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了，经典阅读越来越靠近人们的生活。于丹“说论语”再掀经典阅读的高潮，成为继易中天“品三国”之后的又一大众文化奇观。这就给许多人造成一种假象：借助电视传媒，不管轮到谁，都可以出人头地！——跟风的浅薄在于知道了风向，却不知道风为什么往那个方向吹。

    其实任何一个“品三国”或者“说论语”的大学教授，都是把历史的真实和版本的故事嫁接起来结出些现实的花果，给视听大众留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一些学院派的旁观者出于被花果的诱惑竟也产生借古书扬名的念头，可又嫌大学讲台太窄，反怪自家运气不好；但是同“说论语”作者的心得相比，真不如人家和百姓生活贴得那么近！试想大学生们在翻阅国学讲义时感觉不到文本的可亲之处，哪里还有听完这些国学课程的兴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文化滤去了历史的沧桑和传承的沉重，成为百姓生活中参悟的的话题，相信传统文化的传播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可高等学院还是把孔子的学说抬得过高，一来标榜着自己学问的高度，二来仍然把《论语》塑成一种文化符号让大学生们顶礼。

    由此可知，我们的大学国学课不受学生欢迎是有原因了，尽管有的高校开足了课程，而学生并不买帐。其实设置国学课程和怎么上课毕竟不是一回事；课讲得能否吸引学生，在于教师的学问根底和授课艺术，如果大学教授连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都没有，那这样的国学课程安排再多也是走过场。是该让大学教授们自觉地从易中天和于丹身上好好悟一悟“品”和“说”的艺术，让他们的课堂也收获些“百家讲坛”的人气。

    目前，易中天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视听大众避不开的文化话题。不能说易中天利用电视走入了大众的生活，而是被影像娱乐弄得疲惫不堪的视听大众欣然接纳了易中天。毕竟视听大众在媒体娱乐中浸淫得太久，内心也有从疲态中“从良”的意识，大众本身也有对文化品味的诉求啊，只不过这种品味诉求是生动而非刻板的，是生活而学术的，是平民而非精英的，是普及而非个体的，是活在普通大众生活中“歌其食”、“劳其事”的日子。其实大众的需求就是让讲者把藏在书阁中的藏品以一种趣味性而非陈列式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把刻板的内容解说成学生的语言，老百姓的语言，大多数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总之是大部分行业中的大众都能欣然接受的语言；描情摹状，议论风发，“说”明白，“品”到位。这对时下提高人们读书的兴趣，提升大众的阅读品位，真是一种很好的“做”的尝试。倘若那些上不了电视的教授，感觉不如人可心里还很不服气，就下点真工夫弄个“说《复活》”“说《人间喜剧》”什么的，把外国文化引入我们的生活视野，在今天世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不失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品”不出闲适和趣味也不要紧，只是别愤世嫉俗，乱发脾气就好。

    话说回来，目前的文化传播除了回味我们的历史之外，也应激发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魄力，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让教授们走到学生中间去，在人生最需要指点的关键时期关注一下学生的成长；别在古书中浸淫得太久，否则不会用大众语和学生交流，反倒滋长了自己没必要的清高，和学生渐去渐远，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该传承的教育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