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因脑溢血，于2002年12月14日晚9时45分逝世。巴黎时间晨三时，北京已近十时，我听完噩耗后，放下电话，缓步室内，回顾。抚摸秉明的两件作品，一件铁铸的牛，另一件是铁片打成的鲁迅浮雕像，都是铁的。
2001年9月25日，秉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关于鲁迅纪念像的构想》，今录其中小段：“1947年我留学法国，在巴黎结识吴冠中。第一次见面，他学画，我学哲学，一时抓不到共同的话题，有些冷场的尴尬。忽然说到鲁迅，说到梵高，顿时如烈火碰到干柴，对话于是哔哔剥剥地燃烧起来。那时我们二十几岁，仿佛在昨天。后来，我在西方滞留下来，五十多年了，鲁迅的形象一直隐显在我的想象世界里。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我曾用硬纸板剪贴鲁迅的像，朋友们看了都以为不错。1999年北京大学庆祝百年校庆，留欧同学会决定赠母校一座雕像，妻丙安想到我的剪贴鲁迅像可以放大用铁片焊制为浮雕，大家一致赞同。这浮雕现在悬在北大图书馆。”
鲁迅的纪念像当是铁质的。
铁是鲁迅偏爱的金属。铁给人的感觉是刚硬的、朴质的、冷静的、锋锐的、不可侵犯的、具有战斗性的。在文章中，在小说中，他常以“铁似的”来比喻他所赞美的人物。
《铸剑》：“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发黑眼睛，瘦得如铁。”
《理水》：“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秋夜》：“……而最直最长的几段，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秉明赠我的那件鲁迅浮雕像，就是为北大制作时的铁的初稿。四十年代他在巴黎放弃哲学而转入美术学院学雕塑，后来以铁打的东方写意性作品引起巴黎艺坛瞩目。他曾说战后铜贵因而取用铁，他的铁的形式中蕴藏着鲁迅精神，故他偏爱塑造牛，他的巨型孺子牛将永远伏在南京大学校园中。
我和秉明属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部首届全国严格竞争考试挑选的公费留学生，留法的共四十名，其中像吴文俊在数学上作出了杰出成就的固可喜，但在各行各业里也都该是精英，如顾寿观、端木正、王道乾、何广乾、朱荣昭……遗憾的是并未能赋予他们充分发挥才华的机缘，相反，遭到各式各样的不幸，于今大都飘零不知情况了。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尝尽难言之苦。今摘八十年代秉明为我画集所作序言的小段：“淹留在艺术之都的巴黎做纯粹的画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犹豫过，苦恼过。一九五○年他怀着描绘故国新貌的决心回去了，怀着唐僧取经的心情回去了，怀着奉献生命给那一片天地的虔诚回去了。
但是不久，文艺的教条主义的紧箍咒便勒到他那样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头上，一节紧似一节，直到文化大革命，艺术生命完全被窒息。我们的通讯中断了。他最后的信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她们去相对倾诉吧！”
其实，当我未回国前，我们，包括所有的同学，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倾吐，分析，讨论过回国与否的大问题。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怕为专业而舍身，但对政治，多半不关心，显得幼稚，无知。正因我们生活在被歧视的西方，分外热爱祖国。我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文化，奋力学习，但却鄙视媚外心态，自己甚至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思想基础上，解放后先行回国的几批留学生似乎属于探路的冒险者，留在海外的注视着先行者的命运。接着五七年反右，一直在回国与否间彷徨的秉明，下决心将其居室改名断念楼。楼名断念，其实正因念不能断也。
从此，我和秉明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走不同的人生之路，我们各自支付掉自己的青春、中年、直到齿危发秃的老年。他从雕刻、绘画、文艺分析一直跨入书法，他于无疆界的文艺领域任兴驰骋，而似乎又永远离不开哲学的思辨。我说他对艺术只恋爱，从不考虑结婚，他认为我这样评语对他是贴切的。诚然，他没有适合的帽子：哲人、画家、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我没有留他的名片，名片上大概只能印一个户籍吧：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但这已是过时的头衔了。
在他众多作品和著作中，我认为最具独特建树性价值的是《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此著作该得诺贝尔奖。书法，始于实用，借用了形象，无意中撞入艺术之门庭。今日看，书法的构架、韵律、性情之透露，都体现了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归纳与升华。无可争辩，书法与艺术抽象结缘已久远，但她不可能下嫁给抽象艺术，成为抽象艺术之家的儿媳，因为，她永远离不开生养她的家门：实用性与可读性。秉明结合西方艺术的造型规律，分析、阐明中国书法的形体演变与精神展拓。中、西文化的比较已是治学的必经之道，对此，须要客观、冷静的心态。既不盲目崇洋，也不陶醉于古人的辉煌。在传统的光环与祖先的秘方中，敢于犀利地揭示自己之缺失甚至卑劣的，是鲁迅。秉明，我们，我们这一代，起步于鲁迅对传统的尊视而非陶醉的出发点。
天翻地覆慨而慷，1979年改革开放，换了人间。秉明于八十年代发表了他四十年代的日记择抄，其间一篇“回去”，谈当时我们在巴黎大学城讨论回国问题，争辩了一整夜，倦极，他翌晨回去倒头睡去。书出版时他加了附记：也许可以说醒来时，已经1982年。翻阅并重抄这天的日记时，30年过去了。这30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
长夜梦醒之后，我们常见面了，在香港、台北、巴黎、北京。在巴黎我们一同去吊梵高墓，访米勒故居，当我们在米勒故居前石条凳上合影时，他说上次余光中来就是在这同一地点同一角度留影的。秉明陪过不少国内去的学人参观罗丹、奥赛、吉美等等博物馆，深感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情思是如此相似，我们是我们时代的铁制雕刻，有的发锈了，有的被磨亮了。我和秉明不仅真的见面了，我们的作品自然也相互倾诉了。秉明、德群和我的作品在新加坡博览会中举办过联展，秉明的和我的文集又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及上海文汇出版社的丛书中相聚，我们享受着团圆的愉快。秉明则更感到回归的欢乐，他的个展“远行与回归”在北京、上海、昆明举办时，规模不算大，却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巨大反应，人们深深感受到一位远行归来、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老艺术家的童心。在经济大潮中，弄潮儿都到海外去找寻发迹的机缘，而五十年后归来的熊秉明在弹唱中，伴奏的却是故国丝竹之音。展览请柬上那断肠人骑着瘦马，正步在小桥上，他于夕阳西下中起步归来，而抵达祖国时已是晨曦。在北京的座谈会上，人们由衷述说各人对秉明作品的感受，造型的、心灵的、智慧的、良知的……秉明，坐着倾听的瘦小老头，当最后人们要求他发言时，他有些惊讶：大家赞美着一位出众的艺术家，但我不敢相信，这位真、善、美的人能是我吗？
确乎，秉明的观众和读者群在祖国，他们比西方的人们更感知作者的寒暖。看来作者客居巴黎五十余年，虽彻悟西方艺术的真谛，吸取、消化，但再吐出的自己的作品，是浸染过自己的血液的，对这血的气息，同胞们特别敏感。
秉明在巴黎大学教授中国语文、书法。我遇到不少法国驻外使馆的官员，甚至法航的服务员中，凡能讲华文的，多半是巴黎大学秉明的学生，秉明在巴黎普及了中国文化。近几年来，他除了回国展览，讲学，并多次到北京为书法班讲课，他用造型艺术的基本规律分析字的构成，从技进于道，有异于传统的书法讲授。他在东、西方做普及文化的工作，但他的“普及”紧依着提高现代文化的轴，他是以直观来贯穿普及与提高的，他着意于童心与哲理的呼应。
大概有人了解秉明与我的友谊，因此不少记者、出版社、读者想通过我认识秉明，向他约稿并表示景仰之情，我给秉明转达了人们的真情实意。事实上秉明晚年的工作对象，他的观众和读者也主要在东方，在祖国。他最后定居在巴黎远郊，那附近有公园和森林，他约我到那林中去漫步，说那里有我喜欢的老树。我感到了他的寂寞，一个异国老人，客居海外，为祖国工作着。我认为他不如归来，就落户在嘈杂的父老乡亲中。但我没有向他建议，因这明明是徒然，人生之缘都早已被谁圈定。当我常冥想着他的归宿时，意外地提前爆发了他的崩塌。半年前我在京与他在书法班上相叙后，返巴黎前他本想偕夫人再来我家告别，并看望我的老伴。我看他太忙太累，又住得远，便劝说免了，下次再见。他也确乎太累，就接受我的意见，在电话中告别。岂料，从此，永无下次再见了，我面对着他“远行与回归”展的请柬，注视那断肠人骑着瘦马，而那小桥已断，他回不来了，魂兮归来！
