥曰：“和尚何以不应有发？”沙弥曰：“为除烦恼而做和尚，岂能不削去三千烦恼丝？”因问程曰：“公亦和尚，何以有发？”程曰：“余万念都泯，不觉烦恼，虽做和尚而烦恼丝可去可不去。”
梁鼎芬写信给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说：“趣人趣语。”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京师龙泉寺，袁虑其以文字煽乱，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
清末名士俞恪士结庐西湖，以年来花柳剪伐日少而西式楼阁渐多，笑对客说：“西子虽趋时作欧美装束而丰韵犹存，洵不愧绝世佳人。”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幼子，其出身为庶出，是姨太太莫氏所生。曾充出使比利时大臣。辛亥革命后，李经迈隐退寓居上海租界，洋房洋车，是著名的丁香花园的主人。曾有客问李经迈：“最近往来者都是何等人？”李曰：“闭门谢客，拥书自乐久矣，朝夕往来于室者，一猫、一犬耳。”
王治馨本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后，王躍升为京兆尹，后因渎职被袁所杀。袁杀掉王治馨后，有一次陆军中将陆建章进见，袁问他：“尊容何故消瘦甚？”陆对曰：“兔死狐悲，唇亡齿寒耳。”袁色变。
辛亥军兴，国人颂功绩者，盖有六人：黎元洪威振江汉，天下向风；林述庆身先士卒，百战百胜；唐绍仪舌战群英，心力俱瘁；伍廷芳弭定共和，百折不回；段琪瑞首请逊位，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林述庆少年倜傥有大志，曾愤然曰：“男儿居今不学万人敌，顾以文书终，耻孰甚焉。”于是挺身投福建武备学校。
樊樊山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其师张之洞七十诞辰，樊尽一日夜之力撰骈文二千余言为之祝寿，有句曰“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张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二百年来无此作。”
梁鼎芬与吴补松二人友谊弥笃，尺笺往来不断，梁曾致吴曰：“雪屋孤臣，此心千里。何日良晤，重与论文。”
廖季平所著《公羊论》与其师王湘绮《公羊笺》陈义多有不合处，湘绮对季平曰：“睹君此作，吾愧弗如。”
易培基曾结庐白沙泉畔，闭户读书，校定经典五十种，并著文纠正王湘绮《公羊笺》之误，杨惺吾评价其“大著捶碎湘绮楼”。
军机大臣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说：“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颇不悦：“这是你的想法，我从未如此想过。”王出谓人曰：“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
王士珍患病，袁克定前往探视，趋前下拜，王略一举手，袁颇不高兴，说：“我又非你的下属，为何回礼如此不周？”王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论行辈可答可不答，你虽高贵，但与我无关，我不能失序以取媚。”
吴佩孚与曹锟同在京中治军，曹常戎服佩刀，望之凛然。吴则便衣布履，手执唐宋人诗，吟哦不断，曹讽之曰：“书呆子。”
张勋入京觐见，袁世凯召入居仁堂，共讨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叹曰：“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康有为说：“梁任公高峙岳立，国之栋梁。”
袁世凯称其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徐世昌初与袁世凯相识时，二人都还是少年，袁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哪敢，那敢。”又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大将，并有盛名，世称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熊对曰：“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袁问：“谁为第一流？”熊曰：“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阁成，袁笑曰：“此第一流内阁。”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汪精卫一到北京，袁世凯即召见之，并待以殊礼。汪走后，袁对其子克定说：“共和功人有卤莽者，有激烈者，有粗疏者。如精卫之气度爽朗，功成不居，彼党中一人而已。”
徐世昌曾说：“黎元洪德量如曾国藩，旷达如彭玉麟，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
共和初建，袁世凯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以陈其美为部长，曹汝霖为国务员。章太炎闻之，电袁、唐说：“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阅电，对唐说：“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顾维钧面白如玉，袁世凯初见之，对其岳父唐绍仪曰：“令坦何处人？”曰：“吴人。”袁曰：“吴郡不独女子美，男子亦佳。”
张作霖少为盗魁，出没白山黑水间，术士某见之，说：“君贵相，他日功业当无量。”张信其言，下山投靠赵次珊，领兵千人，忠勇奋发，兵到匪除，官民交诵，遂擢为统领，改任督军兼省长，晋上将军，授东三省巡阅使。自此发迹。
某次，一丐持碗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此碗视之乃精瓷，袁问他卖不卖？丐曰：“以此乞食，不愿售。”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丐曰：“丐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颇为惊异，问姓氏籍贯，丐曰：“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远去。袁对客叹息曰：“此古之伤心人也。”
八指头陀主持天潼寺，某年，有人想侵占寺产，乃亲自到京师诉诸当局，但未的支持，愤而垂泪，遽然圆寂。圆寂前几日，留有诗云：“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我身尚不有，身外复何营？”
沈幼岚一直想通过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皆被拒。其乡人某御史笑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大悟，乃以二万银券亲授其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入报，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及辞，复送出门外。沈尤骇，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未几日，即得升迁。
王湘绮受袁世凯之邀任国史馆长，刚抵京，袁即以私家车迎入公府，集百官大开宴席为之洗尘。宴罢，互相道故，袁辞极卑谦。湘绮退而对人曰：“袁四真是可儿。”
载涛、载沣皆醇亲王之子，二人皆嗜戏，载涛更以《盗御马》著称，经常集家人串演。有一次，其母病笃，载沣前来探视。二人一见，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说：“我从来未学过武生，你又不是不知。”其母听到，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歌舞娱乐，真死不瞑目矣！”
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主。人问何以不剪掉？那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闻者哗然。
易实甫别字哭庵，王湘绮嘲之曰：“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易报之曰：“我哭时你又未见，他人也未见，惟老婆见到而已。不哭，何得称哭庵？”
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深沉过人。”闻者问：“他何处过人？”黎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
段祺瑞筑宅于京师，其宏丽一时无两。段曾集朋好对弈其中，叹曰：“南面王不易。”
黎元洪退任总统后，继任者冯国璋拟每月以银币三千圆为退任总统之津贴，使人问黎元洪的意见，黎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康有为复辟事败后，杜门忏悔，拟筑园于歇浦，征求奇石异草、嘉花美木为点缀，有句云：“穷老无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闭，松菊犹存。杜陵避乱则堂筑浣花，司马放还则园称独乐。将筑园林，与木石俱。”
徐班侯与汤蛰仙晚年都有声色之好，经常结伴流连伎寮，终日不忍离去。不多久，蛰仙死去，班侯虽踽踽独行而兴致不减。有人调笑说：“耆旧风流渐渐赊，蛰仙丰貌委奮?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接信，想起王佐断臂的故事，长叹一声：“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
某次，人问曹禺最近在忙什么，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1940年春，陈寅恪由西南联大赴陪都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会中，蒋介石宴请到会诸先生，陈寅恪初次见蒋，“深觉其人不足畏，有负厥职”。归而作诗，其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看最高楼”句。
1952年院系调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调任新北大历史系主任，引来诸多讽议，有人甚至明知故问：“翦伯赞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五七干校的氛围大为缓和。有一次，一个红卫兵对曾上交过上百份苦心经营的思想汇报的李慎之说：“老李，你真傻，那么认真地写思想汇报，其实，交到我们手里之后，头两次还看看，后来的收到以后，随手就扔到废纸篓里去了。”老李顿有所悟，但他却说：“当时，我敢不写吗？”
李慎之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马一浮二十岁即先赴美、后赴日留学，曾带回德文版《资本论》一部，是把马克思著作“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一生的志业追求归结为一点：让一切西来学术统于六艺。“如自然科学亦统于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而六艺又都统于孝经，统摄于一心。”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鲁迅“颓废不适于斗争”，有人将此话转述给鲁迅，鲁迅哈哈一笑，说，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李慎之说，一句“天理良心”就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精义，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1979年，政治空气渐趋回暖，读完四卷钱著《管锥编》的李慎之敬佩之余，登门前去道贺，说自己特别佩服钱钟书的“自说自话”，文中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没有理睬三十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听后淡淡一笑，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诗：“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
有一次，钱钟书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李慨然叹曰：“当今之世，谁还能作此言，敢作此语？”并谓钱是“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拿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拿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亯??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据说钱钟书每发表一文，即对夫人杨绛说：“今天放了一个屁。”若是“长文”，则谓之“长屁”云云。
鸦片战争后，英人初提割让香港，北京的顢頇官僚们竟不知香港内在哪里。因此蒋廷黻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
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洪秀全得了南京后，即居于深宫，疏于国事，后来竟至疯狂到迷信。某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之危局，洪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国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国将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全民饮露充饥，说是“天食”。
郭嵩焘乱世理外交，为时人所骂。王闿运曾撰联讽之曰：“出乎其累，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在其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某次，北伐军将令何应钦宴请蔡元培、马叙伦等，苏联军事顾问蔡列班诺夫亦在座，并呈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元培接过名片，哈哈一笑，说：“原来是本家！”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1985年12月，冯友兰九十寿辰，冯宗璞电邀梁漱溟出席家宴，梁当即拒之，并去信说明拒赴原因“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冯复信说，梁“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并寄《三松堂自序》一书，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复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冯接信，叹曰：“还是我去看他！”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以批孔鸣于时。
艾青说徐志摩是个色情诗人，原因是徐写过一首题为《别拧我，痛！》的诗。
1983年春，彭燕郊去丰收胡同拜访流芳回来的大诗人艾青，彭问他正写些什么，大师说：“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非常狂妄，到了后期颇有些名士派头。某次，一帮人坐车去密云水库游玩，路遇危险，徐友渔大叫：“这车要是翻下去，中国文化就全没了！”甘阳后来回忆说：“就是那种口气啊，天！友渔那时候还是很可爱的！”
有人批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行事不民主，甘阳颇不以为然，“什么民主，这编委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朋友，够资格的差不多当时也都是个人物了。”
某次，赵越胜与梁治平在某新华书店偶尔聊了几句，即引为知音，就一路把梁领到了甘阳的家中，说：“甘阳，梁治平就是我们要的人。”
赵越胜在八十年代说，每片树叶掉下来都会砸到一个诗人的头上。
查建英在广州一五星级宾馆的卫生间看到一张招贴，上写：“请不要蹲在马桶上大小便。”查看后大为吃惊，旋又释然：“马桶是坐的，这还用说吗？怎么这样低级？这不都是常识吗？但中国那时惨到彻底丧失了常识，要进行常识启蒙。”
吴亮回忆说：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吴亮被安排与钱理群同屋，因为两人皆鼾声如雷。有人窃笑着对他耳语：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吴不相信，结果后果很严重。十多年后，他们又在洛杉矶机场相遇。钱说，这次出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两千多美圆，老钱说：“太太关照的,必须买。”吴顿时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那个不眠之夜。
一次，吴亮向张弦索要某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好好，我这就给你写。说完便站起来上上下下摸身上的口袋。吴说，纸和笔不都在桌子上吗？张弦说，我找烟，我写字的时候必须抽烟。
1989年深秋，吴亮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
陈丹青有肖像画家的习惯，逢人先看相，且眼光毒辣。他说鲁迅先生就是少有的“好模样”。他给刘索拉画像，刻骨传神，连刘索拉自己都不敢在晚上看，说是“我怕那女的”。
北岛在巴黎赵越胜宅，日日饮酒大醉。赵边斟酒边说：“当年读那首《我不相信》，我操，这孙子怎么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概括得这么准啊！当时哪知道是这么没文化一家伙！”
197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雪，在北大读书的查建英与同学一起去参加“今天”的活动。走进一个曲曲折折的小胡同最深处，推门进去，里面一屋子人，炉子、一把锡铁大茶壶、一只肥胖的猫，屋里热气腾腾烟雾蒙蒙，众人表情严肃，“感觉特神秘，有点像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里地下党接头：陌生、新鲜、刺激，似乎还有隐隐的危险。”查说。
1980年12月，《今天》迫于压力停刊。为了取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今天》的同仁们向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发出了三百多封公开信，但只有萧军一人回了信。“这位老先生稀里糊涂表示支持，待我们找上门去，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北岛后来回忆说。
六十年代，正读初中的阿城因父亲（钟惦棐）的政治原因，很多好事（如上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亚非拉的总统）他都没份儿。去之前，老师会念一大串名字，之后说：没念到名字的同学可以回家了！有一次，阿城向老师建议：“您就念我们几个，就说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就完了，何必念那么多呢？”老师回答说：“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阿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责在权力者手中，只有你有权力，弄兴了弄亡了，当然是你的责任。要大家来负责？这就像卖国，我就卖不了国，因为国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卖？
王蒙评论刘索拉的小说，说是“吃饱了撑的文学”。
故宫里没有茅房，那么宫里的人怎么拉屎？据阿城说，宫里的人一般拉在放了焦枣的木桶里，焦枣滚动灵便，屎一下去就到桶底了，可谓只闻枣香，不闻屎臭。
甘阳说：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陈平原认为那是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的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
某年，洪谦出席维也纳大学为他取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回来，对赶去祝贺的弟子甘阳说：“甘阳，你知道吗，我在外国每天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真妙啊！”甘阳听后傻了，他马上联想起某友说的一件事：一次，某友去北大附近的公共澡堂洗澡，一回头，发现对面赤条条的竟是自己七十多岁的指导教授！从此再也不去此澡堂洗澡。
1911年5月，留学西方7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坐滇越铁路到了昆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地之旅。他发现当时所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刚解放时，任教于西南师院的吴宓遇几位学生来访，其中一女生问吴宓省籍，吴答以“陕西”，女生遂又曰：“是延安之陕西吧？”吴宓听后大为感慨，“盖不知有西安也。呜呼，今日全中国士女，尤其学生之文化程度及爱国观点，皆视此矣！”
张灏论及中国社会改革之难，其最大的问题是：士大夫阶层能否放弃自己的利益？“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
“四人帮”被抓后，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发表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楸出‘四人帮’”，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fan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被扯下了台。
钱锺书看到刚公布的“胡风案”第二批材料后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
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中，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事我们不能管。”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泽东论孔：“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汤一介、周一良、魏建功是“梁效”最初的骨干成员，以后又补充进林庚等人。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社会上流传：“小报抄大报”。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1943年，战事深入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几成战地服务团。吴宓1944年1月9日日记云：“宓阅《扫荡报》副刊，联大某生撰文，（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是外语系乃妓女养成所矣。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
吴宓一生日记不断，足有几百万字。“文革”爆发后，吴担心自己的日记不安全，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里，随后找来一张纸，习惯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包括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不久，吴宓果被抄家，造反派按图索骥，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回。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
听完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当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知道徐真正所爱是林徽音时，对友人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吴宓将他的罗曼蒂克写成诗，还发表出来，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等句。金岳霖看后觉得不妥，就对吴说：“您这是私事，私事就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八十多岁，就和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不无沮丧地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晚年写回忆录，开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26年，32岁的金岳霖留学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学生们始终不明白眼睛和帽子有何逻辑关系。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北平陷落后，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叶企孙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叹曰：“这就是绝配！”
1981年，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并附录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收，他认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张元济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可谓“信、达、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某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曾昭抡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看到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一根电线杆子有说有笑地谈论化学问题，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还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神情颓丧，叹息不已。
王瑶颇慕魏晋风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一位今年已八十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说：“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又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绍宽被夺去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第二次朱绍良携带蒋介石邀陈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绍宽对朱绍良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代总统李宗人并无军政实权，他上台后下的第一道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就行不通。他不仅指挥不了京沪线上的汤恩伯，就连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听命于正在溪口的下野总统蒋介石。因此当时的国共和谈也只能是白谈而已。
当年的桂系人物，李宗仁为首，白崇禧辅之。李之于白，辅车相依，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当年重庆曾流传一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李者李宗仁，白者白崇禧。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沫若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张政烺博闻强记，有“小王国维”之称。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古代史。张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往下巡视了一眼，整整三分钟没有出声，脸和脖子憋得通红。正在学生们为他着急的时候，张开口了，用他的山东腔说：“兄弟俺不会教书。”台下哄然。由于张的知识太丰富，又对学生毫无保留，以至一个学期的古代史，到学期结束，上古三代还没讲完。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王芸生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文章，遭郭沫若猛烈抨击。后来王芸生被重重地算了一笔旧帐。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6年，国共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但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撤了薛岳的职，改易顾祝同统一指挥。粟裕在得知薛岳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曹辛之有一个笔名叫杭约赫，看似有点洋味，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一诗中交代，这个笔名是长江船夫号子的谐音，在江边、山上、野外都可听见。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响，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右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取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的，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道，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钟书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合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的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以下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帐：“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它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盛夏，冯友兰访学纽约。席间有人向他提及，有学生用“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做硕士论文题目。冯氏听了，急不可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就……就没得影响啦。”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端升：“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在这方面毛泽东考第一。”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相当一段时期，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垣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也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三十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殷海光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冯友兰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但他的生命历程却与20世纪动荡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坎坷与矛盾。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人扑上去抱头痛哭。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据说，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
台湾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问：实行宪政了吗？蒋答：实行了。问：第一任总统是谁？答：是我。问：第二任呢？答：余右任（我又任）。问：第三任呢？答：吴三连（我三连）。问：第四任呢？答：伍子胥（吾子续）。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开始挽留胡适。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3天后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不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李宗仁评价其：“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他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了美国记者Peter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Peter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尘土的人民解放军为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充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傅斯年病逝于台湾，生前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和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经常能向蒋介石要到很多经费，他也经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9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
“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作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1949年9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上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fan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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