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 这是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虽然我读着有点文革大批判文章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文革最大的遗祸是舆论一边倒，说好全说好，说坏全说坏，所以在如今对张爱玲作品一片声的赞扬中，偶有这样的声音亦非坏事，尤其是张爱玲这样复杂背景的作家，要紧的是大学生要学会阅读不同观点的文章，然后自己做出判断。
摘 要：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出现了“张爱玲热”。2007年9月8日，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得了“金狮奖”，此后，出现了《色，戒》狂。对这一不正常的文艺现象，本文作者对“张爱玲何许人？”“《色，戒》是部什么小说，电影《色，戒》是部怎样的电影？”“从‘张爱玲热’到《色，戒》狂，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三个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关键词：“张爱玲热”；《色，戒》狂；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7）6-0005-07
1995年张爱玲（1920-1995）去世后，中国内地出现了“张爱玲热”。凡是张爱玲的著作，统统被抢着出版；有关张爱玲的传记，纷纷问世；张爱玲的作品，被捧为沦陷区文学的尖端，“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等等。针对这一不正常的文学现象，我曾写过《“张爱玲热”要降温》一文，予以批评。《文艺报》1996年5月30日刊登了该文。由于《文艺报》在全国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其后，“张爱玲热”的温度有所下降。孰料11年后，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台湾李安导演）在2007年9月8日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个“金狮奖”，内地众多媒体全力宣扬《色，戒》。仅一家媒体在9月份就连篇累牍地登了20几篇吹捧《色，戒》的文章，把它捧上天。其实，《色，戒》于2007年8月23日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NC-17级（17岁以下的观众禁看的影片），因该片“赤裸裸地表现性”，除了男女以不同部位做爱外，还有口交及性虐狂的镜头，长达30分钟。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4日一期报道，《色，戒》将被众多影院拒之门外。20世纪以来，电影节多得很，仅我所知，共有20个电影节。不同的电影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某部电影在某个电影节上得了奖，不等于凡得奖影片都是我们认同的好影片。2000年法籍华人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金坚范就此发表谈话，谓：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谁，在潜意识里有政治性。高行健是法籍华人，像高行健这样水平的作家，中国多的是。金坚范的谈话发表后，大陆媒体不再对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事进行炒作。鉴于从2007年11月1日起，电影《色，戒》已在中国内地大中城市普遍放映，而媒体多数又胡吹乱捧《色，戒》，“张爱玲热”已经演变到《色，戒》狂，我认为，有必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张爱玲何许人？张爱玲的《色，戒》是部什么小说，电影《色，戒》是部怎样的电影？从“张爱玲热”到《色，戒》狂，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谈谈我的看法。
一
张爱玲何许人？
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时期“走红”的作家，她虽有个别作品如《金锁记》写得较好，但她在上海沦陷时期创作的其它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张爱玲不是也不可能是大作家，张爱玲没有也不可能有大作品。正如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所说：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探出头来”。傅雷的意见是正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法国、挪威、比利时、奥地利等国，都在德国的占领下，产生过伪政权，有过沦陷文学。日本占领东南亚多国后，也曾扶植过伪政权，在这些国家里有过沦陷文学。可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沦陷区文学都不曾有过大作家、大作品。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出现大作家、大作品？既无事实，更无是理。否则，文学发展就没有客观规律了。但就是这个在文学上并无大成就的张爱玲，却在日本败象已现的1943年8月，与汉奸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中央宣传部次长即副部长、伪法制局局长）先姘居，后结婚，不齿于当时的国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一些报刊揭露她是“文化汉奸”。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刘心皇在台湾1980年出版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把张爱玲定性为“落水作家”。但由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忙于打内战，根本没有认真进行惩奸，以至张爱玲未受到法律处理。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百般包庇，不但不对避居浙江乡下的胡兰成予以检举，反而拿30万（法币）稿费对他接济。甚至千里迢迢地赶到胡兰成住处苦苦哀求胡兰成，请胡兰成在她和胡兰成的情妇“小周”（周训德）之间进行选择，千万不要抛弃她（其时胡兰成已和寡妇范秀美成亲）。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张爱玲对胡兰成如此一往情深，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俩在反对抗战、媚日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等》这篇作品中，张爱玲竟借人物之口，胡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太太’。”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张爱玲指名道姓地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仗着敌伪的凶焰胆子有多么大！
由于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是反对抗日的，没有对抗日、对国家做过好事，所以国民党政府虽未惩处她，但在撤离大陆时，并不看好张爱玲，未通知她去台湾。人民政府因她留在大陆而不咎既往，让她参加上海第一次文代会，还给她以发表作品的机会。不料她一出境，就表示了对新中国的敌视。
张爱玲对汉奸多情，却对母国绝情。她1952年从上海出走到香港后，很快在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指使下写成《秧歌》与《赤地之恋》，明目张胆地赤裸裸地反对新中国，反对土地改革。新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原先对新中国持对立态度的海外作家纷纷回来参观访问，表示他们对母国态度的转变。聂华苓（1925-）、白先勇（1937-）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那么，张爱玲在20世纪80年代后，有没有改变她原先对母国的敌视态度呢？没有。1983年，张爱玲的《惘然记》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内收《浮花浪蕊》一文。文中张爱玲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绘，公开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她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可见她对新中国的仇恨有多深！
1993年1月6日（张爱玲去世两年前），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明确宣布，她“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大陆，她“从来没考虑去”大陆：“林式同上次跟你先后去大陆”，“他对大陆较乐观，是因为知道得比你少。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就连我姑姑在世的时候也都从来没考虑过。”（载上海《书城》2007年第7期）张爱玲的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表明张爱玲临死前对改革开放后的母国仍然是那么绝情。
19世纪、20世纪两个世纪，欧洲、亚洲不少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内分成两派，斗争很激烈。不少作家或受到敌对势力的迫害，或无法在本国居留，纷纷侨居国外或流亡国外。如俄国赫尔岑（1812-1870）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先后侨居意大利、法、瑞士等国，1852年定居伦敦，1870年在法国巴黎逝世。库普林（1870-1838）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因政见不合离开俄国，后来见祖国强大了，在1937年回到苏联，并认识了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所犯的错误。蒲宁（1870-1953）于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并在国外死去。但他在世时依然热爱俄国故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爱这片土地“爱得心痛”。波兰密茨凯维支（1798-1855）于1824年不得不离开遭受着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瓜分国土的厄运的祖国，开始流亡生活。1855年在土耳其因病逝世，为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斗争到最后一息。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于1816年不得已离开英国，后来在希腊参加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斗争，因突然身患热病于1824年死去。英国诗人雪莱（1792-1822）于1818年被迫离开英国，客居意大利。1822年，由里霍去罗马，因中途覆舟溺死。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于1831年流亡到巴黎，在重病卧床达十年后去世。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于1851年因反对反动统治逃亡国外，1870年法国再造共和，雨果得以从海外归国。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1918-）于1974年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侨居国外多年，于苏联倒台后回国。至今已89岁高龄的他仍然热爱俄国，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些流亡、侨居国外的外国作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因为祖国仍在对立政派的统治下而改变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一贯衷情。也因此，该国的人民无论他们在国外还是回到祖国都对他们表示尊敬与热爱。在20世纪因种种原因侨居国外的华人作家行列里，像张爱玲那样始终敌视母国并在晚年表示对母国绝情，这在侨居国外的华人作家中几乎绝无仅有！
二
《色，戒》是部什么小说？电影《色，戒》是部什么电影？
小说《色，戒》取材自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张爱玲的丈夫、汉奸胡兰成告诉她的。原来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寇、原属国民党CC系的丁默邨，成了汪精卫伪中央的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兼特工总部主任，是个汪伪大特务头子。由于丁默邨原是国民党特务出身，熟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及其活动规律，使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工作受到重大打击。正在抗战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除掉这一大害，由中统头头陈果夫、陈立夫的侄子陈宝骅执行这一任务。陈宝骅选派了一个十分爱国而美貌绝色的年仅22岁的女情报员郑苹如去接近好色的丁默邨，诱引丁上钩。郑父郑英伯早年加入同盟会，是个老革命党；郑母是日本人木村花子，随丈夫定居中国，改名郑华君，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其友好的感情，对日本侵华行径非常不满。父母的言行对郑苹如影响很深。她乐意除掉丁默邨这个大汉奸，从师生之谊入手，赢得了丁默邨的信任。一天，丁默邨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约她到沪西某位朋友家赴宴。郑苹如立即向中统作了汇报，商定由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诱至戈登路与静安寺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先埋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不料丁进了皮货店后，发现窗外人行道上有几个汉子在转悠。他感觉情况不妙，急迫间心生一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柜台上抛去，钞票一扬，飘得满台满地。他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说罢转身朝门口冲去，奔过马路，登车疾驰逃走。中统特务此时才反应过来，急忙开枪射击，可那轿车是防弹车，丁默邨逃过了这一劫。事后，郑苹如被捕，矢口否认特工身份。后郑苹如被另一汪伪大特务李士群处死（一说被丁默邨老婆暗中杀害）。这一真实的事件，给张爱玲留下深刻记忆，因此她于1950年将此真实事件写成小说《色，戒》。由于张爱玲对汉奸一直多情，于是她以“移情”的手法改写了这一真实事件的结局。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主角将男主角引进了珠宝店，在佯挑钻戒时，她忽然发觉自己有点爱上他了，她向他转过脸去，发现他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恨的神气。”她被这神气所打动，突然觉得她是真心爱他，在这一瞬间，她心里轰地一下，原来的思想的樊篱被爱情打破，她低声叫他“快走！”因而救了他的命。但她最终葬送了自己和爱国者的生命。经张爱玲如此一“移情”，本来以国家至上、热爱祖国、痛恨日伪的郑苹如，被张爱玲改变成了对大汉奸易先生多情的王佳芝。
而那个大汉奸在她死后，“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对她十分怀念。张爱玲说这是“人性”的胜利。在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不敢发表这篇歪曲爱国者、美化大汉奸的小说。过了28年，张爱玲才把《色，戒》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上登出。立即舆论哗然。虽然小说发表后，郑父早在爱女遇害的次年便积郁而终，郑苹如的长兄在对日空战中牺牲，郑母也已辞世，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又名郑静芝）远在美国，并未看到小说《色，戒》，因此郑家无人出面对张爱玲打官司。正如《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书的作者王一心先生所说：“如果郑苹如的亲属要与她（张爱玲）打起名誉权官司来，她赢的可能性并不大。”郑家无人，但台湾舆论界有的是正义人士，他们严厉谴责张爱玲对汉奸多情，对热情爱国的学生讥讽，根本站错了立场。台湾作家张系国（笔名域外人）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1978年10月1日）中批评张爱玲：“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张爱玲只好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以“人性”的立场为自己辩护。（参见王一心《张爱玲与胡兰成》，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不过，公道自在人心，张爱玲在《色，戒》这篇小说上因其对汉奸的多情而大大地丢分了。据报纸报道，郑苹如最小的妹妹郑静芝还健在。2007年已80岁的郑静芝于9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记者会，称电影《色，戒》情节与事实不符，让家人蒙羞，她要为姐姐郑苹如讨清白。（《扬子晚报》2007年9月15日）王一心先生说得好：从《色，戒》中“可找到张爱玲为什么会爱上汪伪的胡兰成的答案，原来她走的是‘人性’的路子。”钟经先生在《科学奥秘》周刊（2007年10月12日）上说：郑苹如“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小资情调的张爱玲们是永远不会懂的。”（《电影〈色，戒〉银幕外的真实故事》）
本来，在沦陷时期，汪伪权势人物政治上的叛国、失节，常常和生活上的腐化、堕落联系在一起。据汉奸金雄白的回忆录，大汉奸陈公博与影星李某某、大汉奸周佛海与影星周某某、大汉奸梅思平和日文女秘书杨小姐、汉奸罗君强与交际花孔慧明之间的丑闻秽行，在沦陷区都是人们的抨击资料。与好色之徒的汉奸胡兰成先姘居、后结婚、终被弃的张爱玲，原应从自己的婚恋悲剧中吸取教训，揭露和批判汉奸们的反动与荒淫本质。但是，她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小说《色，戒》中美化色中饿鬼、大汉奸易先生，歪曲爱国者形象，企图为她与胡兰成结合的附逆行为辩解。张爱玲小处聪明、大处失足的弱点，在小说《色，戒》中凸现得十分明显。
电影《色，戒》，基本上是根据小说《色，戒》改编、导演而成的作品，但也有不同处。
其一，小说《色，戒》据以创作的原型故事是1939年12月国民党中统组织的郑苹如对大汉奸、伪特头头丁默邨的谋刺，小说《色，戒》虽然有汪精卫、曾仲鸣、周佛海等真人真事，但并未写明故事发生的具体年月。而电影《色，戒》却写明故事发生在1942年。但是，在1942年，国民党系统的特工系统已被伪特丁默邨、李士群捕杀、招降殆尽，根本不可能组织对大汉奸易先生（丁默邨的化身，最后，易先生处决王佳芝等人，签名为“默邨”）的谋刺。
现在，电影《色，戒》由国民党特工老吴组织、策划对易先生刺杀，揆诸1942年的历史，上海并无这样的事件，无历史真实性可言。于此也可见，李安并无抗日战争时期国特与伪特斗争的基本常识。
其二，小说《色，戒》对“色”的描写并不多，而且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如写王佳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易先生“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小说《色，戒》并无对性爱场景的直露描写，而电影《色，戒》则没遮拦地“Graphic”。这是美国电影协会对《色，戒》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高的词，意思是“画片一样的，图解式的”不加修饰、直截了当地表现性行为。而且性爱镜头长达30分钟，这在电影史上确实是空前未有的。这是李安的一己“创造”！（按：内地版《色，戒》已作删剪。）
其三，张爱玲在《色，戒》中写王佳芝放走大汉奸易先生，是由于“人性”战胜了爱国心。在张爱玲看来，爱国心不属于人性，爱国志士爱上了大汉奸才算有“人性”；但她至少以“人性”解释了王佳芝何以在关键时刻放走了易先生这个大问题。在电影《色，戒》里，王佳芝搬到易先生家里不久，即被易先生强暴、施虐。此后，易先生再三大发兽欲，让王佳芝痛苦不堪。这已经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无丝毫美感可言。李安自称，他在电影《色，戒》里拍床戏就像“下地狱”。不错，在电影里不断做爱的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确是地狱里性变态的牛头马面。原来接受上级的使命来谋刺易先生的王佳芝何以在关键时刻放走了易先生呢？（按：原版《色，戒》，王佳芝命令式地叫易先生“快走！”内地版《色，戒》改为央求式地“走吧，走吧”，企图减轻王佳芝在放走汉奸易先生这件大事上的严重罪责）在电影《色，戒》里，易先生把王佳芝作为发洩兽欲的工具，王佳芝因有刺杀他的任务在身而只好忍受，但绝不会对他产生爱情。因此，王佳芝放走易先生，已不能以人性来解释，而只能以动物性来解释：经常在一起性交的雌性动物，当其性交对象雄性动物面临生命危险时，它会出于动物性而不自觉地采取相应措施保护雄性动物的。在电影《色，戒》里王佳芝放走易先生，只能以雌性的动物性本能做解释。否则，负有刺杀易先生爱国任务的王佳芝，放走大汉奸易先生时，何以她没有丝毫内心斗争呢？本来在电影里，是可以采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王佳芝的内心斗争的呀！以动物性来解释王佳芝何以放走易先生，这就是李安在电影《色，戒》里的实际表现。既然是人，当然有人性；人是动物中的一种，人性中有动物性。但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性是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的统一。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高处发展，人性中的社会性在人性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越多，人性中的动物性在人性的比重中越来越低越少。因此，李安在电影《色戒》里表现王佳芝放走了汉奸易先生，原应从王佳芝人性中的社会性里予以解释，而不应从人性中的动物性来加以解释。在这一问题上，李安甚至不如张爱玲。不过，张爱玲只承认女子爱上汉奸是人性，不承认爱国心也是人性的内容之一，是十分错误的。
三
如此张爱玲，如此小说《色，戒》和电影《色，戒》，为何却在中国内地出现了“张爱玲热”和《色，戒》狂呢？它反映了某些国人的文化心态。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以及某些客观原因，我国一度闭关锁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世界各国的大多数成了“帝、修、反”，凡是外国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腐朽的。及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外国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亦好亦坏的，像潮水一样涌进我国。而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了多数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具有摇摆性、两面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过多少次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于是我国的某些国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外国人说的一切，全都敬若神明，顶礼膜拜。张爱玲在1943-1945年上海沦陷时期一度“走红”，但当时无论是解放区的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界，谁也不把这个“走红”的女作家放在眼里，谁也不曾提起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文艺界、舆论界也没有看重张爱玲的创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美国政府为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以便在与中国的斗争中战胜中国，便拿出一大笔钱资助学者、专家研究中国。从不隐讳自己的反共立场的夏志清领到了美国当局资助的一笔钱，出力写了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小说史里，鲁迅、茅盾等系列左翼作家被极度地贬低，而张爱玲则被捧到不适当的高度，竟说她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鲁迅。反共小说《秧歌》更被说成是空前的杰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20世纪80年代流入中国内地后，竟被一些人奉为经典，以此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内地的一些影片开始参加西方的某些电影节，得了某个奖，也被宣传成不得了的大胜利。一句话，从“左”倾路线下的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正是某些国人的文化心态，也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导致了从“张爱玲热”到《色，戒》狂。
第二，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利”。但我们不能逐利弃义。“张爱玲热”又和逐利弃义的文化心态分不开。张爱玲既已被拔到“九天玄女”的高度，而张爱玲又已死去，内地12家出版社便认为出版张爱玲的著作可以不付稿费，一本万利，于是大出特出张爱玲的作品（按：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对内地12家出版社已经起诉，提出索赔金额1000万元，这场官司正在打，至今未见分晓）。“张爱玲热”的形成，与某些国人逐利弃义的文化心态有关。2002年4月，有人以为有利可图，有名可得，在上海企图建立“张爱玲纪念馆”，已动工，后经文艺界诸多人士的反对而作罢。2005年，上海某大学的某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策划为张爱玲召开国际性研讨会，以为可扩大该校和某些人的影响，又经上海市老作家、老学者何满子等多位知名人士的抗议而停止举行。2007年8月9日，上海《文学报》报道：上海静安区政府拟开发“张爱玲故居”：先把“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原名爱丁堡公寓）605室，“恢复成张爱玲当年居住时的模样”，再以“张爱玲故居”的招牌吸引观众、读者，“把常德公寓建设为一个文化名人书店”以谋利。一方面，张爱玲直到临死前仍对母国绝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上海却给张爱玲恢复“故居”，这不能不令人震惊！这次，某些传媒、娱乐圈大肆鼓吹《色，戒》又和扩大报刊的销路，发行更多的《色，戒》拷贝分不开。从“张爱玲热”到《色，戒》狂，也就大张旗鼓地出现了。
第三，最根本的是某些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价值观，以西方的文艺观为文艺观。远在1934年，73年前，鲁迅就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原载《太白》杂志，后由鲁迅编入《且介亭杂文》），批评某些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发展着“自欺力”。鲁迅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染。”“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增强，国际地位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大改善，中国人的自信力也有了极大的增强。但是，还有少数国人仍然失掉了自信力。他们不相信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强势，他们不相信中国“五四”以来新文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们不相信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在外国人面前，在外国人文艺节面前，他们仍然不能站立起来，而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只要某个外国人讲了中国某个作家几句好话，也不问这个作家的立身行事、创作成就究竟如何，就跟着起哄，跟着捧场；只要某部文艺作品在外国的某个文艺节上得了某个奖，也不问这部文艺作品实际的思想艺术倾向怎样，就“一窝蜂”地大造声势，无限拔高。这正是某些国人缺乏自信力的表现，也是从“张爱玲热”到《色，戒》狂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自然，我们绝不排外。外国的好东西，外国的体制、结构中的合理的内核，我们都要认真地吸收，为我所用。我们这样做，正是中国人具有自信力的表现。
纵观中外文艺史，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国人民，对一个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又对母国如此绝情的作家这样赞誉交加，为她建立“纪念馆”，为她开国际性研讨会，为她恢复“故居”（按：在上海创作和工作过多年的丁玲、夏衍、柯灵等著名作家至今尚未恢复“故居”呢！），为她宣扬倾向性很坏的《色，戒》。这些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岂不是黑白完全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么？我们奉劝某些专家、学者今后别再无原则地吹捧、哄抬张爱玲了；我们奉劝“张迷”们今后别再为张爱玲迷狂了；我们要求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立即停止恢复“张爱玲故居”，不得以“张爱玲故居”的名义谋利。美国把《色，戒》定为NC-17级。据报道，《色，戒》在新加坡的分级是NC-16，即16岁以下的观众禁止入场。华人占了多数的新加坡政府，表现了他们对《色，戒》的严肃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以人为本”，绝不允许以对人民心灵有害的精神产品提供给人民。不少同志建议，暂不放映《色，戒》，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极其正确的。即使在今后，《色，戒》作为“参考片”在特定范围内上映，也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在舆论导向上指出，该片对汉奸多情的政治思想倾向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对影片中“赤裸裸地表现性”的下作镜头，必须予以严格剪辑；第三，在文艺问题上，明确宣示，我们有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观，不能和西方的文艺观混为一谈。否则，不作任何舆论导向，不对该片中的性爱镜头作严格剪辑，不说明社会主义文艺观与资本主义文艺观的区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播影视与资本主义广播电视的不同本质的界线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