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兴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了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故人重逢之喜。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之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无不遭到禁锢的厄运，《约翰·克利斯朵夫》自然逃不脱他们的魔掌。现在，日月重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大书连同它的同名的主人公，又回到我国广大的读者群中间来了。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幸读到了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副题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1979年2月出版)，提供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的创作历程和他一系列作品的时代背景。我国学者运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法文资料，独立地对一个法国作家进行研究，写出厚厚的著作，除此书外，就我所知似乎还只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那可是距今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而广大读者是殷切期望我国学者能多写些这类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出来的。
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论罗曼·罗兰》中有专章论述和分析这部小说，并且有一节就是专门评论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因为我也是中国读者之一，所以对这一节提供的情况和所下的论断，饶有兴味。据《论罗曼·罗兰》作者在这节中说：“多少年来，这部有错误观点的外国小说，在我国青年读者中间产生过不良影响”。又说，“一股歪风邪气随着这部小说渐渐扩散，污染我们社会的健康气氛”。对此，我也想从读者的角度，谈谈我所了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我生也晚，不大清楚《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中译本是谁译的。我所知道的是，敬隐渔曾经译过这部大书的片段，登在三十年代初的《小说月报》上。敬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收养的一个孤儿，送往法国读书，同罗曼·罗兰相识。敬并且是《阿Q正传》的法译者，罗曼·罗兰之知道鲁迅，也是由于敬的关系。敬不幸早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未曾继续下去。1935年，郑振铎主编出版《世界文库》，宣布了规模宏大的计划，预告许多大部头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如宣称《一千零一夜》等的“将谋全译”云云即是，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这部巨著。那时“约翰”尚译“若望”(黎烈文把这音译成“哲安”)，译者是郑伯奇；但是《世界文库》这个计划并未实现，郑伯奇大概也没有真的动手翻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没有经过什么宣传，忽然不声不响地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列为该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这个译本出来，一下子受到了读书界的欢迎。从此，克利斯朵夫的名字“约翰”这个译名也被确定了下来，得到人们的认可。法文的Jeana，同英文的John一样，是个普遍的名字；但是象John那样，把Jean译成“约翰”，则是傅雷的首创。而且有趣的是，翻译界虽然承认这个译名，却只限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应用，别的地方仍用音译，如新近逝世的萨特，他的名字也是Jean，就照法文发音译作“让”了。傅雷早期的译文，有掉书袋的癖好，我记得这第一卷中就有象“行尸走肉”这样的中国成语出现(当然这比在有的译文中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或“不管三七二十一”之类的句子，还是要高明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二、三、四卷，是在抗日战争中、太平洋战争前在上海陆续出齐的。当时虽然交通困难，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书运进了内地，在桂林、重庆等大城市流传。那时在青年读者中，谁藏有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套，无不视若瑰宝，争相传阅。
《论罗曼·罗兰》中说：“1946年，这部小说的全译本分四大册出版于上海骆驼书店，不久就成为上海的畅销书，风靡一时。”这是误以抗战胜利后，骆驼书店(生活书店的外围书店)据商务版重排本作为傅雷中译本的初版了。其实，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已在中国读者中“风靡一时”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读者中风行，决不是以它的情节的曲折离奇，或渲染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取悦于时。这部小说虽然只是写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生活场面，却是广阔无垠，气势宏伟。罗曼·罗兰笔下所创造的这个天才音乐家，刚正不屈，嫉恶如仇，容不得半点邪恶不义的事物。小说中描写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同周围丑恶的、不公正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和斗争。但是罗曼·罗兰也并没有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高大”的英雄，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七情六欲，充满矛盾、苦恼；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艰辛备尝。中国的青年读者正是从这里感到了他们同约翰·克利斯朵夫有着感情的联系，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全国解放前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有一共同倾向，就是强烈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思想苦闷，寻求出路。党的领导和解放区是他们向往所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了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的鼓舞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革命斗争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尽管书中是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个人灵魂的“净化”来描写的)，无疑对于促进青年读者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参加革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应夸大，但是也不能一笔抹煞。《论罗曼·罗兰》中说：“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不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我很愿意相信，确有这样的读者。但我也相信，只要是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他就最懂得阅读一切的优秀文艺作品，既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也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两本书中同时吸收向上的、积极的因素。与罗曼·罗兰同时代齐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艺术趣味可谓是纯“资产阶级”的了，他就很称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访问苏联的时候，恰逢这部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他赶到死者床前表示哀悼，并且亲了死者的额头。虽然纪德后来从苏联回去后发生了令人非议的“转变”，但我相信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因此，《论罗曼·罗兰》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改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这样就更为全面了。
当我们谈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时，不能不提到这部书的译者傅雷。就象我们谈到《毁灭》或《死魂灵》时，总要提到鲁迅一样。对傅雷的译文，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大家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其中，他倾注心力最多的是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还从来没有一个翻译家曾经因为不满自己的旧译而重新再译一次，而且又是一百多万字的大书。只有傅雷这样做了。解放后，他全部重新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就是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重译本”。解放初期，党的政策允许并支持私营出版社存在。平明出版社就是以出版译文质量较高的世界文学名著，得到读者的信任，如《契诃夫小说集》、《安徒生童话全集》、《苦难的历程》等都是它所出版的。《论罗曼·罗兰》中说：“在全国解放后，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于1953年重印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指的“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即平明出版社(后于1955年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这里需要有一个补充，这不是简单的“重印出版”，而是一个新的译本，即译者傅雷郑重标明的“重译本”。《论罗曼·罗兰》中说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这部翻译小说。”这情况完全属实。我只补充一点，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中译本(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也是“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的”。《论罗曼·罗兰》接下去又说：“国家出版社隆重地再版这部外国小说，没有批判性的序文，连出版说明也没有，这就可能导致读者发生这样的错觉与误会，以为这部宣扬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论的外国小说是完全正确，值得肯定的。”《论罗曼·罗兰》作者要求书前应有序文，我很赞同；但是“批判性的序文”必须实事求是，倘若你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读者自有抵制的办法，根本不看你的序文，反而浪费了排工、纸张。
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学翻译史上，有几个人的名字将是不会被遗忘的：林琴南、伍光建、鲁迅，连同傅雷也在内。他们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所译的大量文学作品，给了社会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没有傅雷的辛勤劳动，我国读者恐怕不可能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读到它的全译本。尤其使我们感到痛惜的是，这位自尊心很强的、具有惊人的认真负责精神的翻译家，在十年动乱的一开始，面对林彪、“四人帮”这伙封建法西斯暴徒的恶行，义不受辱，含冤而死。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当然，一个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是决不会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的，他只能以自己悲愤的结局作为抗议。
新中国成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进入了新的时代，它所起的作用当然同解放前有所不同了。新社会的读者是不是也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身上取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呢？《论罗曼·罗兰》对此也有一个分析：“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势不两立的严重地步”。“有人在提高认识之后，在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的根源时，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给他们的消极影响”。“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人，拿克利斯朵夫当作知心人，捧着这部小说当作个人主义的教科书。有些人本来不爱好音乐，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开始爱好音乐，自命清高，对于‘庸俗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这里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读者的消极作用，我认为强调指出这点，帮助青年读者增强免疫力，是很必要的。但是我还想在指出这点的同时作一些补充，就是这部小说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十年的封建法西斯黑暗统治之后，也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做一个象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正直的人，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的人，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青年因为讲了点真话，对现实有所批评，因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确实是受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感召，这不是更加证实《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是有积极作用的吗？
照我的看法，凡是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它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永远超过它所含有的消极因素。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象斯大林所严厉批判过的苏联拉普派那样的狂热分子，才会采取打倒过去一切文化的愚蠢手段。如果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和那些庸俗低级的作品科以同等的律法，不加区别，那恐怕必然导致简单化，粗暴对待。《红楼梦》里所宣扬的色空观念和泛爱情主义可谓不少了，但是这并不能盖过它对今天读者仍然具有的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的积极意义。
我完全同意《论罗曼·罗兰》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必须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艺术至上主义等等加以批判，《论罗曼·罗兰》的特色，除了它的详尽地介绍有关的资料之外，就是它的批判性。但是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批掉了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来代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一点不难：有，当然有东西代替，我们有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革命的集体主义，有无产阶级的艺术观，等等。可是林彪、“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号，以遂其封建法西斯专政之私，把这些全搞颠倒了，是非美恶全被颠倒了。在他们那里，批掉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换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掉了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换来了吃大锅饭、磨洋工、浑浑噩噩的混世主义；批掉了艺术至上主义，换来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愚昧无知至上主义。整个社会的思想全被搞乱了，其后果的严重性愈来愈显示出来了。
本年五月九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这则电讯报道，牡丹江军马场中学教师阎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阎强的信说：“我们把儒家‘仁、义、礼、智、信’批掉了，拿什么代替呢？总不能用‘坑、蒙、拐、骗、诈’代替吧！把‘温、良、恭、俭、让’批掉了，总不能用‘奸、懒、馋、滑、偷’，‘打、砸、抢、抄、抓’代替吧！但‘四人帮’时期，就是这样。”阎强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真及时！
这样看来，为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还必须进行大量的、艰巨的教育工作。林彪、“四人帮”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今天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甚至要从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最起码的待人接物礼貌开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也是历史的惩罚。当前我们既然面临着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道德大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存在反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也存在反封建专制思想的任务，那么象《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能够提高人的精神情操的文学作品，对青年读者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暂时还不能就此同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罗曼·罗兰“告别”(《论罗曼·罗兰》的代序题为《向罗曼·罗兰告别》)。同时，今天世界上既然存在着社会帝国主义和大大小小的反动派，在他们奴役下的人民群众丧失了基本的做人的权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罗曼·罗兰鼓吹的“人道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不仅没有“破产”，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斗争口号。那么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应按照它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不宜笼统否定打倒。
以上所说，只是对《论罗曼·罗兰》这本大著中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一节，做了些补充。我对这本书，充满敬意。所说如有不当，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前有罗大冈序，所论就较《论罗曼·罗兰》为正，没有《论罗曼·罗兰》的那些缺陷。应当说，这是很可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