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 少儿时代
2、 壮游足迹
3、 困居长安
4、 身陷贼中
5、 西窜与北征
6、 贬斥华州
7、 洛阳之行
8、 秦州 同谷 成都
9、 草堂岁月
10、 避乱与回归
11、 流寓夔州
12、 飘泊荆楚及病故
13、 结束语
一、少儿时代
公元712年正月，春天的绿色脚步，缓缓移到伊洛河的下游，在黄河南岸巩县城东的瑶湾村，一个新的生命伴随哭声而降临。像每个新生儿一样，光赤而稚嫩的身子偎依在母亲怀中，贪婪地吸吮着乳汁。他的父母，亲戚以及前来祝贺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幼儿，将会成为照耀中国诗坛的一颗万古璀璨的巨星。
他就是杜甫。
杜氏家族世代奉儒守官。先世居于杜陵（今西安市东南）。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著名学者，封当阳县侯。十世祖杜逊在东晋初年迁到襄阳（今湖北襄樊），任魏兴太守，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今属河南）县令，遂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县令。近世官职虽不如远祖那样显赫，但家境仍是富裕的，这为杜甫的成长，读书和漫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杜甫的母亲是清河大族崔家的女儿，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死去了。继母卢氏过门后，杜甫寄养在洛阳仁风里的二姑家。姑母为人贤德，对幼小的杜甫关怀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同时患病，她为了保住杜甫的性命，忍痛舍弃了儿子。此事是杜甫稍大以后从仆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触动很深。天宝元年（742）姑母逝世，他以无限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撰写墓志，称其为“有唐义姑”。“义姑”，是春秋时鲁君对一妇人的赞称。据《列女传》载，齐军来攻鲁国，逼近郊外，见一妇人抱子携侄而行。妇人见形势危急，子侄不能两全，便舍弃儿子，抱起侄子逃难。齐军问其故，答曰：“弃子而行义。”齐军感慨道：“鲁郊妇人犹能持节，何况朝廷！”遂罢兵。此事与杜甫二姑所为十分相像，故以“义姑”称之。杜甫后来的同情弱小，怜悯民瘼的思想形成，与姑母的身教有一定的关系。
童年的岁月烂漫而朦胧，许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无可挽救地泯灭于记忆的长河里。使杜甫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的，是他6岁时在偃城（今属河南）见到的公孙大娘舞“剑器”。公孙大娘是当时最优秀的舞蹈家，“剑器”是一种戎装舞蹈，动作刚劲，节奏铿锵。杜甫晚年回忆当时公孙大娘的舞姿，说她忽而自空而落，光彩夺目，如同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腾，如同一群天帝驾着蛟龙飞翔;她上场时神情端庄，如同雷霆初止，天地一片肃穆;她收舞时英姿卓立，如同江海停止翻腾，凝聚着清冷的光辉。这说明，幼年的杜甫就已对艺术有了较强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舞蹈，书法，绘画，音乐，诗歌，是彼此相通的。据说，当时草书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之后，书法大有长进。事实说明，这种激昂顿挫的舞姿，对此后杜甫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杜甫7岁时，开始创作诗歌。儿童作诗，往往以动物为题材。初唐诗人骆宾王也是7岁时开始作诗，那首《咏鹅》诗确实写得不错。杜甫所咏的却非平凡的鹅，而是神鸟凤凰（诗已失传）。在古人心目中，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杜甫开口便咏凤，这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生出对国家富强的期盼。这似乎是一个预兆，因为杜甫终生都是心系国家，心系民族的，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份苦恋，真可感天地而泣鬼神。中国有句老俗语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以杜甫观之，此言不差。练习作诗的同时，杜甫还学写大字，很勤奋，很刻苦，到9岁时，已写满了一口袋的习作。同写诗一样，书法也是家传。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都于书法上有一定造诣。杜审言曾自夸其书法“当得王羲之北面”，虽属虚张，但看来也确有相当的水平。宋人蔡居厚家藏杜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称其书法“简远精劲”（见《苕溪渔隐丛话》）。杜甫在家庭翰墨的熏陶下，书法日有长进，步入壮年后终于形成“瘦硬”的风格，明朝人胡俨曾见过杜甫书写的《赠卫八处士》（此诗为杜甫47岁作），称其“字甚怪伟”杜甫晚年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表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主张，“瘦硬”是杜甫的艺术审美观，无论对书法，对绘画，对诗歌艺术都持有这种观点。
杜甫十四五岁就已在诗坛崭露头角，他出入于文人荟萃的场所，与当时的文坛名流交往。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曾褒奖杜甫的文才有似汉朝著名文学家班固和扬雄。这二人的年龄当大于杜甫几十岁，他们乐与少年杜甫交往，颇能说明杜甫文才的超卓。这期间，他还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李范是睿宗第四子，好学工书，雅爱文士。杜甫经常出入于李范的府第。中书令崔憬的弟弟崔涤任秘书监，与玄宗款密，此人也对杜甫很器重，常邀杜甫来家中作客。杜甫晚年飘泊潭州（今湖南长沙），遇到了当年著名歌唱家李龟年，曾感慨万端地写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就是回忆少年时与李，崔二人的交往。杜甫虽然成熟较早，但作为少年的他，仍未完全脱掉孩子气。幼儿时他身体不太好，经常闹病，在姑母的精心照料下，长到十几岁时，已经健壮得像个“黄犊”，一天到晚欢蹦乱跳没个时闲。他家的院子里种有梨树和枣树，八月秋风送爽时，树上梨黄枣红，他简直就像只顽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欢声笑语飞满庭院。这时的他决不可能想到，命运之神已悄悄地为他安排了一条艰难困苦的生活道路，他将在这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洒汗，流泪，泣血，哀歌。但此时，他距离这条道路还远，因为他还有一个颇为快意的青年时代。
二、壮游足迹
唐代知识分子不囿于书斋生活，读书之外喜好游历天下。特别是盛唐时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然成为时尚。杜甫出生的那年，玄宗正好即位。这位天子在执政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尚能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张说，张九龄这些贤人为相，也能采纳一些批评，建议，终于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当时社会财富充足，国库殷实，民生安定，道路畅通，社会秩序也好。这为读书人的漫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们被昂扬的时代精神所鼓舞，被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吸引，走出书斋，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生，广交天下诗友，寻求从政的道路。
杜甫正是抱着这些心愿而开始漫游的。从20岁起到34岁止，共有三次长途远游，第一次是游吴越。开元十九年（731），他从洛阳出发经水路抵达江宁（今江苏南京）。在秦淮河北岸的瓦棺寺里，他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晋代名家顾恺之的壁画。瓦棺寺为晋武帝时所建，寺内建有高阁，高达24丈，极其壮观据《京师寺记》载，东晋兴宁年间，瓦棺寺准备重修，寺僧请人捐款。最多者也不过10万钱，而顾恺之出口便是百万。等到兑现时，他让僧人粉好一面墙壁，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达一月之久，精心绘制维摩诘的画像，画完身躯，将点眸子，便对僧人说：请告知世人，第一天来观此像者，捐10万钱，第二天可捐5万。世人皆知顾恺之丹青绝妙，前来观画者挤满寺院，不消片刻，便得钱百万。杜甫早已得知这段艺坛佳话，今日得以目睹此画，心中异常兴奋，瞻顾之间，不禁深深遗憾未能与这位艺术大师生在同时。
离开江宁以后来到苏州。苏州是春秋时吴国国都。在苏州阊门外，他凭吊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此墓建在城西北的虎丘山上，传说当时曾以扁诸鱼肠剑3000柄作为陪葬，封土三日，有金精结成白虎踞于坟上故将此山称为虎丘。杜甫前来凭吊时，此地已十分荒凉了。虎丘山中有剑池，相传是秦始皇为挖掘阖闾墓而形成的深涧，水深莫测，旁有几丈高的石壁。杜甫游览了剑池，又去游城西南的长洲苑。这里是当年吴王游猎的场所；水汀沙渚间早已消失了帝王的踪影，唯留荷花菱叶，在天水之间吐着清香。城西北有吴太伯庙，太伯是周朝祖先古公父的长子，传说古公预见其幼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会为君。太伯深明大义，为让父亲的愿望顺利实现，便出走避居勾吴。杜甫怀着仰慕之情，几次拜谒太伯庙，为其礼让精神而感动落泪。
杜甫原想从苏州东渡日本，古代传说那里是太阳出生的地方，当然很吸引人。杜甫已经租了航海的船只，却终究没能成行，于是南渡钱塘江，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是春秋时越国国都，有勾践庙。杜甫凭吊了卧薪尝胆，终报国仇的越王勾践，对秦始皇留在会稽的古迹也作了游览。会稽城南三里有鉴湖（又名镜湖），时当盛夏，杜甫站在湖边，享受着湖面送来的阵阵凉风。又乘船游览了剡溪，那里山水秀异竹茂林深，使他大开眼界，徜徉不已。
开元二十三年（735），他24岁时从吴越回到巩县，准备参加这年在东都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的文才可以匹敌屈原，贾谊，可以俯视曹植，刘桢。结果却未能考取，但也不以为意，着手准备第二次漫游。
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去漫游齐赵（今山东和河北南部）。这期间，他结识了好友苏源明。二人曾于春日登临邯郸赵王丛台，缅怀古人，翘首放歌。
又在冬天射猎于齐景公畋猎过的青丘（今山东益都附近），在皂枥林中，云雪冈上呼鹰逐兽。杜甫箭术不错，有一次，射下一只大鸟，把苏源明乐坏了，称他为晋代的将军葛强（征南将军山简的爱将）。
杜甫之父杜闲此时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杜甫前往探望父亲，登上兖州城楼，极目而望，但见浮云连绵于大海和泰山的上空，平野苍茫，远远伸向青徐二州。他的心神由空间跃入时间，想到兖州东南的峄山上还留有秦皇的功德碑，曲阜城东还留有汉景帝儿子鲁共王所建的灵光殿。物是人非，宇宙悠悠，登临怀想之际，不禁生发万千感慨。
泰山素称五岳之宗，杜甫初次目睹它的雄姿，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写成名篇《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象，表现了青年诗人的凌云壮志和阔大胸襟。据杜甫晚年诗《又上后园山脚》，可知杜甫当时于望岳之后确曾登上泰山绝顶，未能有诗传于后代，大约是笔力不敌《望岳》而被作者自行淘汰了。
这一时期，他还游历了任城（今山东济宁），与任城许主簿同游南池，那清澈的秋水，疏淡的秋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又与巳上人，张隐士交游，写诗赞美他们的幽雅居处和淡泊情怀。此次漫游齐赵共历五年之久。
开元二十九年（741），他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东面，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建造一座“土室”（即窑洞），名曰“陆浑庄”。首阳山有他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建造土室是为了便于祭奠祖先。这年寒食节，土室建成，他写成《祭当阳君文》，表示要以杜预为楷模，建功于当世。大约就在这一年，他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成婚。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相依相守，白头偕老。
从天宝元年（742）到天宝三载（744），杜甫居洛阳，其间曾与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有过交往，拜访过初唐诗人宋之问遗留下的山庄别业，游历过龙门奉先寺等地。天宝三载三月，翰林学士李白因傲岸不羁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玄宗赐金放还，路过洛阳时，和杜甫初次相逢，二人一见如故。一年多的京都生活，使李白对腐败的朝廷加深了认识，他想隐居名山以求精神的愉悦；而杜甫在洛阳居住期间，对世俗的伪劣也十分厌恶。当他得知李白欲往梁宋漫游，便欣然相约同往。这是他的第三次漫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是当时繁华城市，人口密集，建筑壮观。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以淮阳王徙封于此，在开封城东南建“东苑”（又称兔园），园林规模宏大，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在其间赏游驰猎，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园内有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梁孝王增筑曰明台。因梁孝王常案歌于此，故亦称吹台。杜甫与李白，高适（时高适寓居于梁宋）畅游梁园，登临吹台，环顾大野，思怀古人，并对当时玄宗崇尚武力，频动开边之战表示忧虑。其后，他们又同游单父台，单父是春秋鲁国邑名，故址在今山东单县南，与宋州（商丘）邻近。孔子弟子宓子贱作单父宰时，很得民心，终日弹琴而单父治理得很好。后代人思念他，称其弹琴处为琴台，即“单父台”。杜甫他们登此台时已是冬季，天上万里风云，地上大泽霜冻，树叶纷飞，禽兽哀鸣，萧飒的景象唤起他们对时局的忧怀。天子好武，边将多以武功求宠，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与宓子贱的鸣琴而治形成鲜明的对比。抚今追昔深为国事而惆怅。
不久，高适离开梁宋南游楚地，杜甫同李白渡过黄河去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不料华盖君已死，唯余三五弟子守在清冷的道观，只得失望而去，于天宝四载初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当时李邕的族孙李之芳作齐州司马，李邕作北海（即青州，今山东益都）太守。李之芳建造新亭竣工，李邕前来观赏，得知杜甫在齐州，便请求相见。李邕的诗文和书法闻名于当时，声望颇高。杜甫与他交游，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所作诗篇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被清人何绍基书写（何氏改“海右”为“历下”）挂在大明湖历下亭上。
三、困居长安
天宝五载（746），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早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就任用李林甫为宰相，导致了乱政的发生。正直的杜甫在这样的朝政下而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已如白日作梦。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经过加工，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人一贫贱，就连同族晚辈也要给点脸色看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很厉害，在生死线上徘徊了100来天，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饥饿之苦，可以想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人生加深认识。
天宝六载（747），也就是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玄宗诏令天下之士通一艺以上者皆到京都就选。此时正值李林甫频频制造冤案之际，他怕参加考试的人在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便施展阴谋诡计，把考生全部落选。杜甫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这次考试，不料竟是这样的结果，他沉痛而且愤慨，在其后所作的多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考试的路子走不通，杜甫便向显要投诗，以求他们的援引。这些投赠诗一般都是这样的格局：颂扬对方的功德，讲自己的经国济世的抱负与才能，目前的困境，或明或暗地呼唤对方给予提携。他首先寄希望于韦济。韦济作河南尹时，曾慕杜甫的诗名而几次去陆浑庄寻访，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杜甫得知后，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一诗，对韦济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他的汲引。天宝七载（748），韦济迁尚书左丞入京后，杜甫又有《赠韦左丞丈济》诗，诗中颂扬了韦家门第，并大声呼吁：“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希望对方大力提拔。韦济也确曾在百官会集的场合为杜甫张扬过诗名，但于杜甫的进入仕途却未能起到作用。这使杜甫感慨万端，在其后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痛痛快快地发了一通牢骚。韦济之外，他还赠诗给汝阳王，赠诗给京兆尹鲜于仲通，痛苦言道：“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赠诗给左丞相韦见素，叙及韦，杜两家原是世交，盼望给以照顾。又曾赠诗给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当时他的诗友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中掌书记），提出愿去幕府参谋军事的请求，并赠诗给哥舒翰的判官田梁丘，寄望他从中帮忙。哥舒翰是个讲义气，重贤才的人，如果不是身患重病，还京居家的话，杜甫很可能就此参军了。
在投诗求引的同时，杜甫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天宝十载（751），投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
玄宗看重了他的文才，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命宰相考他的文章。那一天，杜甫来到中书堂应试，由李林甫出题，集贤院的学士们都来监考。这次考试，杜甫只是获得了一个“参列选序”的资格，使他大失所望。此后，杜甫又献《封西岳赋》和《雕赋》，仍不见有任何进展。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被授予河西县尉的官职。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没有接受，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宿卫，为生活所迫，只好就任。一个身怀大志奇才的人，苦苦挣扎了10年，才得到一个小小官职，令人啼笑皆非。
现实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深刻地教育了杜甫。他再无青年时代那种“轻狂”的心态，也失去了健康的体魄；但同时也磨炼出一双透视生活的眼睛，思想感情逐渐转移到挨饿受冻的普通百姓一边，创作出第一批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天宝十载（751）四月，鲜于仲通讨伐南诏，率兵8万，至西洱河，遭到惨败，士兵死了6万。于是征召长安，洛阳及河南河北的男丁，再伐南诏。人们得知云南多瘴疠，不肯应征。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到军营。部队开跋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震野。（见《通鉴》卷216）杜甫目睹送别的惨状，联想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非正义战争创作了《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把笔墨局限在一时一事的描写上，而是通过征夫之口，把此次征丁放在连年征战的大背景下，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所受的兵役之苦，在最深的层面上揭露了唐玄宗不顾人民死活，频举开边之战的卑劣心肠。作者的立脚点显然在人民一边，这标志着杜甫在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的一座里程碑。这一时期杜甫还创作了《前出塞九首》，注家多认为是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伐吐蕃之事。这组诗始终以一个征夫的自述口吻来写，自然而又深刻。这个征夫怀着悲痛的心情辞别了家乡亲故，被迫去参加君王的开边战争，一路上心绪烦乱，听到陇头流水声便心肠欲碎，以至于磨刀时手被划破也没有痛觉。途中时时遭受押队长官的喝斥，深感做人的尊严被蛮横践踏。到了三军营地，发现军中将士之间苦乐悬殊，士兵的遭遇之苦非同一般，严冬风雪之际修筑城垒，一些士兵被冻掉了手指。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征夫生擒了敌人酋长，却未能获记分寸之功，而无功者却受到奖赏。总之，这是一组代兵立言的优秀现实主义诗篇，“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全诗的主旨，有力地批判了唐玄宗的开边政策。这一时期，杜甫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也予以关注。天宝十三载（754）秋天，长安一带连降了60多天的雨水，秋作物灾情严重，长安米价暴涨。玄宗派宰相杨国忠视察灾情。杨国忠是李林甫的继任，靠着杨玉环的关系爬上了相位，卑鄙伎俩不亚于他的前任。古人常把天灾与宰相连在一起，杨国忠害怕动摇相位，故意隐瞒灾情，他从高冈子地里拔来一束庄稼，欺骗玄宗说：
“雨水虽多，但不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扶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房玄上书报告当地灾情，被杨国忠扣压，并派御史去追查房玄。从此，天下无敢言灾者。杜甫则不畏奸相的淫威，他在《秋雨叹三首》中，真实地反映了灾情，并揭露杨国忠钳制人口的卑劣行为，诗中写道：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辩，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绸，想许宁论两相直。
“禾头生耳”是说谷穗上生了芽子，“黍穗黑”是说黍穗因阴雨而发霉，七个字形象地写出了灾情之重。“农夫田父无消息”是说农民的灾情消息被封锁，皇帝既不得知，则赈济免租亦无望。挨过饿的杜甫深知灾区农民此时的滋味。杜甫一方面用诗反映民生疾苦，另一方面还把笔锋伸向高层统治者的腐朽生活。《丽人行》这首诗可称代表。诗中辛辣地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奢侈与荒淫。
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任右丞相，此诗当作于第二年春天。古时三月初三为上巳节，长安士女多于此日赏游曲江。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江边建有豪华宫殿，为京都第一胜景。诗中描写杨贵妃的三个被封为国夫人的姐姐，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大官们的陪同下，来曲江边游春。她们还带着厨师和乐队。该进餐的时候，厨师们用镶翠的锅子给她们烧好驼峰肉，用水晶盘子给她们端来清蒸鱼，山珍海味，摆满桌子，可惜她们已是满肚子油水，面对美味并无食欲，虽有乐队演奏助兴，也无济于事。于是便有太监回宫禀告天子，天子就让御厨快马加鞭送来“八珍”。酒足肉饱，如何消食杨国忠应时赶到，只见他大模大样，当轩下马，无须通报，便钻进锦帐与三位国夫人欢会了。“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杨国忠未到时，游人尚可靠近锦帐一睹国夫人，及其进入锦帐，则须退避三舍了。锦帐中搞些什么名堂，读者自可想而知之。老杜之精于讽刺可见一斑。
统治阶级花天酒地，而有才的贫儒却连粗饭都吃不饱，这残酷的现实每每激励杜甫慷慨悲歌。他在长安时最要好的朋友大概要算是郑虔了，这两位穷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抚今追昔，借酒浇愁。郑虔多才多艺，诗，书，画三者精通，曾被玄宗誉为“郑虔三绝”；但因不善阿谀，只作得个广文馆博士的小官，俸禄很低。杜甫作《醉时歌》，痛斥世道之不平。诗中说：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
杜甫先世祖居杜陵，故自称“杜陵野客“，四十出头，就被贫病愁白了鬓发，披着件又短又窄的粗布衣，每天站在饥民队伍里，买政府贱价出售的米。一旦弄到点钱，就去找郑虔喝二两，不是馋酒，实在是愁闷太多。想到德超羲皇，才过屈原宋玉的郑老，也是如此的身世坎坷，还要那个万古之名作什么用呢这是旷达语，是牢骚话，假如杜甫果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那倒真能彻底解脱了，然而不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杜甫头脑中扎根太牢了。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长篇古诗，被人们一致认为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生活和思想总结。这首诗写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上个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上任不久，便去奉先县探看家属，客居在那里的妻儿们太让人担心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半夜，杜甫冒着凛冽的风霜出发了。一路上，爬山路，越险桥，辛苦备尝。虽说此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给妻儿，然而能与他们同受饥寒也是值得快慰的。他抱着这点可怜的心愿来到奉先，岂知刚一进门，就听到号啕大哭，原来他的幼子已被活活饿死。仿佛迎头一瓢凉水，浇得他寒透骨髓。他震惊了，惊呆了，由此而深刻检省自己，环顾人生，写成了这首著名诗篇。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自述平生之志，并揭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杜甫以”稷契“作为立身的标准，稷和契是辅佐虞舜的两个贤臣，他们爱民如子，政绩显著。然而，这种高尚的志向却遭到了世俗之辈的嘲笑，遭到了当权者的冷漠，把杜甫长期置于衣食不保的境况之中。相反，那些经营私利的”蝼蚁辈“们却衣食饱暖，飞黄腾达。杜甫从这些家伙身上也曾悟出谋生的道理——要想吃好穿好，就得与庸俗的官场同流合污，置黎民生死于不顾——但又不肯与这些小人为伍，虽长期贫困而仍坚持此志：“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儒家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朝廷既然不用自己，为何不退居江湖呢他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把唐玄宗称为“尧舜君“，是基于早年的那位曾一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开明天子来说的，杜甫以为通过贤臣的辅佐，玄宗还是可以回到励精图治的原轨上去的。虽说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能抹杀它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封建社会里，臣子的富民强国的宏图是必须通过开明天子来实现的；否定封建帝王而谋求社会的大治，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不能苛求中世纪的杜甫去完成的。所以，对于杜甫的”忠君“，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杜甫的”忠君“不是对封建帝王的愚忠，不是皇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致君尧舜“以达到国家昌盛的目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他对玄宗的批判，难以解释其后为什么远离了肃宗却仍然热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以杜甫的”稷契“之志是无可非议的，他的不忍永诀君主的行为也是不可厚非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对玄宗存在的那份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由此导致的理想的失败。
诗的第二部份是记述途经骊山时的观感。骊山在长安东北60里，山上有皇帝的行宫。每年十月，玄宗和杨妃等都去那里过冬避寒。杜甫半夜从长安出发，行至骊山脚下，天已黎明，这时，他听到从骊山行宫里传来震天动地的音乐声，想到君臣们正在通宵达旦地作乐，于是便依据平素所闻，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他们的享乐生活：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骊山上有温泉池，是专为皇帝和妃子而设的。但皇帝高兴时，也赐浴宠臣，让他们跳进去涮一涮。洗了澡，又赐与华宴。给他们端上”驼蹄羹“之类的美味佳肴，吃完了又上名贵水果，打油腻，助消化。中堂之上，有神仙般的宫女献舞，有激昂的管乐和清细的弦乐交响助兴。然而，这些权贵赖以享乐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四句诗揭示了统治者靠掠夺民财以膏腴自身的社会本质，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这一段对君臣享乐生活的描述，可补史料之不足，具有珍贵的认识价值。
第三部分是叙述路过泾渭时的艰难情形和到家后的见闻感受。过河情状这样写道：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远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以上十句，笔墨集中在过河这件事上，写得曲曲折折，感慨淋漓。先是渡口移动，不得不改道；到了新渡口，又无船可渡，从上游漂下来的巨大冰块，汹涌而来；幸而有座桥，却又摇摇晃晃，走在上面，心惊胆战。这一情节实为作者10年长安艰难生活的缩影。作者使用以小见大，寓情于事的艺术手法，展示出久历的坎坷和积郁的心境。可谓像中有像，弦外有音。其中所写上游河面群冰高叠，顺流而下，几乎撞折天柱的危险景象，则是艺术地表现了作者对国家时局动乱的预感。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只是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杜甫由当时君臣醉生梦死，奸臣肆行无忌的混乱政局，已经预料到动乱将要发生。而这种预感早在三年前就有了。天宝十一载（752）秋天，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就曾在所作诗中借写望中景象——“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表现了这种对时局的忧虑。杜甫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其现实主义眼光是深邃的。
《咏怀五百字》虽内容广博，但有一条思想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为民而忧。在第一部份的述志中，就已说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第二部份在揭露君臣的腐化生活之后，笔锋一转，写出黎民百姓的苦难境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使他”惆怅难再述“。第三部份写到幼子被饿死，作者再次联及到苦难的民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对黎民的忧思，堆叠得像终南山那样高，泛涌得像无边的大海，难以收敛了。
长安十年的生活磨砺，杜甫已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不但在思想上已经成熟，而且在艺术上也已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
四、身陷贼中
杜甫在奉先县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安史叛军已浩浩荡荡由河北攻入河南，仅用33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国难当头，杜甫从奉先回到长安，在右卫率府供职。这年夏天，叛军逼近潼关。奉先受到威胁，杜甫担心住在那里的家属，遂由长安赶回奉先，带着家属向北逃至白水（今陕西白水县），接着又向北逃亡，涉过洪水暴涨的三川县（故址在今陕西富县南），最后把家属安置在富州（今陕西富县）西北的羌村。这时，他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便前往投奔，不料，中途被叛军所俘，被押到沦陷的长安，幸而因为官职低微，地位不高，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长安沦陷后，叛军把未及逃走的朝廷大员和知名人士都解赴洛阳，逼迫他们接受伪职，如王维，郑虔等人都未能幸免。杜甫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尚有行动自由，这使他有可能目睹胡兵践踏下的长安惨象，写出一批反映国难的现实主义诗篇。
《哀王孙》写的是作者在一次散步时，遇到一个被玄宗遗弃的王孙，在街旁一角哭泣。问他姓名，他不肯说，只说生活困苦，乞求当个奴仆。为了免遭叛军杀戮，他已在荆棘丛中躲藏了上百天，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这个王孙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的现实处境说明了两点：一，安史叛军极端凶残。据史料记载，长安沦陷后，安禄山命部将孙孝哲杀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等80人，又害皇孙20余人，皆挖心碎首，血流满街。二，玄宗仓皇出逃，弃骨肉于虎口之下。即诗的开头部份所写：“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金鞭因催马而折断，众马因急跑而累死，玄宗何其惜命啊！为了减少累赘，甩掉“骨肉” 不管了。所以，这个王孙是个双重受害者；作者对安禄山的暴行和玄宗的无情都有鞭挞。杜甫当时的处境虽无力搭救他，但仍冒着危险对他作了嘱咐和安慰。劝他谨慎隐蔽，告诉他回纥援军将到，大唐会复兴的。
《悲陈陶》，《悲青坂》二首记载唐军战败的惨状，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怀。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请求率兵收复两京，得到肃宗允许。于是分兵三路，向长安进发。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与敌将安守忠相遇。房琯本拟沉着应战，无奈监军邢延恩（宦官）促战，只得仓促交手于陈陶斜（咸阳东）再加上房琯不恰当地使用古代的车战法，用2000辆牛车和骑兵步兵夹着进攻；叛军呐喊，擂鼓，牛皆震骇，又借着风势纵火，官军队伍大乱，死伤4万多人。杜甫在长安听到这个消息，无限悲痛地写了《悲陈陶》这首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义军鲜血汇满陈陶泽，虽非作者所亲睹，但有“四万”人数为据，想象是合理的。而那些得胜归来的胡兵，携着沾血的兵器，在长安城内纵饮狂歌，则为杜甫所目击。如实写来，便有强烈的震怒涌动其中。敌人获胜，长安百姓则更加遭殃，所以有“向北啼”（当时肃宗临时政府由灵武迁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和“日夜更望官军至”的举动。
时隔两天，房琯亲自率领南路军与敌交战于青坂（地址不详，当在陈陶附近），又败。杜甫作《悲青坂》，以“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的惨烈诗句记录了自己震颤的心，并希望官军积蓄力量，不要再草率用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杜甫这种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在《塞芦子》诗中，杜甫陈述了他的用兵之策。芦子，即芦子关，唐属延州境内（今陕西安塞县西北）。杜甫得知敌军欲包抄大西北，从根本上摧毁唐王朝军事力量的意图，十分着急，认为如果能迅速调一万人去防守芦子关，就可以制止叛军西进，从战略上保住唐军力量。可见，杜甫虽身陷贼中，却仍在处心积虑于国家的命运。
《哀江头》作于至德二载（757）春季，是一曲沉痛呜咽之歌。一天，杜甫潜行到曲江岸边，但见往昔繁华的游览之地，如今已寂寥无人，江边宫殿都上了锁，只有细柳新蒲似不解人愁，依旧现出绿色。他想起以往此时，玄宗和贵妃曾在此游幸，而今一个逃了一个死了，彼此间再无音讯可通。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深重的家国沦亡之感。
除了忧国，这个时期他还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危，写了不少思亲之作。《月夜》一首大概是他身陷长安久的不中秋之夜写的：
今夜富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思妻怜子之情，何其细腻体贴！望月怀人，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此诗之妙在于全从揣想对方思己来写，更见情深意挚。儿女幼小，不知忆父，旁衬其母“独看” 独思之苦。“云鬟”，“玉臂“，语丽情真，非当事者未必都能体会。”鬟湿“，”臂寒“，可知望月之久，怀夫之切。尾联呼出团圆的渴念，显得水到渠成。
这个时期还写了两首思念幼子宗武的诗《遣兴》和《忆幼子》，宗武，此时也就是四五岁，小小年纪跟着母亲远处荒野山村，遭逢可知，怎能不让作父亲的牵肠挂肚前诗回忆他牙牙学语娇稚之态，以及”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的聪明可爱。转而自责于乱世之中未能像庞德公那样携其归隐以护佑，并乞望上天能使父子团聚，哪怕这个日子来得迟些也成。一片慈父心肠跃然纸上。后诗感慨冬去春来时光变换却依然与幼子相隔，听到黄莺的歌声便仿佛听到幼子的说笑声。于是他的心越过空寂的山路涧水，来到那长满老树的羌村，走进那熟悉的柴门。想象归想象，现实是陷身贼中，为摆脱愁思，只好大白天去睡觉，或者百无聊赖地弯着脊背晒太阳。杜甫对儿女的亲情堪称为父的表率，而这种亲情又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
《春望》这首诗是把忧国与思家两种感情融合一体的名篇，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末，杜甫身陷长安已有七八个月了。诗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国破”是说国都长安沦陷，“山河在”是扣住题中“望”字来写，这依然如故的城外山河，与沦陷的都城，构成强烈的对比，抒发了一种“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的深沉感慨。“城春”的“春”字点题，春天是美好的季节，然而城中却是“草木深“，杂草丛生正见人迹稀少，季节与景观又构成了反差，作者的感慨亦因之而加深。春天的花鸟本是娱人之物，作者却观而”溅泪“，闻而”惊心“，愈见感情的反常与沉痛。作者之所以观花溅泪，是由于”感时“，感慨国家的艰危时局。作者看到自然界的草木经过了严冬重新绽开花朵，进而想到国事依旧留在严酷的政治冰雪中；花儿能在春风中弄着姿色，而沦陷区的人民却在刀光中流着鲜血：人命不如花草，故而溅泪。这就是作者观花而溅泪的心理过程。作者之所以闻鸟惊心，是由于”恨别“，怨恨与家人的离别。作者听到春天里鸟儿欢乐地鸣叫，忙着筑巢，育雏，双双对对，自由飞翔，便由鸟的自由想到个人的拘禁，由鸟的团聚想到亲人的离散，感到人竟不如鸟雀。这就是闻鸟而心惊的心理过程。五六两句分别补足“感时”和“恨别”的内容：烽火相连，可见时局之艰危；家书难得，可见隔绝之严重。章法谨严，可谓细针密线。尾联以无奈之搔首行为作结，总括忧国与思家，蕴含丰富，耐人联想，道出了难以尽道的情感，正是诗家本色。
杜甫被禁在城中虽有行动自由，却无生活来源，经常挨饿，只好去旧相识家中东凑一顿西凑一顿。靠着他对大唐复兴的信念和乐观的性格，顽强地生活着。在诸位朋友当中，苏端待他是最好的了。春天的一个早晨，风雨交加，杜甫在饥饿中醒来，心里盘算着该去谁家混口饭吃，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苏端家中。于是早早爬起身来，拄着藜杖，走上泥途。苏端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每逢杜甫一来，总是想方设法弄点酒还找来要好的宾朋，大家喧闹一番，来彼此宽解愁怀。《雨过苏端》这首诗记载了上述情事，使我们对杜甫当时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此诗颇具风趣，笔触诙谐幽默，是杜甫在困境中力求保持心理平衡的表现。杜甫也曾去过长安城中的大云寺找过饭吃，并在寺中住了一段时间。该寺的住持赞公对杜甫颇友善，照顾颇周到，不但供应斋饭，还赠送细软的青丝履，光洁的白毛巾。杜甫来大云寺，可能也是为了躲避奸人的告发，从所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狺狺国多狗“句，可知当时风声很紧，不得不提防恶狗（奸人）咬人。这位赞公后来流落到秦州，杜甫也因逃荒到了秦州，二人异地相逢，不胜欣喜，另有一番交游。这是后话。杜甫的好友郑虔，在长安沦陷后被叛军押至洛阳，安禄山让他做水部郎中，他推说有病没有赴任，并将洛阳的叛军情况写成密信让人转到肃宗设在灵武的临时政府。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混乱，郑虔乘机逃出洛阳来到长安。杜甫见这位患难朋友居然还活着，又得知他有这样的表现，十分高兴，用”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的诗句赞美他的忠国之心。
五、西窜与北征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把临时政府从彭原（今甘肃宁县）移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凤翔在长安西300余里）。杜甫得知后，暗自做着逃往凤翔的准备。自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后，叛军军心浮动，对长安的戒守也不像以往那样森严了。杜甫经过细密的筹划，终于在四月的一天，从长安西城金光门溜了出去。当时，叛军正在西郊屯防，他不敢走大道，专捡偏僻的小路走，又怕迷失方向，一边走一边还要望着驿道两旁的树木以引导方向。逃窜是危险的，他对着落日的方向望眼欲穿，提心吊胆，不复有生还的希望。等到他越过生死线侥幸到达凤翔时，已是衣衫褴褛，瘦得不像人样了。想到在逃亡路上随时都可能作鬼，深感性命的微贱，如今能瞻望太白山的雪峰，不禁悲伤地呜咽起来。就这样，他穿着麻鞋和露着两肘的破衣拜见了肃宗，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是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这是在五月十六日，肃宗下达授官诰文，诰文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议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杜甫对于这个职守是忠实的，认真的，然而却因此得罪了肃宗，险些丧了性命，那是因为房琯罢相之事。
去年十月，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于陈陶，青坂，失利。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毁谤房琯，说他对肃宗不忠，又诬告他的门客董庭兰受贿，房琯被罢去宰相的职务。杜甫既作了谏官，便去履行谏官的职责，他上疏给肃宗，认为房琯“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对国家是忠诚果敢的，要求肃宗”弃细录大“，不要以“细罪”“免大臣”。廷诤时亦态度坚决，缠着不放。肃宗大怒，诏令三司审讯杜甫。亏得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营救，杜甫才得免于刑罚。张镐奏道：“甫若抵罪，绝言者路。”韦陟奏道：“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肃宗虽心中恼火，但在当时国难当头，亟须用人的情况下，只得忍下这口气，让杜甫仍任原职。杜甫虽遭挫折，但并未服输，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强调自己的主观动机是好的，至于论事措辞激烈，是由于身陷贼中，愤惋成疾所致；对房琯的为人仍旧称道；重申自己的上疏目的是“望陛下弃细录大”。由此可知，杜甫的性格是倔强的。这种性格在明主临政时或许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但在如肃宗这类庸主手下，只能是遭到疏远。从五月十六日上任左拾遗，到此事了结的六月一日，总共才有半个月，可谓出师不利。但杜甫并未消沉，仍旧为收复两京之事努力工作。
在羌村闲居的日子里，杜甫还创作了名篇《北征》。这篇长达700字的纪行诗记述了从凤翔到羌村的沿途经历和到家后的情事，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军事形势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忧国忧民之情贯穿始终，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全诗依内容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主要写临行前恋君忧国的心情。“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为辞别天子，杜甫来到宫殿前，心情惶恐地久久站在那里。他所恐惧的是君主在执政上有所疏漏。君主固然是位中兴之主，计划国家大事也确实费尽了心力，但是当此天下疮痍满目，叛军猖獗未已之际，怎敢保证万无一失杜甫的恋阙心情是感人的，因为他的恋阙的落脚点是忧国，他所担心的是天子由于执政失误而影响平息叛乱，拯救国家民族的大业。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君主的言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命运；我们不能要求作为封建文人的杜甫通过否定皇权以求谋国家的复兴。
第二段写沿途的观感，具体描绘了战乱给广大农村造成的巨大破坏，一幕幕悲惨景象令人触目惊心。“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皆被伤，呻吟更流血”。
田原萧瑟，人烟稀少。活着的人都负伤流血，呻吟不绝。据史料记载，至德元年（756）四月，郭子仪与叛军战于清渠，又败。诗中所写当是沿途目击的真实情况。作者还描写了月下战场的恐怖景象，令人毛骨悚然：“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锦绣田园已然变成鬼蜮世界。
这段诗中还插入对草木的描写，写菊花应时而开，山果应时而熟，“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在这里，自然风物与社会人生构成强烈对比，蕴含着人命不如草木的深沉感叹。
第三段是写到家后的悲喜之状。杜甫于去年八月离开羌村，到现在已整整一年，艰难困苦，忧国思家，他的头发全白了。亲人相见，抱头痛哭，泉水鸣咽，松涛回应。妻子憔悴消瘦，衣衫褴褛；小儿饿得面色惨白，见爹来到，背面而啼，脏兮兮的脚上连双袜子都没有，床前站着两个小女儿，穿着补钉叠补钉的衣裳，衣裳短得刚刚过了膝盖，那些补钉是从旧绣上剪下来的碎布，东一块西一块地错乱了原有的图案：海图的波涛被拆碎了，天吴和紫凤也是东倒西歪……这一节细腻的描写，笔端饱含关切与自责，真实地记录了战乱给家庭带来的不幸，并使人由点及面地看到当时广大人民的苦境。接下来是叙写天伦之乐，身为妻夫子父，杜甫没有忘记给她们买些布料，胭脂什么的，于是，家庭气氛活跃了，“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望着妻女梳妆打扮的情景，杜甫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馨，而这种对闺房琐事的近于沉湎的关注，深刻地反映出杜甫的饱经乱离之苦，是一种寓哀于乐的笔法。同样，对于孩子的吵闹与纠缠，捋着胡须问这问那的失礼举动，杜甫不但不去喝斥他们，反倒觉得心里很甜，这与其说是慈父的本色，勿宁说是他已受尽了与家人长期隔绝的寂寞之苦，即诗中所谓“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这些笔墨看似平常乃至琐屑，其实处处都在烙印着那个离乱的时代。于平实的叙述中反映重大的生活感受，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特色。
第四段是对时局的议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朝廷向回纥借兵以平叛乱表示忧虑。回纥，也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据史料载，至德二载（757）九月，朝廷采纳郭子仪的建议，向回纥借兵。回纥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和帝德等率领精兵4000余人来到凤翔。肃宗命广平王李与叶护约为兄弟。杜甫认为，回纥兵固然有勇可用，但也怕会留有后患，故云“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此辈少为贵。”后来事实证明，杜甫的忧虑是必要的，回纥帮助唐王朝收复两京后，大肆掠夺财物，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二，朝廷使用自己的军队即可平息叛乱，“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不仅可以迅速收复“西京”和“伊洛”，而且可以攻下“青徐”二州，恒山和碣石也可收复。三，断言反攻之势已成，“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叛军的厄运已经来到，朝廷应抓住时机。这些建议体现了作为谏官的杜甫对朝政的积极参与精神，可以看作是用诗写的奏疏，是“恐君有遗失”的具体体现。
第五段是通过古今对比，人心的归向来说明唐王朝一定能够中兴。诗中高度赞扬了龙武将军陈玄礼发动的马嵬兵谏，玄宗能在这紧要时刻接受兵谏，赐死杨贵妃，铲除祸根，这在古代帝王中是没有的，故而中兴有望。而天下百姓也都心归大唐，日夜盼望皇帝的仪仗进入京都。主明，臣忠，民心归附，三者并具，所以结尾两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就显得水到渠成。全诗以时代的最强音作结，令人神思高举，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这年九月，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率官军及回纥援军15万，从凤翔出发，长驱东进，直逼长安，列阵于香积寺北，准备与叛军决战。杜甫在羌村闻听此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以昂扬，奋发的情感，铺陈官军将士的巨大声威，说他们将像热水涤荡腥臊那样彻底消灭叛军，叛军则如鼎中之鱼苟延残喘，如穴中之蚁无处可逃。作者感到整个京都都在兴奋地跃动，同时又伤心地听到叛军溃逃前疯狂屠城，百姓子女可怜的哭嚎声。但是胜利的曙光总算望到了。作者想象，长安城中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在变卖首饰，换取美酒，准备迎接官军入城呢。论杜诗者每称其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杜甫平生第一首快诗，其实此诗情感之欢快，气势之磅礴，并不在后者之下。
其后不久，官军收复了长安。十月相继收复了洛阳。肃宗回长安。杜甫在羌村闻讯，作《收京三首》。诗中并未作浮泛的欢颂之辞，而是以沉着，冷静的笔触，作痛定之思。第一首重提玄宗被叛军所逼离都入蜀之事，意在告诫君主胜利之可珍，当好自为之。第二首是写闻知肃宗下达哀痛诏的感受，诏书中提到广平王李□的巨大战功，杜甫深知肃宗妃张良娣忌恨李□。此前，李泌曾为广平王的地位献策于肃宗，今李泌已归隐衡山，则皇储之争实堪忧虑。第三首写收京之后，只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天下万方送喜，致使君主不能集中精力以彻底平乱。可见，当天下人欢呼雀跃之时，杜甫却为国家的未来作深邃的思考，其忧国之心何其殷重！
六、贬斥华州
至德二载（757）十一月，杜甫携家属自羌村返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官职。十二月，玄宗也由成都返回长安。
朝廷对扈从玄宗入蜀和扈从肃宗去灵武的臣子大加封赏，对陷贼的官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等被贬官，郑虔被远贬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匆忙上路，未及与杜甫辞行。杜甫与郑虔关系最好，得知他已离开京都，自己未能及时赶来给他饯行，深感伤心，内疚，作诗对其所受的“严谴”表示深深的同情，字里行间回荡着对人生友情的珍视。
两京收复后，君臣得以喘息。此间杜甫所作的几首表现侍臣荣遇的诗，如《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等，均无多少思想意义。倒是《春宿左省》，《题省中壁》二首较能窥见内心世界。前诗写他在门下省值夜，为了不误第二天一早上朝进谏，竟然彻夜不眠，“不寐听金钥，因风想玉珂。”足见忠于职守，对朝政的关心。后诗感叹进谏不被朝廷采纳，岁月虚度，违背了报国的初衷，从侧面反映了肃宗的刚愎自用。此时，在平和景象的背后，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在悄然进行。大体说来，就是随玄宗赴蜀的旧臣与随肃宗赴灵武的新贵之间的派系斗争。玄宗回京后与臣民的接触，引起了肃宗的猜疑，在宦官李辅国和宠妃张良娣的挑唆下，错误地对玄宗旧臣如房琯，贾至，严武等人实施打击。房琯，贾至，严武，是肃宗即位灵武之后，玄宗从蜀中派去的大臣。房琯在蜀中时，曾为玄宗制置天下，“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这个诏书由贾至拟成。诏书把李亨放在了与诸王同等的地位（当然，此时李亨尚未即位），李亨自然不满。即位之后，当他从贺兰进明那里得知诏书始末，便对房琯和贾至有了戒心。至德二载（757）五月，借故把宰相房琯贬为太子少师。只是碍于两京未复，打击面不宜过大，贾至，严武等人方未触及。如今两京已复，又见玄宗与臣民往来，为防不测，便挖玄宗根基，贾至是那个诏书的拟制者，所以第一炮就打他。乾元元年（758）春天，免去贾至中书舍人官职，出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这是外放玄宗旧臣的第一步。杜甫在政治系统上属于房琯，贾至，严武一派，对于贾至的被贬感到十分痛心，作《送贾阁老出汝州》以明心意。从此，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写了一些感伤情调的诗作。《曲江二首》为其代表。
其一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倘若把它看成是感叹人生苦短故须及时行乐，那是没有摸准杜甫的脉搏。须知，他的伤春正是在感伤政治光景的暗淡。面对李辅国等把持下的混乱朝政，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借酒浇愁。又见江边昔日的小堂如今巢居翡翠，苑边昔日的贵人高冢如今石麟偃倒，可知沧桑变迁乃是自然之道，那么对于自己这一派的转入逆境，也就无须牢骚太盛，切不可为了区区微官而苦了自己。杜甫对肃宗的失望，已见端倪。其二云：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每日散朝，都去曲江边典衣买酒，取醉而归；典尽春衣，还要到处借债买酒。都只为朝政失纪，小人当道，虽身为谏官，亦无所为用。于百无聊赖之际，只好观赏蝴蝶舞蜻蜓飞，平淡之中自有无穷忧愤。就在杜甫为朝政深忧之际，肃宗在李辅国，张良娣的谋划下，又迈出了打击玄宗旧臣的第二步。这年五月，罢张镐宰相职务，接着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贬太子少师房琯出为郴州（今陕西彬县）刺史，贬京兆尹严武出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贬国子祭酒刘秩出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之交，在凤翔时又曾上疏反对肃宗罢房琯相位，肃宗早已厌恨他，此次亦了他的左拾遗官职，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
华州在长安东180里，杜甫因为要向住在长安西城的亲故们辞行，故从西城金光门出城上路。金光门，这是个多么难忘的地方啊！
去年四月，他就是从这道门冒死逃出投奔肃宗的；今日又出此门，却是被肃宗无情放逐，不禁心潮涌动，感慨万千，遂作五律《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归顺，西郊胡正繁昔。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前四句忆怀往事，申述报国的赤心。“归顺”，是指逃离叛军控制下的长安城，前去投奔肃宗。“胡正繁”，是说当时胡兵正在西郊密集设防。情况危急，千钧一发，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惊胆战，神思恍惚，似有部分飞散的魂灵没有招回身上来。这样的忠臣，照理说应该得到皇上的信任，不致遭贬，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前四句的忆旧为后四句的叙今布置了感情波澜。
后四句笔锋逆转，写今日遭贬之事。“近侍”，指官居左拾遗，左拾遗是皇上身边的侍臣，故称。“归京邑”，即指贬官华州，华州靠近京都，故称“京邑”。“移官岂至尊”是门面话，杜甫遭贬固然与李辅国等小人有关，而主要还是肃宗出于个人得失的考虑，他要彻底清除玄宗旧臣以巩固个人君位，对此，杜甫心如明镜，只是不便直言罢了。“无才“，”衰老“，牢骚加感叹，不平之心搏动其间。“驻马望千门”，形象极富感情内蕴，白发老臣，欲别京都，徘徊门外，顾恋不已。此时，他对这位“中兴主”已经有所认识，他的徘徊，顾恋，主要是出于对国事的忧虑，对这位昏庸君主的不放心。
从至德二载（757）五月到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身为侍臣的时间仅有一年多一点。他的贬官，对于他的政治生活来说固然是一种挫折，而对于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来说则是幸事。遭受贬谪，一是使他对肃宗朝政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批判现实的力量；二是使他得以离开肃宗来到社会中间，重新接触广阔的社会人生，取得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源泉。回顾长安供职这几个月中，他并未写出像样的作品，倘若他一直这样走下去，则无疑会断送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前途。天赐方便，他离开了京都，离开了皇上，而且以后越离越远，他的心却与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贴近。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来到华州，主管文教工作。从皇帝的侍臣一下子跌进公文堆里，颇觉不惯，再加上贬官的怨气，盛暑的炎热，越发感到难以忍受。《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首诗就是写他初到任上的这种心情：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炎天助长心火，一点东西也吃不下。“足蝎”，“多蝇”，更是让人心烦意乱。如此境况，还要穿戴整齐在衙门里处理频来不断的公文，故而生出赤脚踏冰之想。这一切，总为贬谪怨气而发。华山在华州东南60里，山峰险峭，云雾回环，为中国人尊仰的五岳之一。杜甫在华州时，每每翘首眺望，但此时的心情毕竟与早年眺望泰山不同。这可以从他所作《望岳》诗中看出：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首二句想象奇妙而老道，把华山的主峰喻为老人，其他较矮的山峰喻为儿孙，这种想象固然十分贴切华山群峰峭立如人形的特征，但仔细品味，其中亦不乏诙谐韵味，是作者饱经人世坎坷之后，为寻求心理上的轻松而作出的逗笑。这与望泰山的那首起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磅礴气韵完全不同。诗中虽也表示了“凌绝顶”的心愿，但目的迥然不同，他不再是早年的“一览群山小”了，而是“高寻白帝问真源”，要向华山之神——白帝讨教人生的真谛。求仙访道，正是作者遭到挫折之后的困惑表现。另外，望泰山一诗以雄劲的笔墨描绘泰山的高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这首望华山诗中也不复再有，有的只是感叹山路的狭险：车箱进入山谷便无法回头，山路细如箭杆通向南天门。这险陡的山路与作者的坎坷人生之路是互为表里的。说明作者在经历困苦生活之后，开始以凝重的目光，现实的视角去审视大自然。
这年的重阳节，杜甫是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崔氏庄友人处度过的。蓝田在华州西南，两地直线距离约百里。今人陈贻焮先生考证，崔氏庄即“崔氏东山草堂”，崔氏，即崔季重，王维的内兄（舅父之子），崔氏庄与王维辋川庄东西相邻。杜甫去崔氏庄过重阳节，是为了遣闷，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记录了这种心情。诗云：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年老悲秋，正因遭际，虽临佳节，亦强作欢颜。想到晋朝的孟嘉与桓温作龙山之会，不慎被秋风吹落了帽子，弄出了好大的笑话，则我更须小心预防此事再度发生，笑请旁人为我正一正帽子，因为我的头发已在愁苦中纷纷脱落，实在少得可怜啊！杜甫此举虽富幽默情趣，但其中苦味也很显然。”蓝水“，”玉山“二句虽是写观景娱心，却也含有江山永恒，人生短促的蕴意。故结尾二句有不知明年谁在，权且珍重此会的叹息。
杜甫作华州掾期间还为州刺史郭某代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陈述了彻底消灭安史叛军的战略策略，批评朝廷撤走河北大军致使叛贼得以喘息的失策之举。提出宜调遣各路兵马，“穷犄角之进“，并对各路兵马的行进攻取目标做了具体说明。可见，杜甫虽位居下吏，心怀怨气，但对于国事的关心则丝毫未减。这年九月，朝廷遣九个节度使合兵20万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残敌安庆绪。此前，调李嗣业率部从怀州（今河南沁阳）赴长安待命，李嗣业西进经过华州时，郭刺史留他宴饮，杜甫坐陪。杜甫与李嗣业是旧相识，去年从凤翔回羌村探家曾向他借过马。此次重逢，见将军虽久经沙场而英气犹在，谈笑自如视敌寇如草芥，不禁欢欣鼓舞。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热情洋溢地赞美李部的精锐和声威，“足以静风尘”，对李部的严明军纪也大加赞许：“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李嗣业多次与叛军交战总是打先锋，手中大棒每令敌人丧胆，立下赫赫战功，深为杜甫所敬重。可惜在此次重逢的几个月后，乾元二年（759）正月，李嗣业在攻打邺城时，被流箭射中，终以身殉国。
七、洛阳之行
这年冬末，杜甫离开华州前往洛阳探望亲故。自从洛阳陷落，至今已有几年未回了。一路上虽风尘弥漫，兴致却很高；遇到一些旧识新交，也颇得良趣。回乡总是令人兴奋的啊。在洛阳住了一段，便去城东旧居陆浑庄探望，指望能见到弟弟们，却未能如愿，战乱中流离四方的诸弟，一个也没有回来。环顾空荡的旧庐，唯见弟弟的书法还挂在墙上，老犬识得主人心情，垂着头偎依在床边。此情此景令他伤心，作《忆弟二首》，回想当初仓皇逃难，未料竟成长别，“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花笑人未笑，鸟归人未归，触景伤情，感慨不已。
这次东都之行，途中拜访了阔别20年的卫八处士。身经大难之后，旧友重逢，恍如隔世，而亲情厚爱，一如当年。杜甫以朴实的文字记下了人生的美好情谊，这就是那首为人传诵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其言何浅，其情何深！足见杜甫是个深于情而诚于情的人，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对于亲人和朋友，总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无疑是古来第一“情种”。他作为中世纪的东方文化的唯一代表而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是当之无愧的。
乾元二年（759）二月，杜甫仍居洛阳。当时国家形势有可喜的一面，也有堪忧的一面。杜甫把他的忧喜之情写入名篇《洗兵马》，诗中既表达了迎接国家彻底解放的爱国热情，又反映出冷静的透析现实的头脑。全诗主要表现以下几层意思：
一欢呼官军包围邺城，为当时大好的军事形势而击节高歌：“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住朔方无限功。”当时安庆绪固守邺城，城中粮草缺乏，兵力不足，而官军以20万人马将其团团围住，按常理讲，自是不日可得。诗人在大好的形势面前的欢腾雀跃之状，见于字里行间。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叛军虽败仍不可轻视，告诫肃宗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眼前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兵民用生命换来的胜利，作君主的宜自珍视，不可疏忽大意，有弃前功。
二赞美了救济时危的将帅功臣，充分肯定了成王李□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的“整顿乾坤”之功。由于这几位英杰应时而出，国家才得以复兴，官吏们不再为了避难而去隐居，百姓们也都有家可归，妩媚的春光又随百官进入宫殿。而且还使玄宗，肃宗皆回京都，肃宗得以尽孝亲之情。“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二句实为寓劝于颂，字面是说肃宗和太子的车驾通宵整备，等候天亮去龙楼，向玄宗问安。其实，在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的挑唆下，肃宗已视玄宗为敌，他排挤玄宗旧臣，就是要孤立玄宗，父子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然撕下。杜甫知道此中真相，妙在能于歌颂诸将功劳之际，对肃宗顺刺一笔，却又了无痕迹。肃宗若能读此二句，心中自当作痛。
三对朝廷重用群小而疏远贤臣提出批评。肃宗昏庸，把宦官李辅国视为亲信，李辅国又与张淑妃勾结，爬上元帅府行军司马的高位，势倾朝野。王玙也是肃宗信任的人，两京收复不久，乾元元年（758）五月，肃宗即让王玙代张镐为相。王玙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不学无术，靠装神弄鬼以迎合皇帝迷信思想的小丑，《资治通鉴》上说他“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神汉为相，国事可想。杜甫写此诗时，王玙仍居相位（他是在这年三月罢相的）故以“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讽刺群小升天的昏乱朝政。“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则是警告李辅国，王玙之流，休得自尊自大，汝等得势不过是一时的运气，蒙受了“帝力”的抬举而已；而群小居然“蒙帝力”得高升，则肃宗的昏庸偏私，亦在不言之中。与群小得势相反，作者紧接着提出贤臣遭贬的现实。那就是房琯和张镐。这二人自肃宗在灵武组织抗敌到两京收复，曾先后为宰相，其辛苦，功劳可知，但因他们都是玄宗旧臣而相继被贬，杜甫对此颇有异议，希望肃宗能复用他们。
四为地方官吏报喜不报忧，朝廷上下沾沾于既得胜利而忧虑。两京方收，中兴有望，各地官吏便争献祥瑞以求天子厚遇了。“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表达了作者对这种庸俗伎俩的极其反感。那些在战乱中逃入深山作起隐士的官吏，此时也觉得有机可乘而下山摘桃，一批拍马文人也在忙着写作歌颂清平盛世的文章。总之，这些弄虚作假，盲目乐观的种种行径，均为杜甫所深忧。面对君臣上下的一片喜气，杜甫当头一瓢凉水泼了过去：“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由于遭受严重的旱灾，由于青壮劳力都已去“淇上”围攻邺城，农村土地荒废了，虽有布谷鸟在殷切地催叫，却无法春种。这一严酷的现实，是那些地方官吏不愿上报的，是昏庸的肃宗无法知道的。
诗的末尾点明题意：“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总摄一篇之旨，形成百川入海之势。诗中无论是欢呼邺城之围，褒奖功臣，呼吁朝廷复用贤臣，批评肃宗重用群小，还是指责地方官吏的虚假逢迎，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彻底消灭叛军，永远结束战争。此诗颇多议论语，但因所议皆国家大事，且有不同流俗的精辟之见，加之以形象的语言，饱满的情绪，故使人不觉枯燥乏味。可见，写诗并不一概地拒绝议论，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议论。
唐军九节度使包围邺城长达几个月之久，因军中未设主帅，故而攻城不力。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自称大圣燕王。李光弼请与郭子仪朔方军北逼魏城，以防史思明南下救邺。肃宗安置在官军中的心腹宦官鱼朝恩（时任观军容使）不允。二月，史思明从魏州引兵救邺，时派小股部队骚扰官军，并派人化装成官军拦截拖延粮草，官军无食，军心动摇。三月初三，官军在安阳北面摆开阵势，与叛军决战，杀伤相半，突然狂风吹起，黄沙弥漫，对面不见人马，双方士兵惊骇，分头向南北溃逃，兵甲器仗扔了一路。郭子仪退保洛阳，他的部队原有万匹战马，只剩三千，甲仗十万几乎丢尽。洛阳城的官员和百姓，纷纷逃入山谷。杜甫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在归途中，但见兵荒马乱，黎民涂炭。统治者为了补充兵员，实行毫无章法的拉兵政策，不分男女老少，见到就抓。杜甫深为震惊，异常愤慨，把他所见的拉兵惨象写入“三吏，”三别“两组诗中。
“三吏”以地名命题，依作者西行路线，三首顺序应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新安吏》是写未成丁的少年被征当兵。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在洛阳西70里。作者从洛阳出发，傍晚时抵达县城，见县吏征点少年入伍，惊问其故，方知是上边下达公文：壮丁征尽，次选少年。杜甫怀着沉痛的心情望着这群身材短小的孩子，用笔录下送行的场面：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白水，是指流经新安东下入洛河的那条河水。写白水在苍茫的暮色中向东流去，是暗比这群孩子在亲人无奈的泪眼中向东开跋而去；“青山犹哭声”，是写送行人的哭声使青山发生回响，可见声音之大，同时也渲染出物我同悲的气氛。“莫自”四句是诗人的愤切之辞，言痛哭无用，天地无情。这里的“天地”，显然在影射朝廷。杜甫对人民的苦难是同情的，但他也十分清楚，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必须用战斗去回答；为了安慰这些悲哀的送行者，当时只得说些宽心话了：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说这些孩子们到营地有饭吃，较安全，活儿不累，得抚养，仆射郭子仪像慈爱的父兄。——这些好事，怕是连杜甫也不敢想的。那么是不是搞欺骗呢不能这样说，当时孩子们已被强制征调走了，欺骗家长又有什么用而倘若直说军中苦情，万一引起人民暴动，在那民族危亡关头，岂不是雪上加霜，杜甫只是出于对悲痛欲绝的家长们的不忍啊，他的心思是：走了的既然已经走了，留下的人还得打起精神活下去。唉，杜甫的这份苦心，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所以不得不多说几句。
出了新安城往西走，接近陕县的时候，天色已晚，杜甫投宿在石壕村的一户农家，没成想却又遇到差吏抓丁，便将所闻所见写入《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首诗叙事详略得当，结构完整。四句一韵，韵转意换，层次分明。开头两句，时间和事件上跳跃很大，对行迹略作交待便直奔中心事件。写老翁逃走，用个“逾”字，见其动作麻利，行为果断，这可从他人深夜被抓的教训而来，由此可知此番捉人不是偶然和个别的现象。从下文老妇向差吏讲述家中人口而隐瞒老翁一节来看老翁的逃走老妇是知道的，很可能就是她出的主意，以为只要老头脱身就万事大吉了，而自己一个老太婆是不会被抓的。由此看来，诗中所写的老妇对差吏说的十三句话，并不是一连说到底的，并不是主动要求去从军的。从韵脚的转换上也能明显看出分为三个层次。作者是采用以答代问的手法来处理门前吏妇双方的对话的。即略去吏的层层逼问，而以妇的答话间接表现之。第一层，老妇讲述三个儿子为国献身的情况，这就间接地写出了差吏的第一层逼问：“把你儿子交出来！”老妇的第二层哭诉讲的是屋中现有人口情况，这分明显示出差吏听到老妇刚才的诉说之后并未认可，仍在逼问屋里还有何人。而当老妇讲完屋中只有孤儿寡母之后，差吏如果认可，则老妇不必请求以年迈之躯前去应征，必是差吏紧逼不放，让她家无论如何出一人应征之后，老妇为了保住儿媳（也就是要保住吃奶的小孙子）才不得已作出这个决定的，而她的“急应”之求，是担心夜长梦多，万一拖到天亮，老头冒然而归，那就前功尽弃了。可知，老妇的“请从”与“急应”完全是事出所料，无可奈何之举，决非“深明大义”，“慨然应征”。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差吏的狠毒无情，抓丁所及，连老太婆都不放过，由此可见当时的兵役制度已经黑暗到何种程度！全诗通篇用白描，作者把他的同情与憎恨，不动声色地见之于生活场景的描绘中。寓主观于客观，是杜诗叙事的最大特色。
杜甫继续西行，来到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古称桃林塞），见士兵正在紧张忙碌地建筑城堡以备敌患。邺城失利以后，官军向西退缩，叛军乘势推进，潼关设防就显得十分重要。杜甫眼望潼关，不禁想起三年前官军在此处的一场惨败，那时叛军逼近潼关，守将哥舒翰本拟凭险拒敌，以待时机，但杨国忠出于私心，唆使玄宗促其出关迎战，哥舒翰无奈，只好出关，遂全军覆没。惨痛的教训使杜甫不得沉默，作《潼关吏》，通过与守吏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一旦敌至则拒关以守的军事思想，提醒守将不能蹈哥舒翰的覆辙。
如果说”三吏“是通过人物问答的方式来叙事，那么”三别“则纯然是人物的独白，作者隐于事外，更能体现寓主观于客观的叙事特点。”三别“在内容上与”三吏“是相承的，仍是写人民群众在那个特定时期所遭受的兵役之苦。
《新婚别》是写一对”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夫妻，头一天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被征兵了。这个特定的时间带来了故事的悲剧性。全诗以新娘子的口吻来写，开篇便写她自叹命运可悲：“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出语沉痛而愤激，却又入情入理。接着就围绕“新婚而别”诉说悲怨：头晚刚刚结为夫妻，连席子还没睡暖，你就开赴河阳去打仗了，这不是有点过于匆忙了吗？古时礼节，女子过门三日，才算明确人妻的身份；现在却连身份都不能取得，连公婆也无法去拜了。接着又追述自己从小藏在闺中，父母的一片苦心，是为了让女儿能够顺顺当当地嫁出去，一旦嫁出去，那就“鸡狗亦得将”了。却未料到连鸡狗的缘份都谈不上。读到此处，人们怎能不与这位新娘子一起“沉痛迫中肠”呢？新娘子曾想发誓同丈夫一同到军中去，要死就死在一块吧，可又一想，妇人在军中，恐怕会影响士气，好心反把事情弄糟。最后，还是安慰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并且当着丈夫的面脱下新嫁衣，洗掉脸上的脂粉，这是发誓等待他的归来。对于新娘子的九曲回肠，作者作了认真细致的体会，所以写来感人至深。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既表达了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又表达了支持国家平息叛乱的立场。
《无家别》写的是老年男子被征服役的事。这是一个刚从邺城溃散回来的老兵，途中开了小差，逃回故乡来。走进村子一看，到处都是蒿草荆棘，原来居住的100 多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仅仅剩下一两个寡妇老婆。空巷无人，阴森可怕，时时见到从草丛中跳出狐狸，对着自己怒目嚎叫，那意思似说：“我在这里住着，你来干什么！”家乡虽已荒废，但毕竟是生身的热土，这个老人还是鸟恋故枝般地住下来，扛着锄头下地耕种，想凑合着度过余年。不幸被县令得知了消息，还是把他征入营中去敲击战鼓。临行之际，环顾空室，唯一的亲人老母亲已在战乱中孤独地死去，如今连个话别的人都没有，不禁仰天长叹：“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一个人活在世上却无家可别，这还怎么称得起是天子的百姓呢？说得沉痛，问得深刻。诗中展现的战乱中农村的萧条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可作史料来读。《旧唐书·刘晏传》载：“函陕凋残，东都尤甚，过宜阳，熊耳山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偏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文中所列的地名，在河南中西部，也就是作者当时的行经之地，足见杜甫之笔是忠于现实的。
《垂老别》也是写老翁从军，但与《无家别》又有区别。这个老翁有家，有老伴儿，但子孙都已阵亡，极度的悲伤产生了反常的心理。他不想活了，要去乱军寻求一死，去追随子孙的亡灵。就这样他告别了老伴儿去死。老伴儿趴在路边，哭哭啼啼给他送行，明知他不会回来了，还苦苦劝他多吃点饭。他回头看看自己这个劳苦一生的妻子，知道她不会久于人世，但也还在为她的衣裳单薄而难过。老俩口身当暮年却仍不能相依相守，凄凄惨惨作了死别。“三吏”，“三别”所写的人生酸楚事，以其血泪积蕴强烈地震动着善良人们的心，使人一经读得便终生难忘。六首之中有五首均写人民的兵役之苦，但互不重复，这显然是经过作者认真安排，精心构思而成的。作者是想通过这组生活画面，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安史之乱时期人民群众的悲惨境况。诗中跳动着作者一颗痛苦的矛盾的心。一方面，他为人民的不幸而悲伤；另一方面，他又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考虑而支持人民去做出牺牲。他的忧国与忧民之情矛盾而又统一在作品中。杜诗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两组诗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其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八、秦州 同谷 成都
乾元二年（759）春末，杜甫由洛阳返回华州任上。从春天开始的旱情一直持续到夏天，仍未缓解，关中地区陷入旱魔的肆虐中。久旱不雨，粮食无收，米价暴涨，“斗米到七千钱，人相食。”7000钱是个什么数字呢？太宗贞观年间，斗米仅三四钱，玄宗开元年间米价有所上涨，也不过斗米20钱。百姓无食，纷纷上路逃荒。杜甫作《夏日叹》，《夏夜叹》，前者以记实之笔描写旱情酷烈：
“朱光彻厚地”，“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面对“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的流民惨状，他“对食不能餐”，叹息贞观治世和贤良宰相的眇然长逝。后诗写夏夜乘凉，进而想到戍边的士兵此刻正在挥汗戒备，连洗濯的条件都没有，不禁发出深沉叹息，缅怀过去那种国泰民安的太平岁月。由于饥荒严重，政局混乱，主要还是由于肃宗排挤玄宗旧臣，杜甫对这位天子已失去信心，他决心辞去官职，远去秦州（今甘肃天水）。
《立秋后题》这首诗表达了弃官远去的意志：“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解掉官职是由个人决定的，大可不必让此心为形体所拘役！杜甫一旦把事看透，他的行为也是十分果断的。在抵达秦州后写的《秦州杂诗》第二十首中，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也表明了他对肃宗“自圣”的不满和弃官远行的理由。他从此远离了肃宗，走上了后半生飘泊秦陇巴楚的漫长道路，得以和人民群众做更广泛，密切的接触。
他虽然远离了肃宗，却始终心系国家和时政。这年七月，他带领家属走上西去秦州的漫漫旅途。秦州距长安780里，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陇山高两千余米，南北走向，把陇西高原与渭河平原分为两处。杜甫全家胆战心惊地度越陇山，一路上不打听西部地区有无烽火，经历万千险阻，终于到达秦州，住在城里。秦州是西北重镇，是内地通向西域的门户，孤城一座，群山簇拥，羌汉杂居，风俗颇异。杜甫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秦州杂诗二十首》，从这组诗中，我们可以窥见陇右山川风物和杜甫的生活思想片断。“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其七）“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其十）“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其十一）“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其十八）这些诗句写出诗人初到秦州时对此处风物的新奇感受。从杂诗第十七首可以了解到杜甫在城中的简陋居处：“边秋阴易夕，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雨水淋幔，可见屋檐短窄；山云度墙，可见墙头低矮；“鸬鹚”二句，见房基低洼；门前草长，见庭户冷落。据此可知杜甫在秦州的生活状况。
闲居无事，他独自寻访秦州附近的古迹，去过城北的隗嚣宫（其二）和城南的南郭寺（其十二），所见皆荒凉，空寂的景色，处处引发其羁旅伤情。有时，他夹在人群中观看来往于京都和边地的使臣，或观看从西域调来的东征叛军的部队（其六），或远眺边关上警急的烽火（其十八），或于夜晚倾听震天动地的鼓角（其四），内心充满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对于吐蕃之将成为西部边患，他也做出了预料（其十八），几年之后，吐蕃果然兴兵大举进攻长安。杜甫早在至德二载（757）作《北征》诗中就曾对肃宗借回纥兵以平叛的做法提出异议。回纥人协助唐军收复两京后，大掠洛阳城中财物，百姓所受灾难十分严重。回纥少主叶护向肃宗提出留兵沙苑，进一步为肃宗收取范阳。肃宗同意。对肃宗一味依靠回纥，杜甫作《留花门》（花门，即回纥）表示反对，认为留下回纥兵会后患无穷：“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其后事实果如杜甫所言，宝应元年（762）回纥破了史朝义，再至洛阳抢掠，杀百姓万余人。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回纥又与吐蕃连兵，攻掠奉天，同州等地。这一时期所作的《即事》一诗，也是对肃宗的依赖回纥进行批评。乾元元年（758）七月，肃宗为求得回纥的援助，把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第二年四月，可汗病死，宁国公主险被殉葬，经过力争，方以割面毁容为代价获得生还，时间为乾元二年（759）八月，此时杜甫正在秦州。诗题为“即事”，当是宁国公主回归时经过秦州，为杜甫所目击。诗中以凄凉的笔触描绘了宁国公主的形神：“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对肃宗的卖女求安予以批判，表现了作者可贵的民族意识。
杜甫在秦州还写出了一批咏物诗，借物寓意，把积年的生活感受委婉传出。《萤火》诗写萤虫光亮细微，本无实才，却敢靠近太阳飞舞，实为讽刺宦官李辅国之把持朝政。《蒹葭》诗写秋天芦苇身遭摧折之状，借以寓身世之叹。《苦竹》诗写身居山野，强自扶持的苦竹，借以赞美君子的避世情操。《废畦》诗写秋末的菜畦萧条冷落，叹息人生的始盛终衰。等等。《佳人》一诗则是以人物自况：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无米可炊，故不用打水做早饭，井水也就封冻了。冬无棉衣裹身，睡觉时自然感到床板冰凉。无饭可吃，忽发奇想，那苦味的柏枝，高天的明霞，大概也可充饥吧。唉，要是把钱都花光了，恐怕面子上也过不去，还是存下一个小钱吧，让它看家好了。老杜的这点幽默，是他在极为艰难的时候借以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就在这时，秦州南面的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佳主人”来信相邀，杜甫遂携家离开秦州，踏上南行之路。
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从秦州出发，南下同谷。在《发秦州》诗中讲了移居的原因：“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而要去的南州同谷，气候温和，可补无衣之缺，物产丰富，可填无食之腹。杜甫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拖儿带女地上了路。这是一条艰难的旅途，为杜甫始料不及。他在这条路上创作了十二首纪行诗，真实地记录了每一步的艰辛。同谷距秦州200余里，其间山重水复，道路迂曲。十月的一天半夜，杜甫一家坐上马车启程。“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发秦州》）
此时孩子们可能还在梦中，杜甫望着天上磊落的星月和山峦间浮动的苍茫云雾，不禁仰天叹道：“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车行第一站到赤谷，从赤谷往南便进入险阻的山地。杜甫在《赤谷》诗中描绘说：“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满路乱石堆积，只有一条车辙可以勉强通过，车轴已多次抹进油脂，可见道路极其难走。山深风紧，日落童饥，而前面的“村墟”十分遥远，依稀的“烟火”似不可及，未免忧心忡忡，“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生且难顾，还要顾及死后的面子，他的心真够沉重的了。
接下来是铁堂峡，山峡险绝。杜甫在《铁堂峡》诗中描写，那里的山壁颜色青黑，像精铁凝聚，一条山径盘入苍穹，山顶上是太古的积雪。一家人神色惨淡地在曲谷中行走，谷底长冰横路，马骨几乎被冻折。想到生逢乱世，叛贼猖獗，国事未宁，自己多年飘荡流走，内心火辣辣难过。
再往前走，进入成州长道县（今甘肃西和县），城东30里处有盐井，那里的草木枯白，煮盐的车辆络绎不绝。杜甫把这些场景写入《盐井》一诗，并揭露盐商从中巨额谋利，对人情之趋利深致喟叹。
《寒峡》一诗写度越的艰辛，时当仲冬来临，峡中寒云堆积，遮掩了天空，北风急剧，涧水增波。偶尔寻见野人的烟火，就在水边起火做饭。面对艰苦的行程，杜甫想到了那些转战四方的士兵们，他们的日子更苦，而自己“此生戈”，所以就“未敢辞路难”了。他总是能在艰难之际想到苦难的黎民百姓，并借以自励。
当法镜寺出现在眼前时，杜甫得以一破愁颜。此寺今不详何处，据作者《法镜寺》诗中所写，它是一座建在山崖上的古寺，周围风景十分秀丽，“婵娟碧藓净，萧槭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红色的寺梁半映霞光，明艳的门窗历历可数。杜甫拄着手杖鉴赏了许久，竟忘了赶路。这是他沉郁的长征组歌中的一支轻松的插曲，接下来的青阳峡又把他带入更为险恶的境地。
《青阳峡》诗对高山深峡作了惊心动魄的描写：“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冈峦纵横连绵无际，云气水气混杂交错。林木远去，峡角峥嵘而出；天空狭窄，峭迎面而起。溪西的五里崩石，发怒似地向我滚落。仰望山巅，真担心它会撞翻日车；俯看山脚，只怕它会把地轴压折。山魈呼啸引来凄凄寒风，霜雪弥漫峡谷一片沉寂。杜甫当年留在青阳峡的艰难足迹早已不复存在，而那声声惊呼却借助于诗章穿过了历史的烟云。
穿过青阳峡，来到龙门镇。龙门镇在同谷城西70里，周围群峰簇拥，云屯雪积，官军有部队在此设防，杜甫看到暮色中的军旗暗淡无光，寒风与湿气钝涩了士兵的刀锋，听到了远离家乡的士兵在寒夜中的默默哭泣，作《龙门镇》以示同情。
《石龛》是写作者经过石龛时的观感。前半写道路的艰危：“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阴森之境，令人毛骨悚然。后半写黎民的重役，作者看到一个采竹的人，唱着悲歌攀登陡壁，经问得知，他是在给官府采伐箭杆，五年来一直供应前线军需，可是眼下小竹已经采尽，再也无法完成分派的任务。听罢苦诉，杜甫不禁对这场战乱发出浩叹：“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此诗以小见大地反映出安史之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的空前损失，表达了对苦难的黎民百姓的深厚同情。
积草岭，在今甘肃徽县北40里，杜甫在《积草岭》题下注：“同谷界”，自此向西南行即达同谷。杜甫翻越此岭时，正值群峰积阴，白日隐见，林风飕飕，石色惨惨，但一想到前面百里处便是卜居之地，心情就有些激动，”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佳主人”的亲切关怀，使他受宠若惊。举目苍茫的南天，恍忽间那座茅屋已出现在眼前了。然而这只是诗人天真的心愿，同谷等待他的是比秦州更为冷酷的现实。接着翻越的是泥功山，此山在同谷西北30里，山多泥泞，把老杜一家搞得一塌糊涂：“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看到泥泞中死去的猿和鹿，杜甫真怕一家人遭到灭顶之灾，并回头叮嘱北来的人，小心迈步千万别性急。自顾不暇，还要关照他人，杜甫心性如此。
最后一首纪行诗是《凤凰台》，凤凰台在同谷东南七里的凤凰山上，作者自注：“山峻，人不能至其顶。”古时把凤凰视为王者的祥瑞，凤凰出则天下太平。杜甫有感于动乱的时局，出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面对凤凰台忽发奇想：“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为了救助这只能给人间带来祥瑞的雏凤，他表示愿意剖心献血，供它饮啄，让它长出彩羽，飞游天下，“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可见，杜甫虽远离了肃宗，但对国家和人民，心却贴得很紧。从秦州到同谷这组纪行诗，不仅记录了沿途所历的自然风光和艰难的步履，而且作者时时将自己的目光和情思由此及彼地推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他没有斤斤于个人的不幸，而是每每想到那些比自己更为艰难的士兵和百姓。这是组诗的思想闪光之处，是杜甫的人格伟大之处。
就这样，他到了同谷。那位写信相邀的“佳主人”，看来并没给杜甫提供生活援助。杜甫完全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生活深谷之中。那组催落过无数人同情之泪的“同谷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血泪之声腔久久回荡在这方天地间，致使同谷其地给世人留下糟糕的印象。组歌其一唱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以白头乱发的暮年之躯，去天寒日暮的山谷捡拾橡栗充饥，以致手脚被冻得皴裂坏死。现实如此残酷地折磨着诗人，难怪于放声哀歌之际，天上的悲风也下来与其相应和了。其二唱道：
长撅长撅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撅，是一种挖土农具，杜甫从房东借来，去山野挖黄独（一种野生的土芋）。“我生托子以为命”，把一家人的性命寄托给长撅了，诗人的生活体验有多深！没有它就挖不到黄独，挖不到黄独就得饿死啊！可是，大雪封山，黄独的苗踪被盖住了，杜甫身穿遮不住小腿的短衣，东一下西一下地挖了半天，也没挖到一块，只好空手而归。四壁里一片沉寂，只有孩子们的呻吟，一声声刺着他的心。第三首写思念诸弟，第四首写思念妹妹，第五首叹身居穷谷，第六首写龙蛰而蛇出，叹世相混乱，第七首叹岁月蹉跎。皆长歌当哭，顿挫淋漓，是杜甫七古诗体的珍品。
杜甫抵达同谷当在十一月初，十二月一日他就离开了此地，前往成都寻找安身之处。这一路山水行程，险象环生，他把所历之景与事写成纪行诗十二首，与前组纪行诗数目相同，凑成一对。《发同谷县》是第一首，写辞别同谷的感受，对“一岁四行役”的动荡生涯叹息不已。这一年是他走路最长，吃苦最多的一年。三月，由洛阳赶赴华州，一路上兵荒马乱；七月，由华州逃荒到秦州；十月，由秦州南下同谷；现在又要长途跋涉了。然而杜甫很会自我安慰，他想起一生奔波不已的孔子、墨子来了：“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既然圣贤们尚且如此，何况我这经常挨饿的愚顽之人，哪里还能安居宅中。这里透露出离开同谷的原因：饥寒所迫。杜甫很重人情，虽说在同谷住的时间不长，但临行前仍向多多少少给予他关照的人们一洒凄惶之泪：“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深旧，穷老多惨戚。”这些人既非旧识，又无深交，只因彼此皆为“穷老“，同病相怜，故多惨戚之别情。在这些人的眼中，杜甫不再是一位大诗人，他只是一个携儿带女背井离乡的穷苦老头。
离开同谷向南走，约行百里，至木皮岭。杜甫在《木皮岭》诗中以惊人之句状写此山之高险：“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听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站在岭腰环顾四周，但见群峰奔涌，争来拥簇；仰头望去，山巅横亘，塞满整个天空；俯首下视，深渊万丈，切开了厚厚的地层。山中风水昏昏，虎豹争斗。高壁间残留着七零八落的废栈道，山谷间的巨石上爬满长长的树根，山势如此，杜甫一家人翻越之难可想而知，“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祁寒，即“大寒”，“严寒”。时当腊月，天气严寒，但因走得汗流浃背，反倒觉得天气暖和了。
翻过木皮岭，面临嘉陵江。杜甫两渡此江，写出《白沙渡》，《水会渡》二诗。前首写暮渡，后首写夜渡。总在写江面浩渺，洪涛汹急，忧心千结，而暮、夜两次渡江时的景物与心情又同中有异。
渡过嘉陵江以后，便走上了栈道。栈道建在江峡绝壁上，是古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创造的一种道路：在临江的高高峭壁岩石间凿出一排孔穴，再往孔中插入横木，横木成排，有绳索连结，横木下面又有立木支撑，立木的一头插入江水中。江水日夜冲击，立木常有不稳；风雨四季洗剥，横木亦难久坚，所以栈道之险是世所共知的。但它又是古时由汉入蜀的必经之路，老杜欲往蜀地，除此而别无选择。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行程。他带领着一行小小的逃荒队伍，步履维艰地踟蹰于云雾间的这条生死线上，走过好几段又长又险的路段，写了四首诗，记录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飞仙阁》写的是经过飞仙阁栈道时的体验。飞仙阁栈道架设在飞仙岭（今陕西略阳东30里）上，这是杜甫所经的第一段栈道。诗中写登上栈道所见的景象：“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淡泊，长风中怒号。”山谷间斜生着稀疏的林木，阴沟里奔流着如带的波涛，寒日在山谷外悬着淡影，长风在山谷中猛烈呼号。阴森惨淡，令人心寒。中途歇脚时，他们下到低洼之处，仰望刚才所在的栈道，愈发觉得高险可怕。当时还有一些南来北往的行客，大家混杂地坐卧在一起，累得拾不起个来，“体面”二字再也休提。杜甫在沉思默想：人的一生遭遇看来都是命中注定的，该着挨饿又怎能逃避得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历此艰险要去成都呢？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心里暗自敲了几下退堂鼓，等到体力恢复，他又领着家属上路了。
接下来是过五盘栈道，此栈道建在五盘岭（又名七盘岭，在今四川广元北170里）上。栈道虽险，但境地颇幽，“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民风淳朴，杜甫见而心喜。然而这只是瞬间之事，当他觉得身处桃源胜境，立刻又想到了战乱中的中原地区和失散的弟妹，“东郊有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东郊”指洛阳。“巨猾”指史思明。邺城战役后，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杜甫的故乡又成了敌占区。虽身退而仍忧家国，处宁静而仍忧战乱，此公之心可谓“进亦忧，退亦忧”无时可得其乐了。
《龙门阁》是写途经龙门阁栈道的情景。龙门阁栈道建在龙门山（在今四川广元东北八十二里）绝壁间，下临嘉陵江，极为高险，着实让杜甫一阵阵出冷汗。俯看脚下，清江从龙门奔流而下，身边的石壁陡绝竟无尺土可存。长风驾着高浪呼啸奔腾，浩浩茫茫自太古而来。危险的栈道在空中萦绕盘旋，仰首望去如同垂挂的线缕。
悬浮的梁木在摇曳着，相互撑拄着，山壁间的杂花纷纷飘坠到江中，看过去让人一阵阵眼眩，冷雨吹来又使他头风发作了。在这种处境中闹病可真危险，他不禁想到了死，要是一失足栽下去，那就连尸首也甭想找到了，而人的一生在哪里告终是说不定的啊。这一段行程对他的刺激是太深太重了，他觉得以往那些危险的经历都不足挂齿。
石柜阁栈道是杜甫经历的最后一个栈道，也许是经受了方才的严峻考验，胆气稍壮了，作者走在这条“临虚荡高壁”（《石柜阁》）的险栈上，竟有心思欣赏起山间的春花，水中的奇石和傍晚时江上的鸥鸟了。而且还想到了一生优游山水的谢灵运和放浪形骸隐居田园的陶渊明，感叹自己未能如他们那样惬意地活着。
几天来一直沿着嘉陵江边上的栈道行走，过了石柜阁，栈道终于走完了，杜甫一家人来到了江边上的桔柏渡口（在今四川广元县境内）。这个渡口上有竹索架起的长桥，此时江雾迷蒙，把竹索桥浸得湿湿的，杜甫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在摇摇荡荡的竹桥上，征衣在江风中飒飒而飘。想到过了此桥就要西行，与嘉陵江永别，不禁生出恋恋之意：“孤光隐顾盼，游子怅寂寥。”（《桔柏渡》）诗人之心每每如此，唯其如此方为诗人。
西行不远就是剑门关。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25里，地形极为险要。杜甫路过此关，作《剑门》诗，诗中描写剑门“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险要之势，回顾了历代帝王在蜀地设官取贡引起百姓不满，致使一些豪杰乘机据蜀称霸分裂江山的往事，而这种危机至今仍潜伏着，这都与剑门的地形有关，为此，他力发愤言：“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他要谴责天公无端设此天险，他要铲除这重峦叠嶂。想归想，现实归现实，在天险与人事面前终究无可奈何，只有临风默然惆怅了。杜甫料事颇准，没过多久，蜀地果有段子璋，徐知道等叛逆作乱。过了剑门向西南行进，抵达鹿头山（在四川德阳县北30余里）时，群山中断，千里阔野出现在眼前，险阻终于历尽，杜甫心情变得轻松了，于是以标志着险程终了的鹿头山为题，抒写感受。他想到当年刘备曾据此三分天下，王霸之气一度焕发，如今天下归于一统，但愿此地能长治久安。他还想到古代成都籍的两个大作家扬雄和司马相如，他们的文章名传千古，却不知埋在了何处，令人伤心。最后称誉成都尹裴冕，说他是朝廷柱石，经纶满腹可以振兴国家，他的镇蜀是蜀地百姓的幸事。裴冕于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以右仆射封冀国公，其后，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其人才德平平，杜甫这样称誉他，自是想得到他的援助。当事者难免如此，旁观者无劳责难。自鹿头山南行150里，即达成都。那是腊月末的一个傍晚，浴着夕阳的余晖，杜甫走进了成都：“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成都府》）眼前所见的是别具风貌的人民，高大的城墙中填满了华丽的房屋，人声喧阗，笛笙错杂。想到此后将要长期留住，他不免又心情惆怅，感到在这里无所适从，看到鸟雀夜各有归，而自己却越走越远了，举目苍茫的原野，不知何处是故乡。初到成都，杜甫一家住在城西7里浣花溪边的草堂寺。 成都尹裴冕为他提供些米粮，邻居们送他些蔬菜，日子将就能过。闲着没事，在寺中听讲佛法，读读书。但寺院终非久居之地，杜甫考虑另建草堂以安身。
九、草堂岁月
上元元年（760）开春，杜甫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浣花溪又称百花潭，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溪鸟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语言清丽流畅，音韵和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尾联二句就眼前浣花溪水路便利生发东行山阴的一时之想（作者年轻时曾游山阴），也是在于赞美此处风物的宜人。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劳。”（《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平白如话，如诉家常，然谢意与希望，尽得表达，此所谓真情不必饰铅华矣。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他向某县萧实县令索要桃树苗，还向绵竹县令韦续索取该县特产绵竹，又向绵谷县尉何邕索要桤树苗，又向涪江县尉韦班索求松树苗。从其后所作诗中看到，这些桃树，绵竹，桤树，松树均被栽活，老杜当时之辛劳可以想见。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成都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老杜的胃口不小。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这玩意儿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人索要过日用家什。从留下的诗中，我们得知他曾向韦班要过大邑县烧的瓷碗。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有的也不便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堂成》一诗写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借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草堂的本来面貌：背对城郭，覆以茅草。是很简朴的（后世几番重修，越来越阔，乃至青堂瓦舍，俨然地主庄园了）。
老杜赞美它，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作者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以心迎物，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为农》所写：“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田舍》诗所写：“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将当地的风物，民俗作了特征性的描绘。《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长夏”即农历六月，全诗句句写“幽“，又分为景幽，事幽，心幽三层来写。清江抱村而流，燕鸥各尽其乐，此为景幽；老妻对棋，稚子垂钓，画纸敲针，就地取材，因物求便，此为事幽；故人供米，此身已足，此为心幽。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这年三月，可能就在草堂峻工之后，成都尹裴冕调任回京，派李若幽接替。裴冕是靠不上了，当时在蜀中做大官的朋友一个是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高适，一个是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严武，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狂夫》一诗中所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就反映了这种唯故人是依的拮据生活。这个时期，忧国与思乡（如《野老》：“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感时与忆弟（如《遣兴》：“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等旧话题，也时或见于他的诗篇。杜甫定居草堂之后，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进行交往。从所留诗作来看，主要行迹如下。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祠在成都南郊），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柏森森”的取象，既是对祠中景物的如实描绘，又是借柏树千秋不老以写武侯精神永在，景中寓情。颔联亦景情兼出，草碧鸟鸣，院中之景；而着“自”，“空” 二字，又将其无心赏景，专事凭吊之意传达出来。颈联对诸葛亮一生的才与德作出了高度精确的概括，14个字抵得上万语千言，笔力之雄健，令人惊叹。尾联以沉痛的深长的叹息，道出千古英雄的遗憾。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为肃宗朝付出过巨大的牺牲，而得到的却是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从而为吊古作品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成都西门外有两根石笋，一南一北，蜀人相传，它们是用以镇海眼的，如果被触动，就会冒出汹汹海涛。杜甫认为这是迷信，作《石笋行》予以揭露，说这对石笋不过是前朝卿相墓门的石表罢了，哪里是海眼的镇物人们世代受其蒙蔽，乐意接受这种迷信，实在可惜，应该找个壮士把它们远远抛到天外去。诗中还由石笋之迷惑众听，连及到小臣之媚惑皇帝，致使“政化错迕失大体“，这个媚君的“小臣”，杜甫没有点明，但显然是指唆使肃宗排挤玄宗旧臣的“关中小儿”李辅国。
成都南35里有战国时秦蜀郡太守李冰做的五头石犀，以镇水妖。千年以来，蜀人总夸口说有此石犀，就不会有洪水暴涨。上元二年七月，大雨成灾，杜甫听说洪水冲走了灌口（今四川灌县西北）的不少人家，深为蜀人迷信石犀而忧虑，作《石犀行》以破除之，诗中号召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筑堤防出众力“，这是有进步的思想意义的。
石镜，在成都西北武担山上（今此山已夷平），相传蜀都有一男子，化成美女，其实是个山精，蜀王纳她为妃。不久她死去。蜀王派遣五丁去武都，担土作冢，在其墓门前立有一面石镜。这个坟冢就是武担山。此石镜厚五寸，直径五尺，光洁莹彻。杜甫前往观览，见镜感怀，以缠绵的笔触作《石镜》一诗，抒写美人沉沦之慨。作者对”山精“云云则未予顾及，更无”讥古人之好色“的意旨。
琴台，在浣花溪北面，相传为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贳酒处。杜甫登临此台，临风想望，作《琴台》诗，追羡其风流韵事，“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写台边的野花，蔓草为卓文君留影，想象奇特，情韵深长。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当时著名的画家韦偃（京兆人）也流寓于成都，他擅长画马，画艺可与韩干相匹。杜甫对他十分欣赏。有一天，韦偃因事要离成都而前来草堂与杜甫告别，杜甫当即请他在草堂厅的东壁上画马留念。韦偃从容拈笔，挥洒自如，转眼之间骐骏出现在东壁上：“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神态之逼真，气韵之生动，使杜甫忽发奇想：“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偃画松石、高僧亦颇佳绝，杜甫爱画心切，又写诗请他再画《双松图》。另一位画家王宰，是蜀中人，擅画山水，能于咫尺状万里之势。杜甫曾于他家厅堂见过所画《昆仑方壶图》，大开眼界，作《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高度赞美了他的“尤工远势”的画艺，并表彰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不受外界压力而进行创作，这一创作上的见解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杜甫的北邻是个退隐的县令，杜甫与他经常来往，相互有诗赠答，据《北邻》诗中所写，这是一位风雅旷达的文士，爱喝酒，能作诗，不惜花冤钱买野竹栽种（八成是借此来周济穷人），时常穿着草鞋来草堂探看生病的杜甫。南邻是个隐士，姓朱。此人家境清贫，用杜甫的话说是“园收芋栗未全贫”（《南邻》），园中还小有收获，没有穷到根。日子紧巴，心肠却好，时常拿些饭粒喂养阶前的鸟雀，鸟雀们跟他混得很熟。他曾划着小船载着杜甫沿溪旅游，彼此关系十分融洽。除了这两位邻居，还有一个叫斛斯融的人，是杜甫的酒友。此人擅写碑文，有时远出讨取卖文的钱，数日不归，弄得深草塞门，锅灶烟冷（《闻斛斯六官未归》），杜甫等他不来，难免发点牢骚。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且有诗作：“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无限生机。
八九家的小小江村，其他几户就是普通农家了。杜甫与这些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家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与他们。从《寒食》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这是寒食节时前往农家赴约的诗，春光明媚，杜甫心情也好，不禁念叨起与农民的交情来：对于老农的邀请从来没有拒绝，对于邻人的馈问也都一概收下，不忍违背他们的好意。偏僻的江村几户人家都已熟识，连鸡狗们都互相串门忘了回家呢！《旧唐书·文苑本传》讥笑杜甫“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这说明封建士大夫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是何等的厚重，冲破这种隔膜又是何等的不容易！杜甫能够冲出本阶级的精神营垒走向人民群众，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伟大之处。
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在所作《遭田父泥饮》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那是一个风和日暖的春天，杜甫穿着草鞋出门散步，经过一户农家门口时，被户主老农拦入屋中饮酒，当时已临近社日（古代农村节日），加上户主的大儿子刚从军营中放还务农，老农十分得意，一定要杜甫喝个尽兴：
“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呼唤老伴儿开瓶倒酒，还不停地从盆中为杜甫夹菜。菜吃完了，便“高声索果栗”。杜甫几次欲起身告辞，都被他用肘按住，“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虽说动作鲁莽，却未觉其丑，是因为他有一颗真诚待客的心。这顿酒整整喝了一天，“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直到明月东升仍不放行，当杜甫询问喝了几升几斗时，他还生气了。
——这样一群善良的百姓，怎能不与之交往呢？如果说起初杜甫是为生活所迫而与农民群众产生了接触的话，那么，当他了解到农民身上的宝贵品质之后，这种接触就成为主动的了。杜甫性格直率，然而这种性格在世俗官场中却行不通，“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暇日小园》）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他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有时他也很有兴致地划着小船沿浣花溪去郊游，直到新月照衣才回来（《泛溪》）。有时则骑马出郊，极目西山白雪，南浦清江，每有伤时恨别之思，如《野望》所写：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西山，又名雪岭，在成都西面，那里有唐政府设置的松，维，保三城，用以防御吐蕃。“三城戍”指此（戍，与次句的“桥”相对仗，应解为名词，指边防驻军的城堡，一般注本解为戍守，非）。首句写出西山的警肃气氛，表现了对边患的忧虑。次句写南望所见，“清江“，指锦江，锦江流过成都城南，万里桥卧于其上，“南浦”和“万里桥”的出典都有伤别的意味，所以次句已寓思念诸弟之意。杜甫常于写景，记事中不动声色地表现主观情感。此二句一句关涉时局，一句关涉家事，内容上已笼罩了全篇。诗家妙笔，良可击叹。颔联二句则顺沿思路写思家之心，颈联则写忧国之情。他自恨对于国家没有“涓埃”之献，是因为国难当头，自己无力回天，感愧之际，才做此过苛的检讨。尾联回应首联的远望之意，勾勒自身形象，总括一篇之情。这首诗在内容上写忧国与思家，这是流寓中的杜甫心头常系的两大问题。在艺术上章法细密，脉理顺畅，前后关照，堪称七律的典范之作。
草堂落成的这年（760）秋天，高适由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转为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此前，杜甫曾写诗向高适求援，高适自当解囊相助。为此，杜甫决定去蜀州看望老友。这次蜀州之行，杜同诗人裴迪一同游览州城东南70里的属县新津（今四川新津）。
过了春节，杜甫又去新津县，前后两次去城东南五里的修觉寺游览，写了两首记游诗。《后游》一首较好：“寺记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首联写自己对旧地的怜爱，颔联写旧地对自己的盼念，物我情亲，彼此神融，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博爱胸怀。游览新津时他曾参加过县令在北桥楼举办的宴会，席间主客即兴赋诗。在新津呆了一段，杜甫又回到草堂。这年春季，他创作了《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客至》，《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等名篇。
严武上路，杜甫送行，一直送到绵州（今四川绵阳），送出好几百里，其深挚情感可见。最后在绵州城外30里的奉济驿依依惜别，作《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此诗将一片别情挥洒得天高地远。“从此别”三字由“远送”而发，透出呜咽之声。作者北望重叠的山峦，似是有意挡住友人的去路，多情地把他挽留，然而诏令不可违，青山也是空有此情了。明月呢，昨夜一路同行，是为了随时准备着为我们的把杯照明啊。青山明月本无知，但因作者心中怅别，所以看山看月都觉得它们怀有留恋不舍之意。青山遮留，明月同行，物我同戚，别情到此可谓无以复加了。颈联重在写沿途各郡的惜别之情，尾联写此后自己的寂寞生活。字字皆为心声，字字皆写别情。令人感知老杜对于友情的深笃，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十、避乱与回归
送走严武，杜甫在绵州逗留期间，成都军阀徐知道就造了反。杜甫不能回归，想到过去与自己相友善的汉中王在梓州（今四川三台），便欲动身前往投奔。临行前作《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重提旧好，联络感情，途中作《光禄坂行》，记乱世旅行的艰辛：“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读之令人凛然生畏。寓居梓州时，虽得友人款待，却因思家情切，每每长夜失眠，《客夜》一诗写心甚细：“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颔联“月影”，“江（指涪江，涪江从三台县东流过）声”二句，把长夜不眠之状作了形象的描写。此诗当是收到身居草堂的老伴来信后作，“未归情”即指寓居梓州的落拓生活和思家心情。
到这年冬初，他叫弟弟杜占回成都把家属接到梓州来，一颗心才得安稳。这年冬天杜甫曾往梓州城东60里的射洪县去游览，那里是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射洪县城北有金华山，山上有金华观，当年陈子昂曾在这里隐居读书，后来入京为官，适逢武则天执政，陈子昂对武则天的穷兵赎武和滥施酷刑深为不满，屡次上疏言政，触怒了武氏集团，终被害死于狱中。陈子昂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开创盛唐诗歌的先驱诗人。杜甫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金华山观，瞻仰了他早年的读书堂，作诗凭吊。他还寻到了陈子昂的故居，作《陈拾遗故宅》，诗中说：“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对陈子昂一生做出高度的评价。
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追击叛军，连克河南河北诸州，史朝义见大势已去，逃至温泉栅（今北京东北）自缢身亡。至此，历时7年零3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消息传到梓州，杜甫惊喜万状，苦辣酸甜，百感交集，作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初闻喜讯而大放悲声，这是由于过度的激动，撞开了泪水的闸门，充分说明了平息叛乱为杜甫所切盼。回顾这漫长的岁月，国家遭受巨大的破坏，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自己也几经生命之忧，多少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多少思乡忆故的沾血之泪，终于换来了喜讯一条，怎不叫他痛洒热泪！颔联写出两个动作：“却看妻子” 与“漫卷诗书“，颇具感情内蕴。前者写得意之状，后者写狂喜之情。颈联以“白日”、“青春”朗丽的景象衬托喜悦的心情：头顶青天丽日而放歌纵酒，请妩媚的春光作伴回到故乡去。归乡一直是杜甫急切的心愿，如今战乱已平，心愿可偿了。一想到归乡，行走的路线立即跳了出来：巴峡——巫峡。
去奉先探家途经骊山时，面对骊山上的君臣淫乐生活所产生的忧国之思。杜甫一直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当权者的腐化有直接关系，曾直言：“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銛》）可惜，那篇《咏怀五百字》所敲响的警钟并没能震醒当权者麻醉的神经。
过了重阳节，他又准备去阆州。如此频繁地挪动地方，据陈贻焮先生推测，是“一个地方住久了易惹主人生厌，经常换换地方，多少会显得新鲜些。”（见《杜甫评传》）陈先生把老杜的处境和心情摸得很透。这次临行前，老天又下起了大雨，杜甫作《对雨》诗：
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
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
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
西戎甥舅礼，未敢背恩私。
方将启程，大雨瓢泼而至，巴山道路必然难走得很。然而作者并不为自己的行程而忧愁，他担心是官军的旌旗被打湿，从而影响军威士气。此时，吐蕃已成唐朝的严重边患。早在七月，吐蕃即已进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川节度使高适奉命于雪岭（又称西山）松，维，保三州设防，军情正急。尾联念及吐蕃与唐朝为甥舅关系，当不会背恩弃义，实为杜甫的祈祷之语。
祈祷自然无济于事，吐蕃步步进逼，官军连连失利，杜甫在《王命》诗中描写了当时的战局：“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在《征夫》诗中描写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到了阆州，他代阆州王刺史向代宗进论巴蜀安危建议，主要内容是：巴蜀地位重要，目前深受吐蕃威胁，朝廷应立即选派贤明的亲王前来坐镇，或派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大臣前来扭转战局。（《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正是杜甫的友人高适，高适在防御吐蕃上表现不力，松，维，保三州相继失陷。可见，杜甫论事是从国家利益上着眼的，而把个人交谊置之度外，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这年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仓皇出逃陕州，长安陷落，百姓惨遭屠戳，房屋多被焚烧。消息传来，杜甫万分痛心，作《巴山》，《遣忧》等诗以记时难。在阆州住到冬末，接到夫人的家书，得知小女患病，便急忙赶回梓州。不久，即举家迁往阆州，阆州在嘉陵江边，他打算乘船沿嘉陵江南下入长江经三峡出蜀，这年春节，是在阆州度过的。
第二年（广德二年，764）正月，朝廷以黄门侍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这个任命，改变了杜甫出蜀的计划。当他得知严武重新镇蜀的消息之后，十分高兴，作《奉待严大夫》，诗中唱道：“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显然，在这“身老时危”之际，他把严武看成了唯一知己。严武也几次寄信，请他留下来。
于是，他决定返回成都草堂。临行前，他专程前往葬在阆州的房琯墓拜别。房琯于上元元年（760）八月改任汉州刺史，宝应二年（763）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赴京途中患病，于八月死于阆州僧舍。九月，杜甫曾写文祭于房琯墓前。房琯死后，朝廷追赠太尉。杜甫此次告别亡友之墓，哭得十分伤心，“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别房太尉墓》）回顾一生交谊坎坷经历，想到今后浪迹萍踪，难临墓前，内心哀痛不已。
二月，嘉陵江涨起桃花汛，杜甫携带家属，冒着风浪前往成都去了。
从宝应元年（762）六月离开成都草堂，到广德二年（764）二月回归，杜甫在梓州一带飘泊了1年零8个月，“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是他对这一段逃难生活的总结。如今成都兵乱已平，重新回到草堂，一种温馨之感油然而生。进得家门，赶忙晾晒书籍，查看林木。院子里那四棵小松树已长到一人来高（《四松》），五棵桃树枝叶茂盛遮住了小径（《题桃树》），水边的栏杆却摇摇欲坠（《水槛》），小船已破漏，埋进泥里（《破船》）。
杜甫稍事整理，便静下心来把耳闻徐知道作乱的暴行记入《草堂》诗内：“……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此诗记录徐知道兵乱甚详。大将严武一走，徐知道等群小便歃盟起事于成都，他们纠集西部的夷蛮之兵，卡断了剑门关。其后，徐知道为部将李忠厚所杀。李忠厚在城中笑杀人滥刑无辜，还将死者的妾和马抓来供他们娱乐。种种人间惨事，被杜甫一一录下。这类作品填补了史书空白，不愧“诗史”之称。
去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郭子仪用疑兵之计，吓退蕃兵。十二月，代宗由陕州回京。吐蕃虽退，却仍占据西山松，维，保三州，国事远未宁静。春天，杜甫登楼远眺，感怀边患，作《登楼》诗，诗曰：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北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鲜花簇拥着高楼，景色很美，却使作者见而伤心为什么因为“万方多难”，国事维艰。花草尚有春来日，国事依然严冬时，两相对照，作者心理失去平衡。颔联写景，景中有情，“锦江”句写江水携带着浓浓的春色自天际而来，两岸原野草绿花红，此句承接首句的“花”字来写，明写美景而暗写伤怀，试想，几簇楼前鲜花已使作者伤心，何况这无边无际的春色！所以此句写的是作者铺天盖地的忧思，并非在赞美山河壮丽。对句亦然，写玉垒山的浮云变幻不定，自古至今不能平息，也不是在赞美山的雄伟，而是借浮云的变幻喻指吐蕃对唐王朝的时战时和，“浮云”喻指政治风云。二句均为借景抒怀，表达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和关注。颈联写登楼所思，严正告诫吐蕃，唐王朝的基业是永恒的，休存侥幸之念。尾联则紧承此意，以历史和现实说明之，“可怜后主还祠庙”，是说就连愚昧可怜的后主刘禅还一直享有祠庙，受人祭奠，足以说明人民对汉族帝业的尊仰，何况我大唐顺乎民意，人心归向，区区吐蕃异族你们是难以动摇如此江山的。《梁甫吟》（梁父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喜唱的一支歌，借以表达他的雄才大略，杜甫使用此典，是说时当日暮，自己聊吟此曲，也有一番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可见，杜甫虽对时局十分焦虑，但兴国之念十分坚定。
严武对杜甫的报国之心是了解的，希望他能投身仕途，结束草堂野老生活。便于这年六月，向朝廷上表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任节度使署中参谋，朝廷准奏。杜甫来严武幕府供职，协同操练军队，力图收复松，维，保三州。
七月，严武准备率军西征，杜甫作《东西两川说》一文交给严武，文中论及收复三州的军略问题。严武举兵西进，于九月击败吐蕃七万兵马，攻克狗当城（四川理番县东南），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收复了失地，挫败了吐蕃的凶焰，西蜀局势得以稳定。在幕府供职期间，杜甫作《忆昔二首》。
第一首是回忆安史之乱发生后，肃宗即位以来混乱的政局，重点批判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和皇后张良娣。李张二人相勾结，操纵权柄，打击忠良，败坏了朝纲，而肃宗则言听计从，唯恐不得他们的欢心。对此，杜甫作了辛辣的讽刺：“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结果是战乱多年不能平息。“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今上”是指代宗，这个代宗也同他老子相差无几，他宠信宦官程元振，听信程的谗言，夺了郭子仪的兵权，让郭留居长安，致使军心涣散，御敌不力，岐雍内地成了防敌的边界，吐蕃攻入长安，百官随着代宗赤脚而逃：“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笔笔记实，毫不手软。谁说老杜是“愚忠”呢他的“忠君”是绝对与“爱国”相联系的，对于误国的君王，他客气过吗？
第二首是回忆玄宗的开元盛世，以无限深情的笔墨描写了当年民富国强的盛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诗人为这种盛世局面的丧失而痛心疾首：“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回忆当年，意在复兴，所以诗末仍以“周宣中兴望我皇”，杜甫对祖国的前途从来没有失望。
这段生活虽较安定，但思乡忆故之情每每萦绕心头，《宿府》一诗即为夜宿严武幕府时所叙的这种心曲：“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中天月色虽好，但不忍去看，因为月光最撩人思乡情绪。而眼下兵乱连绵，亲朋音断，关塞萧条，归路艰难，有家难回是令人伤痛的，回想在战乱中已忍受了10年困苦的生活，今日供职幕府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末句流露出幕府生活的失意，原因是受幕府中青年同僚的嫉妒，杜甫觉得没必要和他们周旋。
在次年辞职后所作《莫相疑行》中披露了这种心事：“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语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为了离开幕府，他几次写诗给严武，表达归居草堂的心愿。
当时著名画家曹霸也流落到了成都。曹霸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代，初学书法，自恨不能超过王羲之，遂改攻绘画，一举成名。开元年间曾在南薰殿画太宗功臣像，又为玄宗的御马玉花骢写生，博得天子的赞誉。其后因罪贬为庶人。如今为战乱所迫，飘泊民间，为了讨口饭吃，不得已为世俗之辈画像，遭到俗眼的轻视。杜甫作《丹青引》，为曹霸立传，诗中充满今昔之慨。诗末写道：“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更由曹霸的境遇而说到千古名人的共同困境，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
继王维，李白，房琯之后，这一年，杜甫的患难朋友郑虔，苏源明也去世了。消息传来，他悲痛欲绝，写诗《哭郑司户苏少监》：“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存亡不重见，丧乱独前途。”又自诉处境可悲：“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似对亡友倾诉衷肠。
第二年（永泰元年，765）正月，严武终于答应杜甫的辞职请求。杜甫回到草堂，心情稍舒展，着手修整草堂环境，和孩子们一起剪伐杂竹，锄芟野草，颇有兴致。有《除草》一诗，最见性格。一天早晨，杜甫在林中散步，忽见道旁滋生出嫰草，这种草的叶上有刺，能螫人。“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于是招呼孩子们出来锄草，杜甫拿着锄头走在前面，把所见的耗草一一锄掉，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想到水中还有一块小洲，又坐上船前去讨伐。待到毒草锄尽，方觉藩篱开阔，松竹清幽。诗末云：“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由锄草想到锄奸，锄奸亦须及时，亦须务尽，表现了诗人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
这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时年仅40），杜甫惊痛，写诗哭悼，为蜀地失此将才而伤心不已，在杜甫心目中，严武是威慑西山吐蕃的得力大将，“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是他此前对严武镇蜀的定评。严武既逝，蜀地失依，杜甫的生活也没了靠山（高适已于前年调回京都，今年正月病逝，杜甫有诗哭悼），他只好买舟东下，行前，作《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他告别了辛苦经营的草堂，像只白鸥沿江飘泊。
十一、流寓夔州
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携家离开成都草堂，乘船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抵戎州（今四川宜宾），船入长江，改向东行，至渝州（今四川重庆），停留数日后，继续东行至忠州（今四川忠县）。在忠州停留数日，因衣食无着，遂继续沿江东行。日行夜宿，皆在舟中。江波浩渺，宇宙茫茫，常令诗人生发身世孤微之叹，《旅夜书怀》一诗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诗句句都在写自身孤微。首联交待夜宿环境，而以“细草”“微风”“危樯”“独舟”一连串的细微之物，作为孤微之身的正面衬托。颔联突开阔景，写“平野阔”，“大江流“。论杜诗者每只停留在对此壮景的赞叹上，而未能深知作者的用意，其实，作者是以宏阔的宇宙景观作为自身孤微的反衬，通过天地之大与孤舟之小所构成的强烈反差，突现出作者的孤寂微贱的身世。他不是在欣赏壮阔的夜景啊，他是在叹息自身的微贱啊！至于把这两句解作老杜展示自己的阔大胸襟，更是不着边际。颈联则是对孤微身世的正面书写，“名岂文章著”，愤世之情勃然而出：一个人的文章好又有什么用，它不能使人成名的。作者的感慨自有其因，在他生活的59年中，社会上有几本诗选问世，却连一首杜诗都没选，作者在文坛上竟是寂寞无闻的。官职呢，却又因直言进谏而得罪了朝廷，不得已而弃官，说“官应老病休”是门面话而已。既然文坛无名，仕途坎坷，作者的孤寂和微贱之感就是很自然的了。尾联则是以天地间一只沙鸥自喻，形象地写出孤微的身世。
杜甫心情沉郁，加上一路风湿，多年不愈的肺病加剧了，船到云安（今四川云阳）时，只好停下，寄居在云安县令严某的水阁。这时已进九月，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等异族起兵反叛朝廷。闰九月，汉州刺史崔旰攻打西川节度使，逃奔简州，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邛州牙将柏茂林，泸州杨子琳等起兵讨伐崔旰，一时间蜀中战乱四起。杜甫在云安听到这些消息，忧心如焚，在文士郑贲给他举办的宴会上悲痛地吟道：“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
又曾作《三绝句》，其一记蜀中战乱：“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肯更留妻子”。群盗，指作乱的地方军阀，他们比虎狼还狠毒，屠刀所及连被害者的妻子儿女都不放过。这两次地方军阀杀刺史事件，史书上没有记载，此诗可补史书之缺，惜未注明凶手为谁。
其二写难民的遭遇：“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此当是杜甫所遇难民的哭诉：回想当时为避关中之乱，21家结队奔向蜀地，途中遭难，唯留他一人走出骆谷（在陕西县西南），而当初离家时曾忍痛抛弃两个女儿，到如今亦不知其生死如何，只有遥望秦地烟云痛哭而已。此类惨痛之事，他人或亦闻之，却不曾动情落笔。
其三写官军杀掠奸淫，肆虐百姓：“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马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羌，指吐蕃，党项人；浑，吐谷浑。皆蛮昧残暴之徒。官军纵暴，与羌浑同，此类揭露，史书难作，而杜甫有之。
从永泰元年（765）九月到大历元年（766）春末，杜甫在云安养病半年，身体稍愈，便又启程沿江东下，鸥踪帆影，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
杜甫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却换了四个住处。初到时借住西阁。西阁位于半山腰，南临长江，地势很高，可以看到江上渔舟和来往的客船。夔州风俗，饮水是用竹筒从山高处引来泉水进入居宅，竹筒相连，蟠绕山间，有的竟长好几百丈。为解决饮水问题，杜甫派仆人阿段去山中寻找水源。阿段是夔州本地人，干这种活很顺当，经过数日努力，终于在一天夜里把竹筒接入厨房。西阁中有了滴水的声音，杜甫很高兴，作诗记道：“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示獠奴阿段》）一天，由于山石崩落，砸坏了引水的竹筒，仆人信行上山修理，直到天黑才回来，往返走了40里路，累得面色发赤，杜甫连忙把供自己食用的浮瓜和裂饼拿出来，慰其劳苦。（《信行远修水筒》）杜甫还在院里养了一些乌鸡，相传乌鸡卵可以治疗风疾；杜甫治病心切，一下子孵出100来只小鸡，满院子乱叫乱跑，制止不住，应该有个鸡窝才好，就让大儿子宗文去搭，地址选在东墙根的空地上。（《催宗文树鸡栅》）又在庭院里开出小畦，播种莴苣，以解决吃菜问题。岂知过了20天，也没发出芽来，倒是那些不堪食用的野苋长得十分茂盛，把门前道路都塞满了。
杜甫叹息之余，联想到人间之事每每如此，那些政治上的小人往往容易得势，而正人君子却难以出头，（《种莴苣》）蔬菜长不出来，就让孩子们到山野去摘苍耳，苍耳又称卷耳，可以食用，也可以治疗风疾。为了避免山间瘴热的侵害，一大早就驱赶他们走了，这样到中午前就可回来。把采回的卷耳用水洗净，再用热水一焯，半生不熟，即可充蔬食用。杜甫吃着卷耳，想到人间的不平，叹息道：“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与他早年所作《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同，而感情更为激烈。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杜甫初到夔州的几个月中生活是艰苦的。
这年秋末冬初，柏茂琳任夔州都督。柏茂琳对杜甫生活很关心，曾分月俸给他维持生计。
第二年春天，杜甫曾一度迁居赤甲。赤甲山在夔州东面，山色暗红，犹如赤甲，山间居住着不少人家。住不多时，柏茂琳就为他选择了城东一块平旷闲静的地方，那里叫做瀼西，有40亩柑林，是公田。杜甫遂迁居到那里，租了一所房子，这就是“瀼西草堂”。
40亩柑林是柏茂琳赠送的，杜甫对它进行精心的管理，《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三写道：“彩云阴复白，锦树晓来青。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细雨荷锄立，江猿吟翠屏。”描写草堂耕耘生活，及垂老飘泊身世，颇为生动。杜甫除了率领孩子，仆人种植蔬菜，管理果林，还在东屯买了一部分公田耕种，以解决口粮之需。他雇用了几个仆人，除前面提到的阿段，信行，还有伯夷，辛秀，阿稽，他们主要是负责培植果林和蔬菜，东屯的田地则交给行官张望管理。杜甫曾督理伯夷，辛秀，信行等入山谷伐木，用木栅把草堂围起来，以防虎狼。（《课伐木》）又提醒张望及时给东屯的稻田补水，盼望能获丰收，则旅居口粮就有了保障，自家的粮仓装到够吃为止，其余的分给人民：“终然添旅食，作苦期壮观。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秋天稻子成熟了，杜甫派张望去料理收获之事，又派阿稽，阿段前往协助。叮嘱他们，把收获的稻米分出一些给穷苦的邻里，不要都运回来：“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他说，把稻米分给邻里，并非贪得个好名声，而是为了救济乱世中的百姓。挨过饿的杜甫深知无粮的滋味，他的“穷年忧黎元”的一贯思想，必然会使他行此济民之道。
为便于管理水稻收获，杜甫又迁到东屯居住。这时，忠州司法参军吴郎来夔州寻觅居住之所，杜甫与他有姻娅关系，遂将瀼西草堂借给他。杜甫从此寓居东屯，直到第二年（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夔州。以上将杜甫在夔州的寓所变更及生活概况作了初步梳理。
杜甫寓居夔州时间虽不到两年，但由于生活比较稳定，创作上取得了巨大丰收，共写诗歌400多首，约占全部诗作的2/7，其中有一部分作品为描写夔州一带奇险的山峡和咏怀古迹，如《白帝城最高楼》，《夔州歌十绝句》，《八阵图》，《古柏行》，《咏怀古迹五首》等。但其主旋律仍是忧国忧民的悲歌。
初到夔州，便发现这里的人民异常贫苦，尤其是妇女们，承担着砍柴，背盐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由于战乱，男子多被征丁，她们到年老仍旧不能出嫁。杜甫把这一人间惨象写入《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诗人用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她们的痛苦生活和艰辛的劳动。为了交纳租税，她们不得不去山上砍柴，又背到市场去卖，“筋力登危”四个字表现力颇强，看来“市门”的地势很高，道路很险，她们需要付出全部的筋力。“死生射利”四个字催人泪下，她们为了获取些小利，背着沉重的盐袋在生死线上挣扎。就这样一辈子困在偏僻的山脚，与汗水相伴，以泪水洗面。诗末二句，是作者为她们的辩护之辞，以王昭君为例，说明她们的粗丑并非地域的关系，实在是由于繁重劳动的折磨。
“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口。”（《写怀二首》）杜甫身多疾病，常常入山采药，得以了解农民的苦情。一次，他转到北崦，见到一处村庄，却空无一人。原来，百姓受不了盗贼和官府的掠夺，纷纷逃离了。遂作《东屯北崦》以记其事：
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
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
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
远山回白首，战地有黄尘。
诛求，是指官府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异俗，指夔州附近的少数民族百姓。空村、落日、西风、冷露，有力地刻画出农村荒废的现实和作者的悲哀。回望远山，军阀正在相互攻伐，黄尘滚滚，不知何日能静。
杜甫始终坚持“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的观点，反对残酷盘剥人民。他有不少作品反映了“诛求”下的苦难民生。如：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
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
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驱竖子摘苍耳》）
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
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同元使君舂陵行》）
以上四首均为在夔州时作，可见反对“诛求”是作者的一贯动念。
杜甫在瀼西草堂居住时，草堂前有几棵枣树，秋天枣熟，常有西邻的一个穷苦孤独的寡妇老婆来打枣。杜甫可怜她的身世，从未加以阻止，看到她打枣时那恐惧的样子，反倒对她表示了亲近。后来，杜甫搬家到东屯居住，把西草堂借给了姓吴的亲戚，事情办妥，忽然想起了这桩事，便特意写诗呈给吴郎，委婉地劝他应对老妇人有所同情。这首《又呈吴郎》写得十分感人：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面对民不聊生的种种现实，杜甫多次发出呼吁：“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高议排金门”就是向皇帝进献良策，好让黎民百姓有间房子住。“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线！”（《昼梦》）
在深忧民瘼的同时，杜甫对国家的动乱时局也给予密切的关注，“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入宅三首》其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望三秦？”（《冬至》）函关、三秦，均指京都长安，可见他时时在关心国家的命运。这个时期创作的《诸将五首》和《秋兴八首》，是其忧国伤时的代表作。
《诸将五首》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朝廷武官们不如人意的表现提出批评。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边患仍十分严重，杜甫的目的在于激励他们克尽职守，为稳定国家的政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首写广德元年（７６３）十月吐蕃攻入长安，焚烧挖掘陵寝的事，提醒诸将莫忘此奇耻大辱，并告诫他们宜加倍警戒，勿使悲剧重演，边患未除，“将军且莫破愁颜！”
第二首讽刺诸将在安史叛军面前的怯弱无能，丢尽脸面地向回纥求援。“胡来不觉潼关隘”，措辞辛辣，令人啼笑皆非。潼关自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然而在诸将眼里，胡兵一来，潼关也无险可凭了。其仓皇之状可令人想见。
第三首指出战乱虽平而国内尚未统一，河北藩镇自行其事，诸将虽多相位高衔，却不知屯田务农，致使军粮匮乏，危机严重。
第四首写南方朝贡断绝，南诏王背叛唐朝而与吐蕃勾结，诸将虽有高职在身却不思安抚其地，报效国家，作者提醒他们：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大唐的领地，欲作忠良之将，则应全力辅佐圣朝。
第五首缅怀严武的镇蜀之功，慨叹镇蜀后继乏人，提醒朝廷宜选得力将军充任剑南两川节度使，以确保蜀地稳定：“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当时蜀中地方军阀正在凭险作乱，搞得民不聊生，杜甫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秋兴八首》表达的是作者面对夔州萧条的秋景而引动的故国之思。自乾元二年（759）弃官离开华州，一路飘泊，至今已过了7个年头，国家的状况依旧不见好转，自己也因艰难苦恨而卧病山峡，不能为国出力。忆昔抚今，痛感连连，遂以顿挫凄厉的笔触，谱出这组悲歌。其一云：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前四句就眼前所见江峡的萧森阴晦景象写来，而将国家丧乱、自身飘零的感受蕴寓其中，像中有像，容量极大。颈联正面介入自身苦况，“丛菊两开他日泪”，是说望见丛菊而频洒思乡之泪，“两”字并非确数，是泛称其多。“他日泪”，是指以往历年每当菊开之时而洒下的思乡泪水。往年一洒，今年频流，见出乡思情苦。为何如此情苦？下句写出原因，“孤舟一系故园心”，是因自己多病，不得出峡，故园之心被孤舟紧系于夔州城下了。这里的“故园”，从整组诗的内容来看，是指长安。杜甫祖籍长安杜陵，又常以“杜陵野老”之称。尾联写白帝（即夔州）城暮色砧声，响成一片，家家户户都在赶制寒衣。寒衣为游子而做，故砧声最动客子之情，所以尾联两句仍在写作者的思归之心和心绪的缭乱。这一首的主题是，感国家之丧乱，恨归京之不成。
其二云：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这首诗无论从时间和内容上都是前首的延续，京华遥远不可望及，但因其在北斗的下方，故依北斗而遥望之。作者思京之情状，历历可想。三峡多猿，啼声凄厉，易动人愁，故前代有民谣道：“猿鸣三声泪沾裳”。作者听猿而落泪，也是因为思念京华，怅不能归，故下句有当年未逞归愿之叹，“奉使虚随八月槎”，借典故写身世。《博物志》载：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乘浮槎（木筏）以至天河。又《荆楚岁时记》载：汉武帝令张骞穷黄河之源，张骞乘槎，经月至天河。这里以张骞比严武，以天河比朝廷。杜甫在严武幕府供职时，曾打算随严武还朝，不料严武病死成都，还朝之愿落空。“虚随”二字，感慨颇深。颈联写自己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却因病伏枕而未能去画省（即尚书省）值班，至今困在胡笳呜咽的山城里深感不安。尾联通过写月亮的移动，写出自己伫望之久，思念之切。一片报国之情，跃然纸上。
其三云：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前四句写坐看夔州山水景色，日日如旧，毫无新景可赏，字句间透露出无聊的心绪。这种心绪的产生正是由于心怀大志而落拓孤城。作者回忆一生行迹，颇多坎坷。想那汉朝的匡衡，因为直言进谏而获得功名，而自己却因直谏而遭到贬斥；想那汉代的刘向，因为宣讲五经而得到皇帝器重，自己家素业儒，精于此道，怎奈心志不在讲经，而在安邦治国上。弄到今日一事无成的地步，实在愧对此生。尾联由自己的贫贱而想到同学们的得志，对他们的自顾享乐、不问民生的行径提出批评。此诗虽写个人的升沉荣辱，但显然包含着对朝政和世俗的批判。
其四云：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把长安比为弈棋，形象地写出安史之乱以来敌我双方的反复争斗，以及唐朝君与君、臣与臣之间的权力角逐，这自然会使渴望和平与安宁的诗人感到莫大的伤悲。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新贵和混乱不堪的朝政：宦官拜相、为帅、混迹儒林，武将待诏集贤院，搞得文不文、武不武，法度隳弛，冠弁杂糅。安史平息之后，边患却丝毫不减，北面的回纥与西面的吐蕃，乘唐朝国力衰微，大举进兵。面对国家的危难，杜甫深感自己回天无力，只能以愁眼盼顾，正如江峡深秋潜伏水下的寂寞的鱼龙；同时，对故国的往日兴盛景象进行了深情的追忆。
从第五首到第八首，均为对美好往事的思忆，这些事均为作者所亲历，而每层思旧又都结合以抚今，造成浓重的今昔之感。第五首忆盛都早朝，与今日沧江岁晚相对比；第六首忆曲江盛事，与今日瞿唐风烟相对比；第七首忆昆明池的壮景，与今日“江湖满地一渔翁”的衰颓相对比，第八首忆陂畅游，与今日“白头吟望苦低垂”相对比。作者忆往日之幸，正是忆国家之幸；叹今日之衰，正是叹国家之衰。作者的个人苦乐与国家的盛衰是同步运行的，他的今昔之感也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慨叹。
杜甫对国势的叹息声中，还有一声颇为深长的，那就是《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作者在《序》中说，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夔州别驾元持家里，看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舞姿颇壮，问她的师从，回答说是公孙大娘。一石激起千层浪，杜甫不禁回忆起开元五年自己儿时曾在郾城观看公孙大娘的舞蹈。至今50年过去了，公孙大娘想已不在人世，“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诗云：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爧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诗题虽是“观公孙大娘弟子舞”，笔墨却重点放在公孙大娘的舞姿描绘上，不但正面描写其跃起、落地的健美和开场、收场的神态，而且以观者的感受作为侧面烘托；而对于弟子之舞反以“妙舞此曲神扬扬”一笔带过，而且仅是“绛唇珠袖两寂寞”之后的“余姿”偶存。作者如此使用笔墨，显然是把剑器舞的盛与衰作为国家盛衰的象征来看待的，对公孙大娘的健美舞蹈的描绘，是作者为开元盛世作出的一个艺术缩影，而写其弟子的凄“映寒日”的“余姿”，则是对“风尘澒洞昏王室” 的社会现实的艺术概括。作者的“感时抚事”，正是感慨“五十年间”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对开元盛世的深情眷顾，对当今王室衰微的无限伤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感念王室的衰微，也就是感念国家的衰微，在封建社会，王室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是无法分开的，他感叹玄宗的“梨园弟子散如烟”，他感伤“金粟堆南（玄宗陵墓）木已拱”，就是在痛悼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
大历二年（767）深秋之际写的七律《登高》，被人视为名震千古的悲歌，诗中通过登高纵目感怀的形象，把国事、家事、百姓事、个人事诸多的“艰难苦恨”，融注于广漠的萧索的江峡秋景之中，造成深邃而悲壮的意境。诗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诗可视为作者晚年生活、思想、情感、心境、诗艺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通篇四联皆为对仗，工整而自然，沉着而凌厉，表现了高超的语言功力。明代胡应麟称它为“古今七律第一”，是当之无愧的。
杜甫在夔州时还创作了一些忆旧题材的诗篇，内容有关于国家的、个人的和亡友的，可谓全面，可以看出是作者有意系统的创作。体会作者的心意，可能是感到身老多病，前景不长。趁夔州生活比较安定，及时把一生所历形诸文字，以期对后辈有个交待。这部分作品是研究杜甫及其他诸人、研究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王朝所历厄运的绝好材料，许多方面弥补了史书的不足，值得珍视。这些作品包括《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遣怀》、《昔游》、《壮游》及《八哀诗》。
十二、飘泊荆楚及病故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收到弟弟杜观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寄来的书信，说已在当阳县（今湖北当阳）找好了住处，催他出峡，遂决定中旬启程。
去年冬，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大破吐蕃入侵军于灵武城下，吐蕃军败退。杜甫临行前得此喜讯，作《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为此事而欢呼道：“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同时又想到，唐代开国以来，与吐蕃世代通好，直到玄宗时代，天子好大喜功，派哥舒翰击吐蕃，造成了民族间的对立，这个责任是应由己方承担的，诗中写道：
赞普（吐蕃王）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字面上批评的是哥舒翰，实际批评的是玄宗。哥舒翰是迎合了玄宗的心意而去从事杀伐的。对于哥舒翰这个人物，杜甫曾在困居长安期间投诗给他（《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盛夸其武功。仇兆鳌批评杜甫此诗“未免谀词”。这种指责是不对的，杜甫写那首诗是在天宝十三载（754），而此诗作于大历三年（768），中间相隔了14年。当时杜甫对哥舒翰杀伐吐蕃的认识未必清楚，杀伐吐蕃所引起的民族间敌对的后果，是由十几年后吐蕃进攻长安而得到证实的。人的认识随生活阅历而提高，要求老杜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问题看透，是不现实的。相反，我们倒能从他不改前作之失中，看出他尊重创作历程的良好品德。这是后代某些精于打扮自己的人无法理解的。
正月中旬，杜甫一家在白帝城下登船，穿越三峡，向江陵进发。曾于舟中作诗，总览国家大局，展望前途，认为伊尹、吕望那样的贤相将不可再得，而韩信、彭越那样的猛将将难以约束（“伊吕终难降，韩彭不易呼。”）其结果将是黎民苦不堪言，藩镇之间将为争权而相互攻伐（“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
三月初，抵达江陵，暂居从弟杜位宅中，杜位是李林甫女婿，因受岳父牵连曾被流放南方，此时任江陵行军司马。当初杜甫把家属安置在当阳县，家人频频来信告知生活困乏，杜甫不得不前去探望。动荡的生活使他产生归京的念头，作《江汉》诗写怀：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片云、孤月，写出流荡天涯的生活和寂寞的心情。落日、秋风，乃虚实相对，说年虽老而报国的壮心犹在，秋风送爽，病也快好了。这两句是写归京参政的心思。末尾以识途老马自况，说自己尚有智慧可为国用。杜甫对国家的政局是明察的，十几年的动乱给了他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自比为识途老马也是中肯之辞。
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赴京。在江陵留滞日久，深感此处人情淡薄，遂乘船南下抵达公安（今湖北公安），遇到旧人顾戒奢。此人在玄宗时曾为太子文学翰林待诏，以八分（汉隶的别称）书法为当时所重，如今亦流落江湖，惨淡谋生，杜甫得知他将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去谋求出路，遂作诗回忆往昔交谊，感叹今日困境，并希望他日后能为苍生病苦而挂怀（《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在公安滞留几个月，深感世态炎凉，有《久客》诗记其旅况：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
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连小吏也对他白眼相待，遂决定离开公安前往岳阳。冬末的一天拂晓，杜甫携家上船，伴着一如既往的“邻鸡”之鸣和“野哭”之声（《晓发公安》），沿江而下，一路行进，入目所见皆为萧索的冬景和凋敝的民生，“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又在《蚕谷行》诗中沉痛慨叹：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天下万城，城城皆兵，概括了后半生漂泊生活之所见；熔甲为犁，寸田得耕，道出了苦难人民的愿望。这年年底，船到岳阳。岳阳城西门门楼即为名播天下的岳阳楼，登楼可望洞庭壮景，曾有不少骚人墨客来此登临赋诗。杜甫舍舟登楼，本想一舒望眼，稍释郁怀，却不料被眼前浩渺动荡的洞庭湖水触动了家国之忧、身世之慨，写出了千古绝唱《登岳阳楼》。诗云：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颔联写景，落笔惊人；湖水之大，竟把吴楚二地分裂为东、南两个方位；洪涛鼓荡，使人觉得整个天地日日夜夜都在随之而沉浮。然而，作者并非以写景为终极目的，而是将身世、时局的感受寄寓其中。写湖水的广阔，寄寓着身世孤微的感叹，与颈联内容相照应；写湖水的动荡，寄寓着时局动乱的感受，与尾联内容相吻合。二句所写的景观，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物，既具洞庭之形，又具作者之神，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作家的特定心境下的产儿，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就在此诗诞生的前后，作者又写出另一名篇《岁晏行》，诗中哀叹楚地人民在苛税下的悲惨遭遇，思想性十分深刻。诗云：
岁云暮兮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潇湘洞庭，风急雪猛，渔民网冻，莫徭（少数民族名）人靠射雁以谋残生，百姓家徒四壁，织布机上连根线都没有，为了缴纳赋税，只得卖儿卖女。与此相反，那些达官贵人却是酒足肉饱，而且允许不法富商铸造假钱以蒙骗民众。诗人愤怒地说，何必用铅锡造假，干脆用泥巴铸钱不是更省成本吗？“万国城头吹画角”，指出战乱乃是民生凋敝的原因。“此曲哀怨何时终？”此曲，指这首《岁晏行》，杜甫一生为民悲歌已是心疲力竭，他切盼早一天能见到黎民康乐从而结束这类辛酸哀怨的歌声，遗憾的是他未能如愿，悲歌一直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离开岳阳，乘船经由洞庭入湘水上溯，两岸蛇虎出没，环境险恶，“苍苍众色晚，熊挂玄蛇吼。黄罴在树巅，正为群虎守。”（《上水遣怀》）又将沿途所遇民生悲惨之事写入《遣遇》：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
这个女子在水石间采蕨（野菜名，可食用和药用），卖了钱去缴纳赋税，她的丈夫已在频繁的征役中死去。作者由此回顾一路上的见闻，情况差不多都一样：官吏剥削百姓已到了连一锥一刀都要拿走的地步。三月，船抵潭州（今数日，继续溯湘水南行。此行欲往衡州（今湖南衡阳）投奔少年旧交今任衡州刺史韦之晋。行船途中，见农村荒芜，民房空虚，农民忍受不了赋税的压迫，都已远逃他方，不禁痛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此时作者已是风烛残年，“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了，却仍然关心苦难的人民。
杜甫抵达衡州时，才知韦之晋已在三月间改任潭州刺史，遂掉船而回，在潭州与韦之晋相遇。不料，四月间韦之晋即病死。杜甫生活无依，曾向崔涣、卢十四两侍御求援。与此同时，他在给途经潭州前往道州任刺史的裴虬赠诗中，仍叮嘱其到任后，“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于国事民情未能忘怀。其后，又在给裴虬的答诗中，叮嘱道：“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此时他已感到心力交瘁，只好把平生之志托付给好友。从这首诗中，我们还了解到他在潭州时以舟为家，为了糊口，有时在渔市上摆个药摊，卖些草药之类；朋交已零落无几，所以对裴虬的来信问候，十分感激。
然而，他并未向命运低头：“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第二年（大历五年，770）春天，仍居潭州。
此时，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落到潭州。杜甫早年在长安时曾与他相识，几次在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的宅中听过他的演唱，如今异地相逢，彼此天涯沦落，不禁涌动起强烈的今昔盛衰之感，作《江南逢李龟年》以记怀，诗曰：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年四月的一天夜里，潭州城内人声喧乱，火光冲天，湖南兵马使杀死潭州刺史崔憬，据城作乱。杜甫再次过上逃难的生活，他“中夜混黎氓，脱身亦奔窜。” （《舟中遣怀》）驾着小船仓皇离开潭州，上溯湘水，南往衡州，一路上兵荒马乱，“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狼，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胼疮。”（《入衡州》）到了衡州，得到刺史阳济的款待。喘息之后，又作《逃难》诗总结一生的逃难生活：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
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又在《白马》一诗中，感叹这次兵乱给人民造成的灭顶之灾：“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杜甫在自身危难之际，从未忘记把目光投向苦难的人民。
在衡州寓居数日，收到舅氏崔伟（时任郴州录事参军）寄来的邀请信，遂溯耒水前往郴州。船至耒阳（今湖南耒阳）县境的方田驿，遇江水暴涨，不得行进，停泊五天，断粮绝食。耒阳县令聂某得知消息，派人送信问候，并赠给食物。杜甫在身家性命垂危之际，得此关照，十分感激，作诗答谢，盛赞聂令的慷慨急难之心。因水势不退，南行不成，遂掉转船头，返回衡州。
此时臧□之乱已平，杜甫欲由汉水北归，便离开衡阳，沿湘水北上至潭州，欲下洞庭，行前作《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中说：“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是向湖南亲友请求北归的资助。但是未能如愿。终因贫病交集，病死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他的最后一首诗，是在船上伏枕写成的，这首长达36韵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回顾了早年在朝作左拾遗时因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这一生活史上的大事，以此为起点，追述了获罪贬官以及长期飘泊的苦难历程，接着叙述进入湖南以后的困苦生活：
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
一张乌皮几经磨破，用绳子重重捆住以为用，短窄的衣服上缀满了补丁；而病情总不见好转，吃药也不见效；幼女不幸夭亡，埋在异乡的路旁。惨淡陈述，字字可泣。但是，诗人于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没有忘怀国家的灾难和民生的凄惨，诗末言道：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公孙，指公孙述，东汉初年曾割据四川；侯景，梁朝叛将。这里均用以代指各地作乱的军阀。中原，指洛阳；北斗，指长安。二句感叹东西二京仍处于兵戈的深阻之中。诗人痛苦地长叹：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不久，即怀着对国家的深重忧虑和未能见到太平景象的遗恨，长辞人世。时为代宗大历五年（770）冬。
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只得停放在岳阳。43年之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将灵柩迁葬于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诗人回归故乡的愿望，死后才得以实现。
十三、结束语
中唐诗人元稹受杜嗣业之托，曾为杜甫写作墓志铭，说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此论曾于后代引起一场“李杜优劣”之争。有人扬杜抑李，有人扬李抑杜，也有人主张李杜二人不宜分优劣。笔者以为，诚如有人所言李杜二人所持创作方法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故不宜分出高下；但若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若论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挚、对友谊的执著与珍视、对弱小之同情以及宁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诸多方面，杜甫则是当之无愧的诗坛第一人。而这些宝贵的思想、感情和品德，无疑是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这是杜甫为什么能够赢得后代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为中国中世纪诗人的唯一代表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的重要原因。
杜甫继承的是儒家思想传统，同时对儒家思想又有所批判。这种继承与批判的结果是把个人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无论个人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则不管有无官职，总是在为国家的政局而思虑不已。儒家认为“上智下愚”，轻视劳动人民；杜甫则乐于同他们交往，对于他们的真诚率直给予热情的歌颂，对于仆人也给予生活上的关照。儒家蔑视妇女，认为“女子难养”杜甫则对战乱中的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并为她们辩护。儒家的“华夷之辩”，表现了十足的民族狭隘性；杜甫则主张民族间和睦相处，不以杀伐相抗，珍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宝贵的思想观念，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代，乃至对当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也必将照耀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杜诗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都达到尖锐的程度，这在客观上给他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给予他的密切观察社会现实的机会和日趋清醒的头脑；加上他个人对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思想的执著，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强性格。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创作出一部思想恢宏的“诗史”。
杜诗思想之伟大，首先表现在贯穿于全部诗篇的高度的人民性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全部杜诗的一条思想红线。把人民的痛苦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投入了自己血泪沉深的情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
以唐代诗坛而论，有的人也写出了一些反映民瘼的作品，惜其感情深度不够；也有人确实写出了不少悲愤的悯人之作，惜其未能坚持始终，一旦政治上遭受挫折，便去“独善其身”了。而杜甫从天宝十载（751）创作《兵车行》开始，直到大历五年（770）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20年间始终把诗思引向苦难的人民，他以饱含泪水的笔墨，描写了人民群众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写了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农村的荒废、农民的逃亡，描写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写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卖儿卖女。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至今犹能见到骊山脚下寒冬路旁那饿死者的惨白的尸骨，听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哀哀寡妇的哭声。诚然，杜甫有一部分诗作表现的是个人的不幸遭遇，但他能够由个人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把个人的不幸放在社会人生的大不幸中加以表现。也休说杜甫仅以空文悯人，贫穷的他能拿出多少财物给人呢？他种有草药，“药许邻人劚（zhú）”（《正月三月归溪上有作》），他有棵枣树，“堂前打枣任西邻” （《又呈吴郎》），他在夔州东屯种了水稻，还要分一些稻米给穷苦的农民，“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这些微薄之赠当然不足以济民之困，但对杜甫来说亦足以表明他的爱民之心。唯其有此爱民之心，方能创作出忧民之作。
那些对杜甫说三道四的高明的大师们，未必都肯拿出这些东西给别人！关心人民疾苦，这绝非仅具道德上的意义，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杜甫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对民生凋敝的现实发出感叹并大声疾呼的。这种思想对中国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杜诗思想之伟大，还表现在强烈而深沉的爱国热诚上。如果说热爱祖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品质，那么一部杜诗则是这种思想品质的集中表现。杜甫对国家的命运是无比关心的，国家时局的每一次变动、军事上的每一次行动及后果，都在他的诗中留下了印记，他的笔简直就是一架地震记录仪，日夜不停地摆动着忠实的毫尖。大到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小至陈陶、青坂之役，地方军阀作乱，无不反映于诗中，一些作品还能弥补史书之缺漏。杜甫反映时局并非被动地记录，他常常在诗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固守潼关、增防芦子关、限制回纥兵力、对朝政的改革措施，等等，无不表现他对国事的深思苦虑。他对国运的艰难每每发出回肠荡气的叹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在封建社会里，王室、天子代表着国家，尤其是时当民族战争的特殊年代，朝廷的存亡更是意味着国家民族的存亡。所以，杜甫的爱国又常常与“忠君”联在一起。他切盼“北极朝廷终不改”，他忧叹“风尘澒洞昏王室”，实质上就是爱国之情的表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杜甫不能抛开朝廷去谋求国家的兴旺，他只能通过匡辅君王的方式去解脱民族的苦难。他的“忠君”是从爱国出发的，所以当他看到君王的所为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便写诗批评、讽刺。他批评过唐玄宗的开边政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并用“千村万落生荆杞”的诗句指斥开边战争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破坏，他批评过玄宗的奢侈腐化生活，“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咏怀五百字》），“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赠贺兰铦》），指出正是由于玄宗君臣的腐化堕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对于昏无能的肃宗，他也给予了不少的讽刺，“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这是讽刺肃宗不纳忠谏，自以为是。“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这是讽刺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害怕皇后张良娣，听任他们相互勾结，打击忠臣，败坏朝纲。对于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剥夺郭子仪兵权，致使吐蕃攻入长安，君臣落荒而逃，长安百姓陷入灭顶之灾，这一败国行径，他也给予辛辣的讽刺：“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忆昔二首》）“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释闷》）这些批评和讽刺皆对君主失道误国而发，足以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实质。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群小，对于那些不修边备总吃败仗而习以为常的将军，对于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险作乱的地方军阀，杜甫总能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投之以讽刺、规劝或讨伐。
反之，对于那些在战乱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义士，在政治斗争中为邪恶势力所残害的国士，杜甫从未忘记作诗深情悼念，为国失良材而老泪纵横。杜甫这种伟大的爱国思想，曾经感染了一代代后来者，这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和促进其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笔触客观严谨，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极富生活气息。风格以沉郁顿挫独步于诗坛，具有鲜明的抒情性格。叙事诗善于选材，寓主观于客观，是其最大特色。精于细节描写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抒情诗则善于解剖内心世界，寄情于景，创造出深邃感人的意境。而语言之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与实践，更为后人所折服。他所开创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的命题方法，彻底结束了前人用旧题写新事的文不对题的局面，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石。杜甫对各种诗歌体式都是擅长的，尤其是律诗，一直被后人奉为创作上的典范。他无愧于“集大成”的诗人的美誉，无愧于“诗圣”的定评。正如元缜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所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杜诗虽因其对现实的深刻批评而冷落于当时，但是到了中唐终于被人们认识了它的价值，中唐诗人张籍曾把杜诗一卷烧成灰末掺入饭中吃下，目的是“使我肺腑常清新”，用杜诗的精神营养自己。当时的韩愈和白居易都积极推扬杜诗。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更替，杜诗获得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和越来越高的评价。自宋代起，杜诗注本渐趋增多，而以清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比较著名的注本有郭知达《九家集注》、金鸾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当代研究杜诗者亦具规模，杜诗选注本几曾出现，又有四川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杜甫年谱》、冯至的《杜甫传》刘开扬的《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等相继问世。陈贻焮先生的巨著资料翔实，见解颇新，每能给人以启发。
附：杜甫简介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唐代著名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杜甫出生于一个有着文学传统的家庭中，他的爷爷杜审言也是唐朝（武则天时期）著名的诗人，所以他7岁开始学诗，15岁时就已扬名。杜甫的诗歌现存1400多首，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情况，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同时，这些诗歌把社会现实与作者个人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也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杜甫的诗歌被后代称为“诗史”。
杜甫的一生可以分为5个时期。
读书、漫游时期（公元712－744）：杜甫从小学诗，二十四岁时曾参加进士考试，但没能考取。他在这一时期里，漫游了齐、赵、梁、宋。游齐、赵时，曾先后和高适（《别董大》的作者）、李白等人打猎取乐、登高怀古，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困守长安时期（公元746－755）：杜甫30多岁时曾到长安求官，但因为当时的皇帝身边有几个奸臣，所以杜甫的一些见解没能被皇帝采用，他也因此开始了挨饿受冻的困顿、屈辱的生活，甚至为解决衣食问题而去卖药。这种现象直到他44岁时才有所改善（此时，他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十年的困苦生活的磨练，使杜甫接近了人民，看到了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罪恶。
流亡时期（公元755－759）：《春望》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写下的。杜甫在投奔新皇帝的途中被俘虏，后来冒险逃出。在后来的为官中，又因触怒了皇帝而使他失去了做官的兴趣，于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四川。这一时期中，由于杜甫深入了人民的生活，并真正投入到了战斗中去，所以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比如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
卜居西南时期（公元759－768）：杜甫在成都得到了亲友的资助，建了一座草堂（后称“杜甫草堂”）定居。在这里，他被一个叫严武的人推荐做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他也因此又被称为“杜工部”）。这一时期，杜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相对减少，抒情诗成为他创作的主要内容，比如我们学过的《江畔独步寻花》、《望岳》等。同时，诗作数量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化。
漂泊时期（公元768－770）：年老时的杜甫领着家人离开四川，准备回老家。但因为年老穷困，沿途漂流，最终没能如愿，病逝于湘（今湖南）水舟中。
在杜甫生活的近60年的时间中，随着年代的不同、环境的不同、以及作者本身思想、情绪的不同，所创作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所不同。杜甫的诗歌，有的记叙时事、议论时政，有的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还有的流露出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以及对亲朋邻里的真挚情意。但无论内容如何，杜甫诗歌总体来说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同时，有着精于锤炼而又天然自成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