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罗曼·罗兰曾受到格外的推崇，但同时又被厚厚地笼罩着意识形态的迷雾，在迷雾中，他的代表作异乎寻常地被亏待了，甚至受到了虐待。
现在，事关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他获奖一事就被人为地罩上了一层迷雾。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瑞典皇家学院正式通过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于这位作家来说，这是一份栅栅来迟的荣耀，本应在一九一五年度之内获得。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罗曼·罗兰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发表了一篇反对战争的政论《超乎混战之上》，此文大大触犯了法国民族主义情绪，招致了不少敌人与批评者，报刊舆论纷纷对他加以谴责，因此，当一九一五年瑞典皇家学院准备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罗曼·罗兰的时候，就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是，此事搁置了下来，到一九一六年将近年终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才最后正式通过并予公布。
罗曼·罗兰是以什么文学成就而获此殊荣的？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也因为法国政府与一些舆论对罗曼·罗兰获奖持反对态度，加之正式宣布已经推迟到第二年的十一月，所以，授奖仪式并未举行，当然也不存在对罗曼·罗兰的文学成就做出评价的授奖词。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的理由与根据，仅仅在迟至一九一七年六月才发给罗曼·罗兰的获奖证书中这样表述：“他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准确的回答，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时至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时，罗曼·罗兰在文学上走过什么历程？做出了哪些劳绩？
罗曼·罗兰生于一八六六年，二十岁时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从这著名的最高学府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当过中学教师，终于得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这一段学术道路尽管相当漫长，走下来颇为不易，但他却很早就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从大学时期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笔耕，到获奖之时为止，他已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陆续写出了以“信仰悲剧”为总题的三个剧本：《圣路易》（1897年）、《艾尔特》（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以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剧”多种：《群狼》（1898年）、《丹东》（1900年）、《七月十四日》（1902年）。其次是在名人传记写作方面的成就，他于一九○三年发表了著名的《贝多芬传》，相继问世的又有：《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亨德尔传》（1910年）、《弥莱传》与《托尔斯泰传》（1911年）。最后，就是他的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了，小说开始创作于一九○二年，完成于一九一二年，在此期间，全文就已经陆续发表，至一九一二年，这部小说的巨大的成功已使罗曼·罗兰在文坛上名重一时。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份“清单”，展示了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精神创作劳绩，这就是他问鼎此一荣耀的坚实基础与充足实力。
人们往往把罗曼·罗兰从开始从事创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概括为他的前期，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就是对他前期创作成就的总结与表彰。而在前期三个方面的创作中，戏剧成就相对较低，这些剧本颇受戏剧界的冷落，很少上演。名人传记的成就则比较显著，特别是《贝多芬传》在发表的当时就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是最早使罗曼·罗兰一举成名的力作。不过，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学术文化、艺术评论的范畴，与纯粹意义上形象思维的文学创作还不尽相同。在罗曼·罗兰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要算是他最为杰出的成就，不论是从它沉甸的分量、它丰厚的现实内容、它高远脱俗的灵性、它高昂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还是从它巨大的艺术规模、它广阔生动的图景、它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动人的艺术魅力，都堪称文学史中的巨制鸿篇。它在罗曼·罗兰的前期创作中像奇峰拔地而起，气象万千。显而易见，主要就是这部小说构成了一九一五年前罗曼·罗兰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正主要是这一成就，使罗曼·罗兰赢得了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像马丹·杜迦尔是以《蒂博一家》、肖洛霍夫是以《静静的顿河》、帕斯特尔纳克是以《日瓦戈医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样。
本来，对这个明显的事实无需多加论证，但是，却偏偏有一种相当权威的论调，认为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像一般人所设想的因为他写了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超乎混战之上》的作者”，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罗曼·罗兰前期的历程与成就，也不得不再就这个问题稍微多加说明。《超乎混战之上》发表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这一篇政论对当时欧战双方死于战场上的青年表示了哀悼，对他们在大战中混战一团、互相残杀深感痛惜，并向西方各国进言，不要以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它们在分配世界财富上的分歧，而主张成立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祸。不可否认，罗曼·罗兰这种态度与主张当然会得到在当时欧洲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官方的欣赏，也自然会遭到已经参加了战争的法国政府的反对，在罗曼·罗兰获诺贝尔奖一事上，瑞、法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即由此而来。这样一篇政论固然有助于罗曼·罗兰被瑞典皇家学院提名为候选人，但它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作家获此世界性荣耀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常识。把一篇内容不过如此、篇幅毕竟有限的政论竟然抬高到获世界文学大奖的主要成就的地位，不能不说是有违常理常情的，这在严肃的文学评论中极为罕见。这就在罗曼·罗兰获奖一事上制造了一层迷雾。这迷雾是意识形态的，其作用不外是掩盖《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杰作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当然联系，不外是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价值与地位。当我们在这里把罗曼·罗兰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加以评说，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他获奖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的时候，就不得不先把这一层迷雾拨开。
理论迷雾还不止上述一层。另外还有一种论调，也竭力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罗曼·罗兰整个创作中的地位，而把罗曼·罗兰后期的《欣悦的灵魂》抬高到至尊的位置，把它评为罗曼·罗兰全部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和最高成就。
这里，首先就涉及对罗曼·罗兰前期与后期的比较与评价问题。
所谓罗曼·罗兰的后期，是指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他一九四四年逝世。后期的起始是以他发表《超乎混战之上》为标志的。也有的研究者还将后期再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四年，而把《向过去告别》一文的发表视为这两个阶段分界线的标志。如果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必要的话，那么，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一年这个阶段的大致情况是，罗曼·罗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开始明显左倾，并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同情支持苏联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而从一九三一年到他逝世的这个阶段，他在政治上则更进一步左倾，成为了苏联的忠实朋友，共产党的同路人，在思想上也更为激进，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清算，主要表现在他的论文《向过去告别》、访问苏联以及与高尔基的关系，等等。总而言之，从一九一四年以后，不论是否再从一九三一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显的事实是，罗曼·罗兰日渐从文学转向政治与社会活动，把一九一四年以后统称为他的后期，即是着眼于整个这一时期的共性。
如果说罗曼·罗兰后期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前期大有增加，他作为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社会斗士的倾向明显形成、他与此相关的政治与杂文比前期多产的话，那么，他文学创作的势头却比前期较为减弱，创作量比前期有所减少。在戏剧创作方面，他现存的十二个剧本中，有七个写于前期，后期增加的仅五个：即“革命剧”中的《爱与死的搏斗》（1924年）、《鲜花盛开的复活节》（1925年）、《流星》（1927年）、《罗伯斯比尔》（1939年）、以及《里吕里》（1919年），而在他全部的戏剧作品中，前期的《丹东》、《七月十四日》与“信仰悲剧”，也相对比后期的剧作重要。在名人传记方面，他十多部传记中，前期的产品占一大半，而且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亨德尔传》与《托尔斯泰传》，都是出自前期。在小说创作方面，前期除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生气勃勃、充满了拉伯雷式乐观主义的《哥拉·布勒尼翁》，而后期，则除了《欣悦的灵魂》外，还有长篇《克莱朗博》与中篇《比哀吕丝》，这两篇小说虽然都有鲜明的反战内容，但却流于政论化与概念化。因此，如果不是着眼于罗曼·罗兰思想激进的程度、不是着眼于罗曼·罗兰在创作倾向上与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合拍的程度，而是着眼于创作本身的分量与水平；如果不是把罗曼·罗兰当作一个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论家，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如果不是从社会主义政治与思想影响的角度来看罗曼·罗兰，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罗曼·罗兰，那么，应该客观地承认，罗曼·罗兰前期的文学成就要比他的后期为高。
同样，对《欣悦的灵魂》也应作如此观。《欣悦的灵魂》写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正是罗曼·罗兰日益左倾、日益靠拢苏联的时期。小说以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为历史背景，以安乃德·玛克两母子为主人公，写他们如何从个人主义发展到集体主义，如何从自由民主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浪潮，参加了革命，成为国际工运中的活动家。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部杰作，是法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其重要性超过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超过同时期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说”，等等。这种论断其实是一种“唯政治思想内容”主义的评论，而不是文学的、艺术的评价，因为，从文学艺术的标准来看，《欣悦的灵魂》正是一部缺乏艺术魅力、缺乏丰满的现实生活形象而流于概念化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人物只不过是作者主观构想的产物，苍白无力，它远远不能构成一部杰作，更谈不上是法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罗曼·罗兰缺乏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丰富的感性经验，他更多地只是根据他左倾的思想观念在进行创作。把这样一部作品抬高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上，尊奉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显然是一种无实事求是之意的偏颇。
这就是多年来弥漫在罗曼·罗兰研究与评论的两层意识形态迷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畸形的罗曼·罗兰评价，一方面竭力强调作为其后期起点标志的《超乎混战之上》的重要性、大力宣扬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左倾的重大意义、将《欣悦的灵魂》奉为里程碑式的杰作、从而尊罗曼·罗兰为二十世纪法国甚至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中超乎“一般资产阶级作家”之上的第一流大师，大大抬高了、夸大了罗曼·罗兰在当代文学中的实际地位；另一方面则竭力贬低罗曼·罗兰真正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无视它作为一部杰作的重要意义。在这种畸形的评价中，罗曼·罗兰就处于一种双向的失衡状态，一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的失衡，他仅仅以其后期的“左”倾就远远超优于那些因未与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合拍、未与苏联同路而被称为“资产阶级作家”、但实际文学成就确属世界第一流的作家之上；一是在他自己全部创作中的失衡，他以《欣悦的灵魂》为其代表作！而这种畸形评价的主要根由，就在于把作家思想左倾的程度、与社会主义合拍的程度、与苏联一致的程度，作为衡量作家成就高低的首要依据，在于首先以政治思想的标准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在于首先不是把作家作为艺术家来要求，而是首先把作家当作政治社会活动家来要求。
当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远远不止是贬低而已。它是建国以后外国文学中不仅最不被善待、反而最受虐待的一部名著，对它的“严正批判”、“肃清流毒”、“精除污染”，几乎从未中断。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开始，历经各次政治运动，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在它的头上，积淀下这样一些“政治定性”式的判调：“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的根源”，“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小说”，“在我国读者之间，引起了思想混乱，产生了不良效果”，“一股歪风邪气随着这部小说渐渐扩散，污染我们社会的健康气氛”，等等。这些判词如果只是出自无知而狂想的“红卫兵”之口，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它们偏偏出自研究者、评论者的手笔，因而不容人们无视其存在。这种情况正充分地说明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左”的年代遭到的否定是多么彻底。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中竟出现这样粗暴的判决，既是“左”的政治路线、“左”的意识形态政策导致的结果，也是缺钙型文学研究乘风使势而自我膨胀、强梁肆虐的表现，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屡次成为整肃清除的对象、批判分析的靶子，不过是因为它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有巨大的、广泛的影响，要知道，在中国，凡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本建国后第一次出版是在一九五三年，仅仅三四年以后，它就遭到了难以摆脱的恶运，直到改革开放，情况才有好转。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积淀没有彻底铲除，对这部作品的重新评价仍然是很不充分的。现在，当“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又郑重提出后，当人们可以回顾根深蒂固的“左”曾带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惨重危害的时候，当人们认识到“左”是如何有可能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的时候，当人们又看到“左”是如何企图把文化再拖回到“横扫”、“清除”的沙漠中去的时候，颇有必要拨开弥漫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一层层“左”的意识形态迷雾，现在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部杰作的精神丰采，有足够的认识，有由衷的赞赏了。
在这里，我想提到傅雷先生，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译述劳绩中的力作之一。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书于一九三七年初版时，傅雷先生曾写过一篇《译者献辞》，一九五二年重译本问世时，他又写过一篇介绍文字。此两文都是对罗曼·罗兰原著的评价与赞赏，篇幅虽然很短小，但比起那些长篇大论、令人难以车读的“批判分析文章”，要切实、中肯、精辟、富有启发作用得多，也正因为它们与后来“左”的高调诸多不合，故在译本再版时曾被删去。傅雷先生不仅政治上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含屈而死，而且在翻译劳绩方面，也受到过恶意的攻击，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也为了恢复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谛精华的评价，兹将两文引述如下。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译者献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这是一九五二年译者所作的简介：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
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和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在法国文学中，“长河小说”并非一个赞语，仅指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但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巨大的规模与恢宏的气势而言，它倒的确像一条浩荡的长江大河。面对着名山大川之类的宏伟自然景观，人们总会有千般万种不同的感受。谁能对无数世人种种不同的丰富感受一言以蔽之？谁能断言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所知足以概全？谁能说长江只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鹅洲”，而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只有“潮平两岸间，风正一帆悬”或者“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的画面，而无“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的声势？也何尝不会有新安江上“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美景、黄河道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常情？文学阅读、文学评论亦复如此。每部作品都是一个世界，一角天地，不论这天地是多么狭小，也容纳得下读者种种不同的审美发现与艺术感受，何况是如名山大川般宏伟壮观的巨著？文学欣赏、文学评价只不过是从各种各样立点出发在审美上的各取所需、各取所好而已。
什么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们定会有种种不同的感受与回答。
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发散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它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音乐家，而且是以几个德国古典音乐家，特别是以伟大的贝多芬为蓝本塑造出来的音乐家形象。这里有着贝多芬式的眼睛与对现实的观察，有着音乐大师的体验与灵感，有着他们内心中那可以包容宇宙万物的奇妙的和声。这部书以语言文字的艺术，传达出音乐天地中的艺术，广泛涉及艺术史领域中一些重大的现象与重大的问题，它本身就构成一个音乐艺术的世界。读这本书，可以得到艺术对心灵的熏陶与洗礼。
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它的主人公不仅是音乐家，也是思想探索者、文化研究者，他既上升到当代思想的顶峰作过巡礼，又在巴黎的文化集市上作过考察，他的经历本身就像一条思想文化的长廊，包容了当代的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与课题以及对它们的见解与思考，这使小说居于高品味的层次，具有严肃深遽的风貌。读这本书，可以增添学识，有益心智。
这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人格力量的书。主人公是一个反抗、进取、超越的形象，他通过顽强的奋斗，冲出了贫穷的市民阶层的局狭，突破了德国小市民庸俗、虚荣、麻木、鄙陋氛围的窒息，排除了上流社会冷酷现实与金钱关系的束缚，超越了当代欧洲文化的传统与现状，而成为了世界的艺术大师。他是一切偶像、一切权威的挑战者，他是一切虚伪、低级、庸俗、保守、腐败、消极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他不迎时尚，他敢抗潮流，他具有强悍的个性，铮铮的铁骨。他集英雄精神、行动意志与道德理想于一身，他提供了一个强人的范例，展示出一个超人的意境。读这本书，可以振奋精神，坚挺人格。
这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作者让奥里维、安多纳德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好几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体现这种精神：对博爱人生观的宣扬、对结合着基督精神与一切正直思想的宽容的向往、对诚挚友爱的追求、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济世方案的探讨、对缔造全新社会与全新文化的憧憬、对个性发展与社会义务相结合的重视，等等。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温馨动人的篇章，也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高尚博大的风格。读这部作品，可以涤荡偏狭与狂热，可以开拓心胸。
这并不是一部充满了抽象观念与枯燥内容的作品，它的艺术气息、思想文化内涵、人格精神、人道主义热情，都是表现在十分丰满的生活形象与人物形象之中。它的生活图景，从德国到瑞士到意大利到法国，具有罕见的巨大规模；它的人物来自各个不同阶层，都有真实的性格，特别是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超人，也是一个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有自己的过错，有内心中的矛盾、软弱与痛苦。由此，我们可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部发散出浓烈的文化艺术气息、闪耀着智慧灵光的书，同时又是一幅生活的画卷，一组人物的雕塑。我个人更着重作品的前一种特质，因为凡有描写才能的一般作家，都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画卷与雕塑的性质，而只有像罗曼·罗兰这样学者型的作家、思想家型的作家，而且是像他这样对艺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有广博学识与精深研究的作家，才能写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巨著。
毫无疑问，《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气息、人格力量、人道主义，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积累。它们以自己的光辉对照出无知、愚昧、狭隘、偏激、狂热、暴虐、委琐、自私的阴暗性。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随制度、路线、政权、帝国、联盟的嬗变而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部作品，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它永远不会“破产”，破产的倒正是那种乘风借势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伐与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