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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总起来说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前一阶段又可以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⑴学识渊博，中西融汇，古今贯通；⑵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历史，自成体系；⑶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⑷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教，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知名学者皆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少年壮志 远游异国 讲学宁汉 声名鹊起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是雷海宗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充分显示出一个青年史家的横溢才华和卓越见识。论文用英语写成，未发表，共分导言，杜尔阁——行政官和哲学家，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一）、（二），以及结论五个部分。雷海宗以1913－1923年最新出版的居斯塔夫·舍尔主编的《杜尔阁著作集》（原文为法文）为根据，参阅大量史料和有关专著，对杜尔阁的一生、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特别是由政治实践和改革方案着眼，对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杜尔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儿，重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比较温和现实，并受重农主义影响，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际政治家，相信人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进步性，以改革旧制度、促进人类精神进展为己任。他的理想和改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势力根本抵触，遇到了以法国王后为首的贵族朝臣特权集团的反对，终于失败。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雷海宗在美国专攻世界史，返国在中央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迅又研究和讲授中国史，以身体力行其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但是，其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家蒋孟引回忆：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先生之流所能望其项背。[1]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2]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孔子以前的哲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是一篇功力深厚、具有开拓性质的长篇学术论文。雷海宗对《尚书》与《周易》中的有关篇章（《周书》、《虞书》和《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了分析考订，然后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发展了的哲学，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
应该指出，雷海宗不仅密切注意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吸取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他特别提出法国学者马斯伯劳“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的帮助很多”。[3]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4]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现藏其《欧洲通史》（二）一课的铅印详细提纲，由之可看出雷海宗在世界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湛造诣。该提纲共三百页（六百面），分四十九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三百余种。《欧洲通史》（二）包括时间约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雷海宗将其分为：（1）黑暗时代（西洋文化酝酿时期，476－911）；（2）封建时代（“中古”、“中世纪”时代，911－1517），其中又分为封建文化之极盛（911－1321）和封建文化之破裂（1321－1517）两个阶段；（3）旧制度时代（1517－1815），其中又分为旧制度及其文化之成立（1517－1648）、旧制度之极盛（1648－1789）和旧制度之末运（1789－1815）三个阶段；（4）欧美文明时代（1815以下）。全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打破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2）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和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整个提纲实际是一部绝好的西洋文化史，内容极其丰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只是一部提纲，未能窥其全貌，但已足以启人深思，仔细玩味。[5]
重返清华 独树一帜 坚决抗日 誉满中华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黻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留学长达11年之久，精通中外历史，掌握多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1932年秋，年方而立的雷海宗一领青衫，文雅朴素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在五十多年后生动地描写了雷海宗给予她的最初印象。她回忆道：
那是在1932年秋季开学前，我回到清华园，系里的同学告诉我说，我系新来了一位教西史的教授雷海宗先生。有一天我去图书馆，走在大礼堂前面草坪旁的行人道上，身旁的同学轻声对我说：‘迎面来的就是那位新教授。’我抬头仔细端详一眼，只见走来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年纪大约三十以上，头上平顶头，身穿一件褪色的旧蓝布长衫，足着一双尖口布鞋。我心里想这位新教授不带丝毫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在身旁的同学，而且五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敢说出这一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因为，我以后上过雷师的课后，我对他的敬佩与景仰，更使我羞于将这种幼稚想法启齿告人了。[6]
然而，许亚芬能看到雷海宗的外表，却无法深知他当时的内心。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是和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在教课之外，雷海宗更潜心进行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7]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该文认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8]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第一篇文章首先指出，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可称为“无民的文化”，但其轮回起伏，有一定法则。随后，从政治制度的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七个方面对秦以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行分析探讨。最后，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或可解救中国文化不致沦亡。第二篇文章一开头认为日常所谓“西洋史”包括埃及、巴比伦、回教、希腊罗马、中古以下的欧西等五个文化。文化是个别的，断代当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随后，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分为古典的中国和综合的中国两大周，并进行了概述。最后，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比较，指出其他各个文化都经一周结束，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第二周，这在人类史上是特殊的例外，中国是得天独厚，大有可为的。[9]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前文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回教初期的教主为实例，说明人类史上政治元首亦即政治实权者在世袭以外的继承制度与方法，目的在于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共和国家之政治实权领袖的更替承袭方式提供参考。后文则论述中国在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大家族渐衰，但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一直维持了两千年。近代以来，大家族制度遭受冲击，小家庭渐兴，如何建立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家族制度，甚为紧要，颇堪玩味。[10]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11]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奋，一扫原来对中国的兵所持之悲观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12]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文化之评价”，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五章；下编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仅包括“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二章。最后为附录，即“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心杰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雷海宗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刊登在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和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7月）的《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文就是这样的实例。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前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史实、现实与意义》、《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中央日报》和《观察》杂志分别刊载他的《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和《和平与太平》两篇文章。1947年雷海宗专门在《独立时论集》发表了《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美国设国防部》、《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伊朗问题》等文。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此外，他还为天津《益世报》写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等文。《天津民国日报》也曾刊登雷海宗的《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两篇短文。
综上所列，雷海宗自1939年至194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文章大致如此。限于篇幅，对各文内容不赘述。其历史观、史学体系和学术成就将在本文第四节中专门论述。至于他在时论性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观点，如他在《周论》的《发刊词》中所说：“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13]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属于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接受西方教育的民主集体主义者，持中间偏右的立场。
迎接解放 移座南开 光明磊落 鞠躬尽瘁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
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第二、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首先，在第五章“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中，以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为线索，贯穿叙述那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其次，在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中，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这一部分，以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5]
第三、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区和邻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的迟早亦大不相同。[16]
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17]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18]
雷海宗在看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注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
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的”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雷海宗在信中进一步说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想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半个月前另一个会上的主旨相同的发言。该发言对这层意思有较清楚的表达：
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19]
5、6月之交，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曾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开的大礼堂召开了由三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海宗在发言中指出，曾询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读黑格尔的著作的情况，劝谭天荣在谈黑格尔的思想时，应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礼堂主席台两侧的两个标语牌说，他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6月中旬，全国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运动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时，雷海宗始终未被触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上点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开大学历史系才中断假期，紧急召开了批判雷海宗的会议。
1957年秋，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此外，亲自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认真负责，关怀备至，使我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用不尽。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雷海宗知道这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下了歌颂人类征服宇宙的这一伟大成就的长诗。雷海宗英文极佳，此诗当为文学精品，并能充分体现他的内心思想与宇宙观。可惜，笔者只在他的案头看到手稿，未能细阅，而此后诗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雷海宗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不写讲稿，但在讲外国史学史课程时，却以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时认真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的教学态度。此时，他还让笔者从南开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显然他还想研究先秦诸子，写有关的著述。可怜他已身心交瘁，油尽灯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六十岁。
学贯中西 创建体系 热爱祖国 锐意创新
以上大致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20] 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21]
很明显，雷海宗是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和发扬的。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的历史体系。
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献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22]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是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脱和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一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稣、释迦、庄周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中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23]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３８３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公元前２２１至公元８８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８９至３８３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２０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24]。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雷海宗之所以不同于斯宾格勒，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说，是由他的爱国抗日思想决定的。辽阔的祖国大地，灿烂的中华文明，雷海宗生于斯，育于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接受中国文化已经一周而亡的洋人论调。面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抗日战争爆发前，雷海宗对中国旧文化提出了较多的批评和非议，因为他觉得“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25]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26]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庭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27] 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曾笼罩中国三四千年的天子理想，一股脑儿结束了。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28] 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29]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连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前，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淝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部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30]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韦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二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亦给予注意。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史的提纲中，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劳工阶级的学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持经济的唯物史观，寻求历史变化之定律。[31]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介绍和翻译了当时国内尚未刊载过的《达尔文致马克思书》和《恩格斯致索盖书》。
1952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后，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与以前根本不同，他开始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但是，当一般人都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教科书的体系、观点和材料时，雷海宗却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与具体史实，编写出独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讲义》，特别对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1956年后，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他对自己过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做出原则性的调整，并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必经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至于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停留在1895年”的说法，他原来的主要思想是想说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应该掌握和根据大量的新材料，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在了解、整理、总结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经验上要前进发展，得出新的认识，不要教条式地对待62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雷海宗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忠诚教育 松柏常青 一代名师 桃李天下
雷海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娓娓动听，使人受用不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另一位学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
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名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所以，当时许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32]
雷海宗在清华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年逾九十高龄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卞僧慧先生对此有具体细致的描述：
在课堂上，以“史学方法”课最为活跃。这门课是历史学系必修课。先生除指定几本必读的参考书外，讲三个问题：历史的科学，即史学的分析工作，这是最基础的，讲的也最多；历史的哲学，即史学的综合工作；历史的艺术，即史学的叙述工作。上学期讲第一个问题，下学期讲后两个问题。每学期讲课后，剩余时间同学在课堂上分别作二十五分钟的报告，实际上多超过时限，也不制止，得以畅所欲言。班上共二十人。事前，先生拟出二十五题，各选报三题，也可自拟题，经平衡核准，各自准备。凡自拟题者用其自拟题。二十人中用自拟题者五人。下学期，先生列出英文书二十五种，各选三书，指定一书，读后仍在课堂报告。各书都涉及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有天演论、多元论，有论著，有小说。上学期报告重在锻炼分析能力，钩稽史料，比较同异，提出自己结论。下学期在课堂上报告个人读书体会，交流丰富多彩的诸家异说，互相启发。使同学虽只读一书，而收博览众说之益，得以分别异同，审度得失，促成独立思考之习惯。若仅株守一家之言，则视野不得开拓，思想不易活跃，即对所守一家之言，亦难有透彻之了解。[33]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写道：
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
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34]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后期，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他们是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1951年曾教过笔者。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张荫麟之风。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根据国家需要改教新课亚洲史，甚有建树。他与雷海宗师生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1957年，丁则良被错划为“右派”，访苏联归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沉，雷先生闻此噩耗，为之痛哭不已。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后，立刻给雷师母寄来长信，说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他一直与雷师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联系，历“文化大革命”而数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给予经济支援。最近，他在《雷海宗专忆》中从三个方面倾诉自己对雷师的缅怀和景仰。
首先，关于雷海宗的品德：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冬，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问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其次，关于雷海宗的世界史宏观史学：
遍观20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陶因培，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中国的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个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再次，关于雷海宗的中国史成就：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公元前1027年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刘歆公元前1122年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公元前1027年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 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35]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 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远去。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36]
雷海宗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入，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扶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茀，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伯伦师所取得的成就是与雷师母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会到了温暖和关怀。
总之，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大家深信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1] 蒋孟引：《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待发表)。
[2]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王敦书编），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611～620页。
[3]《伯伦史学集》，第13～37页。
[4]《伯伦史学集》，第3～12页。
[5] 此提纲已经过笔者整理，定名《西洋文化史纲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6] 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待发表。
[7]《伯伦史学集》，第38～55页。
[8]《伯伦史学集》，第56～101页。
[9]《伯伦史学集》，第102～124页；第132～158页。
[10]《伯伦史学集》，第159～168页；第169～185页。
[11]《伯伦史学集》，第125～131页。
[12]《伯伦史学集》，第197～202页。
[13]《发刊词》，《周论》，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48年1月16日），第2页。
[14]《伯伦史学集》，第295～311页。
[15]《伯伦史学集》，第342～373页。
[16]《伯伦史学集》，第600～607页。
[17]《伯伦史学集》，第379～397页。
[18] 1957年4月21、22日《人民日报》。雷海宗的发言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注在当时我国舆论界颇引人注目。所谓雷海宗认为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的说法是后来将雷海宗划为"右派"的主要根据，故这里略加引述。据当时当事人冯承伯回忆，《人民日报》对雷海宗发言的原话做了"整理加工"，"歪曲雷先生的原话，然后加按语"。（冯承伯：《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
[19] 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本信和前文《人民日报》所刊登的雷海宗的发言与编者按、编者注，亦见《伯伦史学集》，第639～646页。
[20]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敦书整理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29～342页。
[21]《伯伦史学集》，第209-212、295～311页。
[22]《伯伦史学集》，第213-216、259～263页。
[23]《伯伦史学集》，第289～294页。
[24]《伯伦史学集》，第132～158、243～258页。
[25]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正文第1页。
[26]《伯伦史学集》，第101页。
[27]《伯伦史学集》，第184～185页。
[28]《伯伦史学集》，第55页。
[29]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第220页。
[30]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168～185页。
[31]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第284、305、339页。
[32] 丁则民：《忆念伯伦师》，待发表。
[33] 卞僧慧：《回忆伯伦师在清华教学片断》，待发表。
[34] 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35] 何炳棣：《雷海宗专忆》，待发表。
[36] 肖黎：《最后一课--记声如洪钟的雷海宗》，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9～293页。
编辑：贾建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