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何二元
由于会议发言限定时间，我这个发言没能讲完，不少老师要求我放到网上，下面我就把文字稿整理出来，敬请同行批评。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省的大学语文活动，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我发言的主题是“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定位，而是要找出参照物。比如有人打手机问我在哪里，我不能说我就在我在的地方，而是要告诉他我在宁波。如果要见面，光是宁波还不行，还要告诉他具体方位：前面是哪里，旁边是哪里。同样道理，任何课程也不可能自己来给自己定位，而是要放到课程的大的系统中，和其他课程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这个发言的题目又叫做“大学语文的上下左右”。
先说“下”。大学语文的下位就是中学语文，大学语文应该高于中学语文，这是近年来大家都注意到的，都在说大学语文不是“高四语文”。但是如何才不是“高四语文”呢？人们似乎把重点都放在课文的选篇上了，希望挑选出中学语文没有选过的课文，这成了目前一些教材编写工作重点，以为这样就是大学语文了。且不说真的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算真的做到了，就是大学语文了吗？假设高中真的有四年，那么高四语文教材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肯定和高一、高二、高三的课文不会相同罢？所以，仅仅是课文选篇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就是大学语文，也许恰恰证明那就是“高四语文”呢！
第二，大学语文也应该谨慎采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这样的框架体系，我觉得那是中学语文的一种简单的文体划分，大学语文不能停留于这一水平。比如记叙文，初中讲一般记叙文，高中讲比较复杂的记叙文，那么你大学语文还怎么讲呢？除非你能想出比“比较复杂的记叙文”更高的文体。议论文问题就更大，中学讲议论文讲“三要素”，说写议论文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然后围绕这个观点收集材料，最后对材料分析论证。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人怎么可能“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中学议论文教学的很多问题，比如学生不喜欢鲁迅，都和这种“三要素”有关，给人一种先入为主、强词夺理的感觉。不过中学也就算了，应试教育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可是如果大学语文还要讲议论文，就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其实中学是把文章学的写作学和阅读学混在一起了，从写作学来说，总是先有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去收集材料，对收集来的材料进行分析论证，最后才可能得出正确的观点，这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议论文写作不应该是“三要素”，而应该是“四要素”，也就是“论题、论据、论证、论点”。阅读学则不同，我们阅读的只是一个终极文本，作者在拿起笔来之前如何进行思考研究这个过程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就只看到“三要素”了，就看到“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了。中学语文的问题是拿写作的终极文本来当成指导学生写作的范本，这就难免胡编乱造，唯心主义盛行。假如大学语文一定要讲议论文，那么就必须要解决文章学背景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意识到了，就并不太难解决，因为大学要写论文，论文就是首先要选题，然后做资料工作，最后在写作过程中才逐渐理清思想的。虽然论文要大三、大四才写，但是在大学语文中先打个招呼，还是很有好处的。问题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大学语文教材，仍然是讲议论文“三要素”，这就很难和中学语文划清界线了。
再说“上”。大学语文高于中学语文，但也不是高不封顶，它的顶上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教育部高教司说：“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的素质教育课程。”这句话我们也面对了十几年了，可是有没有真正看懂？什么叫“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除了规定开课的对象外，与课程性质是否也有关联？比如那些“文学史”系列的大学语文教材，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那么“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为什么要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给个理由先。
除了文学史系列教材，还有一些文选系列、“美文”系列的大学语文教材，比如高教版的大学语文，这都反映了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茫然，不知道除了中文专业的文学史和文选，语文教材还可以呈现何种课程形态。
除了教材原因外，大学语文最容易在上位出轨，还因为师资的原因。因为多数学校并没有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而是由中文系教师兼课，这些教师如果不能下工夫研究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不能花时间另外准备大学语文教案，就很容易把给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案照搬到大学语文课堂。
教育部高教司的这段话，以前我也不注意，现在是越看越有名堂，比如“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括号前面那个“文”字是非常容易忽略的，比如我们学院，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外，还有历史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对外汉语专业、人文教育专业，可是它们都跟着“汉语言文学专业”一起“除外”了，也都不开大学语文课了，不知是误读教育部文件还是有别的理由？
讲完“上下”，再来看“左右”。所谓“左右”，就是平行的，其他的课程的比较，大学语文教材不能编到人家学科去。下面就以写作型、人文型、文化型三种教材为例进行分析。
一、写作型教材。
有一类大学语文教材，包括有写作部分或就是以写作为主的，假如是普通写作，那么必须注意和中文系的写作课区分，那种文章学框架的写作教材区分。如果是应用写作，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应用写作和大学语文的关系，是高不成低不就，讲低了不行，现在有人说大学生不会写信，不会写请假条，希望大学语文就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中学甚至小学的内容，是中小学搞应试教育造成的后果，大学语文干嘛要为中小学应试教育买单？学生语文不合格，本来还有一个高考把着关，可是近年来大学为经济利益驱动，搞扩招，把很多语文不及格的学生也招进来了，这是学校领导的责任，我们大学语文干嘛要为领导背这个黑锅？学生不会写信，写请假条，当然是要补课的，但那不是大学语文的事，试想如果是出国留学，出去后发现语言不过关，是自己花钱找地方去补习呢，还是学校修订教学计划，降低课程标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在中国就行不通呢？事实上就有人希望大学语文来做这个事，甚至还真的编出了这种“补课”型的大学语文教材。
应用写作讲深了也不行，那会进入人家学科的领域，会把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置于很可笑的地步。今天讲新闻，明天讲合同，后天又讲公文，什么都懂，就是不懂什么是大学语文。所以大学语文教师一讲应用文，专业老师就发笑。应用写作是专业课，学法律的，今后会开司法文书课，学文秘的，今后会开文书写作课，学经济的，今后会开经济文书写作课，大学语文干嘛急着在大一就讲这些内容？美国的通识课是不讲这类应用写作的，他们认为这是律师的事情，一般人学了也没用，写出来也没有法律效力。还有一个原因，应用写作工夫在文外，并不是单纯的语文的事情，没有一定的资历、阅历，语文能力再好也是写不好的。我们有一个学生语文很好，应用写作也学得很好，毕业后到政府部门工作，一次为某件事起草文件，说这事有助于改善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结果成了大的政治事故，被通报批评。李敖到清华大学讲演，学生提问时，第一个学生就说：“李敖先生，欢迎您回到祖国”，李敖一楞，说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祖国呀。这都是最大的政治事故，是“台独”，是“一中一台”，不是这些学生语文没学好，而是缺少政治经验，政治上不够敏感，我们大学语文担不起这个责任。
二、“人文”型教材
这是大学语文教材中影响最大发行量也最大的一种，在我前面发言的老师也向我们推荐这一种教材方向，但是我有不同看法。以“人文主题”设计教材单元：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品格修养、社会人生等等，这是语文吗？说好听一点是“文以载道”，说不好听点就完全是政治。大学有政治课，毛概、邓论、三个代表，要说提高学生政治素养，这些课才是正宗，而窈窕淑女、聊斋的狐狸精、箓竹书房的女鬼等，要靠这些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即使说得通最终也只能沦为二三流，所以不要抱怨大学语文边缘化，还是先想想我们的课程定位是否有问题。
还好我们的教师并没有完全按照单元主题来讲课，大学语文的教学时间也不容许按单元主题来教学，那样最多只能讲两、三个单元。实际上，据我所知教师们都只是按照具体课文的主题（而不是单元设计的“人文主题”）来讲的，这样多少避免了把大学语文讲成政治课。
三、文化型
比“人文主题”后起，但更加时髦的是按“文化专题”编写教材，这类教材除了文学内容外，还有九章算术、孙子兵法、古代科技等等，虽然语文有“大语文”概念，文学也有文化视野，但是这些更适合留给中文专业去研究，大学语文课时有限，学生基础有限，不适合使用这种教材。再说真要给学生上文化课，大学有中国文化概论，有各种文化专题的选修课，让这些课程来讲，肯定比我们大学语文更要本色当行。
人文型教材、文化型教材，表面上看，是和大学语文的“左右”（政治课、文化课）相混，从更深层次看还是一个“上下”的问题，人文、文化都是语文的上层系统，人类全部知识可以划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化”是这些学科知识的总和，拿它们来定位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怎么能不大而无当呢？这就好比人家来找我，我只告诉他我在宁波，这当然没错，可是还是找不着，为什么呢？因为宁波太大，我还要告诉他具体的方位。所以科学的定义方法是“属概念加种差”，光有属概念不行，还要研究“种差”。“人文”、“文化”都是属概念，只说属概念就好像只说“人是动物”，虽然没错，但那只是动物学而不是人类学，要想建构人类学，还要说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所以，不要怪人们不重视大学语文，现在各大学开设通识课，一开就是50门、100门，这些都是人文素质课，都是文化教育课，为什么非要开大学语文呢？
这就要讲到“中”。讲大学语文的上下左右，目的是“广摄四旁，得其环中”。
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不能主题先行，不能“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而要从占有资料入手，从研究资料入手。大学语文资料很多，首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一国文，很多语文前辈、学术大师都教过，如梁启超、闻一多、沈从文、郭绍虞、朱东润、朱自清、吕叔湘等等，他们当年是怎么教的？有哪些是今天大学语文可以借鉴的？这些都还没有人研究。二是港台海外的大一国文，他们和大陆不同，中间没有中断过，应该更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三是大陆重开大学语文这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第四是世界各国在大学开设母语课的经验。这些资料是大量的，收集这些资料要下很大的工夫，所以大学语文绝不是当作副业就能研究好的，而是要作为一种学术方向，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就是下了这样决心的，把大学语文视为自己的学术方向，我名片上印的就是“大学语文专职教师”。可是我的这一愿望也并不能一帆风顺地实现，学校搞教师重新定编定岗，认为大学语文不需要专职教师的，为了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我选择了提前内退。从去年暑假开始，这一个多学期里我专心做大学语文的事，我的个人教学网站，原名“二元教学”，改为“大学语文研究”，这个网站还在做；还有一个省重点课题也在做；另外还为复旦大学的大学语文编写教学参考书。因为我课题的题目是“大学语文母语主题研究”，我认为大学语文应该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学习，现在大学语文教材虽然有1400多种，但是真正定位为母语教育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教材一种，这就是我和复旦进行合作的基础。
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学习，这个课程定位不是主题先行的，而是我经过多年研究后逐渐得出的。现在很多人都已认可这一观点，教育部领导讲话中也肯定这个定位，上午毛会长向我们介绍陈洪、李瑞山的文章，也是把大学语文定位为“母语高等教育”。但是从弄清思想到编出教材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刚才彭万隆教授作题为《近十年中国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的报告，也没有把高等母语教育列为大学语文教材的一种类型，说明从整体上评估，这一研究还没有达到出教材的阶段。但是首先只要有了这个定位，对改变大学语文的生存状态，对确定大学语文必修课的地位，就非常有利，因为说人文，说文化，都轮不到你大学语文老大，唯有说母语课程，则非语文莫属。母语学习是每个公民的终身义务，不能说小学、中学学过了大学就不要再学，只要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就要终身学习自己的母语。不但大学要开大学语文，将来搞终身教育，就是“大学后语文”也是要开的。假设由于我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暂时只能开一门终身教育课程，那么应该开什么课呢？难道不就是自己的母语课吗？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惟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他说的是“惟一”，可见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共识。
当然光有共识还远不够，还要给这种认识一个理论框架，来确定大学语文在整个语文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这事我思考了好多年，还没有发现学术界有这样的现成资源。暂时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从母语教育中排除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因为中小学都还在搞应试教育，母语中最好的部分不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传授，古人早就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所以只要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缺失的东西，就不难确定大学语文的大致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要是今后中小学也开展素质教育了呢？所以我的课题又借用了翻译界“信、达、雅”的理论框架，认为中小学语文主要解决“信”与“达”的问题，大学语文则要学习母语中最高雅的内容。任何民族的母语都包括雅、俗两个方面，俗的方面可以从生活中习得，雅的方面一定要在学校教育中获得，而最高雅的部分，则只有在高等教育中才能获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等教育已是他们最后系统学习母语的机会，假如这个时候还不提出学习母语高雅部分的任务，他们将终身与这些内容失之交臂，那将是语文教育最大的失败。去年我在复旦的大学语文研讨会上提出这个设想，被北师大的老师批评为理想主义，我愿意接受这个称号，我认为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语文学习可以实际些，也不得不应试些，而大学语文一定要有理想，高雅与理想是大学语文的两面旗帜。当然理想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我的课题就是“大学语文母语主题研究”，希望能够像那些人文主题的教材那样，研究出操作性强的一个一个的“母语主题”，虽然现在我还不能确定到底有哪些母语主题，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探索，就一定能够找到，我希望是在明年课题结题的时候，那时候我将不但能够描述大学语文的上下左右，还将能够一语中的地说出大学语文的“中”，也就是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到底是什么。
谢谢各位同行的支持，是你们的鼓励和要求使我能够把这篇未竟的发言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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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版《大学语文实验教程》教学参考（何二元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